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人之城
撰文于威
蝙蝠人的一生，最终都会了结为一张记忆的地图，经历和足迹交织成大街小巷，上面还摞着密密麻麻的红房子和白房子。仔细看，总能找到似乎标记了什么的小箭头，箭头下面那个地方，藏着蝙蝠人的前世今生。
得空瞅一眼这座城时，总是会想到余华。不是现在的余华，而是在那个绝望的小镇当绝望的牙医时的余华。他看着那些不可救药的口腔时的状态，和我看这座城的状态一定是一样的，不光要忍受丑陋和扭曲，还要忍受能把头盖骨击碎的腥臭的口气。
而这座城，住了三十多年，每次因为嫌弃和厌恶逃走后，又像毒瘾发作般急着回来。
情窦开脑洞没开的时候，暗恋过一个男生，结果被他用毫无察觉抛弃了。撑过那段难熬的时间，靠的是这样一个空想桥段：他毫无察觉地即将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上，在最后一秒，是我推开了他......这个白日梦解释了我和这座城的关系：它是哥谭市，我是蝙蝠侠。蝙蝠侠没变身之前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蝙蝠人，离人世间壮丽的词汇都很遥远。
一、民族饭店
1995年，遍地都是开公司的，民族饭店里我待过的这家骗子公司还显得高级一点。
两个姑娘，一个是我大领导，另一个是我二领导。反正我那时候肯定土死了，都没去过燕莎，她俩都不太舍得拿正眼看我。我们这家证券咨询公司，开展的是海外上市培训业务，就是从挂靠的某国家级大通讯社内部阅览室里把港台报纸借出来复印，把任何和上市有关的图文剪下来，拼贴成一份“内参“，几千块钱一份，卖给当年的土豪。俩姑娘负责土豪，我负责复印。
老天真是把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某天传真机吐出份英文的，这家特洋气的公司，能识洋码子的还真就只有我一个。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突变，从复印港台报刊跃进到复印英美报刊，那年头能看到《财富》《福布斯》的真身，很牛的。
大领导以前是开电梯的，因为长得特别美，嘴也特别甜，被老板相中，做了总助。大领导喜欢穿明黄和玫红的套装，唇红齿白地每天都要告诫我，女孩子不能靠男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后来大领导不小心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官人，官人也是真爱，弄了一笔钱把大领导送到美国读书去了。
二领导是大杂院里长出来的一朵花，每个白天都病恹恹的，娇弱得让人忍不住把她的活都干了。太阳一落山，病就好了，亚马孙女战士般征战于各个场子，目标特别明确——首选傍个老外，次选傍个大款。傍老外除了身体语言，好歹要会点英文，所以二领导对我特别好，我教她几句英语，就能换来一大堆让人馋得流口水的纸醉金迷风花雪月的故事。二领导运气不是很好，首选次选都没成功，只得回过头来改造一直默默守候的男友，逼他辞了公职，轰到南方去发财。几年后在一个商场里偶遇二领导，鱼尾纹都长到鬓角里了。她说她终于过上了有房有车的生活，当年的男友现在的老公把钱挣到了，但也留在南方不回来了。二领导跟公公婆婆关系处得紧张，熬不过时就在车里凑合一夜（啊啊啊，曹七巧侬不要乱入啊）。
二、八角
地铁票还是两毛钱一张的时候，石景山有个八角，八角有一幢居民楼，楼里有一套朋友的一室一厅。朋友对混得付不起房租的我说，你先在这里落个脚吧。
一落就是半年。那是个空房子，除了一张小方桌和几把椅子，没有其他家具，吃饭之外所有的活动都是席地进行。晚上，总会聚集若干热爱戏剧的文青、热爱诗歌的文青、热爱电影的文青、热爱写作的文青，配啤酒的可不是炸鸡，是榨菜。
已经快五十岁的老牌文青老k，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也来落脚了。老k出身于西安的大户人家，除了有才，别无一技之长。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为了准备论文，他给远在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还没出境就被截获，那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哦。再一结合老k不争气的出身，好了，学也别念了，直接去农村改造吧。若不是善良淳朴还大字不识一个的陕北妹子秀秀的出现，公子老k只能直接饿死了。秀秀妹子为了给老k换点粮食，粗麻绳往肩上一背，拉着装满土豆的手推车几十里就出去了，老k一感动就把秀秀娶了。是咸鱼总有翻身的时候，老k终于等到政策落实的一天，回到省城的大学当上了教授。老k的学术成果传到海外，被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看上了，为他全家争取到了移民资格。老k这次携妻将雏来八角，就是要办移民手续。
那两个星期，八角的文青们可开了眼界。同样一坨面，秀秀大姐能弄十几个花色出来。被喂得美美的文青们感慨着落难公子和田螺姑娘的爱情，秀秀听不下去了，用和面皮子一样筋道的陕西话说，老k才不是什么好东西呢，回到西安就骚情了，晚上老出去会女学生。我就把他的自行车车胎给扎了，他去补好了，我再给它扎了。
老k一家顺利走了，八角没那么热闹了，渐渐地，文青们聊生计的时间也多过了聊话剧。老k因为没有研究生学历，在美国的大学不能当教授，只做了个教中文的助教，秀秀在当地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上打着一份工。十几年后，我在《纽约书评》上看到他出了本新书，悄悄高兴了一下。
三、大山子
大姑姑是北京最后一批知青，不清楚是因为那时候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被挤爆了，还是广阔天地都盼着知识青年不作为，反正只有北京郊区的大山子可以去。小时候常听大人们嘀咕，大姑姑真不该嫁给大山子的农民，还生了仨孩子，连孩子都是大山子的了。孩子多，日子过不下去，难免需要城里的娘家接济一下。那会儿地主家都没有余粮，张口要钱，得多难。
我一岁的时候，被爸妈裹在被袱卷里从大庆送到了大姑姑家，每个月十块钱的生活费，一直长到五岁。我妈后来跟我解释，不是他们心狠，而是油田的条件实在太艰苦，怕把我养死了。我不负众望地活了下来，亲眼见证了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楼田，大望京拔地而起。大姑姑的三个孩子因为他们的农村户口都发了大财，而大山子自打接了798这位客官后，也得瑟到张口闭口都要提提艺术。
四、东华门万庆巷3号
那儿离推出午门斩首的午门特别近。那时候，奶奶还在，和二姑姑一家住在这里。逢大节，她被发散到全国各地的三个儿子，会携家带口回到东华门万庆巷3号看她。
3号是私产，一个规矩的四合院，天井里长着两棵不知多大岁数的树，一棵是槐，一棵是椿，还有一架每到夏天都满满当当的葡萄。“文革”的时候搬进来很多工人阶级，二姑姑虽然偶有抱怨，其实倒也相处融融，小孩子可以去随便一家蹭饭。
1975年后，因为父亲身体的关系，我们全家从大庆搬到了廊坊，回北京变得容易多了。假如有天堂，那里便是我的。早上被奶奶叫起来，从巷子口买回来的油饼和豆浆在八仙桌上冒着腾腾热气。房顶那么高，不知道怎么才能爬上去。青砖的地面永远一尘不染，即便是这样，有洁癖的二姑姑还是不允许我坐在地上。
最好的当然还是夏季的院子和胡同，树上有知了，葡萄叶子包着绿色的大豆虫，灰墙上爬着蜗牛，天上窜着蜻蜓，孩子们有一千种祸害它们的法子。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离家几步路的护城河里看到漂上来的死鱼。
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独自住在院子西侧的一间厢房。那间屋子总是黑黢黢的，似乎永无光亮。小孩子都说老太太是个妖婆，一个必选的游戏就是比赛看谁在她家窗户下蹲的时间最长。傍晚的时候，门就会打开，老太太捧着一个大盆子出来，一天中最耀眼的奇迹随即发生——二三十只猫突然从屋脊、墙头、蜂窝煤堆中间、花盆后面飞出来，用各种各样的招式抢食吃，而传说中的老妖婆脸上的表情只能用“萌萌哒”来形容。
这个院子里最好看的女人就是我的二姑姑，万民同款的衣服让她一穿，配上天然卷曲的头发，就有了反特片里女特务的贵气。二姑姑是个特别矫情的人，按现在的说法肯定是个处女座：衣服要挂好，鞋子上不能沾土，坐得有坐相，姑娘要有个姑娘的样儿。我挺怕她的，但眼睛又忍不住老是随着她转。没有二姑姑，我可能一辈子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有限的条件下还能追求无限的讲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我上大一那年，二姑姑得了不治之症，三个月后就没了。我从学校赶回来见了她最后一面。二姑姑摩挲着我，说孩子里她最喜欢我，因为我爱看书。
奶奶走了，二姑姑走了，没有什么理由再去东华门万庆巷3号，北京的这个家渐渐散了。一别经年，有一次去南池子办事，突然想再看一眼，溜达过去，已然了无踪迹。
皇城根下的这片院子，原本说不拆的，还是拆了。
蝙蝠人的一生，最终都会了结为一张记忆的地图，经历和足迹交织成大街小巷，上面还摞着密密麻麻的红房子和白房子。仔细看，总能找到似乎标记了什么的小箭头，箭头下面那个地方，藏着蝙蝠人的前世今生。
哥谭市越来越丑，邪恶和贪婪把空气弄得更臭。蝙蝠人不能自拔地沦陷于和哥谭市的虐恋中，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关于蝙蝠侠的白日梦。
失踪的父亲
撰文庄秋水
人性的恶一旦释放，经百多年熔铸，便成为公众情感的dna，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支配彷徨四顾中的大多数，成为鼓荡人心的时潮。
号称盛世的康雍乾三代文字狱盛行。一方面，在文字罪人的恐慑之下，帝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唯恐留有口实。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在办理文字案时，又唯恐不够严厉，以致自身牵涉其中，一旦有违圣心，不止顶上花翎不保，且有性命之虞。然而此种非常规治理手段却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掌国者顾盼自雄，贱视文人，以残酷和蛮横压制血性和士风，逐渐剥落了朝野读书人的内在动力——他们久受儒学浸润，以天下家国为精神感召。虽一时维稳有方，然长期来看，文网严密造成了民族在精神上的矮化，既令帝国的人物、学术日趋委靡，其历史因果还报应在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身上。
若言文字狱惨祸的直接后果，则是由那些案中人担承。他们的生命和动机被埋葬在为人所遗忘的黑暗里。他们及其子孙，或身首异处，或侥幸偷生，或流落边地，其命运之悲惨，心理之挣扎，几百载之后，仍令人为之唏嘘。
一、失踪的父亲
整整三十九年了，身在海宁袁花祝姓夫家生活多年的陆莘行，仍不晓得父亲是生是死。如今，她已进入中年，如果父亲陆圻在世的话，已是九十四岁高龄。父亲不曾目睹她长成一位娉婷少女，嫁人生子，而她亦无缘承欢膝下。她自问，人生之惨，有如是乎？这位从小被目为才女的女子，在这一年，康熙四十六年（1707），决心记述父亲一生中最为惨痛的经历，为失踪于他乡的父亲留下一段记录。
1663年的正月十九，七岁的陆莘行随同母亲兄长，按照惯例，在祭祀之后，收拾新年家里悬挂的神像。在陆的回忆中，那些画像皆是一副愁苦之状。事实上，那不过是陆家人彼时的心情写照。父亲陆圻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年，他上一年十一月十五被抓走后，关在钱塘县监狱。他被牵连到一桩文字狱中，但此时他们皆未曾逆料到此案牵涉广泛，十数家为之人亡家破。
事情源于湖州南浔镇富户庄廷鑨续修明史。这位青年才俊从他的同乡、明代史家朱国桢后人手里，买到了朱未曾完工的《史概》逸本二十卷。宋元以来，汉族士人“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念很深，如今明室江山已落入异族之手，如何保全故国历史，是不少遗民们的宏愿。庄廷鑨得到朱氏遗稿之后，觉得时机已到，发愿要完成这部皇明信史。庄家是湖州大户，家境殷实，于是他延请当地文人士子共襄盛举。
为了完成这部史学著作，庄廷鑨可谓呕心沥血。他和几个知己朋友日夜琢磨，搜集参考书籍。大概是熬夜太多，他的视力受损，不得不去外地医治，犹且让人口述史书。此外，庄廷鑨自知才学有限，先后邀请几位名家充作顾问。顾炎武曾受邀到南浔，不过这位大儒认为庄廷鑨学识浅薄，便离开了南浔；吴江才子潘柽章亦曾来南浔拜访；海宁名士査继佐支持庄廷鑨修史，听闻他眼疾严重，带信给他，愿意相助。也许庄廷鑨太想完成一项不朽之盛事，坚持要自己完成，终至双目全瞎。
1655年庄廷鑨去世，书稿稍后完工。父亲庄允城痛惜爱子早逝，决定用庄廷鑨应得的那份遗产，代子刊刻发行。1660年，《明史辑略》刻印完毕，这部书包括了修订过的朱国桢《史概》和续写的部分。按照晚明以来的出版惯例，庄允城在书的扉页列出了一长串“参阅”名单，以增加发行上的卖点。
陆圻正是这众多参阅者名单中的一个。此外，尚有査继佐、范骧、潘柽章、吴炎等人。多年之后，在陆莘行的回忆中，父亲陆圻首先被人告知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一部“抵触本朝”的“秽史”中，觉得不妥，便找到査继佐，连同范骧，三人出首，告至湖州教谕赵君宋处。然而参考范骧之子的回忆和查继佐的年谱，发现名列其中的并非他们三人自己。范骧的老友周亮工偶然翻阅此书，发现载有李自成入北京事迹，明朝官员有降表，下面标注是龚鼎孳的手笔。周亮工与时任清朝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龚鼎孳有些交情，很不希望老友得罪另一位权贵好友，因此竭力劝诫三人向官府检举。
三人对此反而无所用心。在当时，借助名人效应宣传书籍，书商图利，文人为名。因此范骧甚至还炫耀说：“吾三人参阅有名。”然而经不住周亮工反复警告，甚至代他们起草了呈稿，声明庄廷鑨并未征得他们同意，便将三人列为参订者，所言诸事与己无关。三人于是联合具呈向浙江按察司衙门检举此事，申明备案。按察使衙门对此很淡然，说“文章之事，不便存案”。而司理嵇永福却认为此事不可等闲视之，就拿着呈稿去见浙江学道胡尚衡。胡亦不以为然，反要嵇永福处理。嵇永福批示，若无圣旨，谁敢私修明史，命令湖州府严查。湖州府学教谕赵君宋看到批文，即刻行动起来，从而真正揭开了这场文字惨祸的序幕。
赵君宋果真查出十几处悖逆文字，胡尚衡开始调查。庄允城得知后，立即开始金钱运作。他一面上下行贿，央求浙江巡道张武烈责令赵君宋停止调查，一面找人收回尚未卖出的《明史辑略》，将其中存在悖逆语句的页码抽掉，找人窜改补正，重新刊刻和装订，使之成为一部洁本，仍发往各地销售。然后老成的庄允城携带洁本《明史辑略》和大量金银，亲自进京疏通关节。他委托老友、在通政司衙门的王元祚分别转给礼部、都察院一部洁本《明史辑略》，同时奉上大把金银。通政司、礼部和都察院既得实惠，且书已是洁本，就未加任何批驳。因此，后来湖州府推官李焕给《明史辑略》下判状时，就有“既经部、院检察，便非逆书”的官方鉴定。
然而，明史一案已经流传在外，不少人觊觎庄家财富，觉得可以浑水捞鱼。个人贪欲一旦和专制权力结合，便释放出毁灭性的力量。
前归安知县、因贪腐被革职的吴之荣此时刚在监狱待了六年出来，他闻得此事，便去庄家敲诈，被庄允城拒绝。此外，吴之荣曾想去观赏査继佐家的家乐班也未能遂意。于是，这个心狠手辣之徒决意让庄家、査家和他敲诈未遂的庄家姻亲朱佑民家死无葬身之地。他找到一套初版《明史辑略》，将其中的“悖逆”之语一一标识出来，直接赶赴京城，将《明史辑略》和检举信递呈刑部。刑部官员见事关重大，奏报给康熙的顾命四大臣：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于是，这场《明史辑略》案真正开始了。
陆莘行记下了那段时间家中的恐慌气氛。父母唏嘘偶语，她问情由，大人便以她兄长生病搪塞。父亲被押解往京城那天，母亲典卖家中衣饰，得了二百两银子，作路途费用。直到中年之后，她仍记得送别之际，父亲背着她，流着泪嘱咐母亲，要好好照顾他特别钟爱的女儿。于是，当陆家被抄之时，母亲将陆莘行托付给弟妹，冒充是她的孙女文姑。
危难之际，人性的丑陋和美好呈现无遗。
一位平日里颇受陆圻恩惠的邻居许周，见陆家落难，不惟义气相助，反拿着糨糊四处贴封条，为官府指认陆家家口，由此获得官员赏给二石米和两匹布，并且一道到京城拘捕随同陆圻入京的三弟。反而有一位办案人员同情陆家，用草席卷着送出了一位陆家男孩。
正月二十一日，陆、査、范三姓共176人被逮捕。此时，庄允城频遭酷刑煎熬，一个月前已经死于京城狱中。他的次子庄廷钺自北京日夜兼程，回到南浔后与他的五个兄弟一起被关入死牢。
朝廷派来的钦差在浙江、杭州官府的配合下，调动当地军队，进入杭州、湖州、南浔等地抓捕，凡与《明史辑略》有牵扯之人，主编、参阅、刻板、印刷、卖书、买书、作序、审查、谈论者，一概满门拘捕，关入大狱，集中会审。为《明史辑略》作序的李令皙被抄家时，前来拜年的七十多位亲友亦被抓捕。而江南书商陆德儒正置办嫁女喜事，全家及迎亲亲朋均被逮捕。
在狱中，年幼的陆莘行和母亲与诸位婶母诵经不辍。自从父亲被逮捕后，她便开始茹素。此后陆家无事，她归因于神佛护佑，清朝的野史、小说家则归功于査继佐早年相助一位乞丐吴六奇。六奇此时是平南王麾下战将，愿以身家性命为査赎罪，因此惠及陆、范两家。海宁査家的后人金庸在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亦据此传闻演绎了吴六奇反清复明的一段异史。然而在陆莘行和范骧之子范韩在《范氏记私史事》中都未曾提及吴六奇，按照常理，不大可能忽略这么一位“救命恩人”。
五月二十五，陆、査、范三姓主仆再次被戴上刑具，每人被两个狱卒共挟。陆莘行的母亲在身上藏了一把剪刀，以备紧急关头自裁。
康熙二年五月二十六，即1663年6月31日，“明史案”正式结案，所有被羁押的犯人，依次点名宣判执行。朱佑明喝了一碗参汤之后，凌迟处死；三子亦被斩首，妻子当场惊恐至死，三个儿媳则被流放边地。庄廷钺，凌迟处死；李令皙，凌迟处死；颇有才华的史学家潘柽章、吴炎亦被凌迟处死……《明史辑略》主编庄廷鑨则被戮尸示众。编写者、印刷者、贩卖者、购买者、传阅者统统处死、抄家，家属也都掠卖为奴。人肉横飞，血流成河，真个是天昏地暗，日色无关。罪犯家属们则在三日后被绳子拴着，被关在钉死的官船里，流放到遥远的盛京。最后点到陆圻等，査、陆、范三人此时魂飞魄散，结果被宣布不但无罪，反而有皇帝的赏赐。
此时距陆圻被捕已经过了半年。在陆莘行的回忆中，骨肉重逢的场景十分动人。她的兄长因狱中生病不能发声，见到父亲时唯有泪流满面。到了家中，尘埃满目，青草盈庭，一家人恍若隔世。至此，这场牵连了上千人的明史案算是终结了，有七十余人被杀。此案是清廷安定天下之后，对明朝遗民采取强硬政策的开端，亦开了此后残酷文化专制的风气。清廷借此压制读书人不加顾忌地抒发故国之思，以吴之荣告发为由，广为株连，终将“明史案”罗织成一个白骨累累的文字大狱!
影响巨大的小说《鹿鼎记》中，说查办明史乃是奸臣鏊拜所为，而“小玄子”康熙英明仁厚，赦免了明史一案牵连的众人，不过是小说家为祖先涂抹之词。真正得到赦免的只有出首告发的査、陆、范三家。
对于陆圻、査继佐和范骧，虽然他们在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中逃生，他们的心灵却住进了永久的牢笼。此案牵连到那么多人，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作为饱读圣贤书的宿儒，三人内心不可能没有负罪感。査继佐从此纵情诗酒，调教出浙江闻名的女乐；他一直在写的《明书》改名《罪惟录》，措辞亦极为谨慎。范骧经此打击，默默以终。
陆圻被移送京城时，便告诫两个儿子终身不必读书，以免重蹈父亲覆辙。途中行舟停泊于金山之下，远远听闻寺里的钟声，他许下诺言，如果生还，便跳脱红尘。这年十月初，朝廷下旨，将庄、朱两家的财产一部分给吴之荣，一部分给査、陆、范家。陆圻认为一家人能够逃生已是万幸，拒绝接受。
1667年，陆圻断发出家，次年和家人相见之后，便弃家远行。从此陆莘行的哥哥们四处寻觅父亲踪迹，但有生之年，父子们再未相见。
至于吴之荣，陆莘行的《老父云游始末》里说他三年后得了恶疾，肉化成水，只留下骨架，脖子断裂而死。范韩在《范氏记私史事》中则说，吴之荣某日行于山中，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吴被天雷击中，犯了疟疾，寒热夹攻，两日才死，云云。事实上，吴之荣倒极为可能寿终正寝，对他的诅咒不过是说明陆、范两家人心中所存的良知和歉疚。
二、流放者归来
1735年10月8日，大清的第三位皇帝雍正龙驭上宾。两日之内，从如常听政到突然病剧辞世，朝廷发布的文书并未说明皇帝罹患何疾，于是，民间便开始流传种种“雍正暴死”的版本。版本之一，便是雍正为刺客所杀，头颅亦被携走，清廷只好以金铸造一颗假头下葬。《清朝野史大观》言之凿凿，说这位入宫行刺的侠女，为“（吕）留良孙女某，其剑术之精，尤冠侪辈”。
这自然是小说家言。事实上，在雍正严密的搜捕之下，吕氏一族怎可能有逃脱者。这位皇帝放过了曾静和张熙——策反陕甘总督岳钟琪的直接主事人，但痛恨吕留良则是到了极点，屡屡形容他“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最后对吕氏的惩罚也极为残酷：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和长子吕葆中被开棺戮尸，九子吕毅中斩立决，孙辈免死，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与披甲人为奴。为了确保无一吕氏后人遗漏，雍正密谕浙江总督李卫严厉督察地方官，细细查访，“稍有丝毫疑情，即行根究到底”（《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十八）。1730年9月，李卫上奏，他的名单里增加了一个吕留良的曾孙，还有嫁入吕家的妇女和未嫁的吕氏妇女共二十九人。此外，他果然找到了一个漏网之鱼——吕葆中的续弦曹氏，在丈夫1708年过世之后便削发为尼。由于不在族谱上，她差点就躲过了厄运。这个遗漏很有可能触发了民间的灵感，野史里确实安排吕四娘是曹氏的女儿，学习剑术，长大后混入皇宫为家族复仇。
真实的历史则远没有这样痛快淋漓。从顺治十二年陈嘉猷被发往宁古塔开始，这里便成为清朝流放重犯之地。吕氏子孙栖身于城西大路旁的小屋内，过着极为贫寒的生活。从温暖的南方浙江嘉兴来到奇冷的北方，寒意穿透躯体，冻雪堆砌如墙，北风穿堂而过，弦月独眷离人。
牧羝沙碛。待风鬟，唤作雨工行雨。不是垂虹亭子上，休盼绿杨烟缕。白苇烧残，黄榆吹落，也算相思树。空题裂帛，迢迢南北无路。
消受水驿山程，灯昏被冷，梦里偏叨絮。儿女心肠英雄泪，抵死偏萦离绪。锦字闺中，琼枝海上，辛苦随穷戍。柴车冰雪，七香金犊何处？
无数流人之幽恨，发万古之悲凉。1658年被流放于此的江南诗人吴兆骞写了这首哀感顽艳的《念奴娇·家信至有感》，可谓曲尽宁古塔流人的危苦和寂寞。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描绘得更为真切：“一年四季，无一闲日。一到种田之日，即要亲身下田，五更而起，黄昏而歇。……官庄人皆骨瘦如柴。”（吴兆骞《归来草堂尺牍》）
五年之后，继任皇帝乾隆发布上谕，那些曾为职官和举、生、监出身的流放者，一概免其为奴，于戍所另编入旗，出户办差。吕氏子孙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他们被解除了奴仆身份，到驿站当差。
于是，吕留良的子孙们开始营建新的生活。和百千年来大部分顽强的中国人一样，只要稍留空间，他们便能给自己打造出一片天地。清廷规定，发配的流人及后裔不准仕进和从事一切政治行为。吕氏后人发挥所长，行医，经商，坐馆，三十余年后，居然风生水起。曾孙吕敷先读过书，后来学习做生意，很快便拥有了自己的铺面，与林海雪原里的原住民族做起了貂狐皮张生意，收入十分可观。头脑灵活的吕敷先还把闲置的余钱放租，在宁古塔旗下包放账目，每年二、八月开钱粮后放出，每两利银二钱，至下次开钱粮月份清还。吕敷先后来又在本村开设烧锅一处，居然赚下了资产不菲的家业，计有房产165间，地414垧（合约6210亩）。
吕留良的另一个曾孙吕衡先也做生意，后来有了相当的积蓄，计有房产35间，地50垧（750亩），盐25000斤。吕念先也积累下了草房28间，银300两，春雨堂药铺一座。孙子吕懿兼则是一位妙手回春的医生，多年行医，生活堪称富裕，有13间房产。
然而，按照宁古塔官署的规定，流人们必须每五日去点一次卯。这不但是苦事，也影响生意。于是吕氏子孙们便筹划摆脱，其方便之法便是捐纳一个监生。所谓捐监，是清代的一项政策，准许百姓出资报捐以取得监生资格（国子监肄业文凭）。乾隆继位之初，停了各类捐纳，独留捐纳监生一项，但必须到京城在户部纳银办理。乾隆三年，下旨将捐监改为纳谷。纳谷捐监的本意是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以救济灾荒，平抑粮价。此后捐监的政策又曾多次变化。
渴望摆脱流亡者身份的吕氏子孙们，甚至未曾料及可能的风险。吕懿兼先行一步，他向堂侄吕衡先和吕念先挪借了六十多两银，再加上自己的积蓄，共125两，写了三代的履历，托吕衡先铺子里的伙计辛金山进京时为他代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如愿以偿。
吕敷先则打算亲自上京捐监，被察知身份，不许出境。改变身份的愿望如此急切，他把自己价值300两白银的房契押给吕衡先，得了125两，托一位江苏来的人参商人朱尚周带到京城捐纳，然后把户部所发的捐监执照寄到盛京的吕衡先外甥处。
令人惊奇的是，户部所发的四张监照上，吕留良的名字赫然在列。难怪吕家人被告发后，乾隆盛怒：“……前即幸为开户，今复妄思溷厕衣冠，情罪尤为可恶。”1775年，厄运再次降临，吕懿兼、吕敷先、吕衡先、吕念先辛苦积累下的财富被抄没，吕懿兼和吕敷先以及他们的家属再度被赏给黑龙江披甲人为奴，吕衡先、吕念先和他们的家属也被遣送到齐齐哈尔水师营当差。帮助吕氏子孙的辛金山和朱尚周也因此在宁古塔被枷号两月，满日后还被打了三十大板，发回原籍管束。
经此一番摧折，吕氏子孙被永远禁止考试捐纳。吴越歌吹，杨花楼阁，永驻乡梦。他们从此谨慎小心，以塾师、医药和商贩为业，开齐齐哈尔读书的风气。民国元年，章太炎到了齐齐哈尔，前去祭奠吕留良，盛赞“至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民国五年，浙江省督军吕公望曾致函吉林省公署，请把清朝流放宁古塔的吕留良和严鸿逵（受吕案牵连）的后裔遣回浙江。此时，宁安县和黑龙江的吕氏后人已有71户498人，然而因吕公望辞职，这一迟到的平反不了了之。
吕氏后人终于走出了宁古塔。1935年，陈垣先生见到一位温文有礼的青年吕永泰，辅仁大学教育系毕业，其家在黑龙江省城做生意。当得知他是吕留良后人，陈垣与之相对唏嘘良久。
皇帝用子虚乌有之事惩治臣下，官员们一则万马齐喑，一则学会了借此打击政敌，民众也看到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的“好处”。检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出首之人出于私仇报复或敲诈钱财者不在少数。于世道人心的崩毁，清朝皇帝可谓居功至伟。而人性的恶一旦释放，经百多年熔铸，便成为公众情感的dna，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支配彷徨四顾中的大多数，成为鼓荡人心的时潮。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后更多的是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
鲁迅
先知
撰文邹波
我也不喜欢最终将信仰变为某种宣誓。我为什么不是自然地就成为了某种人呢？我可不会轻易陷入那彼此都很和谐的“精神温室”中，“加入”这个词本身就是魔鬼。
你在香山也会碰到一些普通的清洁工，你观察他们的行为，终于发现了一些异常。
多数时候你只是远远看见他们，捡垃圾，清理垃圾筒，修补他们的工具，吃盒饭，偶尔站着听一听鸟鸣。但有时候，他们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继续劳动，后来几乎是你一边扔垃圾，他一边跟在后面捡，紧迫得让你喘不过气。
“别。”他终于自己绷不住，不好意思地说，“您接着扔吧，我继续捡，我可以跟得远一点。您面对您的风景，我面对我的垃圾。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有时天使仅仅隐藏在语言里，天堂不必能飞翔或永生，宗教并不是精神压力，而只是你如鲠在喉要去表达的那些东西，如果对方沉默，你终究会忍不住自说自话起来，这让我想起布道。
我正是在一个被布道的下午听说了这样的故事，出于两个新朋友——周萍和她先生——之口。之所以说是新朋友，是因我完全没有料到她会带着她先生重现。在2007年年初的《汉中故道》（这篇文章并未收入我第一本非虚构文集《现实即弯路》）中记录了初遇的情景，只是我当时对它的意义并不自知：
“……另一条更加荒芜的国道是蜀道南段的108国道，自从汉中、宝鸡和成都之间的高速公路开通之后，路上已经完全没有车。
“‘不，还是有车，只是班次少，要等上两个小时，才会有一趟。’——在108国道走了一百多公里，我们才在一个来不及看名字的村庄遇见了一个等车的人——从深圳回家的周萍。她孤独一人，站在小卖部的门口，门前那把长凳证明这里是车站，周萍一身紫色的呢子外套，在这充满枯笔风格的秦巴古道的黑白国画中显得非常打眼。她说要有耐心等车——等待的奇迹，有点哲学味。等上一年，说不定能等到秦巴山区古代著名的白老虎……
“但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耐心的人，这条道路仍然是空无……”
看当时的文字，可见我只琢磨到一点点旅行哲学的层面（那次在汉中博物馆老馆长郭荣章先生电话如盲棋一样的遥控下寻找古蜀道和古栈道的旅行，的确有种“未参透”的感觉，持久不能进入任何一个主题，完全是在冰面表层滑行，不得其门而入），而并未想到宗教。所以，这天下午他们突然再现，我感到时空的跨度、跳跃，真的如同宗教的地理学一样无序。我着迷于这更大的剧情——我竟然真的也存在在某个故事里。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我们在你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计划。他俩听起来像一封信，或者任何没有内心的媒介物，比如天使。和很多牧师一样，那个男生尤其英俊，主要是他布道我听。据说追逐他的女人非常多，但看起来这英俊不代表任何一种男人。我是说，几乎是看不出性别的荷尔蒙的味道。这就是上帝面孔吗？确切地说，是一种涂了蜡一样苍白的英俊。
我陈述这些的时候，始终确信我仍然像脱离了宗教的青年罗素一样清醒，相信现代主义中的智力性，相信智力能战胜谎言和幻象。
我本想把这写成一部小说，但中国文学还没有小说是完全以宗教为主题的，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信仰很少真正虔诚——除非是经命令的洗脑，或者出于基本生存的反抗需要，他们总会保留最低限度的犬儒精神的怀疑。拨弄开那些现成的作品，到达它们的核心，中国文学的主题可能还是那么世俗的几种——如何战胜艰难的生活。我欣赏那些有才能的中国作家，但他们有限的、非宗教的、只关肉欲和社会道德简单对立的主题终究使我不能满足。
这两个基督徒脸上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宁静和“被组织的感觉”，周萍的先生——那男生二十六岁，更有抱负，有着无比复杂的经历，曾在天安门前卖过各种东西，摆过地摊，被天安门前的城管和警察驱逐，也蹲过监狱，但面孔还是孩子般光洁，可以做护肤广告。他想在三十岁的时候成为职业传道者，说话几乎也和牧师一样悦耳，而且通顺。他只读到初中，所以我也设想我是在同一个真正的十三岁孩子在说话。但他的词汇像哈金后来用英语写作那样完全够用的感觉，那些词语简单得像《圣经》（当然，《圣经》有许多基本词汇，中国人完全没有机会涉及，我学gre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生僻，比如“charisma”这个词，但是又感觉它对它的生活，是那么简单……）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圣经》，有废话，也有有价值的。可能也算听者有心，让我觉得，仅仅把它当文学来读也仍然是不够的。这是久违的交谈体验，我很久没有这样的对象，可以那么流畅地谈事情、谈文学、谈哲学。想不到是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恢复了我和世界这样的交谈，我长期的精神上的口吃可能是因为必须不断地拒绝宗教而引起的，我必须每说两个字就停下来刻意地说：“不，我不相信。”（既不像诗人食指的情伤口气，也不像诗人北岛醒来的口气）——而是无神论者的口吃，无神论者身上还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刚硬，人类中的自大者。他们两个人也是志愿者联盟的人物，但并不确信中国的志愿者最后都会真的找到信仰，“有的人完全是慈善的目的，比如一些阔太太”。
我们还谈到我在陕北看到的被传销毁了的邻居之间的信任。他含蓄地preach（布道）说：也需要某种精神生活来找回。有时，当我们谈到孩子，我正忧虑将来孩子上幼儿园的事，他们说，养育孩子不是到他们长大或者到你无力再抚养他们，应该养育他们直到他们被交托在上帝手中——这有几分道理，只有一个虔诚的孩子才能有那种自我要求的习惯，那种为人的自觉性、自律性。我见到许多刚硬的孩子只是任凭被现在的社会污染，在社交媒体上说着嘴硬的话，还以为他们自己是清醒的。
那男生还说，在敬老院和老人说话，就是重建语言之桥，语言是人类真正连接的东西，所以应该不停地说，而“你们写东西的，则必须不停地写，否则就会让那些老人感到没有语言连接着他们，感到被抛弃”。
他们还针对我的孤独说，咱们应该一起思考。我们还谈到了一些诡秘的东西，如预言，本来我以为《圣经》的预言都集中在启示录中，但他说无处不在，比如在《马太福音》中读到了“二战”的预言，但我觉得如果是那样，分布又是完全无序的，上帝为什么如此无视历史中必须的因素——时间顺序？他们说不出，但我后来自己继续推测：《圣经》只是极为全面地、一次性地事先将人类行为的丰富性，铺展出来，罗列出来。当人们反复阅读它时，会发现那些行为或迟或早真地会发生，或者重复发生在生活里——这就是所谓的“预言”，完全不是神秘主义的。当然，这也是一种与时代思潮不合拍的封闭思维，但难道不也是一本堪称“人类代表作”的诺贝尔获奖小说最希望实现的吗？
所有宏伟的小说都是用一种天才预言色彩的封闭性，去吞噬未来的开放性。古希腊人听到一句智慧的语言，很可能不会称赞它“多么深刻”，而是会称它为“一句真正的预言”。那时的作家忧郁而智慧，在和平的时候心事重重，在动荡的时候充满信念。预言也即哈罗德·布卢姆所指的“经典性”——这个词本身也来自宗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预言能力，只是时间太短——一毫秒——提前一毫秒知道事情，这太普通了，有些人要干超人的事。
贵格派诗人和废奴主义者惠蒂埃（johngreenleafwhittier）1847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威尔参加摩门教的礼拜仪式后写道：“在聆听这些现代先知们的言语时，正如我认为的，我发现了他们成功地使人皈依的伟大秘诀。他们的言语打动了公众的情感；他们迎合了人们普遍的需要。他们把福音书启示时刻的神奇力量与我们名义上的基督徒的当下状态加以鲜明的对比。他们寻找神圣力量的象征；那能战胜一切的信念为传道者打开了牢狱的大门，给予他们胜过一切的力量，使他们能抵御疾病和死亡本身的侵袭，能看见活生生在场的上帝。他们在经文中寻找一切论断，去说明信念这种不可思议的历史力量早就事先存在于基督教的第一批忏悔者那里。”
我想惠蒂埃最后感觉到的，也是那“预先写下”的先知的力量。
有时候，那男生滔滔不绝地讲，我几近被催眠。他很少容许插话——这一点我始终不能接受，宗教人员那不由分说并努力把一切思维都纳入他的寓言的态度，完全不是聆听的态度，也许他们也真是预先想好了要对我说的一切吧，我甚至怀疑他俩事先在背地里“设计”过我、讨论过我，最近一直在打电话邀请我。有时突然来电话说家里已经有一顿晚餐等我去吃，这想起来又很让人不安——我大学毕业前夕经历过一次非常严格的政审，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也是完全背着我进行的，有时候那调查的力量离我非常近，我却毫无觉察。
可能出于同样的反感，库切在《耻》里描写的那个鲁睿教授会拒绝任何心理辅导或者告诫，但他的刚硬不同于那些头脑简单的无神论者，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可能是没有碰到更有能力的牧师吧……
也因此，我喜欢真正的好牧师胜于任何人，因为他们从来不打听别人，他们总是梦想能从外部看到人的本质。和一些优秀的诗人一样，你总是很惊奇：他那么陌生和自闭，却写下那么熟悉你、那么富于洞察力的回忆。
而且，我也不喜欢最终将信仰变为某种宣誓。我为什么不是自然地就成为了某种人呢？我可不会轻易陷入那彼此都很和谐的“精神温室”中，“加入”这个词本身就是魔鬼。我看这年月加入宗教比不加入宗教更容易，你只要放弃就行了——请滑入吧。否则你就是一个流亡者，你只有行动，你的思想也只是无名的行为。无论加入的是什么，更深邃的上帝或者魔鬼都存在于动词，而不是名词中。我读历史最后也在头脑中储存了一大堆人类行为——一堆动词，而不是时间和名称。可这不正是《圣经》写作的起点吗？
只是，我当然也不会为了能整天谈论精神方面的东西而加入宗教。
于是我几乎手拿着筷子睡着了，他也曾在一次冗长的硬座火车旅行时，站在过道上讲了一夜，用那悦耳的语言，为他人打发了十几个小时难以熬过的时间，那讲话完全成为了无词歌。
虽然最后他们暴露了他们是安利公司的成员，工作可能迫使他们改变性格，迫使他们与任何人谈心，并与魔鬼交易；生意是生活的动机，让人心安理得。但这种谜底对我已经不再重要，我仍然为交谈中的某些真诚的东西所影响。
我囫囵地以为，在那个漫长的下午，我是为某种美好圣洁的“瞬间体验”不断感动，它的价值是碎片式的。同时，在更大的故事里，它也只是一瞬间，感动我的不是绵延，没有导致我皈依。但这使我在归途中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压在心里沉甸甸的，想写下一些文字。当时天空像在下大雨一样，路上我像疯子一样躲避着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还想到了那个听完瓦格纳从拜鲁伊特怀着复杂的失望心情返回的尼采。那是一个真正的大雨之夜，对偶像道听途说一般的审美总是大于正式、系统地接受他、信仰他，这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