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羽毛球，对吗？”我问道。
“对。”
我们站在那里看着空荡荡的场地。
“好，”我说道。“也许我们该回家吃饭了。”
我们在四环路上遇到了交通拥堵。里程表显示，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小时，情绪也明显进入了低潮。我感觉到，杨师傅十分担心。他终于问我，晚饭想吃什么。
“还没有打算，”我回答道。
“你吃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吧。”
他说，这里离他位于北京东郊通州的家并不远。他又开始谈论起体育运动。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美国运动员是麦克·泰森，因为这位拳击手在手臂上刺着毛泽东头像。
“中国人为什么会喜欢泰森呢？”杨师傅发出疑问。“因为他喜欢中国。他喜欢中国，中国就会喜欢他。而且他了解中国。”
“泰森真的了解中国吗？”我问道。
“如果不了解中国，他怎么会在手臂上留下那样的纹身？”
关于美国的体育运动的成功，杨师傅给我讲了他的理论。“美国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身体素质好，”他说道。“美国人块头很大。他们一生下来就有好东西吃，还有，美国的科学更发达。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办法跟美国竞争。健康很重要。你看人家泰森。他要不是长得那么壮，怎么打得赢？”
我们到达通州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公路沿线的霓虹灯闪烁着“北京2008”和“欢迎来到新世纪的通州”的字样，城中心有一家麦当劳和一家自称“乌尔玛”的超市。杨师傅家是简陋的平房，宽大但却很冷。他向他的妻子杨雪玲介绍了我，她个子矮胖，面颊红润，蓄着一头黑色短发。“他是采访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他说道。“我陪了他一整天，所以请他来家里吃顿饭。”
她把我们让进饭厅，接着便进入了厨房。杨师傅说，她在给我们准备蒙古火锅。
他给我倒了茶，于是我们坐到了正屋，端着茶杯暖手。杨师傅给我看了他孩子的照片，两个孩子都在读大学。女儿会讲英语，他一说起来就显得非常自豪。我问起北京奥申委发给他们的英语教程，他找出一本课本，打开了录音机。
一男一女两个声音非常细致地朗读着。hello！goodmorning.goodafternoon.杨师傅一边跟读，一边倾身向前紧张地聆听着，他的声音因为太用力而有些颤抖。我翻看着书本，在“更多常用语句”一章停了下来：
33．城市的交通正在改善。
34．我喜欢北京的风景。
35．污染是全球性的问题。
36．我自豪自己是中国人。
杨雪玲又走出来，说火锅已经弄好。她端了出来：一只盛满了油和辣椒的圆形铜制容器，安放在燃着酒精灯的三脚架上面。我们坐了下来，随着一卷卷粉色的羊肉放进热腾腾的油锅，房间里暖和了起来。那顿饭十分可口。我们对奥运会只字未提。
三天后，我跟着国际奥委会的代表们踏上了他们最后的北京考察之旅。奥委会是个相当奇怪的组织。委员由它自己挑选，权力高度集中在主席和执行委员会手里。尽管国际奥委会接近百分之七十的运作经费来源于美国的赞助商和电视网，但它的政治主要由欧洲人把持：在具有表决权的一百二十三个席位中，欧洲人占了一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三个委员。从投票权来看，这意味着十三亿中国人所占的份额跟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摩洛哥几个王国相当，因为他们现在各有一个委员。国际奥委会只有十三个女性委员，其中有两位王妃和一位西班牙公主。
因为一直被批评为精英俱乐部，国际奥委会和只在1968年举办过墨西哥城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沟通历来不畅。那届奥运会之前，数千名学生举行抗议，认为政府不应该把钱花在数百万贫困墨西哥人无法受益的体育比赛上。墨西哥政府调动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好几百人。奥运会如期举行，但自此之后国际奥委会不再挑选发展中国家——由于西方媒体很少提及，墨西哥城大屠杀基本上已经淡出了公众熟知的奥运历史。
近年来，国际奥委会竭力改善它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资助其修建运动中心，并提供差旅费让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奥运比赛。国际奥委会还增加委员名额，以更多地吸纳来自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体育代表。但是，这一进展很可能因为1998年盐湖城爆出丑闻而放缓，该城市当年为提高2002年冬奥会落地的几率，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提供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现金和礼品。贫穷国家的代表更容易成为目标：在因为收受贿赂而被开除或被迫辞职的十名委员中，有九人来自发展中国家。
丑闻发生后，国际奥委会取消了申办程序中的礼品发放环节，并禁止委员以私人身份前往候选城市。今年是全面执行诸项规定的第一年，碰巧中国的申办活动还受到了政治责难。3月28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法案，宣布中国的申奥活动应该遭到抵制，原因是人权问题。
国际奥委会可能持这样的想法，奥运会将为中国加快改革步伐提供推动力。在中国内部，相当一部分人似乎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我跟大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交谈过，他们支持申奥，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会进一步增加他们与外界的交往。3月30日，《天安门报告》的匿名作者对《时代》一篇名为“奥运会有助于改革”的署名评论文章发出的类似调子进行了回应。奥委会委员考察北京期间，作为共产党死对头的“法轮功”分子们刻意避免进行公开抗议活动。
在我跟随考察团出行的那一天，北京的一切似乎都进行得称心如意。考察之行一路顺畅，没有重大的抗议活动，连城市上空的苍穹都很特别：阴冷，湛蓝，无云，呼呼刮着北风。奥委会委员被分成两组，我跟着五个人一起考察未来的比赛场址。考察团中，四人来自欧洲，一人来自澳大利亚，全都穿着崭新的美津浓夹克衫，左胸绣着“评估委员会”字样。对于记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奥委会提出了规定：奥委会委员和中国官员所说的每一个字我们都可以记录，但不允许提问。
我们坐上了由五辆车组成的车队，警车闪着警灯在前面开道。两条车道已经清理出来，沿途数百名警察向我们行着注目礼。交通停止了，骑自行车的人昂首张望，每一盏交通信号灯有如魔力般都是绿色。（此前一天，中国人领着奥委会考察团参观过他们的交通控制中心，并演示如何远程操控交通信号。）顺着长安街往东，我们突然遇上一盏红灯，这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因为我们的车队一头冲了过去。
之后的三个小时，五位委员在中国官员和记者的陪同下查看了沙滩排球、水球、垒球、网球和举重场馆的所在位置。时间短暂，我们在每一个选址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考察的其中一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座巨大的体育馆正在兴建之中。一开始，这座场馆被设计用于排球比赛，但等到2008年，它又将被改用于奥运举重比赛。在这里，我们全都戴上了硬质安全帽，一位名叫刘列励的经济学家领着我们开始了考察。跟记者群的每个成员一样，我尽可能贴近奥委会委员们，以听清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们在将会成为观众席的地方停下来，凝望着伸向远方的一个大土堆。刘列励指着未来的举重比赛台，两个工人正在那里捣鼓着防水布。澳大利亚籍委员有话要说。“那里是运动员的热身区吗？”他指着一个土堆问道。我和其他记者蜂拥靠前。
“那里才是热身区，”刘列励指着另一个土堆说道。
澳大利亚人指着一处阴影问道：“运动员从这里直接走上比赛台吗？”
记者群里响起一阵低语声。刘列励笑了笑。他回答道，如果北京获准举办2008年奥运会，举重运动员从热身区直接走上比赛台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澳大利亚籍委员满意地点了点头。刘教授转身对考察团进行了说明。他说，这座崭新的体育馆将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就在我们做着记录的时候，他又说道：“完工之后，它看起来像是一只漂亮的蝴蝶，或是可爱的外星飞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