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芒注重各种细节，她每天都在想，这个活动应该是什么样，她想出一个新东西就要立刻实现，这是她这么多年能成功的原因。”徐宁说。2012年5月，芭莎艺术在香港举办了艺术之夜，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邓文迪等知名人士、机构、香港藏家都会到场。“这个活动在香港，比内地操作难度大得多，同时它的规格又很高。工作人员已经非常辛苦。”
但就在开幕的前几天，苏芒在同一个酒店里参加了另一个晚宴，与艺术之夜更符合国际礼仪的“长桌”不同，这个晚宴使用了“圆桌”。她觉得非常完美，立刻要求团队修改全部方案。当得知改成圆桌需要增加60万预算时，市场部的人感到无能无力，不敢自己面对苏芒的他们叫上了徐宁。
苏芒听到后一下子就崩溃了，她指责他们，“你们动不动脑子!我去哪找60万，你们什么事都让我想办法，能不能承担点责任？”她突然一下哭出来了。
“我认识她七年，第一次看到她这么哭，她以前都是因为感动，比如讲完某个话，或者慈善夜成功结束时，但这一次我看到她真的是出自一种绝望和无助。”
“事实上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她就是这样，对每个细节太注重。她问我，刚才她是不是失态了，我说你确实失态了，她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老板如果做这一件事让你这么不开心，你为什么要去做呢，我其实想告诉她，她其实很累，很辛苦。”
但很快，苏芒又回到了她原来的价值观中，在一次中层会上，苏芒跟所有人说徐宁批评了她。
“她不是说我做得不好，而是把这件事当作了一个工作态度，觉得我敢这么去说她，她觉得特别好，她希望每个人都这么做。……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吸引她的，就是她要做得比别人好，包括这个晚宴，她当时的崩溃也是因为她可能已经在同一个地点参加过一个晚宴，她能看到我们的东西不如别人好。”徐宁说。
超越
2012年的慈善夜苏芒筹划了九个月。对于任何一个追求卓越的人而言，邀请一百个明星都让人心生畏惧。8月26日，苦于如何筹办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的苏芒去国家大剧院看了一场王潮歌执导的《印象国乐》。
那时距慈善夜还有一个半月时间，负责这场活动的公关公司已经准备了三四个方案。“这些都不对，我要的是改变，现在没有做到本质上的改变，他们就是把一个方舞台换成长舞台。”苏芒说。
王潮歌是一个擅长用那些宏大景观渲染情感的女性导演，《印象国乐》则来自她对中国民乐演奏者在现代遭到冷落的不平。
这场演出中，王潮歌并没有只是让演员们演奏乐曲，还让他们开口讲述自己的命运。当观众们途经售票口、剧院大厅、长廊、电梯与咖啡厅时，所到之处皆能看到民乐艺术家的表演：管乐演奏家与他的妻子，一个笛子演奏家以音乐向对方告白；二胡演奏家诉说了自己从小学二胡，如何因二胡而安身立命的经历；琵琶演奏家携学生等依次登台表演……以感性的个人化方式，讲述演奏家与音乐之间的真实故事。
42岁的苏芒出生在济南的一个古筝世家，五岁不到时，苏芒便被逼迫天天弹奏这种乐器，“就跟家长逼弹钢琴一样，它培养了我很大的耐力，但我一直很不喜欢。”苏芒说。15岁那年，因担心偏科严重的女儿考不上大学，苏的母亲通过关系让她比同类人更早尝试高考，“想考一类大学分数又低的就是音乐学院，否则我不可能来到北京。”比起枯燥的乐器，苏芒喜欢的是浪漫主义文学。在大学时，她开始写爱情小说与诗歌，一种“年轻人一听就明白”的爱。
这种对民乐者命运的渲染令苏芒回忆起了自己作为古筝演奏者的遭遇。“你可以去歌厅，可以去夜总会，你可以去看电影，也可以去跟朋友吃饭，为什么来看一场国乐表演呢？其中一个人说他吹笛子已经30年了，另一个人说他下辈子还要吹笛子。”这种迫切的呼吁一下子让苏芒“热泪盈眶”。
当晚朋友圈里，苏芒用一段长长的现代诗式的语言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今晚，在国家大剧院，听王潮歌和中央民族乐团创作的《印象国乐》，从五岁开始学古筝的那些似水流年，翻涌而来……我生长在音乐里的前20年，已如隔世之远，箜篌、筝萧、琵琶的琴弦……流泪听琴声，不堪少年!它是那笛箫绵长的悠叹，筝圆浑的悠颤，紧紧的琵琶密密麻麻，我那民乐里的少年……我放弃了你，你却永远在我心里，从没有离去。
相信共鸣并擅长利用这种情感力量符合苏芒一贯与世界或他人的相处方式。苏芒常常把自己做杂志的动力归结为第一次去美国培训与当时cosmopolitan的主编见面时的场景，当对方看着她的眼睛告诉她“做杂志是要帮助人”时，苏芒从中获得了力量。“这句话深深刻在我的心里。”苏芒说。也是从那时起，苏对她所从事的事业开始保持惊人持久的勤奋。
gq的主编王锋曾是《时尚先生》的主编，当谈到和苏芒的交往时，他回忆起的是苏芒说自己会常常一个人在家夜里看庄子和古诗词，读到泪流满面。
在为《印象国乐》哭泣之后，苏芒在一周后的一天忽然意识到了这里有她所需要慈善夜达到的情感力量，她应该邀请王潮歌来执导芭莎慈善夜。
就这样，王潮歌在把第十一届芭莎慈善夜的舞台变成了一本翻开的书，整场慈善夜将被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展开，就像一场戏剧，苏芒、李冰冰、成龙、沈南鹏等戏剧中的角色将作为这场舞台剧里的演员登场，以声情并茂的诗朗诵诵念着自己的慈善经历以及与《芭莎》的故事。
而穿着红色礼服的苏芒，则要从一个十米左右高的舞台上，在一群少数山区民族少女的搀扶下第一个走向观众，舞台在这时开始呈现出风雪交加的氛围。
“你们已足够有名，也已经足够成功，为什么现在还牵挂着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去帮助一些贫困的人呢？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大家心里都有一颗慈善的中国心。”苏芒表情真诚热烈，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亮，雪白的牙齿被精心打理过。
来之前，苏芒在《芭莎》12月刊拍摄现场绘声绘色地为章子怡描述过这个场景，随后，她朗诵了这段台词。坐在化妆间镜子前，章子怡皱着眉头听完后问苏芒：“我能指导下你吗？你能不能不要把所有的调都往上扬，你不能一直往上，要有抑扬顿挫。”
戏剧与亢奋
全世界的奢侈品界都是一个极度戏剧感的地方，苏芒和她的《时尚芭莎》尤是。
作为一本时尚杂志的主编，无数刚来到中国的公关公司想要拜访苏芒，如何让她抽出时间约见则需要运气。其中一家公关公司预先快递来了一个loewe的手提包，当拎出这个包时，苏芒像一个被哄开心的孩子一样跟助理说：这个可以接见，这个可以接见!
10月15日是苏芒生日的前一天，由于生日当天苏芒要飞往巴黎参加曾梵志的画展，时尚圈的品牌和她的下属决定在这一天为她献上礼物。当她得知正在她的办公楼下拍摄徐克时，苏芒从办公室的花海中拿起一盒玫瑰决定前去探望。
“真是碗大的玫瑰。”苏芒在电梯间里情不自禁地对她的编辑们说。
在堆满了各色甜品和糕点的徐克化妆与换装的房间里，苏芒把鲜花递给了他。
“您这一部3d真的更细致了，”她这么评价《狄仁杰2》，“我代表我们办公室送您这束花，真的很美丽很美丽!”苏芒说，“让您开心一下!”
“碗大的玫瑰。”她的编辑在一旁立刻补充。
“我很少收到花，尤其是玫瑰花。”徐克有些尴尬。
“我们也这么想的。希望您一切顺利!”苏芒一直保持微笑。
“那我先来试一下，免得到时候进不去。”徐克指了指那些衣服。
“是是是!您在那边休息休息。这束花很美的。那我们上去工作了，我们照个相可以吗？谢谢谢谢!祝您成功!”苏芒说完走出了化妆间。
经过摄影棚时，她看到了地上铺满的样衣，铺满了十几平方米的地板，“好大的卡司!”苏芒再次情不自禁地赞叹。
“你经常会和别人说祝您成功吗？”我问她。“没有啊，刚才实在忘了该说什么了。”与以上的所有对话一样，苏芒不假思索，毫不在乎。
与世界上所有依靠独特性格闻名的时尚杂志女主编一样，苏芒同样擅长制造戏剧效果，这种戏剧效果让人们对她产生向往，乐于讨论她的行为。关于她的这些讨论时而轻浮、拜金，时而充满幽默感、感染力，以及一种让人喜欢的少女般的可爱。
在时尚圈关于苏芒的传闻中，有一则发生在《芭莎》刚刚创刊时。快过年了，一个美术编辑因加班过久，女友在楼下威胁要和他分手。苏芒知道后，立刻把这个女孩叫到自己办公室，不断表示自己的歉意，接着，她打开一柜子的化妆品再次跟她说：真对不起。你想要这些东西吗？随便拿!
苏芒喜欢强调这本杂志和她拥有的一切是她和编辑们共同的梦，那些物质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有编辑进入她的办公室时，她常常戏剧性地指着那些化妆品与奢侈品作出保证：这些都是你们的，我为你们而工作。
不过，与安娜·温图尔因优渥而导致的冷漠与疏离不同，苏芒的戏剧感来自于她的兴奋和乐观，擅长与下属缔造一种共同的事业，以及一种为事物赋予迫切意义并让你感受到其真诚的能力。这种乐观就像每一个处在这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一样。
李冰清曾经是《时尚芭莎》驻上海的编辑，“她当时看我写的一些稿子，”李冰清那时刚从学校毕业，“但当另一本杂志也说要我时，她突然变得很紧张，她那时正在度假，就让编辑部主任一个个电话打过来，问我为什么不来《芭莎》。”
第一次接到苏芒电话时，苏芒用她的方式激励李冰清，她认真地告诉李：从此之后，这本杂志南边的大门就由你来掌管。这个铿锵有力的信任发出时，她们甚至还没有见过面。
“她永远都觉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她的一个特色。”李冰清说，“不过作为新人，你会因此特别有斗志。”
《时尚芭莎》在2001年创刊，在那一年，苏芒带领她的团队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办公室里辛苦工作。当时，elle、cosmopolitan已进入中国很多年，作为后来者，他们必须更加努力。
而作为时尚集团的掌门人，刘江把苏芒看作是“单纯、认真、对时尚热爱的，她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特别愿意追求新事物”。刘关于苏芒最清晰的回忆是在《时尚》刚刚创刊时，下班时飘起小雪，“她会跳着走路。”当内部一个师傅邀请大家包饺子的时候，“她的热情马上就会被点燃，又弄馅，又擀皮。她有品位，对好东西充满渴望。”刘江回忆。
1992年，《中国旅游报》的记者刘江和他的同事吴泓辞职创办《时尚》，刘江当时希望把这本杂志做成康泰纳仕集团的vogue，“那本杂志最好，广告最多。”
大学毕业之后，不喜欢弹古筝的苏芒一心想要从事文学工作。不过，没有一家出版社、报社愿意雇用她，为了留在北京，她只得去了武警文工团。当有人打电话告诉苏芒有一个草创的杂志时，苏芒成了最初加入“时尚”的七个人之一。
在一开始，苏芒并未如她所愿负责内容，而是被安排去拉广告。不过，苏并不认为这是丢人的，“我很自豪，就像一个穷人的孩子要养家糊口那种自豪感，就觉得自己可以承担。”苏芒说。
作为一个销售，苏芒的表现很快让刘江惊讶。“她去国贸，当时有一个品牌的老板在外面，说赶不回来，苏芒就问，你今天会不会回来，得到肯定回答后，她就在那一直等了六个小时，”很快，刘江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房地产的广告，她一去就谈成了，我们需要一个餐厅的广告，她去谈成了，我们需要一个信用卡的广告，她也谈成了。”
不过在27岁那年，勤奋的苏芒还是遇到了第一次职场危机。那一年，她有了孩子，当时，集团承诺她将被提升为cosmopolitan的主编，负责梦寐以求的内容。
“我星期天生孩子，星期五才休息，”苏芒回忆，当她休完三个半月的产假再回来时，她发现自己的办公桌已经没有了。
“她非常厉害，回来以后没发胖，又充满活力地投入工作。但那个时期我们压力非常大，从客户来讲，丢一个都不成，丢一个可能变成亏损，多一个可能就是有微利。我临时让别人做了她做的事，她很失落，我很直接地告诉她，我没办法。”刘江回忆。
《芭莎》创刊的前三年对苏芒而言是最艰难的时期。她那时担任三个职位：主编，广告总监，出版人。“老板让我找广告总监，但我找不到比我更好的，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想多做一点，我要确定我的杂志最前面的品牌是迪奥或香奈尔，不容马虎。这样一做就做了三年。”
芭莎刚刚创刊时，苏芒有四年的时间一直失眠，“别人会不断地质疑你，各种问题让你就是日思夜想也找不到解决办法，你睡不着。”
那段时间，苏的床头一直放着一个本子，在漫长的失眠的夜里，苏芒不开灯在黑暗中想到什么就不停写出来，直到疲惫不堪睡着为止。
徐宁是《芭莎艺术》的主编，苏芒曾经告诉他自己甚至晚上做梦梦到的都是工作，“而且梦中的工作可以和白天接起来，”徐宁说。“比如说睡觉之前这个工作做到这一步，做梦的过程中，就在梦里继续往前推进，早上起来再往下走。她就像一个很勇猛的猛兽吧，但她不会伤害别人，她眼中没有任何人，就是朝自己的目标去抓动物。”
直到现在，当苏芒认为有人帮助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时，她仍会表现出一种夸张的亢奋。
一个朋友提醒她对图片投入过高而对文字投入不足，他建议苏芒，你能找最贵的摄影师，也应该去找刘瑜这种最好的作者。苏芒一下子变得非常振奋，她不断感谢对方，称赞对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让对方十分惊讶。“很多人当听到别人建议自己什么时，他们都会想很久，但苏芒不会，她会立刻表现出她的亢奋。”苏芒拒绝困惑或停滞不前。
“我觉得如果我不在亢奋状态中，我就不是在最好的状态里，”苏芒说，“我相信如果你的手是握着拳头的时候，你的底气是顶出来的时候，你有爆发力的时候，你有激情的时候，你的灵感也好，你去说服别人的能力……你调动自己一切的能力，高度专注，那个效果特别的好。”
因为太专注，苏芒在采访中表示，她相信自己已经具备一定“法力”。
去年三亚搞活动时，忽然暴雨倾盆，苏芒的员工打电话劝她使用第二套方案吧，苏芒说，没有第二套方案，雨必须停，“然后我就真的趴在地上开始祈祷，用全部的专注力，然后雨了就停了。”苏芒专注地看着我。
还有一次是去年慈善夜十周年，那天橙色警报，到了四点多忽然下起大雨。苏芒想这不行，因为外面全是大电视，几百万的音响。“别笑话我，”苏芒说，“真的是水泥地，我啪就跪下来了，必须要停，一定停，停下来，我在做慈善，十周年，我在做慈善，在做慈善，一直在那里，差不多有二十分钟，等我站起来出去的时候雨就停下来了，”苏芒说。最后很多明星走的时候对苏芒讲，来的人都是怀着善念来的，都是很重要的人，巨大的善意聚在一起，雨就不下了。这让苏芒非常受鼓舞。
《时尚芭莎》成功之后，2008年，苏芒开始了她激进的扩张。在这一年，她要再做一本《芭莎男士》，而在“芭莎”全球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本男性杂志。
“当时没有一个人同意，不同意？那我不要钱也不要人，赚了钱是公司的，赚不到5000万我什么都不要，先骗着公司让我做。”
在今天，harper'sbazaar在中国早已超出了女性时装杂志的范围。除了母刊《时尚芭莎》之外，苏芒还创办《芭莎男士》等其他三本杂志，这些新类型在bazaar的国际体系里前所未有，这极大改变了既有规则，中国的芭莎成为了版权输出国，在《芭莎艺术》被创造的三年后，全球随后出现了八个版本。
当谈到苏芒身上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亢奋时，刘江把它归结为在不断成功之中人对自己选择方向的认可和信心的加持。“这种兴奋越来越强烈，”刘江说，“做一个事情就这样成了，用这样的方法，再做一个事情又成了，对人的信心，这是一个增强。”
2008年8月，大量品牌因北京奥运会加大广告投放力度，那个月，《时尚芭莎》的广告收入达到了历史新高，2700万，全体员工非常振奋。
在当时芭莎办公室的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圆形茶几，那是这个空间里所有人的视觉中心。在一个下午，苏芒拿着那本九百多页的杂志，踏着高跟鞋兴师动众地走到茶几前，她把杂志重重地摔在了上面。巨大的声响引得所有人侧目，人们都扭过头等着看她下一步要做什么。
她的身后站着一个已工作近十年的资深员工，两个人就像精心排练过一样，当苏芒把手伸向后面的他时，他从钱包里拿着一张一百元人民币，递给了她。苏芒随意翻到了杂志的一页，拿着这张人民币在上面比划了四下，恰好拼出了一张纸的面积，然后说，“我想印钞机也不过这个水平吧!”
洗脑
9月10日，苏芒的时间表上一共有十项工作，从九点半开始，她要在金融街与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对谈，参加国家会议中心的万达商会，在银泰为芭莎艺术校园行驻场，参加章子怡《非常完美》的首映。当得知章子怡今年无法参加慈善夜时，苏芒又决定晚上去丽兹卡尔顿请求成龙为慈善夜捧场。她在电话里兴奋地和她的同事说，见了大哥什么也不说，我们就喝，先把自己喝死再说!
那一天里，苏芒去的十个地方分别在北京东、西、北三个至少距离一小时车程的地方，苏和她的司机必须严格计算好时间，从一个地方准时离开，再开车准时到达下一个地方。
临近黄昏时，当苏芒又一次准时回到车里的时候，我和她的助理甚至情不自禁地为她鼓起掌来，赞扬她太棒了。苏芒很振奋，让人一下子觉得这一天忽然成了一个竞赛或者游戏，它绝不是现实生活。苏芒想要赢。这种赢让它变成了一场戏剧。
苏芒有着旺盛的斗志、对失败的惧怕以及发展的动力，但她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她无法用高薪去驱动她的员工和她一样努力。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便是动用奢侈品界的免费资源。时尚界充斥着大量全球范围内的品牌邀请，很长一段时间，时尚集团的员工需要去外地出差采访名人时，他们往往会先看看各种品牌在当地有没有活动，让编辑使用品牌的酒店和机票参加活动的同时，完成他们的拍摄与报道工作。
“苏芒不会守住自己的资源，这跟其他杂志主编完全不一样，”苏芒的一个编辑说，“苏芒觉得我的资源也是你的资源，但是你要通过这个资源去拿更多的资源，带回给芭莎。你自己在其中拿了什么东西，她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时尚集团的这种风格与它的体制有着深刻联系。在刘江离开《中国旅游报》出来创业时，他的集团并没有彻底与这家报纸的从属单位国家旅游局脱离关系，他需要依靠这个国家单位获得刊号上的支持。同时，为了赢得奢侈品广告，刘江通过idg这家风投公司，又引进了国际品牌的杂志进行版权合作。在中国，刘江几乎代理了所有赫斯特集团的优秀杂志，比如《时尚芭莎》与cosmopolitan、esquire。接着，一种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严重影响编辑独立性的事实发生了：明码标价的广告大部分都要与旅游局或者投资方进行分配，但还有一种更加灵活、秘密的合作，比如把这些客户的需要植入编辑内容，这些钱就可以直接到自己手上。在这个过程中，编辑独立权也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
除了利益共享，苏芒还会不断在卷首语和访谈节目中宣传这种工作是全世界最好的：每天都在穿着漂亮的衣服，与明星打交道，拿着品牌的免费机票去全世界住五星级酒店，“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苏芒反问。
为了营造出一种励志效果，她喜欢把时尚比喻为奥林匹克或者体育竞赛，“它的指标就是绝对的，只有一个标准，没有什么中等时尚，第二时尚，这里面没有任何逻辑，就是做到最好。”在整本杂志和她的工作环境中，苏芒都在不遗余力地鼓吹一类“事业就是一切”的女权主义，这种女权主义背后的含义是男性、生活最终都会背叛你，唯有工作不会。
苏芒当然是这种价值观的身体力行者，甚至为了能让这种价值观在员工之间具备巨大感染力，她也直白地对其进行了戏剧化处理。在一档访谈节目中，秦海璐回忆起一次慈善夜，中午她刚好住在晚上举办活动的酒店，当她主动邀请苏芒一起午餐时，让她惊讶的是，苏芒在吃的时候不断感慨，没有你这块牛肉，我估计我没法熬过今天晚上，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吃饭了，海璐，我会报答你的。要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了。苏芒对秦海璐说。
“对苏芒来说，她确实没有公司化的机制，但年轻人跟她工作久了，很可能离不开她，因为她一直希望你变得更好，所以你会害怕你已经被取消了资格。”徐宁说。
除此之外，苏芒更富中国特色激励性的还有一种亲人式的职场关系以及利益共同体的营造。刚毕业的赵婷婷是苏芒的助理，有一次赵婷婷写一篇编辑选记，写完已经两点钟，发给苏芒时，苏芒立刻回了一句：婷婷写得太好了，进步太大了!“她还要求其他同事发微博说婷婷加油，一起鼓励婷婷。”
10月14日，苏芒要去参加一个青年励志类节目，当她看到采访提纲里面的几个问题时，已经坐在车上的她非常气愤，其中一个问题是：“听说你宁可吃泡面也要买名牌包？”
苏芒认为这些问题并不属实，它们缺乏最基本的调查。她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在电话里，她要求编导修改脚本。“不确认好问题让我上台我会非常尴尬，观众会冷不丁提出这些问题。朴实、执著、勤奋，这些品质在漂亮行业同样需要。”
随后，苏芒叮嘱另一个刚入职的助理要盯紧对方把修改好的提纲发过来。“这个时候要看到问题，解决问题，要勇敢有担当，”苏芒对她说，“你可以成为更棒的人，解决它，我用这个事情锻炼你，你明白了吗？我们是一体的，不用担心你刚刚开始，你还小，我希望你成为更好的人。”
晚饭后，当助理告别时，苏芒在她推门走出包间的那一刻，又对她说：“加油婷婷!你今天表现非常优秀，真的进步了。”“我会越来越好的。”助理认真地点头。
影响力
在名流面前，苏芒绝对主动。她常常把男性名人、富豪称为“哥哥”或“很好很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很多很多年很好很好的朋友。”女性名人则被她称为“姐妹”。“冰冰是我的姐妹，”她说，“两个冰冰都是。”而她们则会亲密地称苏芒为“芒芒”。
当谈到苏芒与其他主编对待名人的不同态度时，李冰清讲起一个故事，“现在很多杂志都说要推本土时装力量，但苏芒的做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邱昊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羊毛大奖的设计师，当得知邱昊获奖之后，苏芒第一时间跑去上海表达祝贺，更关键的是，她会亲自带着陈鲁豫等明星朋友去他的店里买他的东西。“其他主编更多的会先看，看你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实她们的态度还是为什么你不先来找我。”
拍摄时装片需要那些最新单品，但在《芭莎》创刊的年代，时尚品牌并不会把太多非常好的单品放在大陆，它们大多在香港，这就导致在一开始大部分时尚杂志都必须只能拍摄香港艺人，那里有更全面的奢侈品货源。
但苏芒很快改变了这一切。她坚持让大陆明星上时尚杂志的封面，这对中国时尚杂志而言无疑是第一次。在一个品牌资源与明星资源并没有充分交融的时代，苏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把明星介绍给品牌高层，促成他们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苏芒受到了明星们的拥戴。
这种前瞻性造就了苏芒今天的社交奇观。苏芒号称自己是最早看好章子怡和曾梵志的时尚杂志主编。在很早的时候，她便预感到了他们的成功，随后，她和他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同时，苏芒还是第一个敢于让邓文迪上杂志封面的时尚杂志女主编。在2008年，邓文迪正准备在中国全面推广myspace时，她的办公室就租在苏芒的楼上。当邓文迪非常不满地控诉张朝阳的搜狐如何以猎奇和反讽的语言描写自己时，苏芒亲自在杂志上撰文肯定了邓文迪的不凡。那一年的慈善夜，邓文迪不但亲自来参加，拍下了全场最贵的一件艺术品，周春芽的《桃花》，还为苏芒带来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时尚芭莎》以能搞定众多名人封面闻名，不过，苏芒对名人报道的方法也注定无法令她真正赢得尊重。2008年，当《芭莎男士》猜测李宁将会是点燃火炬的人时，苏芒决定邀请李宁登上8月刊的封面，当时李宁已经很久没有接受采访了。为了说服李宁，苏芒想了一个办法，她先让编辑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通篇赞美李宁的文章发给李宁本人，他们告诉李宁他们将刊登这篇文章，一篇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采访和接触的文章，请他对所有采访与拍摄完全放心。
当面对这种来自严肃媒体的质疑时，苏芒聪明地把她的工作归结为美与价值观，她认为媒体的责任可以是多元的。“我们和严肃媒体有什么区别？我们是扬善的，创造美好的，让每一个人从中可以获得正能量，我们是一个创造美的媒体。”苏芒这么解释。
日积月累的名流资源终于在2008年得以爆发。在那一年，苏芒通过一个奥运赞助商牵线，她与她的市场部总监景璐每天等在奥组委门口，最终拿到在奥运期间申办活动的资格。“其实这个资格并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奥运之前，有一场演唱会发生塌台，上面把这一切都禁止了。”苏芒回忆。
2008年，这场少有的在奥运期间举办的非官方活动星光熠熠，除了奥组委的官员、众多明星，还有奥运为她带来的邓文迪、布莱尔等国际级名人，他们使得芭莎慈善夜一夜之间为整个中国所知。
随后两年里，苏芒继续把她的活动与国家大事紧密结合在了一起。2009年，她把慈善夜放在了60周年国庆期间长安街一家顶级酒店里，2010年则在上海世博园内。这三年成为芭莎品牌收获巨大知名度的三年。
“这是她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芭莎的市场总监景璐说，“她想的不只是这能卖多少钱，而是能产生多大影响力。她不是一个专门做杂志的杂志人，更像一个领袖或政治家。”
专业之外的选择
与所有在中国取得成就的企业家一样，苏芒在创刊初始，便以一个在落后境遇中渴望成功的人的欲望洞悉了中国。
在欧美，时尚杂志的产生与时装设计师、专业模特、时装评论、灵感缪斯等时装工业的相关部分相伴产生，根植于时装工业，时尚杂志起着设计师推荐、时装教育、购买指南，以及潮流上的判断等专业作用。但在90年代初的中国，时尚杂志远比时装产业的其他部分更早地登场了。在它们诞生时，中国甚至没有真正的设计师、模特以及规范的时装教育。
在一个时装工业没有确立的时代，苏芒本能地明白，时尚杂志在中国的意义与欧美截然不同。在一个人人渴望富有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杂志更多代表的是一种对现代化的梦想或者欲望，一种对浮华生活的期待。
苏芒忠诚于自己的欲望，她更多以这种欲望而不是以时装去理解时尚杂志。因此，在《芭莎》上，你能看到那些在国外时尚杂志上无法看到或者并不重要的气质与内容被刺眼地放大了——它们是励志故事，商界女性，金钱崇拜，甚至是国学。当苏芒决定让更能代表美好生活的明星而不是专业展示服装的超模登上这本杂志的封面时，《芭莎》更多地在中国幻化成为一种价值观的产物。
“刚创刊时，我更多地把《芭莎》理解为一类视觉杂志，但苏芒不同，苏芒则喜欢在精神与价值观的层面去解释它。”《芭莎》的执行主编沙小荔回忆。
正如《纽约时报》所总结，《芭莎》的那些故事真正乐于讲述的是这些女性的“成功”，用苏芒的话说“写的是她们的奋斗，而不止是她们的成就”。2008年7月，邓文迪接受了苏芒的访问并登上杂志封面，苏芒在文章的最后写道：“这就是我们认识的邓文迪，一个丝毫没有被财富惯坏的女人。”2012年7月刊，李冰冰的封面故事中写道：“人生是竞赛，我想赢，我要赢，我要努力做冠军。”
在这个过程中，苏芒也渐渐确立这本杂志拍明星的风格。“我们开始慢慢建立起一些拍明星的特性，就是这个人要很强势，要很有劲、很强势，要很美。”沙小荔说。
刚到《芭莎》时，李冰清的片子总是被毙，一个资深的编辑告诉她，很简单，你只要把人物的头、脖子和腰椎拍在一条直线上，这就过了。“她觉得女人一定要端庄。端庄的标准是什么呢？大礼服、盘头，站姿或者坐姿要笔挺笔挺的，光要非常明亮，非常有富丽堂皇的感觉。”
苏芒第一个真正满意的封面是2004年纪念刊的章子怡，“整个人的状态应该是美艳的，但绝不取悦于别人，没笑，不再靠过分的妆容，几乎是靠光、靠人物状态。”那一次，苏芒仔细地跟摄影和化妆沟通，又跟章子怡本人沟通，就连“整个影棚里放的音乐也是有沟通的，”苏芒说，“我们想象的是安娜·卡列尼娜。”
“芭莎美学”除了端庄之外还体现一种极端，苏芒喜欢强调“接地气”，而不是一味按照西方的规则，有人把这种极端归结为中国富人阶层的穿戴对苏芒的启发。“有一次，她的时装编辑看到一个温州富婆十个手指戴着十个戒指，她们认为中国富人喜欢这种表达，这很快得到了苏芒的认可，被很好地执行了下去。”一个视觉编辑说。在《芭莎》的美容片里，这种极致与物质更是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负责珠宝与美容的芭莎美容总监董刚首创把珠宝镶嵌在模特脸上配合妆容的美容大片，它更多展示的是炫耀的美，而非实用性的。
中国版vogue则是与《芭莎》截然不同的一本时尚杂志。
除了每年的纪念刊会选择多人构图或者礼服外，中国版vogue的封面大多是一个模特穿着一个单一准确的设计站在一个单色背景中，凸显时装和设计本身。而《芭莎》的封面则完全像是一个奢靡的电影或者戏剧，那些女性无一不是穿着晚礼服或者戴满了各种奇观般的修饰物，这种盛装场面根本不会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
当vogue刚刚来到中国时，苏芒曾在杂志卷首语中暗讽这是一本没有价值取向的杂志，她认为时尚杂志应该是传递伟大精神的，代表顶级的梦。她不明白一本只会使用超模作为封面的杂志为什么要称自己是顶级的，那些超模根本不能代表时代精神或者“中国梦”。
不过，自从全球的时尚杂志集团都在积极应对新媒体之后，苏芒的观点或者将被改变。2013年，康泰纳仕的大部分媒体已经将发行工作交给了亚马逊，而随着亚马逊开始涉足奢侈品电商，时尚杂志将变得更加专业、实际以及强调推荐作用：人们可以直接通过ipad上时尚杂志的介绍和链接，在电商上完成购买。在进入中国的八年时间里，伴随着时装业的完善，严格在时装专业规则之内做事的vogue利用单纯的背景和明确的设计，教育了中国市场什么是真正的设计。在向实用化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被苏芒认为不够炫耀性的做法或许是更专业和更正确的。
价值观是容易过时的
很大程度上，中国消费类杂志能够常胜不衰地依赖已经在欧美逐渐过时的广告模式，创造奇迹，令欧美咋舌，但这种奇迹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礼品市场的发达。在2013年政府反腐后，这个市场正逐渐削弱，奢侈品将不再如同以往那样还能强势地为时尚杂志投放广告，这都将促使时尚杂志向更实用而不是炫耀财富生活的方向转型。正如苏芒的一个编辑所言，价值观是容易过时的，从业者需要接受这种更务实的转变。
在广告模式式微前，苏芒便一直在想用各种方法摆脱对于这种模式的依赖，她希望进入实业，或者去卖那些更昂贵的东西，而不是一本只有20元的杂志。
在《芭莎男士》之后，苏芒创造了《芭莎珠宝》。相比而言，这是一个更加接近产品手册的东西。苏芒相信，“就像男人愿意看汽车杂志一样，女人也应该对珠宝充满向往。”
而更有创造力的是，这本杂志的团队还组建了一个叫作“百媛会”的组织。“她们选择了一百个有购买能力的女性加入这个组织，和苏芒共享她的圈子，百媛会带着这些女性进行购买，实行严格的排名制度与人数控制，如果有人想进入，那么最后一位将被淘汰。”一位重庆时尚发布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不过，这个组织更多也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一个在《芭莎珠宝》工作过的人说，事实上，在《芭莎珠宝》成立的三年里，只卖出过屈指可数的珠宝。
除此之外，在2008年左右，苏芒还做过两档电视节目，这两档节目的名字同样极具苏芒本人特色，它们叫《芭莎绝对时尚》和《芭莎必须时尚》。这两个节目同样很快悄无声息。
当总结自己的成就时，苏芒说，“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做事非常注重行动力和效率，非常重要的是把一件事做成的能力，大大超越只停留在那里想象和评估。要勇敢。”
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她仍深信她的果敢、直觉和执行力。2012年，《时尚芭莎》的明星编辑唐宜青前往美国读书，2013年暑假回来的第二天，她去了苏芒的办公室，苏芒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那边学到了什么？唐宜青向苏芒描述了她在那边的见闻，“在美国的校园里，所有人都拿着一个笔记本，没有人拿着杂志看，他们从网络上获取时尚信息。”
“其实我在离开杂志社时的一个初衷，就是我认为新媒体是接下来的一个大趋势和方向，美国的经历证实了我的判断。”唐宜青说。
在一开始，苏芒对唐宜青的判断非常排斥，“她说现在新媒体有盈利的吗？等谁盈利了我赶快去做不就行了。”但半个月后，唐宜青突然接到苏芒的微信。苏芒特别直接地问了唐两个问题：第一是她什么时候毕业回来，第二问她新媒体该怎么做。“我很吃惊，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不是不做新媒体吗？她说做啊，我没想明白我当然不做，如果我想明白了我当然做。”
再见过两次面后，苏芒带着唐宜青见了时尚集团的总裁刘江，“她特别激动，坐在那儿跟刘总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事，她让刘总相信她，她做的东西从来没有赔过钱。”一个小时后，刘总同意为唐宜青和苏芒成立一个公司专门做新媒体，唐宜青暂停了她的留学计划，回到时尚公司。
“《芭莎》整个就是一个奇迹发生的地方。”唐宜青说。她至今仍记得第一次去《时尚芭莎》面试的情形，“他们看到我的简历，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我们《时尚芭莎》，当时没有面试还没有提问题。”同时，看中唐宜青的还有《芭莎男士》，“中午和两本杂志的人一起吃饭，他俩就在饭桌上抢我，要我去他们各自的杂志。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奇特？”
让唐宜青做出决定的是在见到苏芒之后。“她那天穿了一个大的v领裙子，半隐半透地看到她的胸，她特别突然特别热情地伸出手来跟我握手说，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荣辱与共。我有些蒙了，我不是来面试的吗，怎么就荣辱与共了？”
“有时候我特别烦她，她特别爱周末或半夜给你发一个关于奋斗的或者创业的微信，当你在休息或者休假时，这会让你很紧张。”
为了逃避，唐宜青选择了留学，“但我在美国待了一年，我发现自己逃不开那个东西。《芭莎》包括苏芒，是一种精神上的吸引力，非常强大，我逃脱不了那个场。”
发展就是硬道理
9月29日，距离芭莎慈善夜还有20天。一辆开往清华大学的奔驰上，苏芒仍在紧张地为自己争取每一个到场嘉宾，她拿起电话拨给俏江南的老板张兰。
“兰姐，我是芒芒。”苏用一种非常温柔尖细的声音说，“我发了短信给您，您没回，我想我等您不生气时再打电话。您了解我的，那两个人我塞不进去。”今年慈善夜上，张兰希望把两个她的朋友安排在自己的旁边，但苏芒的工作人员发现主桌上已经没有足够的位置，她在电话里耐心地和她道歉，“但我不会让他们离您太远，”苏芒保证，“您知道我心细如发，您和我是亲人一样的感情。您自己好好的，我亲亲您。”
这个下午，苏芒的女儿也和她一起坐在这辆车的后座。今晚，苏芒要陪这个15岁的小女孩一起去看justinbieber的演唱会，那是她现在所喜欢的男歌手。
挂掉电话后，疲惫的苏芒拿出那个装有演唱会门票的信封，看到票时，她和她的女儿一下子都兴奋尖叫起来，“妈妈，是第二排!第二排!”
“真的吗？宝贝!太棒了!”苏芒开心地说，“你到时候可以跑到台上，和bieber一起跳舞，妈妈在下面用手机给你拍，传到youtube上你就红了!”
小女孩有点反感，“妈妈，这会毁了我和bieber的事业的!”
“你想出名吗？想出名就要付出，你踩着第一排人的肩一下子就到舞台上了。”苏芒盯着自己的女儿，坚持自己的看法。小女孩说过自己长大想当演员。
“想出名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女孩反驳道。听到这句话，苏芒沉默了。
10月10日，芭莎慈善夜一如既往地隆重、盛大。拍品展示间里，一个珠宝商人正往苏芒的脖子上挂两串自己家的项链，他们希望这款项链能随着苏芒的照片一起在第二天登上各大媒体。第二天，时尚杂志的编辑们就开始讨论苏芒究竟有多少赞助商的产品。“她一共戴了两串项链和四个手镯。”一个女编辑说。
在那个晚上，《印象民乐》的导演王潮歌将苏芒和她一直以来的慈善夜伙伴融入进了一出类似于舞台剧的场景中，他们将伴随音乐在这个舞台剧里扮演他们自己，情绪化地向在座的嘉宾诉说自己这十一年来的慈善故事。当听到两个在芭莎做了十年以上的同事回忆艰难往事时，苏芒泣不成声。
即便转型艰难，但在2013年10月，《时尚芭莎》纪念刊的广告量还是超过4000万，创造了新的纪录。
因业绩优秀，在bazaar的全球表彰大会上，赫斯特集团国际杂志总裁兼ceo邓肯要求苏芒第一个上台发言。他希望她能为全部bazaar主编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
即便传统媒体危机重重，面对台下那些衣着光鲜的时尚女魔头们，苏芒还是没有讲任何实质性的策略与观点。但和以往一样，她用她的热情、自信与积极的态度把一句中国名言当作主题分享给了女魔头们：发展才是硬道理。
她告诉她们，这句名言来自她的祖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邓小平。
与所有在中国取得成就的企业家一样，苏芒在创刊初始，便以一个在落后境遇中渴望成功的人的欲望洞悉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