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回家，我们去了一次燊海井，一人花二十块钱买了门票。下着小雨，天色微暗，新买的莱卡相机把一切拍成了昏黄色。那口井上的杉木架子一直升到天上去，用天然气熬盐的圆锅有腾腾的热气，两个熬盐工人穿着汗衫短裤拖鞋坐在藤椅上刷手机，一人手边有一个茶缸子。我有点欣慰，因为他们是没有下岗的盐厂工人。
“安置”这个词小城人是不用的，我们都用“买断”，“安置”好像还暗示着一个希望，“买断”不过是一个价格。盐厂职工的统一“买断”价大家都能背出来：13950块。拿了这笔钱意味着你正式同意官方抹去你的一切，职位、工龄以及未来。五姨妈来找亲戚们商量，到底要不要买断呢？没下岗的时候她的工资也没有超过二百块，把六年的工资一次性拿到手里好像也是一种难得的安全感。但姐姐妹妹都劝她不拿，因为姐姐妹妹们也都下了岗，同仇敌忾让彼此都放心，于是大家都不拿，都不肯“买断”。
隔三差五的有人组织下岗工人们去区政府前面静坐，大家都闲得发慌，也都嘻嘻哈哈地去了，女人们坐在政府门口打毛线，有人带去自己炒的南瓜子，走的时候一地都是沾满口水的瓜子壳。南瓜子不好剥出肉来，大都是嚼碎了又吐出来，一片狼藉的残渣。没人真的以为这种静坐能有什么用，但大家都才四十岁上下，日子那么长，总要有个盼头把这无穷无尽的时间打发掉。最后大部分的人还是买断了，因为只有紧紧握在手里的东西才让人放心。贡井盐厂破产后“安置”了六千多人，他们拿着这13950块钱，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可能做了点小生意，也可能打各种各样的工，大家都“帮私人老板”去了，因为国家这个老板是帮不到了。
十几年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谁也说不清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反正也都过来了，过年还是盆盆盏盏一桌子菜，腊肉香肠还是几十斤几十斤地做好了挂在屋子里。也都打麻将，只是从十块钱三张的底变成打一块钱以及三番封顶，几十块钱的输赢在同一个圈子里兜兜转转，最后大家都是总平手，只是把日子成功地混过去了。五姨妈下岗后没多久就离了婚，一个人在镇上租了间平房。小时候我以少女的浪漫主义喜欢那间房子，因为门前有几株夹竹桃，院子里还有矮矮的石桌石凳，清明上完坟我们聚在那里吃蒿草做成的粑，馅儿是豆腐冬笋肉丁。但我不知道那里一到下雨就得满屋子摆上脸盆接水，最近的一个公共厕所也要走七八分钟，还经常停电，她连蜡烛都不舍得点，七点就上床睡觉。
后来我们买了新房，把旧房子腾给她住，就是以前和宣传部副部长同一栋楼里的那套。她终于搬回了城里，在多次相亲后又找了个男人，是在城里“帮私人老板”的农村人。他们一直没有领证，一起搬进了我们那套三十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把阳台和客厅打通之后，房子倒也显得敞亮，只是还是不怎么敢开门，因为化粪池总是外溢，几天都没有工人来修。小城里不领证的多得很，谁也没有不把他们当夫妻，只是互相叫上老公老婆跟一瞬间拆伙一样轻易。大表哥三十岁前就离了好几次婚，具体几次不详，因为后来大家都不问了，这件事发生得过于频繁，导致每个人都失去了好奇心。
五姨妈和那个男人卖过一段时间各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市场上“打菜”，打回来后两个姐姐帮她剥毛豆，剥好的毛豆一斤可以卖三块钱，剥到长长的指甲全部断开，生意好的时候她一天能挣到十几块钱，要是一天挣不到十块钱，她就要开始抹泪，精神压力太大。后来不卖菜了，她开始去饭店里洗碗，洗了几天又回来了，吃不了那个苦，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她毕竟是家里的幺女，小时候受过饿，但是没有受过累。
2005年过后，这一批下岗职工大都开始领养老金，都是补缴了一两万块的养老保险，然后每个月能在卡上查到钱了。一开始每个月发六七百，远远超过他们最后一次拿到的工资，他们终于从下岗工人变成退休工人。这是一个对比之下更让人骄傲的身份，要是家里双方都是退休工人，孩子找对象都会稍微容易一点，因为都知道他们能养活自己，这叫“没有负担”。
五姨妈本来年龄没有到，但是跟大家一样，托人做了些假材料，说她以前在盐厂是熬盐工，这是特繁工种，能提前五年退休。她总算成为家里最后一个拿到退休工资的下岗工人，重新开始大声说话。至于那次作假，过了两年，我们听说劳动局退休管理科的科长被抓了，判了六年。无论如何，我赞许她在失去一切后终于占了一次国家的便宜，就像走在路上被人抢了包，她奋力追啊追啊，总算把包里的一个鸡蛋糕抢回来了。
去年我回家，她把那套曾经属于我们的房子重新装修了，阳台那里开了个后门，用白瓷砖铺成两级台阶，台阶旁有同样镶嵌着白瓷砖的水泥桌子、水泥凳子，她想得周全，以后来了客人可以坐在这里斗地主。吃过晚饭后，我们坐在台阶上聊天，晚风吹过邻居种的丝瓜与四季豆，又吹过一屋子曾经的下岗工人、现在的退休工人，大家都觉得凉快，大家都熬出了头，人人都抢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个鸡蛋糕。
五
那一轮下岗浪潮当然也把小城里的三线企业覆盖了。三线企业职工是小城里一个奇妙的存在，虽然小城本地人并不能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糊糊涂涂概括成：那些北京人，那些上海人。即使迁来小城超过四十年，三线企业里的工人们依然被如此定义：那些上海人，那些北京人。不能说小城排外，他们自己也喜欢这样的生疏感，他们并不想进入我们，不想被称为，那些自贡人。
好几年前我还在广州工作，和当时的男朋友去看王小帅的电影《青红》。开场前我们远远看到高圆圆，穿着一条非常简单的白色短裙，脚上是一双匡威，男朋友发了一会儿呆，说：“你看高圆圆的小腿。”王小帅站在高圆圆边上，显得就是一个可悲的胖子。我记得王胖子在开映之前大手一挥说：“青红是个悲剧，很有力量。”看完这部和三线建设有关的电影后我想，悲剧我看到了，但是力量在哪里？好像急着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悲剧的时候，它就只留下了软弱的抒情。
1964年8月2号，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和越南海军鱼雷舰打了一仗，波及了中国南部沿海。过了半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帝国主义要发动侵略战争啦，我们要赶紧备战啊，赶紧把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到内地去啊。他当然永远是一言九鼎一呼万应，所以自贡就有了第一个三线企业：高压阀门厂试点，后来名单飞速地越拉越长，硬质合金厂、可锻铸铁厂、东方锅炉厂、拉丝制钉厂、油毡厂……那个时候说服一个北京人迁到自贡的平均时间是六分钟，然后第二天打包，第三天走人，戴着小红花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小城。有着漂亮小腿的青红坐在他们中间，连炊事员都跟着来了，好像将要到达的这个小城蒸不出一屉合格的包子。不过，一直到现在都有人说，三线厂里的面食就是做得好。在小城的冬天里，他们中有人为了买几棵大白菜，从贡井一直步行走到自流井的源渊井市场，那是一条曲曲折折的路，上坡又下坡，好几次似乎走到了农村，路边是一堆堆无人处理的垃圾。我想象他们抱着大白菜，走在小城阴沉沉的冬天里的样子，那棵白菜大概会闪光。但我也担心那棵菜的命运，小城这样潮湿，它可能很快就烂了心，一棵北方的大白菜不会喜欢南方的冬天。
上高中以后，同学里开始出现那些神秘的三线子弟，因为他们厂里的子弟学校只开到初中，就像那些倔强着想自己流到海里的小溪，最后还是迫于形势或者说高考政策，不情不愿地跟我们这些说着方言的主流汇合。我疑心他们其实也会说小城话，但不怎么肯说。北京人说着北京话，每个尾音都拖得老长，我们想笑又不敢笑，毕竟把氯气读成“录气”一定是我们的错。上海人和上海人说着上海话，软软糯糯的每句话都似乎在表白。上海人和我们说话的时候就说普通话，很容易带出“的呢”的后缀，连询问立体几何到底怎么添加辅助线都像在撒娇。
到了高三，我们都焦虑着选择志向，在城市和城市之间犹豫不决，连打算留在四川的人都要为去成都还是重庆纠结。我的志愿甚至只填了三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因为我一心要去一个有长江的城市。但“青红”们的未来显得极为目的明确：北京人要回北京去，上海人要回上海去，大学没有城市重要，什么都没有回家重要。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回家，北京上海也没有房子，难道真的跟爷爷奶奶或者舅舅姑妈挤在亭子间里吗？
高三的时候有个同学回上海去高考，她家里不知道用了怎样复杂的手段，把她的户口迁了回去，她要暂时住在亲戚家几个月，然后高考，然后读大学一直到毕业，然后找工作，然后才是等父母退休后回到上海，把全家人的钱凑到一起来买房子，一条漫长的路，但他们有着惊人的耐心，等了快四十年的人没有在乎这多出来的十年。
她走之前全班去桫椤谷玩了一天送她，那是个胖乎乎戴眼镜的小姑娘，我们在山谷里烧烤，在水边打一毛钱底的麻将，最后大家都真真假假地哭了，送她几样桥头精品店里买的礼物，似乎是一个音乐盒，还有一个笔记本，一人凑了二十几块钱，这在当时是我半个月的零花钱。后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消息，只有毕业后几次看到上海房价的新闻时想到她，默默为她担心。郊区都涨到了两万一平方米，她买得起房子吗？不过他们可以住得远一点，再远一点，只要是在上海，反正无论如何远不过小城。很多年后我在中学同学的微信群里重新遇到她，朋友圈里她总是发一些吃吃喝喝的照片。她现在戴隐形眼镜，以前的圆脸依然圆，但固执地瘦出一个尖下巴，像每个上海女孩那样化妆，眉毛拔得很细，我偶尔去点个赞，更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
“他们”中的有一个喜欢过我，总是塞给我他奶奶做的上海粽子，一个大概有半斤，里面有一块硕大的五花肉，肥肉部分融化开，浸透了每一颗米。这种粽子我每吃一个就要腻上大半天，但我还是想吃，因为都说那是上海人吃的。有时候我会去他家玩，他家住在空压厂的宿舍里，是当时看起来很气派的两室一厅。他的房间里有各种各样的《红楼梦》续本，我一本本借回去，每一本最后都是宝玉和黛玉结了婚。读一本接近五百页的书，就是为了看一个这样庸俗的好结局。
他们家大概有点钱，在他高考前就先在上海买好了房子，早早就撤了回去。他成绩很好，考进了同济大学化学系，一开始给我写过两封信，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没有理由再回到这座小城。我觉得他们就像那些粗制滥造的《红楼梦》续本，前面是漫长乏味的五百页铺垫，但最后好歹看起来有一个庸俗的好结局。
这篇文章第一次出现在我的书《小城故事》里，出版后他在博客上给我留言，他认出了自己在书里的样子。那些我以为已经忘记的细节突然又来找到我，比如隐隐约约中，我知道他和我们另外一个同学谈过一段莫名开始又莫名结束的恋爱，除此之外，他和很多人一样，不过是在我的世界里失散了，就像我在别人的世界里同样也消失得如此彻底。有时候想起他给我写过的那两封信，却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哪怕一个小小的句子。记忆属于更远的地方，比如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不爱睡午觉，总是早早到学校去，他中午在学校吃饭，我们不同班，我却总去找他说说话，他给我讲两道我不见得做不出来的化学题，我给他说我正在写什么小说看什么电视剧。再比如有一年我生日，他送过来好大一束红色玫瑰，我拿着那束花翻来覆去地想：这得多少钱啊，他妈知道了会不会揍他啊？
写书的时候我当然也想起他，去搜了搜他那个很难撞车的名字，然后找到一篇名为“比阿培南的合成研究”的论文。我甚至找到了他在论文上的签名，看着那个极其熟悉的签名方式，最后一划绕出一个优美的弧形。在纽约的下午，我突然一个人笑出声来，好像隔着论文中那些我丝毫不能理解的苯环套苯环，我终于接上了我并没有想断开却不知道如何续起的过去，因为我们都离开了小城，人生再无可能真正相聚。
同样是离开小城，有些人是结束流亡，有些人是开始流亡。我的中学同学们散落在各种大小不一的城市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芝加哥、巴黎，最起码也是在成都和重庆，留在小城的没有超过百分之十，好像留在那儿意味着某种预设前提的失败。
我领结婚证那天因为户口问题遇到一点小麻烦，辗转几个朋友找到民政局副局长帮忙，这是生活在小城最让人慰藉的部分，任何事情辗转几个人后总能找到几个人，外公的主治医师可能小时候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小镇，我前前男友的妈妈是医院副书记，姐姐和儿子的班主任多聊两句，发现班主任的老公曾经是我爸的学生，连被狗咬了之后去打狂犬疫苗，防疫站站长都是多少年前的老熟人。不像我们身在北京，生活了这么些年，缴过这么多税，谁跟我们都没有太大关系。离开小城太久，让我觉得“关系”这个词其实带着暖意。
婚姻登记处里狭小黑暗，我和打扮端庄的民政局副局长互相打量了五分钟，才认出来我们是中学同学，不仅是同学，还曾是一个小圈子里的好朋友。那个小圈子有四个人，去了天南地北的大学，又留在天南地北的城市工作：我先在广州待了三年又去了北京。有个姑娘在成都读完本科去重庆读研究生，后来一直在深圳移动做法律顾问，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我去深圳出差，她带着当时的男朋友来请我吃台湾菜，后来她一个人送我到宾馆，我们在一家很破的如家快捷酒店里聊了一个小时，女人们聚在一起也就是聊各自的男友。后来我们都和当时的男友分了手，我很快结了婚，她依然一次次忙着相亲，再后来，我们很少有联系。另外一个姑娘倒是一直在北京，在北大读完研究生后当了法官，我们一东一西地住着，中间隔了一条那样长的长安街，并没有时常见面。我们四个人很久没有在小城里会合过，因为离开的三个人都神出鬼没地回家，我并不知道我们中的一个成为了民政局副局长。
办完证后我问她“最近怎么样”，没有比这更空洞的关切了，但我的确搜寻不到另外一个勉强可以一来一往的话题，还好回答同样空洞：她结了婚，老公也是公务员，他们在汇东一个新小区里买了带电梯的公寓（在小城里，电梯公寓意味着生活上了某种档次），她生了儿子，儿子很乖，但是带起来很累。五分钟就讲完了我们中间横隔的这些时间，但我们更多的是被城市的缝隙横隔着。
把我们说成流亡似乎又像是矫情，好像亏待了如此沉重的词语，小城里有那么多真正配得上这个词的人。我们几乎要忘记，五姨妈在下岗后还去过一次山西，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因为男人的村里有亲戚从山西回来，说那里有矿，能找到钱，两个在小城里完全找不到钱的中年人就跟着包工头去了。两三个月打过几次语焉不详的电话回来，后来我们汇了点钱过去，有钱买票人也就回来了，中间的故事还是语焉不详，只断断续续听她在牌桌和饭桌上漏出来两句，比如指甲里的煤渣怎么都洗不干净，比如睡觉的床其实就铺在地上，非常乏味的讲述，出去打工的人难道不是个个如此？
有个叫郑小琼的南充姑娘在东莞打工，五年中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因为她是“喂，245”，她像千与千寻一样在寻找自己的名字，只是她的方式是写诗，在下班后疲惫不堪的夜晚，趴在八人宿舍的钢架床上写，一直写到拿了人民文学奖，所有诗都是关于机器、铁、钉、流水线和出租屋：“……黑色的锁，金黄色的方便面、碗、盆，一截清洗干净的葱——这生活仅剩下的绿意。”五姨妈不会写诗，她只会说：指甲黑了好久才白回来。但五姨妈到底讲得不多，我想她并不喜欢在本来就不顺畅的人生中，插播进这个更加不顺畅的故事，她不希望自己被印上“下岗工人”的印章这么多年，现在还要因为这三个月印上另外一个印章——民工。
远房亲戚里有个小姑娘，从小被外公外婆带大，没人知道她爸爸是谁，其实我连她妈妈都没有见过。因为关系扯得太远，偶尔几家人能聚在一起，又总是在她没有回家的时候，人人都含糊不清地说她“在广州打工”。打什么工没有人去追问，因为人人心里都清楚答案。小姑娘长得很漂亮，可以想象她有个也是大眼睛长睫毛白皮肤的妈妈，我一直渴望着在那些少之又少的大家庭聚会中见到她，既出于一种可鄙的好奇心，又出于一种羞于说出口的温柔。我想见见她，那个流亡多年的姑娘，那个可能已经不能称为姑娘的姑娘，那个被大家悄悄地称为“小姐”的姑娘。
六
我的小城似乎已经在多年摇摆不定后安稳下来，身边每个人都有了一份工资，拿着多不多少不少总之能把日子混下去的钱。这份工资沉淀了曾经被各种来路不明的贫穷搅浑的釜溪河水，让人尴尬的不堪留在河底，没人再有兴趣捞一勺起来审视过往。大表哥前几年都在开黑车，被抓了好几次，每次罚款六千，罚一次全家人就要跟着提心吊胆几个月。他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在路上跑，一直跑到把这六千赚回来，然后接着在下一次罚款交出另外一个六千。现在他不跑了，在帮卖保健品的三姨妈打杂，既帮忙开车运货，偶尔也要口若悬河地劝大妈大爷们买七千多一个的水疗床垫，姨妈每个月发给他两千。他又离了婚，这一次婚姻留下了一个女儿，他如珠似宝地爱着，现在他是一个有能力爱女儿的男人，而不是一个随时会被拘留十五天的黑车司机。那个小姑娘惊奇地被人发现运动天赋不错，先是练体操，然后进了市少年跳水队，免费读小城里最好的小学。她缺了三颗牙，晒得漆黑，我既担心她和绝大部分运动员一样被这个无情的体制潦草抛弃，又不想放过一点希望憧憬她可能会是下一个高敏。
表妹从一个在商场里卖玉兰油的售货员变成一个卖真皮女包的售货员，她也离了婚，儿子跟着她，她又找了个做小生意的男人，没有什么钱，却也能活下去。他们先是住在家里，后来因为老是回家太晚又被赶了出去。去年夏天我回到小城，有一个晚上在烧烤摊上遇到她，和另外一个胖墩墩的女朋友一起，面前只有几串蔬菜，却一人叫了瓶啤酒。夜风还是有点燥热，我看着她慢慢把那瓶啤酒喝完。
人人都在酝酿一种看起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不管新生活是一套房子还是一份新工作。小城的房价几年里涨了好几倍，大家也都在茶余饭后抱怨，却不像在北京的人抱怨得那样真切，毕竟人人也都有了房子。2010年我把自己在北京的那套小房子卖了，转手就在小城里买了一套电梯公寓。买那套房子之前我只看过户型图，买之后也就去看过一次，采光不是太好，黑糊糊的水泥地上不知道哪个工人拉了一坨屎，爸爸妈妈安慰我说，这是好兆头，要招财的。我一直没有发财，却一直留着那套房子，不肯租出去，总价涨了快十万却也没有卖掉。前两年我甚至把自己的户口从广州迁回父母家，因为我一直想象着自己回到小城的那一天。我零零散散地做着这些事情，也许做多了，这件事也就成真了。
小城的街道永远狭仄肮脏，行走着那些的确幸福的人们，他们有工资有保险有房子，没有人可以想象出人生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每个人都会说钱越多越好，但好像也没有人真的有动力拼着命找钱。以前他们还炒股，十几年前有入市限额的时候，几家人凑出一个账户，一人几千地投进去，没空就去股市里看看，就跟当年去区政府门口静坐一样，打毛线的打毛线，嗑瓜子的嗑瓜子，那些在屏幕上闪动的数字给人无限希望。股票当然曾经涨上去过，但钱并没有提出来，滚了滚又入了市，倒是为了庆祝，额外多吃了好几顿羊肉汤。股市从六千点跌到两千点也没有在小城里造成多大波澜，股市依旧是去的，就像大家吃过晚饭都去河边散步。反正那笔钱大家都忘了，只要不卖，就算不上亏。我知道有一天如果它们涨回了原位，小城的人会欢天喜地又去吃一顿羊肉汤，反正没人算得出中间流逝的时间，更没人算得出通货膨胀，只要数字回归了原位，人人都能找到安慰自己的方式，在任何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里，他们总能找到一条路通向安慰。
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它总能想象着自己会有转手和一个三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已经走向终点。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不可翻盘。
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