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如此庞大的人口习惯在网络世界获得资讯、购物、调情、交友、游戏、表达主张时，这个国家会变成怎样的新面貌？它变得更自由、开放与丰富了，还是滑向了另一个方向？
身经那个匮乏、封闭的年代的人，会欣喜于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仅仅依靠几份报纸、杂志和中央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国家，信息的垄断也越来越困难了，一个不知名乡村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关注；网络给很多人提供了长期饥渴的社区感，家庭的纽带、单位的人际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但很多人在豆瓣网上对一本书的探讨，汽车论坛上对一款车的钟爱，发现了共鸣，分散的人群重又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体验到公共舆论的力量，不知名的普通人借由网络达成共识，并将虚拟的力量转化成实际的行动，他们走上街头，终止高污染的化工项目，与强大的地产商讨价还价……
但是在互联网世界，每有一个厦门px项目事件，就会有一个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现——她是我们的julia吗？。我们似乎刚刚看到了借由网络生成的公共舆论的进步力量，又同时看到这种力量变得不可节制、低俗化。一种趋向已经展现出来：一方面在网络上聚集的舆论力量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进步，它经常是即兴表演式的，是围绕着媒体象征的短暂炫耀，参与者迅速在喧闹中获得满足，没有兴趣关注其持续性变化，即兴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会运动，它是碎片化、单一化的；另一方面，人们放纵自己的情绪，使得公共空间迅速私人化，一场私人争吵、一种个人情绪，有可能迅速占领整个网络空间，人们加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群体游戏，这个世界迅速的低俗化，越来越浅薄……没人再抱怨信息太少了，而是经常被淹没到信息的烟尘中，并倍感焦虑。我们觉得自己的注意力、感受力，都被切成了彼此不相关的一小段，能够被把握住的仅仅是瞬间的感官快乐。
三
我带着浓重的怀疑论来参加dld的会议。清晨，我沿贝尔街穿过卡尔广场，扫冰车正在修复露天冰场。接着是纽豪斯大街了，这个超过700年历史的城市的主要商业街。店铺尚未开张，橱窗里的衣服、玩具，贴满了打折标签，不知是经济危机已经到来，还是传统的打折季节。路人们裹进深色的大衣里，匆匆而过，脸上毫无表情，正如这冷峻的天气。
圣母大教堂并列的洋葱头式的铜制拱顶，也清晰可见，刚才，它们一直被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中，仿佛宏伟的教堂的确是通向天国。红色的砖墙、绿色的拱顶、笔直的线条，是15世纪的后哥特时代的遗迹。它是这城市的最高建筑，在内城，不管商业大厦多么具有雄心，也不允许超过这个高度——一百米。三天里，它一直是我的路标。
这座城市有很多故事，它曾是僧侣的城市，是啤酒和烤猪肘子的城市，也曾是悲观的预言家和不满的野心家的城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这里写下了《西方的没落》吧，正好是90年前。经过世界大战折磨的欧洲在这样悲观的预言中，找到了快感异常的共鸣。也是在这座城市里，落魄却野心勃勃的二流画家希特勒奇迹般地兴起。
一旦你进入会场，所有对历史感伤与追忆，都消失了。到处是闹哄哄的谈话声，台上的人在说，走廊里的人在说，数码相机的按键与电脑的键盘响个不停。所有人都在谈论自己的设想，所有人都在迅速把场中这一刻上传到他的blog上，以和自己朋友网络分享即刻的在场感。
我多少想起了鲍德里亚对美国文化的刻薄评价。“在美国，唯有生产出来的或表现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他在那本著名的《美国》写道。在他眼中，欧洲文化是其反面——“而对我们欧洲人来说，唯有可能被思考或被隐藏的东西才有意义”。
倘若，鲍德里亚的判断准确，那么慕尼黑的会场一定是美国的主导。最重要的演讲嘉宾，和弥漫在会议中的气氛，都是美国式的，或者是美国的技术文化式的。人们像blackberry那样交流，从这个交谈对像到下一个，从这个会场到另一个，不断丢失掉耐心。
他们分析与表达的速度都特别块，但是大部分时刻，像是同质信息的不断出现。互联网给予我们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变得更公开、更透明，昔日的权威被推翻了，我们和全世界分享知识与情感，并使分散的微薄力量，转化成新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些陈词滥调在杰夫·扎维斯身上得到了最佳体现。
他是个清瘦的老人，脸部和身体都窄窄的，落腮白胡子茬未能增加他的成熟，反而是一种更要表现自己的青春的证据。在他主持的一场论坛上，他跳上跳下，不断提到他刚刚出版的一本书《google会做什么？》
“昔日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条条大路通google”，他在40页写下的一句，或许概括全书要表达的一切。倘若马克思用阶级斗争，熊彼德用企业家精神、格瓦拉用革命来作为切入世界的角度，那么对杰夫·扎维斯来说，google是这个新世界的枢纽。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甚至个人的身份，都要以此展开重新组织。“如果你不能被搜索到，你就不会被发现。”他在40页写下的另一句，似乎为个人身份提供了新的定义。从前，人们需要通过思考来界定自己，而现在则是搜索。
翻阅这本250多页的书，是一次再典型不过的浅阅读。他用说明书的方式写作，每段话、每个句子，再没有任何暧昧的、让人多思一秒的可能。那么多口号式的小标题，你只要读完它们就足够了。他也毫不隐晦自己群体性写作的方法，把内容贴到博客上，然后根据读者们的反馈不断地自我修正。总之，写作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像对待一份产品，是各方协议的产物。
“我听够对新技术的歌颂吧”，一个高大的男子站起来，“你们记得吗，希特勒兴起的时代，也是新技术所代表的大众媒体兴起的岁月，只不过那时是广播、杂志。”这句质疑，像是突然闯入的不和谐音。正是工业革命的高潮，传统的宗教、社区结构被拆毁了，人们被孤立成一个个原子，公共精神的消亡，个人独特性的结束，导致了极端主义的广受欢迎，因为人们能在其中放弃独立思考，寻找到归属感。那个时代，世界也因新的交通、通讯网络与贸易而连接在一起，人们也认定自己了解更多的新知识，比前人所知更多、更广。但是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希特勒的独裁还是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这一切都像是对浅薄的乐观主义的一记重击，进步并非不可避免，但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一项技术能够给人类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那自以为是的自信，经常是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技术经常许诺使个人更强大，但却经常导致个体的更孤立与弱小。
真可惜，我错过了周日夜晚blogger们在著名的霍夫布劳豪斯啤酒馆的聚会。这家紧邻玛丽亚广场的啤酒馆，始建于17世纪，曾出王公贵族们专用之地，直到19世纪才对公众开放。现在，它已是游客必到之所，它以巴伐利亚的欢快乐曲，胸脯饱满的红裙女招待，啤酒还有猪肘子闻名。
不过，在历史上它最闻名的一刻来自于20世纪20年代初，希特勒经常在此发表演说。这些标榜世界主义的blogger们或许没兴趣重提这一插曲，技术是面向未来的，它没兴趣回望过去……
四
julia每天都将自己在达沃斯的照片还有短片，传到她的博客上。她在滑雪，他和杰夫·扎维斯在著名的高空酒吧，看得出她神采飞扬，这是互联网革命的新佐证，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给她这样的边缘者提供了跻身于这最上流社会的机会。这里到处是著名人士，她要拉着他们一个个的合影，再告诉全世界——“igotthem”。她因此而著名，并希望继续著名下去。她创办的那家网站叫nosociety——没有社会，只有她自己。
五年后，我们还会记住julia吗？这个行业的残酷之处是，你以多么快的方式成功，就会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互联网上众声喧哗，人人都在表达，但所有的声音又都差不多，它们太容易彼此替代与掩盖了。
马克·安德森（(markandreessen），netscape（网景）公司的创办人，开发navigator浏览器，被誉为“因特网的点火人”。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的开创人。一战期间，他隐居于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内，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
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1929～2007），法国社会学家及哲学家，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等命题方面卓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