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敦促银行放宽政策，鼓励人们贷款购房——比如说，贷款人无需提交所有的文件。而在过去十年内，买房的人的确大大增加了。这个泡沫在2007年终于破灭，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基金利率从1%调整到5.4%，银行提供给次级贷款人的诱人利率时代结束了。还款数目大大增加，许多人已经无法偿付了。
从这种种充满失控和欺诈的金融故事里，法古森得出一个清醒的结论：房地产所有权并非人们常说的“神奇子弹”。这是法古森对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理论做出批判的基点，后者认为，拉丁美洲的繁荣富裕之路，正在于保障土地私有权。“总之，那是土地房产和资本收益带来的非理性繁荣。”
法古森在最后一章“从帝国到中美国”令人信服地提出，正是中国人大量的储蓄投入美国国债，才使得格林斯潘能够维持那么久的低利率。在结尾处，法古森写道：
“中美国——中国加上美国——看起来是天作之合。东部储蓄，西部消费。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降低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危险。中国的储蓄降低了美国的利率。中国的劳工降低了美国的人力成本。因此，借贷才会如此容易，公司盈利也会如此丰厚。多亏中美国，全球真实利率在过去十五年里比平均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一还要多；多亏中美国，美国公司在2006年的利润上涨幅度高于人均gdp的上涨幅度……
“中国借给美国越多，美国就越想借。换句话说，中美国是这一波借贷狂潮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对冲基金行业异常火爆的根本原因。同样，这也是2006年美国抵押信贷市场现金充溢的根本原因。”
五
在历史长河中，金钱的败绩与其成功相比，显得微不足道，那只是金融创新之路上的一些插曲。然而这些插曲对于经历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却是毁灭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可以适用于法古森的讲述：
“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如果在暴风雨时节，经济学家只能告诉我们只要暴风雨过去，海洋就会再次平静下来，那他们的任务也太简单了。”
法古森当然看到了风暴，而且为此写作了精彩的篇章，但是他毫不怀疑，这样的旅程自有其价值。他笔下的“崛起”，更多的是指里根-撒切尔时代的必胜信念，而不是今天流行的对于市场表现的理性分析。同时，他也省去了金融戏剧中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是金融创新，另一方面是政府试图保护民众免受金融贪欲之害，二者之间一直在进行不懈的争斗。
有趣的是，直到“后记”——以“金钱的衰落”为标题——法古森才认真谈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所赞颂的“金钱的崛起”，和金融的极端不稳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此，他简单地提及了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还有凯恩斯）对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风险指的是各种可能的后果都是确定的，但是不确定性则是无法度量和预测的可能性，比如战争。他也认为凯恩斯这个思路是对的，即投资者为了掩饰他们对未来的无知，会求助于惯例——最主要的惯例就是随大流。
但是他没能继续这些重要的见解。在我看来，“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分别不仅对于正确理解当前的危机非常重要，而且是理解整个金融历史中“过山车般的起落，泡沫与爆破，疯狂与恐慌，震惊与粉碎”的基本点。问题是，不论如何摊开来分析风险，未来都不可能被解析为可以测量的风险。这种幻觉会蒙蔽投资者，使他们看不到一种永远存在的可能：世界有可能突然改变，把他们所有的计算归零。信贷高峰建立在房价始终上涨的信念之上，假如房价开始下跌，气球就戳破了。
法古森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是有缺陷的，但是他随即转向了“行为经济学”的死胡同，将金融演化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做了错误的类比。行为经济学宣称，我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源自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认为，金融也遵循“适者生存”的定律，这样，适合环境的公司就会生存，较弱的只好去撞墙——这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因此，当金钱的崛起被描述为自然进程时，这种道德和哲学上的天真都令我吃惊。
我想，法古森的错误来源于对金钱功能的理解并不完整。很明显，金钱不只是交易的工具，它也是应对不确定未来的一种方法。凯恩斯问，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去“握有资金”而不是花掉？是的，这是因为信心不足、对未来没有把握，人们会想要延迟消费。凯恩斯写道：
“握住现金、储存财富的愿望，反映出我们对于自己的预测、对于未来都心存怀疑……可以说，那是我们深层的动机。钞票在手，可以抚慰我们的焦虑。”
在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即使（温和的）在贬值的货币看起来也比其他资产“安全”。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没有能考虑金钱的这一面，是这本书一个缺失的维度。
法古森最终还是个历史学家。经济学对他影响过头了。在某些时候，许多历史学家觉得历史学的地位不如更精确、更工具的学科，那么，他也能“搞”经济学这一念头大概使历史学家觉得更加胸有成竹。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如此。
经济学是在数学的形式之下，提供了关于社会的独特视角。而对于数学家来说，社会是一个有缺陷的市场。它还有他缺点，比如，资源配置不够有效，市场选择的信息也不够充分。
这种观点很有欺骗性，但也很有力量，它认为缺憾背后存在着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未来完全可以被预知，也完全可以被把握。数学家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继承者，而受到数学驱使的金融创新者则是随从。哲学家们曾经试图设计人类乌托邦，早期经济学家也跟着效仿。凯恩斯可能是最后一个痴迷于建立乌托邦的经济学家。在他的随笔《给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1930年）中，他期待那样一个时代：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那是一个富足和安逸的时代，人们可以在其间培养生活的艺术。
然而，凯恩斯的孙辈们正在面临大萧条的轮回，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了新的“新政”。过去的一年内，美国政府已经投入了7.8万亿美元进行金融援助，现在它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美国大公司的董事会。奥巴马承诺说，会帮助那些失去了抵押房产和工作的人们，他也发誓会限制此前的信用松弛政策。在还没有找到经济理论的基本方向的时候，这些政策也许会帮助我们保证这一点：金钱的崛起并不会导致人类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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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一书由尼埃尔·法古森著。
艾伦·泰勒（alanjohnpercivaletaylor，1906～1990），20世纪最著名及最具争议性的英国历史学家，1961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至今仍引起不少争论。
查尔斯·r·莫里斯，美国著名的律师、银行家，2005年即预测到2008年波及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出版有《美国的天主教》《金钱、贪欲和风险》，并在《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
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1737～1794），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
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family），欧洲及至全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发迹于十九世纪初，创始人是梅耶·a·鲍尔（mayeramschelbauer），他和他的五个儿子先后在法兰克福、巴黎、维也纳等地开设银行，建立了当时世界最大的金融王国，时至今日，世界主要黄金市场仍由该家族控制。
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55～1964年，一群智利学生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学习，受教于弗德里曼，并在回智利后进入政府各部门，实践弗德里曼所倡导的自由市场观念，史称“芝加哥男孩”。
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desoto），秘鲁经济学家，被《时代》和《福布斯》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为全球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他组建的自由与民主学会，被《经济学人》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智囊团”之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思想，被喻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
弗兰克·奈特（frankh·knight，1885～1972），美国经济学家，20世纪的经济学巨擘之一，通过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和描述，较为完整地把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呈现于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