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单向街》：/b生活的网络又改变了。
b许倬云：/b我们这一代已经如此了，我做教授，交流谈话的对象不在我对面房间，在全世界。以色列的、东京的、巴黎的都有。有问题发生，我一个电话打过去，或者发个邮件过去。我们组织会议，不是我的同事跟我见面，而是不同国家的人聚集在一起。现在我们还开网上会议，苦就苦在要半夜起床。
b《单向街》：/b可是放在您说的这种乡村建设上……
b许倬云：/b乡村建设到一定地步，使得在本乡本土工作的人可以经常在一起。他在本乡本土有邻居，有朋友，生活稳定和谐。不像安徽小青年跑到北京打工，想家想得哭啊。
b《单向街》：/b我觉得像江南这一带还比较容易。但是比如说西北西南那一带，因为资源上的不平衡，是不是要相对困难？
b许倬云：/b如果乡村社区建立起来，这些一样可以实现。不管在西北哪里，他有他的地区协调，有他自己的学校、报纸和种种需求，他也开大卖场，当地有什么资源就做什么活。
b《单向街》：/b这应该是很长期的建设过程。
b许倬云：/b说长也长，说快一代就可以做成，三十年间就可以完成。日本人侵略台湾，1915年开始设糖厂，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糖厂一直存在到1960年。
这糖厂的社区，从种甘蔗开始，甘蔗是为糖厂种的，农夫接受糖厂的合约，肥料和种子由糖厂供给。农民种、收割完，糖厂用车子来装，用轻便小铁路搬运。这样的社区，农民基本上跟工厂是互依互存的关系。工厂本身也有员工，有工程师，有管理人员，有学校，小图书馆，还定期放电影。农民农闲之余自己组织好多活动，包括宗教活动。糖厂四周就像一个小城市一样，也有很好的道路，很好的住宅区，农民住自己家里，附近有农民自己办的合作社，也有农民办的小银行。
这个社区从1915年开始建设，到真正成形是1940年代，三十年左右。要不是太平洋战争的话，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以这个例子来讲，台湾南部，全台湾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民是靠几十家糖厂过日子的。现在完了。现在因为糖业竞争，台湾糖价下跌，这是其一。还有，台湾迅速都市化，整个生产系统改变，但是台湾今天的农村不像农村，农村成了都市的延长线。全台湾基本是一个大都市。
b《单向街》：/b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以后建设的重心是应该在乡村？
b许倬云：/b将来是全国一起建设，造许多小型都市，一个大都市要靠卫星城来维持，每个卫星都市旁边有社区，要这样子。社区里面可以很和谐，你有邻居、有朋友，不至于漂。
b《单向街》：/b比如说中国传统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建造人际关系，现在可以是以社区？
b许倬云：/b对。这是一次全面的改造。
b《单向街》：/b类似的社会组织形态在古代的民间也有存在过吧，比如说道教？
b许倬云：/b历史上最厉害的道教是白莲教，不要小看它，白莲教的内容很丰富。台湾民间的道教教派，有一派你不能忽视的，叫一贯道。人很多，一贯道是读儒、道、佛三家经典。它因其水平而异，大学生读高深的，中学生读一般的，普通人读善书，像《太上感应篇》之类。它没有自己的经典，就是儒、道、佛三家经典。
b《单向街》：/b那它重要的是？
b许倬云：/b重要的是静心、静口、静身。静口，吃素；静身，保持好的生活习惯；然后静心，心要静。这是最基本的。第二是，回到原点，世界本来是空的，“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白莲教的口号）。原来是空的，所以不要去追寻那些以为是实在的东西。这本来是白莲教的口号，是中国秘密宗教很长以来的内容，从佛家、道家两个合起来得出的。这个真正的渊源，还更远，跑到中亚西亚去。静口、静身，静心，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但对你的生活就会有影响。身体自然慢慢地变好，心里干干净净。简单易行，响应者众。你在台湾看，素菜店，素食店，十一点以后开饭，十一点以前，很多人上班前都来做个祷告，晚上七点以后，又有夜场来祷告。
在台湾，一贯道人数少说点400万，台湾2300万人，占了六分之一，很不简单。这里头有知识分子，有普通人，有贩夫走卒，有小农民。他们也做善事，但不以功德为想，而以自修为想，他们也会反省。
b《单向街》：/b这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
b许倬云：/b对，由一个家到一个支，再到一个斋堂。每个斋堂里面，如果有人生活艰难，疾病困苦，他们负责帮忙。这个组织不简单，它是经过一些内部的清理才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是天津传过去的。1949年以前，中国河北、山东、河南、北部中国农村里面都有。它的源头很早，我一直将它推到宋朝。它就是民间的一个信仰组织，社区社群互助合作，农村里面，患难之际大家一起帮助，同行同业互相帮助。很多现代的东西我们的传统里面本来就有啊。
b《单向街》：/b有很多人讨论说，中国现在礼崩乐坏，没有了自己的价值观，没有神，也没有敬畏……
b许倬云：/b我们不要神，我们价值观的重建的基础在于人跟人之间的尊重。人尊重自己不难，但是将心比心，我不要人家骂我，我也不会骂人。
四
b《单向街》：/b您觉不觉得在大陆，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这样的东西都破坏了？
b许倬云：/b这可以慢慢来，在台湾也是一样。20世纪60年代很难，我为什么70年代非跑美国去不可呢？是被赶出去的嘛。
b《单向街》：/b是因为当时您说了一些不合当局规范的言论？
b许倬云：/b不但一些言论，常常有。本来我在台湾读书工作挺快乐的，但我就是喜欢说很多话，弄得鸡飞狗跳。后来出去做访问学者，台北的长辈就给我讲，许倬云，你先不要回来，好好在那里呆一阵再说。但是，我还是要说话，写许多文章上报刊，不只我一个，当时许多人写文章，慢慢就把气氛改变了。台湾的改变是靠报纸，渐变，我们慢慢地一点点地拿下。
b《单向街》：/b您是亲身经历了台湾的文化运动过程？
b许倬云：/b亲身经历嘛。所以我才觉得事情并非不可为，当然台湾地方小，大陆地方大。可是，不是不能做啊。
b《单向街》：/b您当时有没有觉得太难了？
b许倬云：/b有。但是我们不只一个人，有两大报纸，有许多杂志，无形中大家构成一个共同力量。
b《单向街》：/b台湾的知识分子，50岁以上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很强。
b许倬云：/b中国地方大，有才有志向的人很多，我对你们三四十岁这一代人很看好。我今年78岁，我对大陆出去的同辈人，很同情，他们经受的苦难、蒙受的压力太大了。海外的朋友说，某某学者怎么那么没志气，那么畏缩，我说你经过他那些事，你还不如他。但是，近三四十岁的人没有这种畏缩，不要着急，一步一步走，锲而不舍。
b《单向街》：/b我们也一直很担忧，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面，会不会有一个恶性循环，教育不出好的人才来做这样的事情。
b许倬云：/b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真正好的人才，从来不是在教育体制里面教出来的，都是自己学出来的。天下没有教育体制教得出头等的人才，教育体制教的都是庸才凡人，真正有出息的人都是自己学出来的。天养得住，人养不住。
b《单向街》：/b但是这样我们可能还要努力默默地做一段时间。
b许倬云：/b对，一代接一代。我们从25年前看今天，中国多大的改革，二十多年前你能坐在这里跟我对话吗？
b《单向街》：/b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历史教育怎么样？
b许倬云：/b不行。你去街上看看，像我写过的《万古江河》，有第二本没有？
我写这本书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可读的东西，我不要再去记录朝代、皇帝、祖国的光荣，我要摆开看，老百姓过日子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想。我的书里没有一个英雄人物。我只希望抛砖引玉，这本书出来后，我的同行也会做类似工作，《百家论坛》出来就是有这个需求。但不幸的是讲《百家论坛》的人不晓得老百姓要什么，他是以讲故事、说书的方式来讲的。他并没有认真地想我要把哪个信息传给百姓。所以我觉得于丹《论语》讲得蛮不错的，至少大家听得懂，这就不错了。她没自己的见解，可她懂《论语》就行了。我们还是需要很多像她这样的人。
b《单向街》：/b可能要这些积累的工作做到一个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思想上有创造的大师。
b许倬云：/b不要找一个大师，要找一堆人。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
b《单向街》：/b那您怎么看“五四”的？
b许倬云：/b“五四”是一个该有之事，但不该做得如此浅薄。他们完全不懂启蒙时代衍变的过程，“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好像是从天下掉下来似的，“德”“赛”都是人的阐述，“德”是神跟人的关系，人是神所创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赛”是天地之间大的规律，二者都有希腊的影子。
启蒙时代的民主，美化了雅典政治做幌子，科学来自希腊的数学观念。其实亚里士多德是割裂的，不是统一的，是陈述不是分析，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启蒙借古代的幌子，来反教会，反贵族。他借尸还魂，借尸创造魂。
b《单向街》：/b那也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b许倬云：/b太冒失了。他们在美国读书，在欧洲读书，尤其是胡适，我很多地方佩服他，但开风气不为先，他对我也很好，但是我必须说，他是非常粗浅的人，没有好好读书，人聪明，抓到一个东西就可以用，但是浅薄。
“五四”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浅薄，造成了学风浅薄，思想界的浅薄，从“五四”到现在，梁漱溟是真正认认真真想问题的人。
b《单向街》：/b只有梁漱溟吗？
b许倬云：/b梁漱溟是了不起的。熊十力是想拿佛跟儒斗在一起，但是熊先生没有顾虑到西方主流，你不能假装看不见它。钱钟书是知识渊博，你看他《管锥编》，你看不出他的中心思想，他也没有一个系统的，他不想跟人说明一个事情，他在讲自己渊博的知识面。他是无锡人，我老乡。他的爸爸是个很保守的传统学者，传统文化读得很好。钱钟书聪明，什么都喜欢，但没有整理出一个系统来，他也不想整出个系统来，可能也是避祸。
b《单向街》：/b其他的呢？
b许倬云：/b余英时，我非常佩服，他写的每一本书都有内容，都有旨标，很了不起的，我们这一代就属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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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1930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1986年，他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许倬云著作等身，不但在中国文化史、社会史和中国上古史等领域有精深造诣，同时也娴熟西方历史，更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著有《求古编》《iancientchinaintransition/i》《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近40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