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我们的时代，对故土的留恋常常被视作一种不必要且落伍的感情状态，只有那些脆弱的移民者才有。我甚至敢说，对于很多移民异地的人，乡愁也常常伴随着恐惧——对不确定的恐惧，对未来的挑战的恐惧，对不再自信的恐惧。乡愁在多数情况下，与某一种特殊的移民有关，即流亡。正如萨尔曼·拉什迪在小说《羞耻》总写道：“我们知道地心引力，但不知这力量来自哪里；要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留恋自己的出生地，我们要假装自己是树，而故乡是根。看看你的脚下，你不会发现那里有木头结子长出来。有时候，我觉得根是一个守旧的谜，为的就是把我们栓在一个地方。”
对于今日多数的流亡作家，去一个新的地方让他们更加的脆弱。他们无法依靠过去的成就，只能在新的环境中挣扎。在《抵达之谜》一书中，奈保尔通过契里科的一幅名画，尖锐地形容了一个作家的窘境。刚刚抵达地中海码头的人，在废弃的街道和市集上游荡，穿过陌生人，进入神秘的大门，抵达寺庙的内部。最终，冒险让他筋疲力尽，也逐渐忘了自己的人物，他要“回去码头周围，找他的船，但他不知如何做到。”奈保尔写道，“我想象了一些善良人的宗教仪式，他会不经意地加入，却发现自己就是计划中的牺牲者。在危机时刻，他会遇到一扇门，打开，发现自己就在最初到达的码头上。他得救了，世界就像他记忆中的那样。只有一件事不对。没有桅杆，没有帆，古董船已经开走，这个旅行者已经活完了他的生命。”对于这名陷于困境的旅行者的描写，奈保尔其实是在写自己对于英国和英国文学的抵达，比喻所有那些偶然或被迫离开、并永远回不了故乡的移民者。他们的船已经开走，留下他们自己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地方，他们要想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过着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与自由同时而来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带着背叛的苦楚，自我怀疑、迷惑造成的孤独感，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想方设法地活下来，或者，若幸运的话，做出一点成就。
奈保尔对作家窘境的描述是诗意的，尽管语气尖酸。在现实中，他们的挣扎更加痛苦，令人发狂。在给妹妹卡姆拉的信中，奈保尔写道，“你会知道，我留在英国就是写作：你要同情、鼓励我。让我回到特立尼达付清债款，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而且会令我们长期痛苦。如果我能做出什么大事来，我们都会受益。请耐心等我，求你了。我过得并不轻松：我没有挨饿，但我时刻都在担忧对你的责任，并且对自己感到羞耻。”奈保尔恳求他妹妹不要和他母亲一样让他回家赚钱还债，并让妹妹给他寄钱，支持他秘密地写作。他早些时候这么对他母亲说：“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如果我这辈子都在特立尼达度过，我会死的。”他指的应该是，他的祖国会令他的精神死亡，而讽刺的是，是他的祖国给了他去牛津读书的钱。在他求妹妹支持的时候，他已完成两本书，但还没有出版商愿意接手。他才刚刚开始写作，仍需向他的亲人证明他的文学才能。对大多数人来说，这跟求爱失败是一个道理。
奈保尔和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有什么不同？索尔仁尼琴被禁，被流放，并赢得了诺贝尔奖。与林语堂有什么不同？林语堂在去美国前就以英文写作而著名。而对奈保尔来说，赢得家庭的肯定都很难，更不用说他的祖国了。“祖国代言人”的想法对他来说是疯狂的，移民去英国后，他与祖国已明显疏远。奈保尔这样刚刚起步的时候，只应该想着怎么好好写作，得以出书，才能活命。任何其他的抱负都是奢侈的。
[五]
我仍然记得我第一次读到奈保尔的《大河湾》，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那是1992年的12月末。三个月前我在我第一本书的序言中写到，我要为不幸的中国人发声。那时我在纽约参加现代语言协会的会议，看能不能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在此以前，我已找了两年的工作，都没有成功。去见那些面试者时，我脑中一直盘旋着这个段落：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队蚂蚁，你会发现其中有些蚂蚁是迷失了方向的。队伍没有时间等它们，只有兀自前进。那些落伍的蚂蚁会死掉，但这并不会影响整个队伍。尸体周围不会有任何慌乱，它们会被抬走——它们看起来真轻。伟大的忙碌仍在继续，那些显而易见的行为，比如两个去往不同方向的蚂蚁见面打招呼的仪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是一部小说的开头，作者在哀悼惠斯曼教士的死亡，一个收集非洲面具和雕刻的比利时传教士。这行为既可以被解释成保护土著文明，也可以说是掠夺土著文明。他的死亡就像河中的一块鹅卵石，出现了又消失，而河水依然流动，就像蚂蚁不会因族群中一只的死亡而受到影响。对我来说，奈保尔的文章抓住了个人和集体关系的精髓，这个段落是如此地刺痛我，因为像我这样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一代都被灌输了相同的思想，要相信你和你的祖国有一个隐形的合同。作为公民，你就要为国家服务。国家会照顾你的生活。但在美国，在这里，你要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工作，才能保证桌上有食物，要学着像一个独立的人那样生活。
奈保尔的小说感动了我，我为此写了两首诗。一首是“过去”，另一首如下：
在纽约
在金色的雨中，
我在麦迪逊大街上步伐沉重，
背负着字句。
它们来自于一页纸
写着一个人之于其族群
是渺小的，
就像当一只蜜蜂死去，
蜂巢依旧轰鸣。
我背上的字句
侵蚀着我
直到它们渗入我的骨缝——
我成了另一个人，
孤独地游荡，
不再相信幸运
或遇见朋友。
没有智慧能够像
霓虹灯和红绿灯那般闪亮，
但确实有字句能像
金钱，像黄色出租车，
像窗台上的肥鸽子一般真实。
当我在曼哈顿城中游荡时，这些字句就在我脑中回响。我对自己是“祖国代言人”这个身份开始产生怀疑。渐渐地，我发现这个雄心壮志的愚蠢。
奈保尔在他的散文《两个世界》（itwoworld/i）中提到：区分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身份，和写作者的身份，是非常必要的。他引用普鲁斯特早期作品《驳圣伯夫》（iagainstsainte-beuve/i）的段落说，写作的人已经和平常人不同了。第一眼看来，这种反对作家社会职责的说法看起来不是疯话就是假话。有多少重要作家用他们的笔推动了社会正义？又有多少被认为是人民的良心？有些甚至还要拯救一个国家的灵魂。假定的前提是，做一个好作家，你要首先是一个好人，这样作家和公民身份才能合二为一。
但若仔细想想，普鲁斯特和奈保尔的确是对的。就像索尔仁尼琴和林语堂这样本着良心的作家，都只能是因为他们写出了经典的文学作品而被自己的国民接受。他们一生的社会职责都被人忘却了；书中的东西都与他们写作的自身相分离。他的社会角色是第二位的，与他是不是作家无关。
在一些场合，我说过我要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要自断后路？”或者，“干嘛跟成功过不去？”我会说，“我的心已不在那里了。”回想起来，我决定从写作中撇去当代中国，是想要放弃我曾经赋予自己的代言人身份。我必须学着独立，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
我并不是说作家就该住在象牙塔里，只做艺术。我崇拜纳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在她散文《终极姿态》（itheessentialgesture/i）中写到的那些作家，他们既是作家又是社会活动者，他们的艺术能够反映当下的动态。在我32岁，开始严肃的写作之前，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作家。在我大学教书的头8年，我从未在教室中用过“艺术”这个词，尽管我一直在写诗歌和小说，但我怀疑写作是不是艺术，更不用说它的价值、它的政治性、它的独立性、它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我全心同意戈迪默的说法，“作家应不仅仅是作家”，更要对他的人民负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被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walcott）在《飞翔号“纵帆船”》（itheschoonerflight/i）的句子深深打动：“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是一个国家。”但是，当我继续写作，作家的终极姿态应是社会人这个说法使我迷惑。今天的文学作品对社会变革影响甚微。作家能为之奋斗的，只是一个人的声音。
作家为谁说话？当然不仅仅是为自己。为一个群体？为那些不肯听进去的人？毫无疑问，作家需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与压迫、歧视、不公正相抗争，但这样的姿态只是第二位的，他要意识到自己的艺术在社会博弈中的局限性。如果他的作品并不被认为是艺术，那么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纵观当代历史，东方与西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没有被文学标记的空白地方：种族灭绝，战争，政治剧变，人为的灾难。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数百万人遭到迫害，数万知识分子被发配到穷乡僻壤，在那里死去。但从这个灾难里没有衍生出一部经典的文学著作。受害者都是中国社会上最有文化的人，幸存者也由于年纪太老，无法写出好的作品。很多被迫害的“右派”都同时是作家和社会活动者，一些人仍然在写诉状、文章、组织会议。但没有一个经典的文学作品留存，他们的痛苦会逐渐在集体回忆中淡去。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家，能够顺应当下的社会需要，创造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把记忆保存下来。是的，保存是文学最重要的任务，它能与历史的遗忘症搏斗。在马金尼（andreimakine）的《我的俄国夏天之梦》（idreamsofmyrussiansummers/i）中，作家思考着如何才能够保存记忆：“那些人（忙着写他们个人回忆的俄国人）不懂，历史并不需要那些数不清的小古拉格（集中营）。只要有一个被公认为经典的独立纪念碑，就足够了。”这是在说，作家不应仅仅是一名记录者，同时也要是历史经验的锻造者。
作家应通过他的艺术之路进入历史。如果他为一群人甚至一个国家服务，这服务本身应是个人的选择，而非社会强加于他的义务。他要用自己的原则，在他自愿选择的时间和空间里做这件事。不论他是何种角色，都要时刻牢记，作为作家的成功或失败都只是在纸上决定的。这才是他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马可波罗桥（marcopolobridge），也称卢沟桥。此处指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詹姆斯·奥古斯丁·阿洛伊修斯·乔伊斯（jamesaugustinealoysiusjoyce，1882年2月2日～1941年1月13日），爱尔兰作家和诗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尤利西斯》（1922）以及《芬尼根的苏醒》（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