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孙歌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这样一个有花香有阳光的地方和大家交流。刚才跟单向街几个年轻的朋友聊了一下，我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空间，它有什么功能？他们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公共平台。我非常看中这个词，我觉得“公共平台”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受控制地、进行自我训练。
我确实是一个不太正规的学者。在日本，我基本上是作为政治思想史学者跟日本的同行交流，但是回到国内，其实我不太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地方，所以很多人说我在挂羊头卖狗肉。但这是学院和学术的现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把学术分成了非常细非常窄的学科，你如果不用某一个学科的方式来操作，就根本没有地方安身立命，我想这是今天中国每一个学人都在面对的问题。
可是现实社会的状况，历史的状况，都不是一两个学科可以处理得了的。很多问题是在学院学术的领域之外，那由谁来承担？所以，我觉得像单向街这样的平台和公共空间，如果在中国社会多起来，而且这个空间里的主体是自由人的话，那么对于知识的思考和使用，会在中国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这是我个人的非常大的期待。
现在我言归正传。为什么我要谈“日本想象”，而不是谈“日本”？
其实中日关系走到今天，我想每一个愿意动脑筋的中国人都会有很深的忧虑。比如日本首相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如果中日关系紧张了，那么整个东北亚的格局就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现实中有很多的导火索，哪一个导火索一旦被点燃，那么所有的紧张关系，可能就引发战争，那我们怎么办？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恰恰不是这些具体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些问题，当我们使用“现实”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怎么想象。当我们说日本的时候，有没有哪位朋友想一想，我们说的“日本”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稍微追究一下的话，就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关于日本的讨论，未必是关于那个现实存在的日本。我们讨论的是我们对日本的想象。
可能有朋友就问了，那我们的想象跟现实是不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那大家可以想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经历过“非典”，我们也都经历过、看到过反日游行，那是不是现实呢，肯定是。可是如果我们坐在一起来说，好，这个现实是什么？你会发现所有的叙述都是不同的，为什么呢？这个世界非常大，我们每个人活动的空间又非常小。你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怎么把握一个大的事件？我们借助什么呢？主要借助传媒。传媒生产的信息其实就是一种想象。大家不要以为想象是坐在板凳上捏造，想象是对一个你要表达的对象所进行的取舍，我们所说的现实，其实都是取舍之后呈现出来的意象，我们很难说，那个意象就等于那个发生的事。
如果承认这样的分析，那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麻烦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关心日本问题，那么，日本问题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有可能我们面对的是很多不同的想象？——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拒绝一些想象，或者接受一些想象。另外，真实的日本是不是只有一个？我曾经做出这样一个提议：我说我们现在想象的日本是单数，但我建议大家把日本想象成复数。
实际上，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社会，还是我们身边很小的场所，所有的真实都是复数的。当讨论一件事情时，你必须有取舍，你只能在某个结构、某个脉络中讨论真实，换一个脉络，你说的可能就不那么真实。所以我们讨论“日本想象”，而不是说讨论“日本”，这更像是一种自我限定。
接下来，我想谈的就是我们今天怎么看日本，怎么去想象日本。当然，我能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想象。我想谈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说电影《东京审判》，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导演非常有责任感，而且电影浅显易懂。我没时间去电影院，所以就想去买一盘vcd回家来看，我去正版的店里，发现他们居然卖光了，这是非常让我高兴的一件事。
这部电影也提供了一个想象，对于东京审判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想象。电影是怎么想象的呢？它告诉我们说，东京审判是一个由美国人主导的，由美国人来排座次的、代表了正义的审判。而中国代表由于据理力争，使得这次审判不只是以英美为主导，中国人的愿望也得以申张，最终使得日本战犯受到了惩罚。
作为一部电影，我觉得它无可指摘，而且它有某种启蒙的功能，但是作为历史叙述，它的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我说它不准确？因为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以单独作为一个要素被抽离出来，我们不能说历史上确实发生了中国法官梅汝璈争中国代表的座位次序这件事，我把它拿出来，就代表我是在讲历史。历史必须在结构里面来谈，而且结构是每一阶段的历史发展的那样一个力学关系的综合。
其实“结构”这个词很有问题，因为它让我们想象，什么是结构，就是盖房子我们要有脚手架，要有钢筋水泥，可是历史里面的结构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象历史的结构的话，我们得说他像飘在海里的一张网——飘在海里的网是什么意思，海水在动，不断地动，网在海里也在不断地动，动来动去就有一些鱼就游进来了，游到一定程度，网就收起来了。网有形状吗？有形状。但是这个形状固定吗？不固定，它一会是圆的，一会儿是方的，一会儿是长的，一会儿是扁的，可是这张网每时每刻都在动，它的关系也在调整，而且它有连续性。
这只是一个比喻，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结构。“东京审判”也是在这样一张网里，那么排座位、溥仪来作证，包括后来中国的审判官和印度审判官之间的辩论……这些问题在局部意义上都是真实的，它相当于那张网上的网扣，但网扣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当他们结成了网，并在海水中动荡起来，这些网扣才发生意义。这就是我说的结构，而这个关系在历史里面是看不见的，这是最麻烦的。所以我说历史真实是我们必须要很谨慎地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历史里面的这个网扣那个网眼并不是固定在那里，你得跳到海里去，想办法去接近这张网，而且最后你发现，你接近的可能只是网的一小部分。
“东京审判”这个事件在结构上是一张什么样的网，我还不敢正面来谈，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这方面深入的研究。我只能就我了解到的情况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状况。
第一个问题是，东京审判为什么要持续两年？两年中那十一个国家的审判检察官和律师到底在干什么？事实上这两年中，除了大量地搜集资料、阅读资料，每位法官都要写一个自己的判决书，另外，还有非常多的辩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英美法合法性的辩论。为什么东京审判到了最后，会有那么多国家的检察官反对审判结果，他们主张日本战犯无罪，这对中国人来说包括我自己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几乎接近半数——他们要支持日本战犯无罪？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判断，首先它是一个法律上的判断。这个问题我觉得将来会有国际法的学者出来研究，我现在也在呼吁，希望国际法，特别是亚洲法领域的朋友们能够研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严肃地谨慎地对待那段历史。
第二个问题是，这次审判忽略掉了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处理东北亚或者是东亚的“二战”战后问题的审判里面，朝鲜半岛是缺席的，所以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朝鲜慰安妇和朝鲜雇佣兵的问题，在“东京审判”里是被遮蔽掉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2002、2003年我们有一个新闻人物王选，她一直在做细菌战的诉讼，可东京审判为什么要忽略细菌战的审判？东京审判中谈到了南京大屠杀，但为什么要回避日本人当年的细菌战？我们现在到天坛公园去看，天坛公园这样一个中国古文化的圣地，当年就曾被日本人改成细菌实验室。另外，细菌战的受害者现在在中国各地还有幸存者，他们还在痛苦地挣扎，谁来给他们伸张正义？大家知道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说法叫“爱国卫生运动”，为什么卫生要跟爱国连起来？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展开了细菌战，他们整个的技术、数据和资料是从那里来的？是从日本细菌战的细菌部队那里来的。这部分资料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被美国完全垄断，所以日本细菌部队的头领石井次郎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被无罪开释。
接下来还有，大家知道，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经常使用一个词叫“圣战”，汉奸管日本军人叫皇军，这是什么意思？日本人是为天皇而战，当时的裕仁天皇并不是现在的象征天皇，他有实权，而美国为了有效地掌控战后的日本，所以他们故意给天皇免罪，天皇这个最大的罪犯反而无罪。这个决定是谁做出来的？是东京审判的结果。接下来一步一步，是在日本建立象征天皇制这样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原子弹轰炸今天来看，这应该是反人类罪里面最严重、而且也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在东京审判里面，这一部分虽然被提出来，但因为美国人当时任审判长，就被驳回，这一部分就没办法审理了。可能在座的中国朋友，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日本活该，谁让他们发动战争的？这是非常朴素的感情。但如果你要严肃地面对历史时，你就要面对法律的公正性。原子弹给日本带来的伤害，成为整个日本战后社会重建的一个基本伤痛。这个伤痛甚至影响了日本左翼在战后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的努力，而右翼正好利用这一部分来重新整合日本国内最保守的、最狭隘的民族主义。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东京审判结束以后，美国合理合法地进驻了日本，紧接着发生了朝鲜战争，而朝鲜战争对中国大陆形成的威胁，我想现在因为有一些很优秀的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只要找一两本书来看，就能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由于美国顺利地进入了日本，带来了战后东北亚的冷战格局，那么日本的问题无论是从东京审判那个时候开始，还是从东京审判之后的战后处理问题，一直走到今天，其实一向是和美国绑在一起的。日本为什么能够迅速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很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对我说，是因为他们发了两次战争财：第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二次是越南战争。日本作为美军军需物品的生产基地，作为美军的军事基地，他没有军事预算了，同时大发战争财。
那么，这样一整段的历史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网，需要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比如说从法学、从政治学、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大规模的合作研究，我们才能够精准地看懂这段历史。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历史上的东京审判和电影里给我们的东京审判是不太一样的事件，现实的历史结构和电影中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谈到《东京审判》这部电影，是为了想有一个共识：当我们去想象日本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角度，有虚构的也有历史的，而关于历史的想象也是各种各样，不得不承认，我们对日本的想象是非常贫乏的。当然，我们也能看到整个社会的进步。比如我听到过不同的声音，并不是单纯的反日，更多的是疑问，日本为什么是这样？我相信这样的疑问正越来越成为日本想象的核心问题，而“反日”我觉得会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如果仅仅是反日，我们没办法认识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
b提问：/b据说，日本当年二战时期的老兵都是有抚恤金的，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战争，作为公民他只能服从国家义务，这是民间的通常想法。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日关系之所形成现在这样一个胶着的状态，是不是跟民间的思考有很大的关系？
b孙歌：/b先看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如果沿用一个大家比较习惯的，也是当年毛泽东的分类，叫做“左中右”。但其实一直到“文革”结束为止，我们通常使用的是二分法，就是把日本分成政府和人民。大家都知道，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时候，周恩来要求日本必须在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协议上写上这么一条：向中国人民谢罪。他说如果不这样，我没法跟人民交代。我们为什么要放弃战争赔款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被迫去赔偿，他们的人民要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周恩来实际上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给苏联还债的痛苦经验，我们不愿意日本人民再遭受这样的一个经验。文革的时候实行的是这种二分法。
但是跟日本具体接触多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二分法不够用。因为日本政府并不是每一届都是右的，比如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中，田中角荣有过很多努力，田中内阁对中国是采取比较友好的政策的。另外，甚至包括中曾根康弘这样一个相对右翼这样的首相，也有过谢罪的正面的表示。而日本的老百姓也是分很多种的，我们可以说有多种多样的声音，比如说你看报纸，像《朝日新闻》是左派的，《产经新闻》是保守派里面偏右的，还有一些杂志是极右的，然后像《读卖新闻》《每日新闻》这样的报纸，是属于应和老百姓的生活趣味，政治上你不知道他有时候会往哪边歪一下。
这样一个多元的声音群体，对社会结构是不是有影响？其实仔细考察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曾经和大江健三郎先生一起聊过，大家知道大江先生在日本发起一个叫做“宪法第九条研究会”，是一个发动群众阅读宪法和保护和平宪法的组织，但是大江先生他很坦率地承认说，日本左翼其实没有能够真正地影响日本社会，右翼是不是就真的能影响日本社会呢？其实也不尽然。日本有一个组织专门负责编写新教科书，他们曾经篡改日本历史的。我在东京教书时就问我的学生，我说你们怎么看这个教材？一个学生的回答非常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些右派是在胡说八道，他们说没有南京大屠杀就没有了？当然有！我们只是觉得多少年来左派老爷子的教条我们听腻了，所以现在换个说法也挺好玩儿的，我们也就看看，并没有真信。我说你们的态度好象不太负责啊，你不去批教科书派，那日本要是真变成了一个右翼社会，你们没有责任吗？那个学生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不认为这种教科书真会有多大影响，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不行，我们现在等待的是一个既不是左派不是右派的第三条可行性的路能够出现。
我觉得这个学生的态度非常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沉默的多数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有两个特征：一是他对左右的分类不感兴趣，其实左派对日本社会没有太大的影响，右派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真正的右翼基本上都是恐怖分子，好战分子，日本老百姓喜欢这个吗？当然不喜欢。事实上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派了军队到伊拉克，当时整个日本反战的呼声很高。所以很多日本人跟我开玩笑说，其实你们中国人完全可以放心，日本人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打仗。当然这只是日本老百姓的看法，日本有没有能力打仗？它当然有，一旦宪法第九条被取消——实际上即使不取消，日本军队已经合法了。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再打仗的话，不需要打游击战了，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你只要去按电钮就行了。但老百姓并不支持，老百姓希望和平，日本老百姓战后60多年的历史中，他们已经适应了和平的生活方式，在多数老百姓心里，其实不愿意再承受一次战争。
那么，中日之间究竟应该怎么样来沟通？日本人是不是能够理解中国人，中国人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日本人？其实我不是很有把握。我接触的一些年轻的中国朋友，大家对日本是有几个相互分裂的想象。第一是说日本人很危险，他们随时会有军国主义出来；第二说日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程度很高。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我们不太细想，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政治社会的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问题都是一个有机体。那么就得问了，当民主制度和军国主义结合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民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法西斯？这就都变成了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