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未出现，声已传来，浑厚、富有穿透力，还带着姜文式的不容置疑。我正在看那幅老北平地图，密密麻麻的线条与胡同名，通往另一个时空。这是《邪不压正》的发生地，经由《让子弹飞》中的鹅城、《一步之遥》的上海，姜文将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站置于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一个侠客在暴风到来前夜的复仇与爱情。
研究地图也是为了去除不安。这个一推再推的采访，令我心生不满。姜文任性，他总是在一个时间确定之后，又推翻了它，不羁的心情，似乎连他自己都无能为力。而他身边的人，也乐于纵容这种任性。
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知识分子，或许还有男性身份，我对他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一方面想反抗他的优越感与骄傲和那种溢出的权力感，另一方面又对他充满钦佩。在重看他的一些影片时，我为他的才华惊叹，他如此年轻时就可以处理如此复杂多样的感受。你当然可以批评他的某些切片，却不能不惊叹他多年来创造力垒砌的高地。不过年长13岁，他好像比我多经历了好几个人生，在一个又一个经典形象和动人画面中自如穿越。
随着声音的传来，屋内气氛陡然变化。工作室和宣发公司的人顿时陷入慌乱，他们不清楚姜导将从屏风的左侧还是右侧穿过，场面失序，仿佛一场龙卷风将至。我突然想起曾看到过的一个描述：姜文在片场时像个“暴君”。
眼前的姜文不如印象中那么高，仍强壮有力，深蓝色的短袖t恤被撑满，少许的胡茬儿和鼻梁上架着的圆框眼睛又给人一种别样的气息。我们握手，寒暄，我的紧张突然消失了，刻意保持的镇定变成了真实的镇定，不知为何，我觉得这必定会是一次不糟糕的采访。
姜文表现出某种老派的周到，听闻我与张北海一起喝过威士忌，特意准备了一瓶lagvulin8年，它的泥煤味让我着迷。他还邀来我们共同的好友以使见面更为自然。不过，他主导性的风格与传闻中的一样，从寿司的吃法、伊顿公学、夏威夷的酒店管理到癌症治疗，他无一没有看法。所有人也习惯性地附和，他庞杂（未必准确）的知识、确信无疑的口气，让人不知如何应对，况且，人人也都知道与他争辩的结果。
访谈设置在客厅的窗前，我们并排坐在高脚凳上，前臂正好搭在长条案上，眼前是三里屯那些沉闷的高楼，午后的阳光正灿烂。这也是姜文的安排，他希望镜头对着他的后侧面。他把残存的威士忌倒入我的咖啡杯里，说镜头中有酒不好，访问就开始了。
我们的谈话从对时间的感觉开始。“你看，那是尼泊尔使馆，有各种塑料盆，养花、种菜。那边是沙特，他们连树也没有一棵。”姜文指着窗外说。这座涉外公寓与这些使馆一样，带着另一个时空的气息。
如何处理另一个时空，则是姜文创作中的永恒主题，不管是演戏还是导演，他都在展现一种历史意识。他却说，自己的时空是混乱的。“我没觉得时间重要，”他说，“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拍电影把自己的脑子、把时间给拍乱了。”对姜文来说，主观的感受比客观的存在重要。《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于冬天，他让人用喷火器融化掉地上的冰，然后让演员脱下大衣，穿上夏装，尽管耿乐与夏雨背后的树甚至没有叶子，“你还是觉得很热，这已经扰乱你对时间的认知了”。真实很容易摆布，主观感受反而更为真实。对姜文来说，他的人生是按照参与的电影来编排的，所谓的现实生活倒退隐了。
他还说起新电影的创作源起，对老北平的看法，对民国的理解，他的历史意识的形成……总之，历史是一种不真实，是一个借口，你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熟悉他的语气，它满不在乎，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智识与经验上的优越感。它是皇城人的自得与新贵们中心感的双重混合，一种下意识的俯视感，一种“这都不叫事儿”的劲头。少年时，我和同学们都曾刻意模仿。
我发现自己立刻被这语气所裹挟。就像马小军被那些更年长、果断的小混混吸引一样，我也希望自己和姜文来一番对答，充满北京大院子弟式的机锋。这令人愉快却也危险，彼此哈哈一笑后，往往什么也没说。比如说，我问他是否做自我分析，他说做，但比较难，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向上拽，我又问他拽得怎样，他指着自己的光头说，这不是特意把头发剃了嘛。
这种机智把问题轻松划过，也回避了真实自我。这也是姜文令人好奇之处，在荧幕上表现出的一以贯之的才华、荷尔蒙与傲慢背后，真实的他到底是何样？他是用骄傲来掩饰不自信，用冲突来消除羞涩，用不断展现男子气概来压抑住自己的男孩气吗？
当说起母亲时，姜文突然温柔起来，他对无法处理好母子关系感到无奈与遗憾。《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小军妈，《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她们都强悍有力，令儿子不知所措。这或许也是姜文对现实困境的另一种表达。当他兴冲冲地拿着中戏录取通知书到家时，妈妈只是提醒，他还有一盆衣服没洗；当他想买一套新房给她住时，她拒绝搬出平房。他的所有努力与成就，似乎都赢得不了她的心。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想拍拍他肩膀，说一声，兄弟没事，都过去了。
这个柔软瞬间转瞬即逝，他立刻又变成了满不在乎、一切皆知的姜文。他不关心电影票房、不关心观众的反应，不关心媒体的批评，不关心传统的影响，一切皆是误读，艺术家只能表达自己。
我们在“传统”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姜文以一种充沛的自信著称。他29岁前往美国，见到马丁·斯科塞斯、罗伯特·德尼罗时，没表现出任何不安，在与正当红的迈克尔·道格拉斯的合影上，身穿白色t恤的姜文挺着胸脯，带着自信的微笑。这是1992年，中国仍处于开放的初期，几乎所有中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都处于严重的“西方焦虑”中。
这自信令人钦佩，或许也会导致某种封闭。姜文很少承认他人给自己的影响，除去赞扬过于是之的表演，他几乎从未提及传统——不管是中国的电影、戏剧传统，还是欧洲、美国的电影传统——对自己的影响。他的角色被谢晋、谢飞、张艺谋所塑造，他深受《美国往事》与《教父》的影响，《一步之遥》片头更是对它的戏仿，但他总致力于传达这样一种印象：他就是他，他孤立于时间之外。只是偶尔，他承认奥逊·威尔斯是天才，因为他25岁就拍出了《公民凯恩》，而他自己29岁才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我追问传统对他的影响时，他反问说，什么是传统，是裹脚、不洗澡、卖孩子吗？当我说于是之、英若诚就是传统，他又反驳说，这在他心目中是“传奇”，是打破传统的“传奇”。我理解他的观点，又觉得他陷入了某种蒙昧。这与一代人的成长经验有关，他们的青春是在破坏，一种对传统的藐视中成长的，这给予他们一种特别的生命力，不为固有观念所困，敢于用各种“拿来主义”，尊重自我经验。可是谁也无法回避问题的另一端：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的经验就是全部经验，对更大的、可能迷失的世界心怀抵触。再与众不同的自我，最终都将进入一个传统的河流，所有人，不管你多么富有天才，都是在共同写一本世界之书。一个艺术家最成熟的阶段，不是在彰显自我，而是消除自我，融入人类文化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