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
撰文/lesliet.chang；翻译/杜然
出去并且留下来，是为了改变命运。
一
当你碰到一个来自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妹时，你会迅速地对她估量一番。你们互相打听“是哪一年的”，听起来好像不是在谈论人的年龄，而是汽车的制造年份。“一个月挣多少钱？包吃包住吗？加班费是多少？”接着，你可能会问她老家是哪儿的。从头到尾你都不会问她的名字。
在厂子里交到真心的朋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间屋子里住着12个打工妹，在逼仄的宿舍里，最好还是守住自己的秘密。有些打工妹来工厂的时候是借的身份证，她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告诉别人。有些人只跟老乡交往，但这也有麻烦：闲话很快就从工厂传回了村子里，等你回老家的时候，三姑六婆对你挣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是否有对象等情况了如指掌。
在交到一个朋友之后，为了她你什么都会做。如果有一个朋友辞职后没有地方住，你会让她和你挤一张床，哪怕被人抓住后要罚款10元。如果她上班的地方很远，你会在好不容易放假的那天起个大早，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去看她；你的朋友也会专门请假陪你一天——这次的罚款是100元。你可能会在你并不喜欢的工厂里上班，也可能会从一个你喜欢的工厂辞职——这都是因为一个朋友让你这么做的。好朋友之间每周都会写信，但那些出来打工时间更长的打工妹们认为这种做法太幼稚，她们通过发短信和朋友联系。
因为生活变化得太快，所以朋友之间也经常闹翻。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每个月让人最高兴的一天是发工资的时候。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天也是让你最不开心的一天。让人恼火的是，在辛苦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看到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因为各种无聊的原因而遭到克扣，比如某天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或者因为生病请了半天假，或者因为工作服要要从冬装换成夏装而需要另外交钱。在发工资那一天，每个人都挤在邮局，把钱汇回老家。刚出来打工的姑娘们，非常喜欢汇钱回家，但那些出来时间更长的姑娘们则嘲笑她们的做法。有些女孩把钱存在自己的银行账户，特别是那些已经有了男朋友的姑娘们。每个人都知道哪些姑娘会存钱，以及已经存了多少钱；每个人还知道哪些姑娘大手大脚，把钱都花在了唇膏、银色的手机、心型的项链坠和许多高跟鞋上。
打工妹们总在说要走。工厂要求工人必须干满6个月，但6个月之后你的辞呈也未必获得批准。工厂会把每个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下作为押金；如果工人不经同意辞职，就意味着那两个月的工资没了，到另一个地方后一切都得重头开始。进厂易，离厂难，这种工厂生活是你在外面不可能了解的。
找到一份更好工作的唯一办法就是辞掉你手里的工作。面试会占用你的上班时间，而且新的雇主希望你立刻开始工作。辞职也是你找到一份新工作的最大保证，因为吃住的压力会激励你尽管找到工作。为了壮胆，打工妹经常一起辞职，说好一起到一家新工厂上班，但通常人算不如天算。
二
有很长一段时间，卢清敏（音译）都觉得孤单。她的姐姐在深圳的一家工厂上班，这座发展迅猛的工业城市距离她有一个小时的大巴车程。敏（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老家的那些朋友们在中国沿海各地打工，而她已经和她们失去了联系。这是自尊心在作祟：因为她不喜欢自己工作的地方，所以没有跟任何人说她在哪儿。她让自己从大家的眼中消失了。
她打工的那家厂叫佳荣电子（音译）。这家香港企业生产闹钟、计算器和能够显示世界主要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敏在2003年3月来这里面试的时候，觉得这家工厂看起来还不错：镶瓷砖的厂房、水泥大院、紧闭的金属折叠门。在被雇佣之后，她才得以入内。她的寝室是靠近厕所的一间屋子，上下铺挤了12个人；房间又脏又臭。食堂的伙食也很差，每餐包括米饭、一份荤菜或者蔬菜，还有几乎像水一样的汤。
生产线的上班时间从早上8点到午夜，加上吃两顿饭的时间一共工作13个小时，工人们一连数周每天如此。有时候周日的下午不用加班，那是他们仅有的休息时间。工人一个月挣400块，加班费几乎可以到这个数字的一倍，但钱总不能按时给。这家工厂有1000名工人，大多数都是女工——不是刚离开老家的少女就是年过30的中年女人。这里没有20多岁的年轻女人——她们是制造业的主力，所以看看这里缺什么人，你就能断定这儿的工作环境。敏一想到自己在之后的10年里，每天都要像这样坐在生产线旁边，就不寒而栗。她只有16岁。
从她进厂那一刻起，就想离开，但她发誓要干满6个月。对她而言，让自己变得能更加吃苦是一件好事，因为目前她的就业选择非常有限。法定的最低工作年龄是18岁，但十六七岁的人也能找到一些劳动时间短一些的工作。一般来说，只有根本不在乎劳动法的老板才会雇佣她这个年龄的人，敏把这种工厂称为“最黑的工厂”。
工作的第一个礼拜，敏过了17岁生日。她请了半天假，独自一人去逛马路，买了一些糖，然后一个人全给吃了。她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娱乐的。在来到城市之前，她对于工厂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隐约觉得工厂应该是气氛活泼的社交场合。“我原本以为在生产线旁工作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她后来说。“我以为会有很多人一起工作，大家一边忙碌，一边聊天、开玩笑。我以为气氛会很宽松，但实际不是这样的。”
工人规定工作的时候不许说话，否则罚款5元。要去厕所的话，必须10分钟回来，而且要得到签字批准。敏在质检部门工作，负责检查那些在生产线上移动的电子产品，确保按键正常，塑料件是否接好，电池是否装好。她不是一个模范工人，坐在生产线上的时候不停说话，还和其他女人一起唱歌。但坐在那里还是让敏觉得像是在坐牢，所以她不停地去洗手间，就为了看看窗外绿色的群山，那让她想起自己的老家。东莞地处植物葱郁的亚热带，但有时候敏似乎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由于她总去厕所，所以这家工厂制定了一条规定，工人每4小时才能去一次厕所；如果违反规定，就要罚款5元。
6个月之后，敏去找她的老板——一个20多岁的男人，说想辞职，但他拒绝了这个要求。
敏的老板说：“你在生产线的表现不好，你是瞎了吗？”
敏反击道：“即使我瞎了，也不愿意在你这样讨厌的人手下工作。”
为了表达不满，她第二天没去工作，结果罚款100元。接下来的一天，她又去见老板，要求辞职。他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继续干到6个月之后的春节放假，她就能辞职，而且能拿回工厂欠她的两个月工钱。敏的老板这是在假定她会留下来。在春节过后，工人会涌向东莞这样的打工城市，那个时候的工作最不好找。
在闹过之后，敏的老板对她好了一些。他好几次劝她考虑留下来；甚至谈到要把她提拔为工厂的楼层执事，但工资不涨。敏一口回绝，她对老板说：“你的这家工厂不值得我把整个青春浪费在这里。”她在附近的商业学校报了一个电脑班。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去晚饭，上几个小时的课学习怎么敲电脑或者用电脑画表。大多数的打工妹都认为自己受的教育太少，上课也没有用，但敏不一样。她认定，“学总比不学好。”
她给家里打去电话，说准备辞工。她的父母反对她这么做，他们在老家耕种着一小块土地，而且还有三个小一些的子女仍在念书。父亲说“你总想跳来跳去”，女孩子不应该这么浮躁。他告诉她，留在一个地方存一些钱。
敏觉得这个建议不咋地。她告诉父亲，“别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她在工厂现在有两个知心朋友，梁荣（音译）和黄娇娥（音译），她俩都比她要大一岁。在敏去上课的时候，她们会给她洗衣服。衣服总要洗，因为工人没有几身衣服可换。在下班后的那些潮湿的黑夜里，打工妹们排着长队，拿着桶走来走去，到宿舍的水池打水。
一旦有了朋友，工厂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有趣。极偶尔不用上班的晚上，这三个女孩都会不吃晚饭，去滑旱冰，然后回到工厂看一场深夜电影。在秋去冬来的时候，由于寝室没有取暖设施，姑娘们冻得睡不着。这时敏会拖着她的朋友到院子里打羽毛球，直到全身暖和可以睡觉为止。
2004年的农历新年在1月。工人只放4天假，还不够返乡再回来上班的。敏留在宿舍，两天给家里打了4次电话。假期结束后，她又去找老板，这次他放她走。当敏把消息告诉梁荣和黄娇娥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们都哭了。在一个都是陌生人的城市里，她俩是唯一知道她要离去的人。她们求她留下来，认为其他工厂的条件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是走还是留下来，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但敏可不这样认为。
她向她们保证，在拿到新工作的工资后，会回来看她们。敏拿着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背包以及工厂欠她的那两个月工资，当天就走了。她没有带走自己的毛巾和枕头被子；虽然这些东西是自己花钱买的，但她实在不想再看到它们。
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0个月，敏已经往家里寄了3000块钱，还交到了两个知心朋友。
她本应该是感到恐慌的，但在那一刻，她只知道自己自由了。
三
在卢清敏出生的那个村子里，几乎所有人都跟她是同样的姓。那里住着90户人家，在一片不大的土地上种植水稻、油菜和棉花。敏的家人耕种着面积只有0.2公顷的一片土地，他们的食物主要靠自给。
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她的未来似乎就已经确定了，那就是以农村生活的一个基本信念为核心：一家必须要有一个男孩。敏的妈妈在最终生下一个男孩之前，生了4个女儿；在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这项政策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执行并不严格。随着80年代经济的开放和生活成本越来越高，5个孩子给家里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作为家里的老二，敏也要背起养家的担子。
她不喜欢上学，成绩不好。从她记事开始，就不停闯祸。她爬到邻居的树上偷人家的李子；要是抓住了，她会被暴打一顿。她母亲让她干家务活，她总是一口拒绝。“家里这么多人，为什么让我干？”她母亲拿着一根棍子追着她跑了几百米打她。
她喜欢玩。她学会了游泳，开卡车；她喜欢滑旱冰，受了伤也不让母亲发现。“能摔的跤我都摔了个遍，”她说，“你都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摔的！”敏是父亲的掌上明珠。有一年夏天，为了卖自家种的西瓜，父亲租了一辆卡车，带着她在乡下到处跑。他们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上；这是敏最喜欢的一段往事。大多数外出打工的人，都把自己的老家与贫穷、落后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愿意说出自己住的村庄的名字。但敏来到城市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说起自己的家乡时，仍然是把那里当成一个美丽的地方。
在90年代后期，为了给几个孩子挣学费，敏的父母都外出打过工。她的父亲在沿海的一家鞋厂工作，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又回去了。之后，她妈妈也外出打工一年。敏在老家附近的一个镇子住读，但每个周末要回家给爸爸和弟妹做饭洗衣服。
在她老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敏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她的大姐贵敏到东莞的一家工厂打工。没多久，敏没有通过高考，父母考虑让她也出去打工。贵敏打电话回家，劝他们还是让敏念书；她在工厂挣的钱，可以给敏交学费。父母同意了，让敏到一家两年制的职业高中读书。这使她成为了全村受教育最多的人之一，甚至比为了帮助家里而牺牲念书机会的贵敏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