他波兰人的身份与文学才能都让我产生好奇。我习惯了伟大的记者来自英语世界，一个波兰人如何获得这样的影响？我也对于记者被低估的创造力耿耿于怀，人们总把赞誉给予小说、戏剧、诗歌，习惯性地忽略报道、散文、评论。我买过他主要作品的英译版，《皇帝》《足球战争》《帝国》《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被他的广阔性、传奇色彩，还有那致命的孤独所吸引。
从1956年第一次前往印度以来，他游遍100多个国家，其中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尤为特殊，他夸耀自己身经了27次革命和政变，40多次被关押，4次从死刑宣判中逃生……在充满暴力的陌生世界，他常孤身一人，也常陷于饥饿与恐惧。孤独不仅是身体与精神上的，还是一种身份上的——一个波兰人该怎样理解这动荡的世界？他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他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又对权力的腐化高度敏感。这些异域戏剧——很多是关于独裁与专制的残酷与倒台——都像是对他的祖国困境的映射。对波兰读者来说，这些报道既充满异域风情，帮助他们逃离现实的烦闷，又是对他们生活的映射。
“他很清楚，悲哀可以转化成思想，也可以转化为失望和沮丧、漠然和麻木。他命令在全国开展各种娱乐游戏活动、盛大喜庆活动和化装舞会。”“智者就要干脆忘掉如何思维，而在麻木中苟且偷生。”当1976年的波兰人读到这种语句时，他们不会觉得这仅仅是埃塞俄比亚的故事，它也发生在波兰。
卡普钦斯基处于一个暧昧的地带中。他是官方派驻的海外记者，他需要与官方维持恰当的关系来保住这个职位。当他在这些陷于冷战格局的地区时，他发现苏联支持的左派力量，常是这个地区的解放力量。他的看法常与他的波兰朋友不同，后者感到的是无尽压抑与停滞。
“人克服了恐惧，感到自由。没有这一点，是不会产生革命的。”在shahofshahs中，卡普钦斯基写道。他描绘的是1979年巴列维政权倒台。当团结工会运动在1980年兴起时，他作为一名著名的文化人物到场，发现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气氛。这个社会像是突然获得了一种自尊。这再次印证了卡普钦斯基长期以来的观察，突然爆发的反抗运动从来不是关于面包与工资，它是源于受伤的自尊。你被当权者一次次地羞辱，终有一刻这愤怒会转化成巨大力量。
卡普钦斯基在海外的勇敢无畏，在自己的祖国却消失了。他寄望于波兰政府自身改革，也担心倘若公然与当局决裂，就会失去海外采访的机会。他在道德选择上暧昧不清。
似乎是2011年的深秋，我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买到《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一生》。封面上，卡普钦斯基正在抽烟、表情严肃、眼光锐利，像是老电影中的间谍——性感、神秘。
我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每当心情烦闷，就翻上几页。一般是躺在4楼办公室的黑皮沙发上，我感到被日常活动所消耗，害怕丢失自己，恐惧精神上的封闭性。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我才感到人生没有虚度，也害怕那种无所附着之感，无限的自由反而变成新的桎梏。先是在剑桥，然后是伯克利，我一再地确认，我成不了那种四海为家的作家，仅仅把归属感建立于文字与思想中。我需要那种紧密的小团体，它提供家庭式的亲密感、行动时的力量感，当这一切具备时，我才能享受疏离、旁观。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卡普钦斯基有很多情人，按照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描述，这些关系都是3个月模式。在这期间，卡普钦斯基浪漫、热情、带着迷人的神秘气息，接着他就消失。他也必须消失，他要回到他正在写的书，要回到他的报道的现场——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伊朗，也可能是智利、墨西哥……
除去这即兴的情感，他还有位忠诚的、稳固的妻子，她照料他生活的一切。当他在华沙外的公路上爆胎时，他的电话会打给她，而不是道路管理中心。他必须在变化与稳固间找到某种平衡。
“他是个复杂的人，生活在一个纠缠的时代，同时处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世界。”卡普钦斯基去世后，他的一位情人评价说。
三
杰夫·戴尔遗憾于卡普钦斯基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或许是非虚构作家的某种愤愤不平，只因为他书写的是真实事件，就不如虚构出的故事吗？“他的很多报道细节被证明是失真的，是想象出来的，”杰夫·戴尔戏谑说，“那他就更该得奖了。”
与卡普钦斯基相比，杰夫·戴尔太过轻盈。他躲避危险，“如果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我也愿意成为驻外记者。我感兴趣的可能是和其他记者的聚会，当外面在闹革命时，我们在喝酒”。
卡普钦斯基寻找历史现场，杰夫·戴尔则抱有一种反事件姿态，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或许更能展露人生的本质。他可以自辩说，这是文学的冒险，乔伊斯仅仅坐在书桌前，就可以过上充满冒险的一生。
在这漫无目的的交谈后，我获得了某种释然，似乎一场虚拟的关于冒险的谈话就令人满足。我那么渴望逃离，不过是一种孱弱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