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
撰文李静睿
我试图讲出那些不可安慰的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虚妄安慰的小城，就像一圈一直输一直输的麻将，它总能想象着自己会有转手和一个三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已经走向终点。那些输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永远不可翻盘。
一
每个小城里你都能找到这样一座公园，无一例外。公园里有一个漂着密密水浮莲的小湖，所谓的码头上系着几艘从来没有人划过的木船，鲜黄色鸭子形状的电动船慢吞吞开在湖中央。岸边柳树的确有枝条像诗里那样垂下来，叶子上却落满灰尘，只有在3月底，新生的柳叶缓慢舒展开，万物好像都还能重新开始。
破败而花哨的儿童游乐园，秋千上只有一块狭窄的木板，胆大的孩子可以一直把自己荡到树上去，没有电视里和王菲的歌中才出现的旋转木马，转盘上有一圈墨绿色铁椅子，坐久了会沾上掉下的铁漆。转盘有时候转得太快，有人哇地吐出来，秽物很久才有人来清除，味道许久不散，孩子们还是勇敢地排长队等着坐上去，那个空掉的座位像一颗缺掉的牙。
后山有一个动物园，所有动物都极为勉强地活着。小猴子试图从铁栅栏里伸出弯曲的小爪子，一把攥住我手上的锅盔夹凉皮。我逗了一会儿，扔进去一块浸满红油海椒的面筋，它龇牙咧嘴吃了，又眼巴巴看着下一个人手上的凉拌洋芋条。这里的猴子待久了，个个都能吃辣椒，我想象他们要是去火锅店，底锅可以叫上一盆重辣，然后会用爪子捞鹅肠，一爪切开三斤半的花鲢鱼头。
这样的记忆可以无穷无尽排列下去，但所有记忆都只是平庸无奇。这本就是一个平庸的小城，我的记忆是一张还原度太高的照片，不管用什么滤镜都改变不了它的粗糙质感。那些丑陋的楼房，污脏的河水，一碗碗凉面中焦黄发黑的牙齿，热切又无望地期待发财的人们热热闹闹地挤在照片里，这就是我的家乡。
二
小城的这座公园最早叫“釜溪公园”，因为不远的地方流着釜溪河。这是沱江的一条支流，并不是所有四川小城都可以和长江扯上那样直接的联系，这座城市里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长江江面，所有关于水的想象不过是来自这条窄窄的釜溪河。
城市边缘倒是住着一些三峡水库的移民，在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凭空生长出几十栋楼房作为安置房，外墙面镶着白色瓷砖，从公交车上远远看上去很像特别高的公共厕所。从来没有人和这些移民打过交道，他们去哪里买菜，他们清明怎样上坟，他们是不是只和楼里的人打麻将斗地主？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是含混不清又无人关心的谜语。更没法跟小城里的人讨论移民是不是公平，这些话语在任何场合都不适合提起，都是一个空惹人嘲讽的笑话。何况“国家”不是给他们每家分了一套新房子吗？他们以前的房子肯定烂朽朽的吧，肯定不是楼房吧。还有，据说有些能闹的人不是还能拿到十几万吗？狗日的就晓得闹事。麻将馆里坐满忧心忡忡的人，一边做着“清一色”，一边忧心“国家”真的被狗日的揩了什么油水。
釜溪河可能曾经是一条真正清澈流动的小河，但我第一次见到时，它就已经暗淡肮脏，水面上浮动着卫生纸和矿泉水瓶，生活污水从上游直接排进来，不知道哪家人倒进去一双坏掉的红色拖鞋，一直漂到市中心。即便这样，釜溪河还是跟所有类似城市的类似河流一样，被人硬生生编造了“自流古井”、“河府人家”、“盐道遗风”、“龙池唤鱼”、“水涯晓渡”、“釜溪牧歌”这样空洞乏味的景点名称，其实每个景点前都只是一模一样的茶坊，卖三块钱一杯的毛峰，不喝茶的人叫同样三块一杯的菊花茶，特别讲究的人要提醒不加冰糖，或者把红枣剔出来。没有人喝过二十块钱一杯的顶级花毛峰，我疑心那不过是一个传说，只在塑料覆膜的菜单上出现。天气稍微放晴时，大家吃过午饭就急急忙忙赶过去打牌，都想占到河边的位置，虽然水面上一股隐约的臭气萦绕不断，一层层瓜子壳花生壳要很长时间才会渐渐沉下去。
釜溪公园1930年开园，没多久就有了一家餐厅“好园”，小城里的盐商出了名的殷实阔绰，他们支持从南京回来的名厨王锡之、王刚全父子开了这家小城的高级饭馆，开在湖水中间的水阁里，菜单上有火腿蛋黄面包果酱，鱼却还是只有豆瓣和脆皮两种做法。现在我们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脆皮鱼，一斤半的鲤鱼裹上厚厚的芡粉炸出来，直愣愣地摆在盘子里，讲究的人会用白萝卜胡萝卜雕上两朵花，撒在汁上的芹菜末是接近于白的绿色。城里很少会吃到放糖的鱼，所以总是放得尤其甜，人人都疑惑到底是不是真的应该如此，但一年也就只有一条这样甜蜜到齁住喉咙的鱼，它最后总归能被吃成一个嶙峋的骨架，陪伴着被汁水弄脏了的萝卜花。
1939年好园被日本人炸了，饭店又重开到了正街上的十字路口，改名为“盐城餐厅”，还是卖一样的菜——牛肚梗、干煸鱿鱼丝、水煮牛肉。五十年代当然改为了国营，整齐划一的城市历史不过在这一盘盘整齐划一的回锅肉里，每一盘都成功地爆出了灯盏窝儿，卷起来的边微微焦黄，就像被过于草率粗暴地翻过去的这些时间。
釜溪公园在1941年短暂地改名为慧生公园。谢慧生是四川同盟会富顺分部长，保路运动之后在蜀军政府里出任总务处长。他一生辉煌的顶点大概是孙中山曾经把“孙文”的印章交给他，又发电文说：“委任谢慧生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党务事宜。总理孙文。”但是后来他反孙又反共，1939年寂寞地死在这座小城，死之前好几年就已经半身不遂。没有人知道他，唯一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发在《自贡日报》上，一千字把他定了性。在机关事业单位上班的人就着早上现泡的竹叶青读了，那张报纸中午被一荤两素六块五的盒饭压在下面，最后浸透了油污被扔进垃圾桶。来来往往的人站在公园的柳树下歇凉，吃一个鸡蛋糕，剥开一个青柑子，又拿出保温杯喝茶，这座公园曾经的名字像蛋糕碎屑一样，漂进已经满是各种碎屑的湖里。
又过了九年，它开始被冠以“人民”的头衔。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一起被人民占领，人民公园、人民路、人民餐厅。人民偷偷地在这些头衔下搓麻将，开始还一直打复杂的四十和，东西南北风红中白板都在，番数不够就不能和牌。后来小城的麻将和生活一起走向迫切焦急，先是把大字去掉，后来连万字都消失了。三个人打两方牌，五分钟就是一盘，自动麻将桌里的两副牌轮番运转，洗好的那副带着一种奇迹感冉冉升起。有时候和牌太快，刚下去的那副还没有洗好，三个人就这样茫然等着，连讨论上一盘的兴趣都快要失去，不像以前，摸来摸去都不能听牌。
我爷爷一直记得他有一张白板打错了，输掉一个水份很足的翡翠镯子。妈妈生我之前忍着腹痛和奶奶打完了最后四圈，做了好几个暗七对都没有成功，这才被送去人民的妇幼保健院。她很快回到了牌桌上，爷爷奶奶的老屋里有一副麻将从来没有收起来过，大人们都在打牌的时候，拿一根绳子把两三岁的我拴在桌脚。我像小动物一样被困在方圆两米、头顶是哗啦啦的另外一个世界。又过了两年，我爬上牌桌，学会了进入这个世界，四个孩子凑成一桌，最大的也才十二三岁。刚开始十二张牌也能和，大人们偶尔经过，兴趣盎然地在边上做技术指导——这张幺鸡不能打！
我长到六岁，麻将已经打得很熟练，虽然摸对面的牌手还是不够长，有时候放了三番要哭一场。我才去过几次人民公园，它就又变成了彩灯公园，因为之后每年的灯会都要开在里面，最开始四年一届，后来两年一届，最后年年都开。小城一直用的是内江白马电厂的电，开灯会的时候整个城市轮番有节奏地停电，通常一大早开始停，下午五六点又来了，还是能伪装出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但是在漫长的白天里，看不到电视打不了麻将又没有电热毯睡午觉的中年妇女们，只能聚集在小区花园里聊天，所有的八卦都被反复说过了，整个小区里都没有新的人被捉奸在床，最后只能沉默地看着小区里的几株腊梅刚刚开出黄色喷香的小花，可能每个人都在默默衡量能不能折回家去插瓶。
2008年冰雪灾害的时候，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有篇报道叫“四川自贡停居民电举办灯会遭质疑”。自贡没什么人知道这份报纸，但新浪新闻放在首页上一天也就传到了成都，据说不知名的部门有不知名的领导批评下来，自贡市委的宣传部副部长急得赶到广州去，那个时候已经是腊月二十七。副部长我认识，小时候我们住在同一栋红砖楼里，每层楼四户人共用一个不能冲水的厕所。当然他很快就搬出去了，最早在小城里拥有一套带独立卫生间的房子，家里不用放尿桶，洗澡不需要烧一大锅水。一直到读了大学，我才摆脱那个关于尿桶的噩梦。副部长有一个和他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儿子，白净端庄，可以想象一直要从大队长做到团支书再做到学生会主席，最后进入某个政府机关，被定格为“领导”这个词。只是我难以想象“领导”曾经跟我们一样住在那栋破旧的小楼里，不远处就是恶臭的公共厕所，院子里有一个巨大的潲水缸，收潲水的人迟迟不来，人人都不敢出门。
副部长那个春节可能过得不好，但那篇报道最后不了了之，小城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不了了之，时间漫不经心地抹去一切。又过了两年，好像有个什么“川电东送”又修了不少变电站，办灯会的时候不再停电了，又一个“进步”的铁证。我们被种种诸如此类的铁证囚禁其中，退休金年年都涨百分之十，农村人现在有大病医保，癌症都能报销百分之九十，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涨工资又往前补两年，几万块巨款拖了很久，最后到底是发下来了。很多咀嚼又咀嚼的怨言要是真的吐出来，就像谈论三峡移民一样不合时宜，岂止不合时宜，简直没有良心，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在跟谁讲良心。
三
灯会票不怎么能卖出去，越卖不出去越卖得贵，到2013年变成一百块一张。这笔钱在牌桌上也就是二十个炮，但要花在人人看过的灯会上还是让人不可接受。有几年，不管是机关还是事业企业，每个单位都要包销一部分，起了个名字叫“一日一业主”。这些票被发下去作为春节福利，一发就是一人好几张，所以最后变成没有人买过票，却似乎人人都有票，门口的临时黄牛党们一张面值十五的票卖不到五块钱。那些票总是按照区域确定时间，贡井区所有的票都在同一天，去彩灯公园的11路前所未有地拥挤，是不是真的按照一大家子的人数往自动售票箱里放钱完全是考验人民的素质。我知道人民素质的现状，有时候我们一大家子十五六个人，放进去十二三块钱，大家都觉得简直称得上高尚。
公园早就被手拿免费票的人民占领，每个灯组都不可能真正看清，一路都在扯着嗓子喊人。进门之前已经说好要是走散，就在山上九龙壁灯组那里等，但是九龙壁也不容易挤进去，隔着五十米就算进入了中心地带。湖里有八仙过海和琼楼仙境，我奋力挤了很久才看到何仙姑的蓝色纱裙，然后发现她还是远远望过去比较美。头顶上有人在高空拉起来的钢丝上骑自行车，做出一些我们其实看不太清楚的惊险动作，他是这个拥挤世界里唯一从容的人，即使脚下只有一根细细的钢丝。
2004年元宵，北京密云的自贡灯会发生踩踏事故，当时就说死了三十七个人，这个新闻被央视女主播用沉痛的职业腔传回自贡，却带来让人意外的成就感：原来自贡灯会都开到首都了！没法解释密云不等于北京，这个灯会大概类似于我们农村人赶场，花五块钱看一场流动马戏团的情色表演，女郎们敬业地在寒冷的腊月穿着三点式，大腿冻出粗糙的斑点。如果一个遥远贫穷的小城需要如此这般寻找存在感，真话只能是另外一种没有礼貌的不合时宜。
2010年春节我刚结婚，和父母带着第一次来自贡的老公去看灯会，他郑重地背了一个四千多块钱买的佳能相机。那个时候已经不分单位包销票了，但爸爸还是想办法搞了四张。“搞票”是一种能力和地位，也是一种完全的下意识，我们走到公园口，发现临时的黄牛们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票，一张二十。他们看上去都不像黄牛，怯生生地站在路边，机械地重复着：“灯会票！灯会票！二十！二十！”可能这些感叹号都加得过于主观，因为他们的声音里写满了生死有命。这些票大概是领导们随手漏出来的，送给曲曲拐拐扯上关系的穷亲戚们，要不就是农村人在城里打工，要不就是下岗工人，要不就是开三轮的，当然开三轮的也大都是农村人或者下岗工人。
卖掉十张就是两个孩子的压岁钱，过了这么多年，小城里春节给孩子压岁钱的标准一直没涨，还是一人一百。下一辈们纷纷出生了，自己家里要是没有个也能收钱的小孩，过一场年就得送出去上千，这个数目不是不可承受，但是让人痛苦。也有些特别勇敢的人一直不理不顾，爸爸最大的那个哥哥——我叫他“大爷”——一直坚持每年给我二十；以前没有二十面额的时候，就是两张灰黑色的十块。就算是在压岁钱必须上缴的时候这笔钱也归我，买什么都不够，只能买摔炮、魔术弹放掉拉倒。大爷死了好几年，我突然在某一年春节的时候想到他，现在我开始把一张张红色的纸发出去，我没有勇气给出两张十块。
灯会意外地让我老公惊喜，我以为他不过会礼貌地敷衍，逛一圈就出来，但我们足足待了三个小时，到最后我也高兴起来，两个人戴上五块钱一对的绒线兔子耳朵挤在人群里，拍根本看不清楚脸的照片。湖边拍一张，山上拍一张，门口不过是最普通的大红灯笼，我又拍了一张。那天下着小雨，走在彩灯公园里，人人都在踩别人的裤脚，走一会儿就得勉强找到一块人少的地方，把鞋边裤脚上的黄泥抹掉，我的黑色麂皮长靴糊满了泥，但我少见地没有恨这个城市肮脏的冬天。我们不停地拍照，拍青花玲珑碗做成的龙，龙角是雕花花瓶，龙须是小酒盅，龙凤呈祥的凤由无数个最普通的白色烟缸组成，栖息在一棵梧桐树上。茶坊里都用这种烟缸，偶尔打坏了一个也不用客人赔。龙凤腾飞是蚕茧，孔雀开屏是小小的青霉素药瓶，我急切地想找输液瓶扎成的灯组，但是它真的消失了。小时候我相信那些青霉素药瓶真的是用过的，每一次去打针想到它会有这样好的去处，都觉得欣慰。
固定开灯会后没多久，动物园就被撤销了，那些动物也七七八八地死光了。我疑心那只瘦老虎的骨头最后泡在了酒里，但是狮子、土狼、骆驼与长颈鹿不知道是怎样被处理的，那么庞大的身体埋哪里，想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哪里去找人挖那么大的坑，也不能拿去火化，又没人会吃。猴子要是没有死光，倒是可以卖给街头卖艺的人，用一根铁链子锁住脖子，逼着它们翻跟头，拿一个小碗摇摇摆摆走一圈到处要钱。又过了几年，有个外地人承包了一片后山，动物园倒是又修起来了，进园要另外花十块钱买票。这里重新有了一只东北虎和几只大灰狼，还是吃不饱，还是奄奄一息，但看起来没有那么快会变成虎骨酒。让人费解的是有几只鸡，都是公鸡，长相普通，不知道为什么够得上参观的级别。它们大概也有点心虚，只能勤奋地整日咯咯叫着。以前的猴山现在是一个另外收费的鬼城，门口有幅大标语“欢迎来到十八层地狱”。灯会筹备加开放要小半年，这半年里动物园等于不能营业，老板一直亏一直亏，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和那些动物一起苟延残喘到现在。他大概从来没有去问过为什么开灯会我就不能营业？看灯会的人就不能先过来看看东北虎、美洲豹吗？一切都被严肃地冠名为政府规定，“规定”这个词在小城方言里有个长长的尾音，好像这样能显得更有说服力一些。
我有个叔叔在市玻璃厂上班，厂名后来变成更洋气的川玻集团。他手艺很好，能做出整套精钢刀具，还送给过我们几把烧烤用的长叉子，当然是用单位里免费的钢做的。印刷厂的人往家里拿纸，盐厂的人永远不用买碘盐浴盐泡脚盐，机关事业单位的人都去办公室打电话，这都是小城的律法，不遵守律法的人是瓜娃子脑壳有包，麻将桌上串串香前会被人嘲笑。这些看上去完全像进口产品的叉子我从来没有用过，几次搬家我都看见它们，依然锋利锃亮，可是小城的人烧烤都用竹签，素菜戳一根，排骨鸡翅戳两根。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这个叔叔一直被抽调去做灯，天南地北地跑各地灯会，那个时候能出差的人让我们敬畏，大部分人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不过是成都，还是坐八小时的火车过去。现在想起来他们不过也是像民工一样奔波干活，很可能住在十人大间里，床单被子都是黏糊糊黑漆漆，睡觉也不敢脱掉外衣。工资虽然照发，但出差的人望的都是补贴，这是按天算钱，跟民工也没有太大区别。民工在小城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贬义词，男人的衣服稍微褴褛一点，就要被评价为“简直就像民工样”，就像吃饭买单的时候绝对不能把服务员叫“小姐”，越漂亮的越不能叫，虽然人人都知道，小城其实盛产这两个品种，但越盛产越是一种禁忌。
不管怎么说，这点做灯的手艺保护了他。他很早就在厂外的自建房里分了套房子，养着两只肥硕的大白猫，周末去水库钓鱼，用自制的鱼竿，有时候甚至能懵起来一条乌鱼。在似乎所有中年工人都下了岗的时候，他一直有一份工作，安安全全进入了退休年龄，自己的积蓄加上父母一辈子的存款，在小城著名的小区“盐都花园”里买了套复式公寓。他渐渐走向老年，是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小城退休职工，但我还是抱有多年前对他的那种敬畏，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岗。
四
1995年以后，小城里似乎每一个工人都下岗了。贡井盐厂的，新华印刷厂的，镀锌铁丝厂的，地砖厂的，干面厂的。每个单位都据说“搞不起走”。我曾经对这个词充满疑惑，盐帮菜出了名的咸，火锅蘸碟里都要再撒上调味盐，电影院那条街上一排卖肥肠面、鸡杂面，早上永远没有座位，小城吃了这么多的面，从早饭一直吃到宵夜，我一顿只能吃二两，但是干活的人能吃下两个三两，为什么贡井盐厂和桥头那家干面厂还是“搞不起走”？
原因始终不明，但我就是活在下岗工人的汪洋大海里，大海由我的妈妈、我的姨妈姑妈（还不止一个姨妈）、我的姨爹、我的堂姐、我最好朋友的父母……悲悲切切地组成，每一滴水都苦得让人发愁。1995年堂姐刚好二十岁，技校毕业两年了，她本来可以读高中，但她考了前三名，技校说能免三年学费，又保证分配到镀锌铁丝厂，一辈子都在镀锌铁丝厂当工人的父母都很心动，她也就去了，从一个梳着大辫子的小姑娘变成一个把大辫子盘起来塞进蓝色工作帽里的车工。她总是用车床车点小东西送我，一个葫芦或者两颗子弹，锃亮的纯钢，永远不会生锈。在家家户户都没有热水器的时候，她带我去厂里的浴室洗澡，所有女人都赤身裸体在里面洗衣服，我见识了这么多下垂的乳房和褐色的乳头。她们设备精良地带着搓衣板，水龙头从来没有关过，“公家的水嘛”，人人都这么说。为了多用点公家的水，我们一直要洗到皮肤泛白发皱，走出浴室时一阵眩晕，还好早准备了两颗水果糖。占公家便宜必须成为一种本能，虽然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占了更大的便宜。
她下岗整整两年，一个二十岁的姑娘门都很少出，偶尔来我家借一次书，把一摞摞的《中篇小说选刊》和《小说选刊》搬回去。她爱读书，但那时几乎没有自己花钱买过一本书，花钱读书这件事在她的世界里大概是不存在的。我们都喜欢池莉的《致无尽岁月》，我更喜欢方方一点，读了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后，我为她感到担心，担心她会成为白大省那样傻乎乎被每一个男人欺负的姑娘。
1997年我爸爸替她找了一个工作，在朋友的电脑公司里当会计。这种工作在小城是没有身份的，叫“帮私人老板”，她在这种没有身份的身份里做了十七年，从一个私人老板那里帮到另外一个私人老板，混迹于和她的车工技术毫无关系的自贡电脑城，每天中午在一堆开肠破肚的电脑设备中吃盒饭，中间开过网吧，自己和父母通宵通宵轮番守着，也就挣了不到两万块钱。去年又是我爸爸想办法让她进自贡市政府当出纳，属于临时工，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不到一千块钱，为了养儿子不得不替一些小公司做账，每天早上穿着高跟鞋走路二十分钟去公交车站，但她绕啊绕啊绕了十七年，总算把一种光明正大的身份绕回了身上。她不再是那个二十岁的下岗工人，现在她在市政府上班了，过年过节会发商场购物卡，还有二十个猪蹄。
更多的下岗工人来自盐厂，贡井盐厂、自流井盐厂、大安盐厂、邓关盐厂。知道小城的人无非因为这三种原因：恐龙化石、彩灯，以及井盐。小城没来过几个名人，更没留下过什么名句，只有陆游在荣县“摄理州事”的时候写过一句“长筒吸井熬雪霜，辘轳咿哑官道傍”。诗写得不好，但也在各种关于自贡的资料里反复出现，一个贫乏的小城看起来不敢忘记一点点与之相关的历史。不过也不一定，小城的市志里没有统计三年大饥荒死去多少人，“文革”这个词只在写几个人物时一笔而过，但倒是牢牢记得陆游这句诗。那是1174年，还要等七百年才有阮家坝山下的燊海井。这口自贡最著名的井现在还在运转，据说是跟当年一样用牛汲卤，用井里产的低压天然气熬盐，领导们来视察总要去看看。2003年胡锦涛去过，那个时候下岗的盐厂职工差不多也安置完了，让领导来赞美一下历史也不显得心虚，何况那的确是一口美丽的盐井。从道光年间到现在一百五十年都过去了，我爷爷的大鱼缸都在“文革”时被搬到了镇上的派出所，至今没有发回来，每次经过派出所，爸爸就要愤愤不平地说：那是我们家的！但是“我们家的”什么都失去了，又怎么能斤斤计较这一个鱼缸？“别人家的”也是什么都失去了，你怎么好意思只是计较“我们家的”一个鱼缸？而在这一切都被偷窃和撕裂的时间里，这口井倒是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好歹算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