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没有的就是好的——人类的天性。对他们来说，东南亚是这个同一性的世界上唯一不同的地方，甚至连神佛都是欢喜、微笑的，不是愁眉苦脸的受难相。
人总得不时换换口味吧，这有助于身心愉悦，我想。所以旅行就像走到另一个街面，尝尝新馆子：今天西班牙菜，明天印度菜，后天意大利菜……不过吃来吃去，你总有一天会发现，披萨就是馅饼，意大利面就是米线，奶酪就是豆腐，牛排就是烤肉，沙拉就是东北大拌菜，海鲜饭就是潮汕砂锅粥……旅行的意义，就此变得虚无。我见过不少游荡半生、间隔年数次的旅行者，最终变为熟视无睹的“废人”。
我知道，我必须延宕自己成为“废人”的过程，就像足球运动员维护自己的职业生命。延宕的诀窍之一，就是在旅途中尽量把自己置于不熟悉、无情调的境地。强烈的冲击容易让人懈怠，平淡无奇反而能让厌倦来得迟缓一点。
比如，我订的酒店在弗罗茨瓦夫市中心四公里以外。对于一座中欧城市，这已经算是城郊了。我把车停在酒店空旷的停车场，成群的乌鸦正黑压压地飞过，呱呱叫个不停。
房间在十六层，可以看见一定程度上的风景——不是美丽的奥得河，不是老城鳞次栉比的屋顶，而是一座半荒废的体育场，一片社会主义气息的住宅区，驻满鸟巢的行道树，以及停着我那辆菲亚特panda的停车场。让我再次感到欣慰的是，房间同样以毫无特色的极简主义风格取胜——白墙、白床单、原木写字台，而不是什么精品酒店时下流行的洛可可风。
我离开房间，在大堂里碰到一群参加宴会的波兰人。餐厅经理正忙得团团转，所有人都忙得团团转，连门童都被动员起来摆桌子。前台女孩告诉我，今晚会有一百人在这里用餐。我祝他们好运，推门走出去，知道今晚有了不必急着回来的理由。
外面空气冷冽，但并非不可忍受。我没有开车，而是沿着马路步行。街道很干净，波兰女人的水准明显高于匈牙利。电车轰鸣着驶向老城，载着面无表情的人们。夜幕一旦降临，弗罗茨瓦夫似乎就更有了一种忧郁感——那是中欧的味道。
二
我跳上一辆电车，看到一些人提着购物袋，才意识到新年快到了。如无意外，我会在弗罗茨瓦夫度过这个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特别日子。我望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街景，试图回想自己上一个新年是在哪里过的，但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节日于我变成了无足重轻的苦行。我唯一的期望，变成了尽量不动声色地把这些日子度过去。我不会去参加什么集会，也不会刻意买那些根本用不上的礼物，我也尽量避免在那个日子去餐厅。找机会放纵自己一把？算了吧，我宁愿把放纵留在平时。我想象着此刻的北京，熟悉的街道一定已被节日的灯火点燃——可以想象的人群，可以想象的场景。然而，在弗罗茨瓦夫，车窗外的世界是如此沉寂。那都是一些没多少历史的建筑，连教堂也是新建的。我知道，1945年弗罗茨瓦夫回归波兰时，只剩下一个空壳。“二战”的炮火把这座城市70%的建筑夷为了平地。
雕刻天使笑容的人们，现在他们的子孙正在推动加农炮弹。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
在这辆马力十足的电车上，我突然想到1945年的新年。那时的弗罗茨瓦夫还不是现在的名字，它叫布雷斯劳（breslau）。从1740年被转交给普鲁士时算起，它就叫这个德文名字了。长久以来，它是一座种族混杂的城市，但95%以上的人口是德国人。到了1945年，经过纳粹的清洗，它成了一座彻头彻尾的德国城市。
1945年初，布雷斯劳的居民不会有任何喜悦，他们即将成为纳粹“要塞”（festungen）政策的“炮灰”。这一政策要求布雷斯劳承担骑士时代要塞堡垒的功能：主动被盟军围困，然后尽可能拖住盟军的兵力，为柏林赢得时间。
沿着此刻电车行驶的道路，平民首先被撤离到城市南郊。因为德国人相信，为了合围柏林，苏军会从城市北部发起攻击。那一年的天气寒冷，大雪纷飞，仅仅是步行撤离，就让一万八千人丧命，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撤离的人群中有爱尔莎·布劳恩——希特勒情妇爱娃·布劳恩的姐姐。她坐火车回到柏林，被爱娃接进豪华酒店（如今的凯宾斯基）。她诉说她在布雷斯劳的见闻，抱怨希特勒正把帝国拖进深渊。爱娃愤怒地指责姐姐不知感恩，应该被拉出去枪毙。
苏军的大规模进攻从城市的南部发起，这出乎德国人的预料，也让那些刚刚搬迁过来的平民成为炮火的牺牲品。我正穿过的这片街区就是巷战的主战场，这就是为什么放眼望去，所有的建筑都是新的。
负责围困布雷斯劳的是苏联元帅伊凡·科涅夫。他急于拿下这座城市，希望抢在朱可夫元帅之前攻占柏林。这将是载入史册的战役，也会让他和朱可夫一生的较量中占据上风。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就残酷性而言，布雷斯劳之围可以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提并论。轰炸是前菜和甜点，炮击和巷战是主菜。城市交通很快被切断，所有弹药和物资都靠驻守波西米亚和巴伐利亚的德国空军空投。恺撒大街被整体推平，劳工和战俘用生命铺建出一条飞机起降跑道。
最初，容克-88型轰炸机像天使一样美丽，但人们很快发现，那是被盟军缴获的战机，投下的不是补给，而是炸弹。苏军同样伤亡惨重，当他们最终占领城市南郊，士兵们展示了战争激发出的人类的全部兽性。正在军中服役的索尔仁尼琴回忆：“士兵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所有德国女孩都可以被任意强奸，然后杀掉。”
1945年5月7日，在将近三个月的围城之后，布雷斯劳终于投降。它是纳粹德国最后一个陷落的城市——在柏林投降后，又撑了五天。
幸存的布雷斯劳居民从地窖中爬出来，发现眼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到处是弹孔和废墟，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子、财产和亲人，也将丢失这座城市的名字——名字和命运往往联系在一起。
如果失去废墟，我们就一无所有。
——兹比格涅夫·赫伯特
我下了车，穿过车流，进入老城。这是一块鹅卵石形状的区域，在奥得河南岸，也是弗罗茨瓦夫的历史中心。市场广场非常宏大，是波兰第二大广场，仅次于克拉科夫。它的气魄和风格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我看不出什么战争遗留的痕迹,如果有什么蛛丝马迹，那它们也被暮色和粗俗的镭射灯遮蔽了。无论市政厅、圣伊丽莎白教堂，还是别的什么古迹，都有一种涅槃重生的光辉，仿佛一个二流的童话场景。
现在，市场广场上正搭建巨大的舞台，灯光和吊臂摄影车已经就位，大概明天晚上会有一场盛大的跨年晚会。
他们开始测试音响。重低音炮突然响起，让脚下的石头发出震颤。所有人都受惊似的抬起头，寻找声源。
——难道苏联人又来了吗？
人们的脸上带着催眠过的神情，然后随着强劲的音乐节奏变为漠然。只有一队德国老年旅行团饶有兴致地驻足，彼此兴奋地说着这里曾经的母语。
气温比白天明显下降了，我能感觉到风透过羊皮手套，顺着指尖往上钻。跨年的时候，气温肯定会降到零度以下吧？晚会的歌手和舞蹈演员将何以自处？还是对波兰人来说，冰点根本不算什么？
我换了些钱，一身轻松地走出来，想到自己早上还在捷克的奥洛穆茨，而此刻已经怀揣巨款站在波兰的广场上，不由感到一阵尘埃落定的惬意。我很快为此付出了代价。
广场一侧是一串以低价酒水为噱头进行恶性竞争的酒吧。我几乎没过脑子地走了进去，点了一杯啤酒，一份波兰饺子，然后才仔细端详菜单。
毫无疑问，这是一家仅仅从菜单就能看出不怎样的餐厅。无论哪个国家，游客集中的区域都有这样一些餐厅，它们唯一的资本是占据了核心位置，靠哄骗傻傻的外地（外国）游客维持生意。在这里，你能有幸享受到这个国家最不地道的食物、最差的服务，以及最名不副实的价格。每次路过这样的餐厅，透过窗户看到那些可怜的用餐者，我都会忍不住怒吼：“这样的餐厅之所以还活着，就是因为你们这群游客！”然而现在，我竟然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非常游客地坐在游客中间，吃着莫名其妙的波兰饺子。
在旅游已经相当普遍的今天，“游客”（tourist）似乎已经变成一个格调不高的概念，暗含着浅薄、低俗之意。“逼格”更高的说法是“旅行者”（traveler）。
因为“travel”一词来自古老的拉丁语，与宗教朝圣中的苦行和精神升华有关。在古代，旅行的最初形态和唯一目的就是朝圣……
我愤愤不平地胡思乱想，然后突然意识到，我竟然把饺子吃完了，甚至还包括篮子里的面包，以及那盘不太新鲜的生菜沙拉。这让我想起一则笑话：
这里的东西太难吃了，而且份量太少。
——伍迪·艾伦
我旁边是几个刚刚相识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杯螺丝起子。显然，这里廉价的酒水让他们手舞足蹈，眼睛放光。
“这里的酒太便宜了。”
“对了，你们知道哪儿能搞到叶子吗？”
“我认识个人。”
“他能搞到臭鼬吗？”
……
原来，他们都是英国人，居住的城市相距不远，又在弗罗茨瓦夫的酒吧相遇。他们来这里的唯一原因，是酒便宜，而且能搞到叶子——与历史无关，与文化无关，与旅行无关。
他们脸上长着青春痘和雀斑，张扬着年轻的神色，放纵着青春的活力。这将是他们飞翔的一夜，酒精不过是调情物，叶子不过是助燃剂，性爱不过是水到渠成，高潮将像银河一样泛滥。
他们旁若无人，又喋喋不休，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一种硬物感，像怀里揣着一块铁。一方面，我坐在一群外国人（英国人）中间，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局外人；另一方面，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是我无法参与和加入的，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格格不入。
我要了一杯螺丝起子，然后又要了一杯。酒精就像筹码，在快乐的一端不断加注，直到彻底压过失落的一端。这时如果你继续喝下去，快乐看似会继续增长，但失落最终会在第二天早上反败为胜。
我走出酒吧，穿过广场，经过布景舞台。很奇怪，酒精没让我暖和起来。或许那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酒精，不过是两杯加了冰块的橙汁。我在电车站等车，天上是一弯下弦月，一颗人造卫星快速地飞过。
电车来了，载着我穿行在夜色中的城市——安静极了。那些飞驰而过的街道，那些闪烁的灯光，又像在召唤过去，召唤幽灵。我突然意识到，世界上至少有两个弗罗茨瓦夫——在平行的世界里，它们并行不悖。
三
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工作，但多少有点怠工。天空阴沉沉的，像给城市加了个黑白滤镜。这倒是和我心目中的（旧照片中的）弗罗茨瓦夫更接近。停车场上，我的菲亚特panda鹤立鸡群，因为根本没有别的鸡。它孤零零地停在那里，结满冰霜，好像荒原上一只被冻僵的驼鹿。我把它唤醒，而车厢里积蓄一夜的寒气也彻底唤醒了我。
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路上几乎畅行无阻。那些战后才建起来的房子气色看上去不错，因为又过了一年，它们都高兴于自己成为越来越有历史感的事物了。店铺大都没有开门，到处偃旗息鼓。节日在国内是黄金周，是商机，是报复性消费，在欧洲却是一年中最肃静的时刻。
我把车停在古城的巷子里，在人还不多的广场上溜达。白天，市政厅看上去气势更加宏大，里面有市民艺术博物馆，陈列着黄金工艺品和弗罗茨瓦夫的民间传说。广场上栖息着鸽子，有一面建筑被刷成了四五种颜色，像积木一样矗立着。广场西侧的兵工厂是一座15世纪的建筑，如今改建为军事博物馆，但也因为假日不开门。开门的只有那一串照顾游客的酒吧，现在又顺应时势地变为经营欧陆早餐的咖啡厅。
我发现，每个酒吧门口都三五成群地站着一些“异人”，可能是朋克或者嬉皮，要么就是两者以任意比例的混合。他们都有莫西干头，脏兮兮的辫子，黑皮靴，铁链子，鼻环或唇环。但他们有本事将这种傻气转换为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一种无畏，一种近乎精神病的优越感。世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少不了这群人的身影，以至于我常常思考：什么样的雇主会雇用这些人？他们究竟以何为生？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街角的另一撮人里，有昨晚那几个英国孩子。有了“异人”的映衬，他们正常得就像伦敦城市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显而易见，他们狂欢了一夜没回酒店。现在，两个男孩在抽烟，一个女孩半裸着瘫在墙边，还有一个女孩——那个自称能搞到叶子的女孩——不知去向。
我盘算着她去哪儿了，这像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a.她搞叶子把人搞丢了；
b.她没搞到叶子不好意思回来了；
c.她搞到了叶子但决定据为己有；
d.她被能搞到叶子的人搞走了；
……
我听到一声喧哗，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一个朋克用酒瓶爆了一个嬉皮的头。我看到嬉皮倒在地上，旁边是一地碎玻璃。这事突如其来，没人知道为什么，答案也不在风中。所有人都望着案发现场，包括那个打人的朋克。他的目光比谁都无辜，仿佛不明白那个酒瓶子怎么会从手里飞出去。
我想也许会有一场帮派混战、械斗或者火并。然而，打人的朋克突然一声不响地走了，其他人也相继离去。没人愤怒，没人动手，没人过去看看那个倒地的小伙伴。就像一幕先锋话剧倏然收场，每个演员都酷酷地拒绝阐释，而把解读的权利交给观众。
我从嬉皮身边走过，他侧伏在地上，头顶是一小滩血，身体还在随呼吸起伏。他好像睡着了，又像在练习刚从印度学回来的瑜伽术。我看到广场较远的地方有两个巡警走过来，我向他们招了招手。
“这个人受伤了。”我对他们说。
“你看到是怎么回事？”
“有人用酒瓶子砸了他。”
“好啊，谢谢！”巡警对我说，好像这一酒瓶子是我砸的，而且干得不错。
他冲着对讲机说着什么，里面一阵芜杂，然后他站在那里，望着虚空。
“这种事时有发生。”另一个巡警微笑着对我说，我也回应以微笑。
四
在圣伊丽莎白教堂附近一堵不太起眼的墙边，我发现了一座小矮人雕像。后来，我又在闲逛中发现了更多小矮人雕像。据说在弗罗茨瓦夫这样的雕像有七十多个，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它们的个头只有一本书那么高，有时候在地面上，有时候在窗台上，像是遗落人间的小精灵。这些小精灵定格在某种身体姿态，某种面部表情，但我知道它们可能随时苏醒，拍拍翅膀，飞回天空。
这些小矮人是为了纪念波兰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一个反政府组织“橙色道路”——它被认为是最温和、最具原创性的反政府组织，反抗手段是用艺术的方式让政府看上去滑稽可笑。
比如，他们向市民散发当时炙手可热却极度短缺的日用品——卫生纸；号召民众穿着俄国水兵服在警察局门前散步；发动市民打扮成小矮人，集体出现在广场上。这就是为什么在“铁幕”最终落下后，弗罗茨瓦夫把这些小矮人请回了城市。监视无处不在时，反讽也就无处不在。监视与控制越多，也就给了反讽越多的空间。直到有一天，反讽像这些小矮人一样，入侵整座城市，渗透进每个公民的思想。
那天，我乐此不疲地进行寻找小矮人的游戏，最终一共找到了二十八个。我不知道别人的纪录是多少，但我猜二十八这个数字并不出众，而且一定有人把四处逡巡的我当成了图谋不轨的小偷，或者丢了钥匙的倒霉蛋。
我在奥得河南岸的步行道上走着，旁边是弗罗茨瓦夫大学美丽的校舍，有着嫩黄色的墙壁和灰色的屋顶。此前，我刚在一家韩国餐厅吃了午饭，那条街上还有一家意大利餐馆和一家印度餐馆。想到这居然是我在波兰仅有的午餐选项，我就笑了。
我选择了韩国餐馆，表面上是因为lg在附近有家工厂，其实是觉得可能会在这里碰到一张东方面孔——一个独自旅行的东亚姑娘。结果什么都没有，我是这家餐厅唯一的顾客。服务员是个手脚灵便的金发波兰小伙子。他说这里是弗罗茨瓦夫最正宗的韩国餐馆。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韩国餐馆，他说还有两家日本餐厅和一家中餐厅，“它们都卖石锅拌饭”！
我走过一座横跨奥得河的铁桥，对岸是沙岛和大教堂岛。岛上教堂众多，都有着雄伟的哥特式尖顶。河水并不宽阔，在冬日呈现深青色。一位运动员划着皮划艇，分开一道人字形的涟漪，河水摇晃着岸边的老城。有一瞬间，我突然感觉自己正走在塞纳河畔，而哥特式教堂让我想起波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作为哥特艺术的热爱者，他在“铁幕”低垂的年代，费尽周折到法国旅行，遍览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哥特式教堂。
与同为波兰诗人的米沃什不同，赫伯特除了旅行，一直生活在波兰。他曾在一家生产纸袋的合作社里当会计，还做过银行职员和安全服设计师。没人知道这位诗人精通法文、意大利文，拥有经济学、法学和哲学学位。年轻时，赫伯特曾为了一个女人和别人决斗，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别人当着赫伯特的面侮辱了她，他觉得除了决斗别无他法。对方的长剑两次击中了他，而他差点将对方的耳朵割下来。
赫伯特的写作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却无法在波兰出版。人们在图书馆里也找不到他的著作。苏联解体后，赫伯特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改观。他跟很多朋友断绝了来往，与曾经的好友米沃什也渐行渐远。他的一生都生活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阴影下——他无法苟同他们中任何一个。在他看来，政治和文学在语言和精神上迥然不同：“对我有益的对他们有害，适合他们的我却觉得难以消受。我们是两种泾渭分明的风格。”
赫伯特经常怀念他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游历的日子。尽管在旅行中，他也像是一个来自东欧的工薪阶层，寒酸又骄傲。他乘火车到达巴黎时已是深夜，因为整趟旅行只有一百美元的预算，他没住进旅馆，而是在塞纳河畔彻夜游荡。
他记叙参观拉斯科岩画的旅行，却提笔先写一段松露传奇，描述松露美妙的味道——原来那天早餐他咬牙点了一份松露煎蛋卷。
他在阿尔勒旅行时听说有一位亲眼见过梵高、喜欢美国香烟的老人，便在老人常去的咖啡馆守候。老人对这类问题毫无兴趣，赫伯特只好拿出一包美国香烟“贿赂”他。老人告诉赫伯特：“梵高总是扛着一块大帆布去田里画画，他像狗一样活着，孩子们都朝他扔石头，他的头发像胡萝卜一样下垂。”
但是在精妙的艺术面前，赫伯特的喜悦常常让他显得骄傲十足。这种骄傲甚至超越了他的出身、国籍和现实处境。考察拉斯科岩洞后，他激动地感到自己是大地的公民，“不但是罗马和希腊的继承人，而且是几乎整个无限的继承人”。遍访哥特教堂后，他回到巴黎的图书馆，当他发现并没有哪个学者写过相关领域的综述文章后，他就自己动手写出《一块来自大教堂的石头》。
五
在参观完沙上圣母教堂后，我向西北方向走，不知怎地走进了一片住宅区。我经过了照相馆、咖啡厅、面包店。我经过画满涂鸦的楼房。我看到几个孩子正围着一辆老款大不列颠绿的甲壳虫放鞭炮。我拐到另一条路，发现街角有一家小小的书店。透过窗玻璃，我赫然看到赫伯特的一本波兰文著作摆在桌子上。我走进店门，留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女店主正在清扫地面，大概就要关门了。我拿起那本文集，封面照片上的赫伯特正凝视远方，风拂动着他灰白色的头发，眼角布满鱼尾纹，后面是一条河和空无一物的旷野。我的心瞬间被这诗人的形象击中了。我拿起书，去收银台结账。
这本书七百多页，收录了赫伯特绝大部分的随笔，包括他的游记和对古希腊神话的解读。我抱着它走出店门，内心充满喜悦。赫伯特一生都在写作，他觉得政治压制和经济贫困都不算什么，“会弄走那些非一流的作家”，但真正的作家不会停止写作。他去世前患有严重的哮喘，但依然完成了诗集《一场风暴的结语》——这也是他一生的结语。
我经过附近一栋看上去颇有气势的楼房，楼前荒草凄凄，围着铁丝网，信箱上的铭牌也已脱落。很多年前，这可能是一栋公寓，如今人去楼空，形同鬼宅。
在波兰，时间总像一个未愈合的伤口，展示着善良所引发的卑微希望。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打开盒子，飞出忧愁、疾病、灾难、悲伤……只剩下希望留在盒底。后来，赫尔墨斯将希望送给人类，这样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只要有希望，人类就不会被摧垮。我想，这也正是弗罗茨瓦夫、西里西亚，乃至整个波兰的动人之处。
是的，如果城市和人一样拥有性格，那么弗罗茨瓦夫是那种可以坐下来喝一杯的朋友。晚上，我去了一家古色古香的波兰餐馆，白餐布上摇曳的烛台，映照着墙上的油画和老照片。我看到莱辛1841年的画作《西里西亚风景》；德皇威廉二世1906年访问时的照片；1945年废墟中的弗罗茨瓦夫大学；1982年戒严期间波兰坦克进城；1997年教皇保罗二世造访……我一边观看，一边喝着波兰雪树伏特加，像穿过一道时间的走廊。
广场上，跨年晚会已经开始，动感的音乐响彻夜空。人们裹着大衣，戴着帽子聚集在外面，脸上带着难得的笑容。摄像机的吊臂划过人们的头顶，捕捉着台上歌手不太灵便的舞姿和吐出的白雾。旁边一个姑娘说，他是当地很著名的歌手。在接近零度的气温里，他穿着皮夹克，喘着粗气喊：“everybody！让我们一起跳舞！”
舞台两侧，一群青少年疯狂地扭动着身体，我旁边的姑娘小伙儿们也开始蹦跶起来。
夜空清朗，广场一片通明，如一个巨型露天迪厅。我跟着节奏跳起来，想在开车回家之前，尽快把身体里的伏特加挥霍掉。
在伊斯坦布尔等待
撰文梅根·戴翻译董帅
等待变成了一种社交现象，藏着很多小心思：等谁，等着做什么，等多久，或不等谁，多不耐烦，付出多大的代价去等。通过观察耐心和不耐烦等待的人群，流动性与停滞的区域，你可以大概看出这座城市的层次等级分布。
下班后，回家的巴士载着我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缓慢爬行，我不禁怀疑是否走路会更快，尽管我从没试过。在伊斯坦布尔，再短的距离都会堵车。在1980代，这座城市人口约三百万，之后的几十年里，人口数翻了五番。一场史无前例的移民潮正在涌入这座城市：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移民，来自周边地区如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和中东的经济移民，还有一阵一阵来自附近纷争地带的难民，其中大多来自叙利亚。然而，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并没有跟上移民涌入的空前速度。不断攀升的人口密度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堵车。
大兴土木也没起到作用。在土耳其总理（伊斯坦布尔前市长）埃尔多安的指导下，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建筑项目——2013年建成了一条水下铁路隧道，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三座大桥正在建造中，同时还有第三座机场。这些项目都被宣扬为缓解交通拥堵的良方，但事实上，它们只带来了更大程度上的城市扩张，为伊斯坦布尔吸引来更多的人口、货物、建筑，还有机动车。与此同时，土耳其经济趋势良好，汽车保有量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而不断攀升。因此，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湮没于遥遥无期的交通拥堵之中。
等待变成了一种社交现象，藏着很多小心思：等谁，等着做什么，等多久，或不等谁，多不耐烦，付出多大的代价去等。通过观察耐心和不耐烦等待的人群，流动性与停滞的区域，你可以大概看出这座城市的层次等级分布。越是富裕的片区，就有越多的出租车；越多出租车，就越堵；越堵，付不起打车费的人就会选择去坐公交车。一张不可预见的网把这座城市的所有人连在一起：一辆车抄个小道，就会导致另一辆车进退两难。不公平，是人们在堵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体验。
去年冬天，埃尔多安政府卷入了一桩大范围的城市建设腐败丑闻。2013年12月，警方拘留了九十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和承包商，他们大部分都是城市规划官员，其中二十六名被以有关腐败、欺诈、贿赂、洗钱的罪名逮捕。一部分房屋署的官员被指收受承包商的贿赂，令他们在无需申请分区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施工。这些暗箱操作使得大笔钱财直接流向官员的腰包，而不是进入城市财政库，更非给予真正需要钱的弱势群体。这件事又一次证明，一个人抄个小道，就会对其他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从2013年5月一直持续到初夏的戈兹抗议活动，其矛盾中心就是戈兹公园和塔克西姆广场周围的建设。这些市中心的公共地带曾被提名建成大型商场，理论上说，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对公共空间的威胁使得成千上万的伊斯坦布尔市民走上街头，成功逼迫政府将这项发展计划暂时搁置，至少是暂时。
真正的民主是缓慢的，它包括收集意见，争取共识，积极寻求尽可能公平的解决方案。它要求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慢下来，即使他们看到了可以冲锋的机会，也要等一等。这长达数月的抗议活动产生的最大象征意义便是，公义并不会追随金钱的膨胀速度。
从一开始，警察对示威游行的镇压便毫不留情。在6月中旬，埃尔多安已经给示威者下了最后通牒：“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不会再等下去了。”在此之后，警察群体中仅有的一点同情反应也没有了。埃尔多安承诺：“我们会清理整个戈兹公园，要快。”
八千人在镇压运动中受伤，其中十一人失明。到夏天结束时，已有五人死亡。我的前室友是一名记者，由于多次受曝于催泪瓦斯，生了一种皮肤病，为此他必须每日服用一种手指尖大小的药丸多次，每服用一次他都要禁食一小时，这导致他每日的进餐时间变得很诡异。医生告诉他，自从抗议活动以来，很多人生了很严重的皮疹，尤其是那些在化学烟雾中徘徊过久的记者。
现在，塔克西姆广场已经清理完毕，干净得简直可以咬上一口。去年夏天的涂鸦都被灰色涂料覆盖，每一颗翻起的鹅卵石都被重新铺回平整。附近一部分区域被铺上了水泥，水泥不像鹅卵石，不能被轻易撬起来作为攻击警察的武器。而去年夏天的抗议活动留下的唯一证据，便是到处可见的警察。
要说在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市区谁等待的时间最长，答案一定是警察。广场上的阿塔图克文化中心曾是一间优雅的歌剧院和演奏厅，现已被改造成一个执法总部，穿着制服的警察整日整夜地在那里徘徊，等待着每一丝骚乱的信号，随时准备搬出催泪瓦斯和水炮。这种情况每个月也许会发生个一两次，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就只是站在那里等着。警察在塔克西姆广场和戈兹公园附近几处地方都停了几辆墨色窗户的白色大巴，数十名警官就在那里待命。他们平日里喝茶，在智能手机上打牌，顺便盯着广场。有时候他们玩单腿蹦，互相踢对方的小腿，抓对方的头发。在一个文化中心的停车场，我曾见到一名警察举枪瞄准一只流浪狗，也许是因为太无聊。
有时警察喜欢聚在加拉塔萨雷高中附近的狭窄巷子里，远离城市主干道。有时候我买好东西想避开拥挤的商业中心，便会选择走这条小道，转过街角就发现自己被警察包围了。为了穿过这条巷子，我不得不与他们擦身而过。我甚至能闻到他们须后水的味道，能碰到他们制服上绣的星星和新月。有时与他们目光相接，我脸上会呈现出下意识的毕恭毕敬表情，但马上又会后悔。有时我会带着不安瞄几眼他们的武器。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靴子上，迅速闪人，越快越好。
今年2月，人们再度走上街头，人数比戈兹事件时少了一些。这是一个温暖的星期六夜晚，埃尔多安的互联网审查计划离具体实施又近了一步。这项计划主要是为了隔绝民众了解并参与腐败丑闻的消息传播。于是又一轮抗议开始了，而警方的反应迅速而粗暴。我和女朋友去塔克西姆广场，想去看看到底在发生什么，结果我们一起被扫进一个挤满示威者的巷子里。示威者中的很多人都戴着去年夏天置备的防毒面具。当催泪瓦斯袭来时，我们涌进街角的小餐馆，在那里等待浓烟散去，而炉上还嗞嗞地烤着肉，我们似乎在那儿卡了无限长的时间。门外的人群四处奔跑，一片混乱，而门里的厨子看完了一场球赛。
当我们鼓起勇气离开那家小餐馆，立刻就陷入了催泪瓦斯的迷雾。一个陌生人把我们带进一栋老建筑的狭窄楼梯间，我们站在那儿咳嗽了十五分钟，等待下一个行动间隙。一个经验丰富的示威者在一条印有球队标志的围巾上泼了醋，让我用它捂着脸，直到我的肺和眼睛不再有灼烧感。一对年轻的夫妇一直在咳，他们点起一支香烟，来回传着抽。示威就是这样：瓦斯，疏散，再集合，瓦斯——无限循环下去。这个过程里有很多重复，很多期待，很多疯狂的举动，也有无所事事的等待。
示威在晚冬和早春间歇性地发生，关于腐败丑闻和互联网审查的愤怒不断升级。紧接着，一个在戈兹事件中受重伤的男孩死去了，整座城市被愤怒和悲伤横扫。每隔一个周六，我公寓门口的垃圾桶就会消失，被示威者运走当作抵挡警车的路障。午夜时分，抗议运动会暂时停歇，一些年轻人会在住宅区游荡，用弹弓嘲弄警察，警察则还之以橡皮子弹。
我从公寓窗口看着外面的脚手架，喉咙仍因催泪瓦斯而发痒。我经常在骚乱结束之前就上床睡觉，但第二天醒来街道就已被打扫干净，不久墙上又会出现新的涂鸦。民众的参与逐渐减少，冲突更多集中在激进的左派和警方之间。而其他人，那些为戈兹事件建立了庞大和多样的群众基础的那些人，则更多的是在为周末节省精力。
上个夏天的抗议运动产生了一个清晰的目的：那个保护公园的任务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一种道德上的自律感。一旦这场战斗输了，警方赢得了公园，那么这个目的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现在，每当一场示威貌似要爆发的时候，警察会首先封锁公园和周围所有的街道，一方面可以阻止示威者在那里聚集，另一方面也想淡化那个广场的象征意味。戈兹事件发生一年后，这座城市已相对平静，暴力事件偶尔会有，但这种平静感觉上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伊斯坦布尔的一部分已经形成超具体的街区，代表着这座城市重商主义的传统。扎堆的油漆店，成排的窗帘店，卡拉柯伊的几个街区只卖花洒喷头，而在相对贫穷的多拉普代雷，只有人体模型出售。裸体的假人在橱窗像兵马俑一般成排陈列。到了晚上，它们被身后的安全灯照着，表现出一种期待中的警惕感，仿佛下一秒钟就会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