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瓜赛砂糖，真正是旱秧脆沙瓤。一子儿一块呀，不要谎，谁若不吃给你大开膛。
最后的包袱是花脸举刀，以示穷得精神失控，结果把人全吓跑了。侯宝林思索良久，操刀把最后一句改作“你们要不信呀请尝尝”，然后加一句念白“你们吃啊——”作花脸职业习惯的凶恶状，吓跑了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顾客。
这只是一线透过指缝看到的风景，但你知道后边的风景是连绵的。侯宝林的尺度感形成了一种可称“操守”式的要求。到了一个异质的社会里，这种操守会被认为是洗脑的产物，是一个平等主义幻觉下的蛋，但无可否认，侯宝林等极少数人对“笑”的伦理认知高出了那时（更不用说现在）的中国人道德自觉的平均指数，从而不易被察知，甚至被现代人认作无谓的保守。在侯宝林眼中，每个小商贩很可能都是一位折翼的艺人，嘲讽他们就是在作践自己，因此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当你在讽刺某个行当、某一群人的时候，你要想象他们在场，就站在你的面前。
也是凭着这种操守，老演员们知道该用什么样方式去对待那些被核定保留下来的传统相声。马三立的《开粥厂》不挖苦穷人的异想天开，反使人看到一种自我解嘲式的放达：闭上两眼，四肢伸展，口内生津，幻想着被锦衣玉食簇拥，天下寒士捧着山一样大的月饼感激涕零的样子，能做这种白日梦的人至少没有脱离儒家精神的摇篮，没有因为穷困而丧失道德感。而且，他们对小贩的吆喝也怀有的倾听和再现的热情，甚至在《卖布头》这种原本讽刺奸商的段子里，都添加了对劳动者的致意。
四
很幸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段七八十年代之交常宝霆、白全福的《卖布头》视频，其中说到串胡同的卖包子的老头，常宝霆先生同样学了两句吆喝：
常：过去在夜里头十二点，有老头串胡同卖包子，一点来钟，有老头串胡同卖包子。挎了一篮儿，篮里头有几十个包子，那是卖夜宵？我看是一半卖包子一半活动腰腿。
白：都是老头儿嘛。
常：也是吆喝“肉包”：“肉——包。肉——包。”“肉”字出来，“包”字且不出来。不信你就听吧：“肉——”多咱肉字出来你就睡觉吧，都睡醒一觉了一翻身，再听外边：“包。”
这一段描写，在另一对天津名家郭荣启、朱相臣的《卖布头》里也有，“肉”字高声，“包”字顺着气走，那个声线是专门模仿气息不足的老年人的，好像把一个包子空空丢起，再啪的一声接在手心里。然而不管是谁演，在表现高低音的夸张对比时，你怎么听，都听不出周立波在学“削刀——磨剪刀”时的那种阴损来。
外形清瘦、仪态翩翩的常家三爷，有一双极其锐利的眼神和一副笑起来坏坏的表情，与矮胖极憨态的白全福成为绝配。在模拟小贩的时候，他低下脸，小眼一眨一眨，稍稍弓背，配上颤颤的步伐，每吐一个字，就抬一抬眉，往常的那种犀利泼辣便全然不见了。他俩在天津，用那会儿的话说，叫“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用现在的话说叫“粉丝遍地”，在60年代，他俩每每上台，都被观众的欢呼声堵得无法开口，我无缘赶上那个时候，但听见录音里常宝霆用“您几位还让我说不让我说了”作开场白，便明白那是怎样一种盛况。
新政府为了标榜对旧社会与资产阶级的势不两立，高扬劳动者的美德，给予底层民众以较高的价值评估，从中汲取道义和文化资源。因此有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之类的新小说，有了《白毛女》、《红灯记》之类新戏曲，但事实上，它们都被用作官方的“宏大文化规划”的一部分，叙述、表演的是钦定版的农民革命史，要求读者和观众清空一切个人情绪，代以忆苦的心态去读与看，接受灌输。只有在曲艺，尤其是相声表演的环境里，人们才能通过集体性的笑，通过欢乐，而不是愤怒、怨恨、失落、感伤，去获得与包括表演者在内的其他所有人的阶级情谊感。马克斯·舍勒在《价值的颠覆》里分析社会上的怨恨情绪，他说，某一群体的政治、宪政或传统所赋予的地位，与此群体的实际权力关系之间的落差越大，怨恨爆炸的威力也就越大；而在听相声的人中，弥漫着的是“去怨恨”的氛围，哪怕是看马三立模仿那些庸俗不堪的人，人们都觉得他们得到了在过去不可企望的重视。
所有人都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所有人都觉得，看到艺人的演出，是过去只有地主阶级能享用的待遇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艺人们明白这一点，他们用窝囊嗓，用自嘲，用讲述过去的事情，来小心维护这种来之不易的集体感觉，避免伤到无产者脆弱的自尊，甚至，还要让共同体变得更有创造性和审美力。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目的不再是统治或被统治，而是去捕捉、寻找对身边同类的认同。这种认同甚至可以是反向的，像《两面人》，就是通过尖锐地刻画两面派的嘴脸而唤起一种对“应该做什么样的人”的认知：
高：我说的是要做什么样的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样的人，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样的人。无产阶级有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范：这说的都是我啊。
高：这说的都是您？那还有：勇敢的人，顽强的人，见义勇为的人，心地善良的人……
范：这都是我的优点。
…………
高：这都是你？那再有，贪图享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专门往上爬的人，溜须捧圣的人，势利小人。
范：这些个都是你了，这是你的优点。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区分在这里并不是重要的。《两面人》的作者是既有使命感、又具备幽默智慧的王鸣录先生，他并未入意识形态的套，把“两面派”简单打入“资产阶级”的序列，而是借助两位演员的冲突去建立引发反向认同的前提条件。演员投入到自己的角色之中，成了他们所扮演的每一个人；而在台下，每个观众都从别人的脸上，从别人的笑容里，看到了自己灵魂的干净。
艺术家像每一个人——这是巴尔扎克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艺术家必须能够体会社会上每一种人的人生及其中形塑出来的人格，而当年，诞生在一种刚性、清晰而单一的社会价值观之下的相声还要补充一点：必须对这些人格保持起码的尊重。看《两面人》的观众想象不到赵本山的卖拐卖车，也想象不到白云黑土式的互相埋汰，因为这里面的道德是含混错乱的，鼓励的是起哄架秧子式的笑声。镜头扫过的观众席也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你会发现总有那么几个矜持的人，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我见过大场面，你少来这套。
人人平等的共同体被证明是一个幻觉，它被戳破后，仇视、嫉妒、不平衡感，所有针对他人的负面情绪像病毒一样蔓延。新世纪的头十年里，能在一定程度上凝聚、形塑共同体的势力早已不再是毛主义的老左派，甚至也不是从各种立场出发的批判知识分子，而是形形色色依傍一定的社会名声、借助无孔不入的媒介对旧话语体系展开游击的人，这类人来路驳杂，不乏郑渊洁、王朔之类本就反骨森然的人，更有聂卫平这种曾经备受主流话语宠爱、甚至被视为“国宝”的体制中人，也学会找中央电视台的茬，同时炫耀自己的语言技术。他们被通称作“大嘴”，给公共领域带来的“笑”主分不主合：你笑了，往往是因为某种被你衔恨的东西，在这些有话语权的人的话语中遭到了蹂躏。
在这种环境下回想，语言喜剧的天才周立波无愧于一个先知级的人物。我们又聚集到了他的脚下；磨剪子和修棕绷的人落到了人间的更深处，他们原生态的吆喝声很难再传入人们的耳朵，而凤凰涅槃的周立波（没有辜负我当年看好他）抵达了人生的又一个中兴期，他所仰仗的东西，除了强大的商业包装团队之外，仍然是那种处处显示智商和品位高人一等的天赋，那种不丑化毋宁死的模仿冲动。他所面对的观众不像当年那么幼稚了，因此他聪明地把嘲讽的对象转移到商业社会的公众人物上，转移到那些依然被旧话语绊着脚踝的党政机关上，转移到所有能够纾解眼前观众的怨愤，或至少，能满足其报复冲动的人身上。他拿着那些人的票钱，消费着他们的情绪。
所谓“媚俗”，就是在大众都有意见和愤青冲动的时候，以利己为目的去迎合他们，充当他们发泄情绪的工具。半个世纪前出生的中国人，不可能没有感到过惶悚：他们不惜透支对未来的想象去维持亢进的团结感，而他们的后代却在以消费现在的方式，怀着一丝紧张，等待着一个个传言中的末日有惊无险地过去。
侯宝林没有拿到过代言假药的高额支票，马三立没有披着一身亮片去主持过婚礼，常宝霆也没有油头粉面地面向啸聚秀场的观众，到挂着赞助商标签的台卡桌前入座。常宝霆的最后一次亮相，是2009年在从艺七十周年的纪念晚会上，与他的九弟常宝丰，以及他最得意的徒弟王佩元再一次演出《卖布头》。他还是那么瘦，戴着眼镜，气息不再像过去那么充沛，他的观众，也不是为着听那几句听了一辈子的词——“我让五毛，去五毛……白拿去了！”——而来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笑，一些人只是礼节性地拍手，大概还有一些人，正在为一位早已远离镜头、但从来不曾在舞台上挖苦过谁的艺人，抹下两把眼泪。
五
七十年前，曾任《哈泼斯》杂志主编的弗雷德里克·l.艾伦在他回顾1920年代美国的书中说，幻想破灭的美国人转身拥抱商业之神，“喧嚣炒作让公众对当代英雄顶礼膜拜，可这些英雄却从电影片约和他人代笔的文章里获利丰厚，让人无法心悦诚服”。你不能不对这个社会的多元性和自我校正的能力表示敬意，一如现在，你同样得佩服那些“达人秀”的参赛选手，他们觉得站在台上，被一个容光焕发的周立波、进而被所有人欢乐地消费，是一件很光荣、很值得心悦诚服的事。
周立波每年都会引发各种骂战，他的才华、气质和人生轨迹，天生就是为了找骂和对骂而生的，他证明了怨恨才是这个社会要维持其活力必不可少的面包；而昔日的相声人所着力取悦的，却是一个沉浸在四海一家的想象中的国家——他们的“生逢其时”包含着后来的落寞和空无。
而生活在怨恨之中的人，可以到商业的卵翼下求得庇护。给三得利代言的那段时间，这个一向出语惊人的口舌家，让名字出现在了这种最贱价的语言文本里：
在双方成功合作的基础上，2011年三得利啤酒不惜重金再度力邀周立波先生继续担任品牌代言人。促成此次二度合作，一方面是因为三得利啤酒看重周立波本身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同时也表现出三得利啤酒作为啤酒市场领先者十足的腔调和令人佩服的底气、霸气和勇气；更证明三得利啤酒继续领跑大上海啤酒市场的决心。
“十足的腔调”、“令人佩服的底气”，看到这两个短语时我又一次笑了。我只想一个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