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三个多月才有第一次。因为当时不愿意嫁给他。感觉挺伤心。哭了一夜。
树则是因为换亲，对丈夫没好感，心里觉得委屈，一开始不愿意跟丈夫过性生活，她说：
第一次是19岁吧。有嘛（什么）说的呀，你这是问起来了。光记得结婚以后，过了好几天，才在一起。又赶上换亲，反正觉得挺委屈的，感觉被他欺负了，就自己哭，不说话。他吓坏了，给我擦眼泪，叫我“妹妹”。我想起俺哥也这样对他妹妹，就不哭了。
灯也是因为感情问题，一开始对性生活有抵触情绪，她对这个问题先是不回答，沉默许久后说：
俺俩没嘛（什么）感情。结婚前，他喜欢过他初中的一个同学，人家考上师范类，毕业又分到乡中学教书，非农业有工资，人家看不上他这个农民。他心里委屈。和我订婚也是家里逼着他去的。结婚过后好长时间，俺俩一直分居。后来公公病了，他不在家，是我伺候的。他回来时，俺们才在一起。就那样吧。农村人结婚前都没感情基础，结婚后现培养，想培养成嘛（什么）样就培养成嘛（什么）样，想培养多深就培养多深。
绘画/岑骏
[三]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生活在一种禁欲主义的社会气氛中，人们对性知识的学习和了解是比较艰难的。农村女性是如何获取性知识的？她们如何理解性行为？在对待性话题和性禁忌时，她们与男性的态度是否相同？她们是否遭遇过性侵犯？在观念保守、信息闭塞的农村，是否存在非主流的性现象（比如同性恋）？
在对性事的了解方面，农村孩子虽然信息渠道较城市孩子少，但并不比城市孩子了解得晚，了解得少。这是因为，几乎所有被访问到的后村女人，童年甚至少年时期都还和父母同睡一个大土炕。而这个给整个家庭带来温暖的大炕，就成为农村成年人完成性事和青少年了解性事的所在。
全家人同睡一个大土炕（少数是大床）的现象很普遍，这既和住房缺少有关，更和农村冬季取暖方式有关。冬天到来，一般家庭家里只生一个煤炉，做饭要靠这只炉子，冬季取暖也主要靠它。煤炉有一条烟道与一墙之隔的土炕相连，热气从煤炉出来，在土炕抗体中的暗道中回旋一圈，再经由墙体中的烟囱排到室外。一般一个核心家庭，冬季只有一个热炕，这个家庭自然而然的睡在一起。但被褥是有区别的：一般父母共用一条被子，子女（不分性别）共用一条被子。
孩子半夜醒来，偶尔会撞见父母夜间的“活动”，父母间不同于白日的声音或者奇怪的动作，给孩子一些朦胧而新奇的印象。这些印象，多多少少会使孩子联想到神秘的性事，而这些印象和信息，会很快在与同龄孩子们一起玩耍时得以交流。通过交流，孩子们验证并深化了自己最初的猜测。
所以许多农村女孩虽然不明白性是什么，但很早就知道，在夫妻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仪式。这种仪式和生育有关，并且是隐秘的、见不得人的，但人们又乐此不疲地进行夜间活动。而她们对性知识的了解，正是通过夜间的发现和同侪们的交流、模仿获取的。
村妇燕，31岁，在了解到我们的调查情况后，她很认真地说起小时候和同伴们最爱玩的“过家家”游戏，她说：
玩过家家时，我们就是模仿大人们的行动。男孩当爸爸，女孩当妈妈。衣服里装进一整块砖，然后取出来，就说“生孩子”了。还有的时候，在场（指打麦场）里玩，有时候就到麦秸垛上玩，六七岁的男女小孩，一会儿男孩子把女孩压在身下，一会儿女孩把男孩压在身下。其实，只是模仿大人的姿势，不知道大人们究竟干了嘛（什么）事。小孩子们就是好奇这事，虽然谁压谁一会儿，没带来嘛（什么）好事，就是干这个事本身，让小孩子们心里很刺激、新鲜。
在后村，20岁以上的女子，几乎无一例外地童年与父母（或祖父母）同睡大炕，只有到一定年龄（一般是10～12岁），才自己独居一室，或者与同辈的姐妹、兄弟同睡一室。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供给宽裕的家庭陆续安装了土暖气，女孩结束与父母同睡大炕的年龄提前了几岁，但与长辈同睡大炕仍是童年必经的一个阶段，一个值得注意到现象是，女孩往往比男孩提前两三年结束与父母同睡大炕的经历，女孩比男孩早熟可能是原因之一。
农妇英说到她在少年时代最害怕的事情：
我们全家人睡在一张床上，我小时候看的书多，了解精子、卵子的事，我那时候最害怕的是，爸爸或者哥哥的精子会顺着被子爬到我身上，害怕它们钻进我肚子里。
后村人谈及性事，一般会顾忌女孩在场，但却忽略男孩。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后村学龄前的男孩，夏天几乎都是光屁股的，而女孩从出生就得至少穿个短裤。几乎每位妇女都有过拿自家和邻居家小男孩生殖器开玩笑的经历，但没有人对自家和邻居家女孩的生殖器官开玩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女孩的家人会非常生气，会骂街，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在西方基督伦理框架下，性总是正确和错误、正常和反常、善行和罪恶等评价联系在一起，性总是和罪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农村，性却处于一个混沌自然的状态，它一般只同人品的高尚卑下、正派下流有关，人们对性的看法往往同羞耻感联系在一起。
性及性事，如果男孩了解得多，大人们会怀着善意甚至窃喜的心理呵斥这个男孩“真坏”，但并不影响大人们对男孩的印象，反而会高兴地认为，这个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了；如果同样年龄的女孩对性或性事了解得多一些，那么大人们会吓得变色，认为这个女孩思想不健康，并马上产生“作风不好”的联想。如果是自家女儿如此，父母会大骂她，并勒令她以后必须远离这些想法；如果是村里别人家女儿如此，就极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女孩未来的婚嫁，除非这女孩考上大学，远离后村，到城市中去生活。
村里的时尚女人永，回忆起自己何时变得与身边的人不同时是这样说的：
上初三时，发下课本，有《生理卫生》，我正翻着看，同桌大呼小叫地说，你看这个干吗，听说那书上讲小孩是怎么变出来的，还讲小孩在妈妈肚子里怎么长的——可真恶心死了！你怎么看这个！我一听她说这个就来气。我傻，坐在教室里看，她们聪明，嘴里说不看，背后比谁看得也多。
农妇军在提到自己少年时的一个同伴时，念念不忘这样一件事：
上小学时，邻居家的姐姐，大我一岁，在一起上学，我们常在一起玩，有天大人不让我和她玩了。因为大人们听说，那个姐姐有一次穿裙子，里面没有穿裤衩。人们认为她作风不好，也不让我跟她玩了，怕跟着学坏。（那个姐姐当时十二三岁。——作者注）
在这种男女双重标准的熏陶下，农村人认为，男孩是“皮实”的，不易受坏影响的，可以早些了解性事，而女孩是易受坏影响的，不该了解性事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农村女孩了解性事的过程要比同龄的男孩更为隐蔽，性事对她们来讲自然也成为具有更多神秘色彩的禁忌话题。
[四]
按照几率，只要存在一定数量的人群，就应当由一些性倾向异常的人存在。后村的女人里也有几位女同性恋者（自己认同女性，喜欢女性）或女易性者（自己认同男性，喜欢女性）。
一位是很t（女同性恋中的男角）很“锃”（方言，指有勇无谋、行动冒失的楞头青）的萍，萍的情形兼具同性恋和易性特质。
萍姓王，在村里算是大户。她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家里排行老三，从小就是那种很中性的女孩，短短的头发，身材矮胖，皮肤黑，性格偏执。小学五年级时，她到邻村读小学，认识了班主任琪。
琪那时三十来岁，性格爽快，身材高挑，教了萍两年。在萍到乡政府驻地读初中时，琪被借调到乡政府做干部。
琪开始收到萍的信。每封信都不称呼“老师”，而是称呼她“姐姐”，字里行间是思念、想念。琪读信时面目尴尬，她的同事们就抢过信，大声念，内容多是：“姐姐，我想你啊。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在乡政府前面摆个小摊卖东西，这样可以天天看到你。”“今天晚上我又一次骑着自行车来到你家附近徘徊，我多么希望你能恰好出门，能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每天放了学，同学们都飞奔回家，只有我孤独地在路上，我骑车总是很慢很慢，多么希望你也下班回家，我们可以同路一会儿……”在同事的爆笑中，琪只好红着脸解释这是个女学生写的。琪不断地收到这些信，以致她不得不到学校，找到萍的班主任，委婉劝说萍“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琪也曾很纳闷地问萍：“你想见我，都到我家门口了，为什么不进去？”萍低着头不说话。而让琪最不舒服，最不理解的是，每次站在琪面前，萍就站不稳，身体总是无意识地扭来扭曲。
琪把困惑讲给几个人听，这些人当笑话说给许多人。萍减少了对琪的纠缠。她的成绩越来越差。上初二时，学校来了个女实习老师，虽然长得很丑，但歌唱得很好。那时快开亚运会了，大家一起唱《亚洲雄风》，学校里还要举行歌咏比赛。萍也喜欢唱歌，她学得最快。那时候，她下了课常和这位老师一起练习唱歌，也教同学们唱。不久，女实习老师任务结束回校。萍失落了很长时间，还给女老师写了许多信，但一封也没有寄出。
萍在初三那年辍学回村。19岁时嫁到离村很远的外乡。但同年，她把后村的另一个和她关系不错的女孩，介绍到了那个村，两人在那个村里做起了邻居。
据村里人讲，她们两人关系一直非常好。两人的老公外出打工时，萍就下地干两家的活，而那个女伴，就在家洗衣做饭照顾两家的孩子。
有丈夫和这位女伴在身边，萍不会干家务活，至今不会蒸馒头，不会纳鞋底，而这些是农村女人必须学会的基本技能。她丈夫曾经到后村对丈母娘抱怨：“平时也不知道她把换下来的脏衣服藏刀哪里，我一洗衣服，她就抱出一大堆来让我洗！”
村里人们用“锃”来形容萍。因为，萍有力气，有胆量，大大咧咧，她现在市场开着拖拉机，拉着一满车石油气罐，像男人一样到周边的村里吆喝换气做买卖。
还有一位女同性恋者——孤独“楞怪”（方言，指又大又笨的大块头）的春。春姓周，周家的女孩在村里表现平常，不受重视，但她却吸引了全村人的关注——因为春大概是后村有史以来长得最高的女人了，据说她身高1米8，体型瘦高，胸部平平。人们纳闷她怎么长得这么“楞怪”。她性情孤僻，极少与人来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春到了婚嫁年龄，但是她那过高的身躯，怪异的举止，让人们畏惧。后村女孩多在十八九岁订婚，20岁结婚。春到了二十四五也没找到婆家。更让人们奇怪的是，春根本不想找婆家。她说她接受不了男人。人们认为春不是有毛病，而是作风不正——没有试过男人，怎么知道接受不了男人？看来她肯定是试过，所以才这么讲。
人们像看怪物一样看她，家人也时常对她打骂，她就搬到村边的砖窑住，砖窑是她的一个堂兄开的，荒废了多年。春就一个人在那里过了好几年。直到27岁左右，她终于嫁了出去，男人身高仅1米6。村里人形容：春伸开胳膊，她男人挺直腰板能从她腋下走过去。
春嫁到婆家不久，就当起了“神妈妈”（即通灵的巫婆），并且专看妇女病。她看了许多妇女隐秘处的病，但时常听说有病人把她赶出家门。
春不足30岁时，后村热播着一个消息：春上吊死了。
再过几年，绝大多数村民就把春淡忘了。
这个凄婉的农村同性恋女孩的人生就像一朵只有一季生命的花朵，匆匆地开放，然后悄然凋谢。像这样无声无息凋谢的生命之花还有多少呢？它像一首悲伤的无调的歌曲，又像一声深深的叹息，是对社会监控个人行为、个人快乐的一个无声的抗议。
福柯对18世纪以来西方出现的性控制机制做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这个机制包括四种话语：赋予儿童性的特征；将女人的身体性征化；对生殖加以控制；对不规则性行为进行精神病理化。这些话语通过教育、医学、人口统计和经济学得到贯彻，以国家机构为后盾和支撑物，尤其将目光瞄准家庭。它们的作用是将这些形象和知识模式散布和“植播”到个人、家庭和机构中。福柯认为，这一机制使性不仅成为老百姓所关心的事，而且也成为国家关心的事；更准确地说，性变成了一件需要社会整体和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接受监督的事。在这一严密的监督之下，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将感到无形的压迫，最终窒息。而一个更加合理和人性化的社会应当是具有多元价值观的、宽容、仁慈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丰富的充满差异的人性将得到自由伸展的空间，禀性各异的人们将能够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在这样的社会中，萍和春这样的人才能拥有她们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权利，得到自我的完全实现。
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主义评论》。见《女性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