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部门领导，表态总要和中央一致，不仅要讲不可以，还要讲出不准的道理。但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几个知道他推进方案有多积极，设法撕开口子。”段应碧说。
改革不够彻底，诸多妥协，但年轻人后来认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们都记住了杜润生的一句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七
“如同金子般闪亮”——回忆起这段时光，八十一岁的姚监复用了这样的词汇。在他看来，农研室之所以能真正去做事，和它摆脱了利益关系密切相关。“管人财物，必然产生部门利益。农研室不管人财物，没有部门利益，是站在全国的角度考虑问题。”
“总理曾批10万部卡车，让农研室转给农村。我跟杜润生说，差价很大的，一辆就是多少万。能不能留1000辆指标作机动？他说不留；我说留100辆呢？他说不留，一辆也不许留，全部分下去了。”
当九号院突破了意识形态和部门利益的束缚，它催生出的一号文件便迅速结出了改革成果，1983年，农民有了“创世纪的大丰收”。它的成功促使更为困难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了。
一年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释放了信号：“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的莫干山会议贡献了“价格双轨”的改革方案。这是年轻人和高层改革者绕过官僚体制高墙的又一次遇合。农研室的王岐山和发展组的周其仁、邓英淘等人都加入其中。不久，他们就正式成为同事。
1985年，改革不断深入扩张，发展组也随之解体。张木生等人去办《百业信息报》。陈一谘带了一批人筹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出谋划策。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等人则留守农村研究，编制转入农研中心。1986年，杜润生为他们成立了农村发展所，王岐山出任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两年后，陈锡文和杜鹰、林毅夫成了正副所长，王则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了。
“为什么王岐山后来转到金融界？”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分析，“因为在发展所时，他去和世界银行谈几亿美元的贷款，启动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刚开始，世行准备把那笔钱贷给别的国家，岐山领着五六个人的团队，一笔一笔、一个一个跟人家谈判，谈完之后世行代表知道中国改革有希望，决定贷款应该给中国。”
80年代中后期，王还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他很少发表署名文章，说自己就是提供平台的。在这个平台上，周其仁更像是学术权威，“周其仁评价高就意味着获得大家肯定”。1986年进入发展所的王振耀回忆，当他的一篇文章受到周“很高评价”后，王岐山也肯定了他，一年内将他提为非经济分析室副主任。
发展所成立之初，戴小京也被借调过去。戴还是学生时，就曾参加过发展组一些调研活动，成了外围组员，他暗想毕业后一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现在，终于可以和陈锡文、周其仁、杜鹰一块学习宪法、读书讨论、做调研。
王岐山“历史感很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并不轻易发表看法”，更爱推荐书目。王振耀记得王岐山推荐大家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经常在一起反复读。戴小京则记得，发展所建立之初，全体人员都在读《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分开章节分头阅读，之后每个人都要讲解和讨论。
影响戴小京的一个观点是，“改革刚刚取得突破时往往比较顺利，也比较容易凝聚。但社会系统有些部分变得快，有些部分变得慢，快变量和慢变量迟早会发生摩擦，进而拉扯，甚至引发剧烈反弹和震荡”，读到这里时，有人开玩笑说，“没准得搭进几届政府”。当时谁也没放在心上，多年以后回顾往事时这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才浮现上来。
读书会一结束，大家就下去调研了。又是为下一年的一号文件作准备。但1987年1月1日这天并没有发布农村文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过不久，胡耀邦辞职了。
这年的农村文件是1月22日下发的，编号为五号文件。学者陆学艺注意到，这个文件和前面的写法有所不同，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一系列指导文件作了简要总结，像是告别演说，亮明心迹，祈望未来。
八
问题从1984年开始变得复杂。农村改革开始与城市利益息息相关。这一年，农研室提出改革粮食统销统购制度——1953年建立这一体制，是为了低价收购粮食，以支撑工业建设。
当杜润生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谈起这一设想时，姚依林对他说：“老杜啊，让农民作点额外贡献，这种体制恐怕得维持下去。”杜润生说：“作贡献我不反对，但应贡献到明处。5％的土地税可提一两个百分点，其他都平等交换，以有利于激励生产。”姚依林说：“时机成熟可以这样搞。”
这一年大丰收带来粮食卖难、存难、运难，刚好是个契机。他们着手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合同收购和市场收购。这形成了1985年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可1985年粮食出现大减产，随之而来的是粮价上涨、抢购恐慌，以及激烈的干群冲突。
事后看来，杜润生认为“大减产”另有原因，简要归纳有三：一是连年丰收的农民发展多种经营，转移了投入方向；二是政府对大丰收准备不足，采取了购粮“打白条”和拒购行为；三是改革统销统购制度时，合同制的细节不够科学，不能鼓励农民继续生产——在当时，这成了一些人否定农研室的证据。
这些人窃窃私语，说包产到户走到了尽头。赵树凯观察到，从上层到外界对于九号院有了质疑，甚至是激烈批评；农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种僵局，九号院似乎有找不到北的感觉。“在餐厅吃饭，或者在班车上，聊起下一步的改革，明显感到改革着力点不甚清晰。”
五号文件果然成了终结，之后两年就没有像前几年那样的指导文件颁发。在戴小京看来，这已不是发一个文件就能解决农村问题的年代了，利益矛盾日趋复杂。
1989年初，戴小京去中南海参加国务院副秘书长主持的粮食协调会，听到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区在讨价还价，终于体会到“管柴盐油米的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自然和作为改革咨议机构的农研室有所分歧：“执行部门觉得你们老影响我过日子，老想着改革，我日子都过不了，还改啥，是吧？他说我刚要把日子过好，你又改。我们则说过日子的人太保守，要你们这么过，就过到黑去了。但终归还是过日子的人多，一旦出点什么问题，大家都说是我们把这娄子捅大的。”
这一年，北京像被扔进了压力锅。“物价闯关”已经失败，戴小京去参加物价改革的会议时，能感到艰难的关口已经来临。会议上，物价局的几位局长——一个管今年的价格改革，另一个管明后年的价格，还有一个管长远价格的，都说自己这个阶段动不了。“改革”像是烫手芋头，成了击鼓传花。讨论起日期，又发现需要避开的“黄道吉日”太多，“元旦”不行，“四五”、“五四”不行，“七一”、“十一”不行，各种纪念日都不行，都生怕引爆这压力锅。正吵着，忽然消息传来：散会吧。
九号院伴随着这时代，结束了。
九
多年后，赵树凯再次经过九号院，不禁注目而视。当年向往作研究的秘书，如今已是著名三农学者。2006年给胡锦涛等政治局委员讲课时，他想起十九年前陪同纪登奎去贵州调研，纪登奎和胡锦涛晤谈的那些场景。从中南海到九号院，他时常感慨：“我是毛主席的遗少，已经落在了时代后面。”
走在时代前面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不曾想九号院也物是人非了。
农研室撤销后，人员分往五个部门，人最多的是农业部农研中心，段应碧任主任，“他是九号院的承上启下者。”魏唯说。但段应碧并不认同：“全会把阶段目标、大的路子都定了，我就是贯彻，只能按照那个做。不是我想做什么。”
1992年刚刚入夏，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混合了左右的复杂词汇，借助它，改革之船又被拉回了航道。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以填补九号院撤销留下的空白。段应碧主管办公室工作，手下只有七八个人，办起事来常常捉襟见肘，后来干脆把陈锡文调了进去。“他是年轻人中拔尖的一个，挺能干，沉稳、不偏激”。
魏唯1990年代初去参加一次座谈会，满眼都是旧同事，大家纷纷议论，“农业软科学的研究经费很有限，研究能力强的业务人员，更多地参与了基金会资助的国际研究，只拿有限的时间应对政府任务”。
农村改革的形势却丝毫没有变得轻松。财政“分灶吃饭”已实施五年多，财权过度集中到中央，全国两千多个县级政府有一半入不敷出，税赋全压到了农民身上，农民自杀、冲击乡政府……段应碧不断听到这些消息。
1993年人代会上，他们提出增加农村财政拨款，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那就加点吧，实在看不下去了，几乎每个领导都是这个看法。正说呢，不行了！”说到这儿，段应碧停下了手中的香烟，“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从烟囱钻进去，在一楼爆炸，百米外新华社记者所在的酒店却毫发无损。这个太厉害，咱们没有点东西不行，要搞杀手锏，就要钱。当时只有3500亿元的财政，怎么办？”
预备给农村增加的拨款只能作罢。那些年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阴影还在飘荡。电视里的中国将军再也不夸耀战士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是兴奋地介绍更换了多少新式武器。
撂荒了耕地的农民投身城市“盲流大军”，出现在所有可能的街角和天桥。而国企改革正造就着史无前例的失业人口，1995年城市中有564万人衣食无着，250万人领取救济金——就业机会首先属于城市失业者，对于驱赶和收容，农民工只能选择忍受。
“80年代的改革是意识形态之争，观念变了就行。但是90年代的改革是城乡利益的博弈，城里人自己都解决不了，哪个市长能提出‘善待农民工’的口号，就算不错了。”段应碧似乎觉得有些片面，掐灭了烟头补充说，“道理都知道，你当个家试试？”
“1996年就酝酿取消农业税，但不能对外讲，讲出去就通不过了。只发了个九号文件，说了一句，税费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取消农业税以外的其他东西，全国都搞了，中央文件还是叫试点，因为地方都不同意。”
十
段应碧和陈锡文还想把农民工问题写进中央文件，一番激烈争论后，往往只留下聊胜于无的一句话。而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从一开始就遭到公安系统反对，他们说城市中一半刑事犯罪都是农民工干的。“我们当时给领导送材料都说，宪法没授予这个权力，说到这个程度了，司法部门协调不下来，因为涉及法律修改。”
赵树凯体验过小菜贩的艰难，知道收容所里的毒打和强制劳动，“为什么农民总被牺牲？那么多中央文件，国务院一次一次会议，却没有农民的声音，农民为什么成了局外人？”
中农办尽管是农口重要机构，却也是“大局”的一部分。90年代改革重点已经转向城市，市场经济制度、金融改革、国企改革，重要性都排在农村之前。九号院创造辉煌的背后，是历史垂青，是高层重视，而在后一个十年，利益博弈的格局中，农村与农民处处落败。“没往后退已经算不错了。”段应碧说。
2002年以后，城市下岗潮消退，社保体系初具雏形，借着“孙志刚事件”的舆论环境，“我们顺势做文章”，多方合力，终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此时，中央财政逼近两万亿，“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之后是取消农业税，政策转变之下，乡村开始恢复生气。
“小产权房不合法，不是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歧视，是因为土地规划不能建房。”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我们见到了陈锡文，教室旁走道里挤满了学生和记者，有人未经许可就站起来喊出问题，陈锡文一一作答，声音不大，似乎所有问题都不足以挑战他。
讲座结束，二三十人朝讲台涌去，将陈锡文团团围住，三名助手不断提示“对不起，让一让”。第二天，他说过的话就占据了报纸的显著位置。
接任中农办主任以来，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痛批农地增加挂钩，声讨“农民上楼”，反对突破耕地红线改变农地用途。在他背后，城镇化的机器轰然作响，每年有2100万人涌进城市定居，房地产疯狂生长，土地供应日益紧张。随着城镇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焦点，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市长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经营土地的主意，都被陈锡文识破和抨击。一次调研中，一位地级市领导告诉陈锡文，准备用三到五年时间把所辖村庄全部拆迁，省出100万亩建设用地。
“哪来这么多钱？”陈锡文很惊讶。
“100万户农民让他住楼，至少省出70万亩地，50万一亩就是3500亿，100万亩就是7000亿，什么事干不了？！”
“你真是了不起，将来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陈锡文阻力重重。“市长们反对他。说他是农民代言人，挡住一些人的财路了。”一名受访者说。
自由市场派学者批评：没有人比农民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赌了、卖了，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是你孩子，你管什么？没有粮食，可以从国外买。
陈锡文则认为，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成为城里人，教育、就业、社保都没有完善，所以不得不留一条退路，一旦城市经济滑坡，至少可以退回去，2009年的返乡潮就是例子。
在农民无法自发组织的时候，70年代末的农委、80年代的九号院、90年代至今的中农办，其人格化形象是“家长式”的：它知晓利害关系，掌握着进退机宜，必要时顾全大局。
“应不应该把农民当作最重要的政策决定力量？”赵树凯问。7月接受我们电话采访时，他正在美国一所大学访问，在档案馆见到了80年代改革的历史文献。为什么赞成和反对包产到户的都是同一拨人？他的答案是：“九号院其实是高层政治的工具，它之上还有一种力量，那种力量告诉九号院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可他又产生了疑问：“那种力量的依据又在哪里？”
十一
1980年代末的春夏之交，戴小京走在沸腾的北京街头。被要求查看证件，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掏了出来。
“我当时羡慕开大卡车的，全国到处跑，就想将来开大卡车去。”在等待的日子里，戴小京计划未来，还开车到天津帮同学拉鱼，“有钱就给我点钱，没钱就给我点鱼”。
就在准备远离体制去过率性生活时，一位领导打来电话说，“你也晃悠够了吧？总还得为国家继续做点事吧。”于是戴小京就被介绍去见王波明，到当时叫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他的新角色就在这里。
这基本是一家民间机构，市场化运作。戴在这里除了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创立、创办《证券市场周刊》外，还一度被派到广西北海筹建证券业培训中心。结果他就在那里盖了个酒店，连经营歌厅和夜总会什么的都干了。离开体制，戴小京自嘲说变成迎来送往的“地陪”，感到些许失落，他时常想起九号院的时光，想起二十七八岁时带着工作小组去实验区指导工作、给地方几套班子领导讲话的情景。“那时很自以为是啊。”说完他又换了表情，“当然，从政肯定没我现在过得自由。”
与戴小京同时，何道峰离开了体制。“我觉得这样下去找不到生命的乐趣，那个时代让你觉得，政治上你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呢？我看不出来。”下海后，何道峰成为中国最早涉足房地产的商人，不断收购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如今已是成功企业家。
见到何道峰的那天晚上，他约了同一个小区的三名业主，商量怎么应对业委会的违规选举。几天后，他联合一百多名业主要求暂停选举，重新修订业委会规章，候选人要进行书面演说。
“九号院出来后我落下了病根，有改革情结，所以我走到哪就想改革到哪儿。”1999年，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取消基金会的事业编制和行政级别，首次将官办组织改成民间社会组织。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他们先是专制或威权政府，搞市场经济化后搞社会市场，最后水到渠成地搞政治变革，中国只能走这个路。”小到社区维权，大到扶贫基金会改革，何道峰习惯了用宏大的历史视野去审视。他逐渐否定了时髦的“顶层设计”，即便是九号院时代的改革模式，他也认为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回到那个路线了，我也已经翻过那一页”。
伴随着80年代的落幕，政治权威也开始消散，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部门与部门，各自计算、各自追逐，中国政治的逻辑悄然改变，“文件治国”再无可能，改革的图景等待着重新书写。
“现在，上级精神对于我们不再重要，除非这是个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上级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去基层调研时，有乡镇党委书记直截了当地告诉赵树凯。他发现，“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
复杂和坚硬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人具有统揽一切的权威与智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变革的契机并不在庙堂，它只能从社会的肌理中缓慢生长——社会组织、市场化媒体，也许正是这肌理的一脉。
十二
戴小京如今是联办常务干事，财讯传媒集团总裁。1992年以来联办陆续创办了《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等二十多本杂志。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决心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他发出微博后，很快收到戴小京短信，“昌平啊：务必克制啊！”平时被认为镇定、气场强大的戴小京，少见地使用了两个“啊”。罗昌平意识到：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
第二天，两人约在公司附近吃午饭，戴小京问了举报的来龙去脉。“很难想象，换一家机构我会遭遇什么样的下场。这种宽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于他们大风大雨的经历。”罗昌平在回忆文章《打铁记》中说。
《财经》杂志曾经遭遇的风浪，也许让罗昌平对戴小京的反应早有判断。
“你没有压过稿子吗？”我问戴小京。
“怎么可能没有过，我再怎么跟你保证我们不干涉，你也不能全信。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如果真是天天干涉，能有这个杂志吗？一年到头，不会超过一两次。今年以来肯定是零。不定期的，我们会开个会说，大家得悠着点，注意建设性。如果我要说什么，会在事后。通常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新闻操作的规范问题。”
接受现实，诚恳地面对存在的合理性，戴小京的回答暗暗地吻合着九号院时代的行事风格。自认为是“改革者”的他，对于隐蔽的风险很敏感，运用着“界限的艺术”，既保全自己又能有所作为。当然，他会倾向于表达“杂志只是一个生意”，有时又难掩骄傲，“《财经》杂志还是挺有影响吧，在改革问题上这本杂志是有使命感的”。
关于“界限”，他每天都与之共处。每天早晨醒来，九号院的那个自己就跟着苏醒，很自然地“关心起13亿人的事”，很快又告诉自己——“还是先关心关心公司1300名员工的事吧！”
“我不想要特别硬，我想的是橡胶那样子，不软不硬，才能在金属和石头之间起个缓冲作用。越是多元化的社会，越是高速变迁的社会，越需要这种缓冲。首先你得存在，你自己都不生存了，你有什么意义？”戴小京说，“杂志是个平台，也是个船，大家还得待在上头，理想主义最后也得扎根于现实。都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因为有个藕在底下，哥儿几个别把藕给忘了。”
看似远离了政治的场域，细究之下，是在培养公民社会空间，仍与政治互动。不过，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转型路径少有复制者，《财经》的存在也被称作一个奇迹——这既证明了开拓价值，也显示了变革之难。
这样的路径，似乎也是杜润生所期盼的，95岁时他曾说，自己最希望看到两件事，一件是土地确权，一件是成立农会。
早在80年代，杜润生就曾向邓小平建议成立农会。邓小平说，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又解释，党代表农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时矛盾；“好，那就看一看，三年后再说。”邓小平回答。
一等已过三十年。
十三
7月18日，北京紫竹桥附近的酒店里，九号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庆祝杜润生101岁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个孩子，摆弄拐杖，拿反了手机，拢着耳朵做出听不清的姿势。
温家宝、王岐山、陈锡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人到医院去看望，俯下身听老人家讲话，屏幕上出现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现场就轻唤一声他的名字，“毅夫”、“锡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
他们都说，王岐山始终保持着九号院的风格。
“他从不听套话，有事说事。五句话能说清楚的就用五句话。你要说五十句，还没到正事，你就不要说了，他不听。就是这种风格。”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蒋中一去办公室看他。王岐山说，有些人不适应，对他有意见。“我不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
“语言系统、办事风格，跟已经形成的官僚系统不一样，”蒋中一说，“但他尊重这个规则，他知道多年形成，破不了。”
九号院的开放、包容、平等，无可避免地在走出的人的身上留下印记，既是个性的、思维的，也是感情的。一位受访者见证过这样一场景：90年代末一次会议中，周其仁发表了观点，领导不悦，说他们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周回应，怎么着？我就愿意当徒子徒孙。
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已然散落四处，九号院的故事也显得遥远，人们回忆它、总结它，总是带着期望，似乎其中蕴含着某种可能。
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翁永曦决定对我们说些什么。当年成了最年轻副部长，羡慕与仇恨夹杂着污名不断袭来，他被迫离开体制，下海经商，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仍然保持着热情，像三十多年前那样，时常下去调查研究。他递给我们名片，正面是名字，背面是电话和邮箱，没有企业名称，没有职务和头衔，只印着握手图案。他说，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远是朋友，我是良民翁永曦。
采访到最后，翁永曦找来一段文字，要读给我们听。那是有记者提到“农民不能恢复成立农会，很难抵制权力侵害”时，杜润生回应的话。
翁永曦站起来，右手拿着文章，背后的灯光随着他身体晃动，有点儿刺眼。他一字一句地大声读了起来：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以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面解放出来，你怎么敢，你不怕天下大乱？林肯很平静地回答说，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杜强为本文合作作者，实习生郑子琳亦有贡献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