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上车后，出租车驾驶员微笑着用英语说了一句“早上好”。时间是下午三点半。当他一开口，英语就变成了肢体语言：身体前倾，一边抓着方向盘一边噘起嘴巴，同时提高了声调。他还会说“hello”和“ok”。他用英语说了两遍“早上好”，接着就说起了中文。我们往北驶去，寻找着奥运的迹象。
2月末的这个星期，对北京的外国人乘坐出租车很有利。出租车上的短波节目每天都会做出特别提醒，要求驾驶员对外国客人以礼相待，因为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正在北京对该市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进行为期四天的评估考察。出租车配备了两盒英语学习磁带，教司机们学习有助于申奥的词汇短语，其中包括了“阳光明媚”，“若能办奥运，城市更漂亮”和“漆器于唐代由中国传往日本”。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孟景山师傅，他去年和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谈论了中国申奥的事情。据此写成的文章只有三百三十五个字，但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也许因为文章引述了孟景山的一句话：“奥运会不是用来讨论人权的。”为表彰孟景山出色的外交才能，政府向他授予首都“百佳出租车司机”的荣誉称号和几千块的奖金，北京的报纸纷纷把他作为普通人的楷模加以报道。
我告诉驾驶员，我是新闻记者，想去察看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所在地，他仿佛一下子觉得载我的责任沉重了许多。他向我打包票，在我们通往长城的高速公路沿线肯定能找到修建场馆的地方。我掏出记录本时，发现他开始冥思苦想。“奥运会对中国人民有利，”他说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对，反正就是有助于提高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
我们上了二环，两旁飘扬着迎接考察团的彩旗。彩旗上的中文是“新北京、新奥运”，对应的英文却是“newbeijing，greatolympics”。我很好奇，怎么单单就一个形容词进行了改译。几个星期后，我采访北京的刘敬民副市长，他说中文的“新”字含义更丰富，不太好翻译。“我们决定把这个字改译成英文的‘great’，因为奥运会本身就具有古典意义，”他说道。“用‘new’来描述，似乎不太妥当。”不过，当我和另一位体育官员说起这事儿的时候，他的解释似乎更为直接。“如果翻译成‘newolympics’，那会让人觉得中国人想改变奥运会，”他说道。“国际奥委会可不喜欢这一点。他们会觉得，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莫非想夺奥运会的权。”
出租车司机是申奥活动的排头兵，不过其他的参与者也数量众多：被动员起来清洁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志愿者就有数十万。我有一个朋友在写字楼上班，那里曾发布过如下告示：“因为奥委会代表团将于下周考察北京，三环路沿线的建筑物将被要求停止供热，以免产生烟雾和粉尘。因此，请大家下周上班时穿上厚衣服！”对北京的空气，大家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谁叫这座城市是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呢。不过政府已经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工程，其中包括大量使用油漆：根据官方数字，油漆覆盖的总面积为二千六百万平方米。工人们把高速公路的护栏刷成白色，天安门广场的草皮也被刷成了绿色。他们把旧世界的色彩泼到了华丽新世界的建筑物上。突然间，全城的工人居民楼仿佛集体用上了热腾腾的意大利调色板：亮绿、黄赭、淡蓝。离我办公室不远的工体路上，一溜灰色的陈旧楼房呈现出红赭色。沿街走下去，一栋六层楼高的公寓正立面被浇成了明亮的威尼斯粉紫色。其他三面依旧灰白，不过从路上根本看不见。
针对城市的这些改进措施代价不菲：北京做出的预算相当于二千万美元，据政府主办的通讯社报道，如果申办成功，该市还将另外拿出二百亿用于治理污染、改进基础设施和修建比赛场馆。参与竞争的城市有巴黎、大阪、多伦多和伊斯坦布尔，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13日在莫斯科做出最终决定。1993年，北京提出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一说起这样的结果，有些中国人依然愤愤不平，一如他们对于国家男子足球队屡次无缘世界杯时的怨声载道。今年，大家都认为申办路上不会再有绊脚石。在撞机事件导致的最紧张氛围期间，中国的新闻媒体特别指出，两件事情应该区别看待，着重强调了中国人民举办奥运会的决心不会因为与美国的冲突而削弱。实际上，北京申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许正是来自公众的高度支持。
这样的热情让我感到吃惊，因为在文化上奥运会没有一样东西和中国有关。除了柔道和跆拳道跟中国有着间接的关系，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奥运会的体育项目。中国古代的贵族玩一种与足球略微相似的“蹴鞠”和类似于高尔夫的“捶丸”。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画，画中的唐明皇正与宫女们玩一种类似马球的游戏。不过，古老中国传统体育的核心，也就是普通大众更能接触的部分莫过于搏击之术“武术”，以及“气功”这种冥想性吐纳的练习方式。中国古人没有修建过体育馆，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运动原本就不是为了吸引愿意交钱的观众。中国古代语言中没有“运动”一词，直至19世纪外国人方才引入了更为系统的体育运动方法。
中国历史学家将1840年作为古代体育和现代体育的分界线。那一年夏天，第一支荷枪实弹的英国舰队开进广州，催生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最为痛苦的历史纪元。19世纪到来的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为中国体育引入了西方的竞争观念。20世纪初叶，中国人开始对奥运会萌生兴趣，1932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一位短跑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四年后的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六十九人的代表队，其中男女混合武术队在希特勒面前进行了表演。至此，中国人全力投入奥运会，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体育运动可以帮他们洗刷过去一百年间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大家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并急于向世人证明，中国人并不弱小，”萨利大学致力于研究苏联和中国体育的詹姆斯·里奥丹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
1949年之后，中国人的体育运动与政治更为纠葛。中国大陆参加了1952年的夏季奥运会，但之后一直缺席，因为国际奥委会继续认可来自台湾的运动员。直至1979年，中国终于同意回归奥运会——不过，随即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他们加入了由美国发起的抵制活动。1984年中国人重返洛杉矶奥运会，并在奖牌榜上名列第六。然而，那一年的竞争因为苏联人发起的抵制活动而受到削弱，中国运动员在游泳和田径等热门赛事上技不如人。
“他们发现，西方人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占有了先机，因为后者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兴奋剂，”里奥丹教授说。“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想在奥运会上有所斩获，你就得服药。”
东方阵营的运动体系解体之后，据说来自欧洲的教练和兴奋剂行家把自己的技艺带到了中国。与此同时，这个国家投入重金建设体校体系，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止，据估计中国为构建全国性的体育运动体系投入了二亿六千万美元。那一年，中国队只夺得五枚金牌，但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培养出了多位世界一流的女子游泳运动员和长跑运动员。
自古以来，中国女子就在体育运动中比西方女子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侠女英豪是武侠小说中的典型角色。不过，中国女子在耐力和力量型运动项目中的突然崛起还是不免让人讶异。1994年，十一位中国运动员在广岛亚运会上检测呈阳性；1998年，澳大利亚海关官员在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行李中发现装有人体生长激素的小瓶子，更让参加锦标赛的中国队经历了最为尴尬的时刻。2000年夏季奥运会之前不到两个星期，有二十七名运动员被剔除出中国代表队——大多因为兴奋剂检测呈阳性。
然而，中国人已经在一些西方人的体育项目方面展示出过人的能力。中国在女子垒球上相当成功，这个项目在1996年正式被引入亚特兰大奥运会。那一年，中国女子垒球队获得一枚银牌，之后在2000年的奥运赛事中名列第四。然而，在我生活于中国的四年期间，我从未见过有人从事这样的运动，同样也没有听见人们提起过它。中国国家队在训练和谈论这个项目时所使用的术语——局数、出局、坏球、几振球——几乎没有人听得懂。跟中国的许多奥运会运动员一样，垒球运动员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运动项目，但他们仍旧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队居于奖牌榜第四位。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队位列第三。
不过，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来看，中国仍旧在宣扬非竞技性的体育传统。在我们前往长城的路上，彩旗上印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交织的五环变换为操练太极的人形，这样的自我修炼与奥运会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出发的第一个小时内，出租车停下来问了两个警察、两个司机和五六个路人，他曾试图用手机拨打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但号码一直占线。
大家似乎都十分关心，很想帮外国记者找到奥运场地，但对于城北的具体地址谁也说不清。出租车司机叫我别担心，肯定能够找到。可他自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至我们来到城北三十多公里处的沙河，仍然没有发现未来奥运的任何迹象。我们开过一家炼油厂后，驾驶员对着沙地撒了一泡尿，接着抽起了都宝香烟。抽完香烟，他似乎平静了许多。回到出租车，他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是朋友，对吧？”他说道。
“对，”我回应道。
他介绍自己叫杨树林，我可以叫他杨师傅。他五十二岁，每个月能挣五千块。他穿着一件橄榄绿聚酯材料的军人制服，厚重的制服上钉着铜扣。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内蒙古当过兵。他的出租车有一种复古风格：司机专用的白色棉质手套，老式的布鞋，后视镜上挂着带毛泽东像的垂饰。毛泽东像下方有两句话：“一帆风顺”，“百毒不侵”。
我们在一个警察跟前停下，他告诉我们说奥运场地应该往回走，在大屯社区。我们调转方向，在安立路和慧中路交会处停下了车，两个警察正在给另外一辆出租车开罚单。杨师傅深吸了一口气。“这位是正在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他说道。“我们正在找寻2008年将要举办奥运会的地方。”
一切都停止了。其中一位警察正在填写罚单，他的笔一下僵在了空中；被开罚单的人抬头看着，脸上充满了期待。他个子瘦小，穿着有些肮脏的尼龙外套，因为在禁停区拉客被警察逮了个正着。奥委会检查团进城之后，所有的交通规则都得以热情执行。那位警察朝我微笑。
“请等一下，”他彬彬有礼地说道。他拿起对讲机一番交谈后，转向了我。
“请问，你来自哪个国家？”
他又对着对讲机大声嚷嚷道：“我们这里有个美国记者，他正在报道申奥活动，他要来大屯这里看看奥运场馆。”
稍稍停顿之后，他抬起头来：“他们正在给上级打电话。”
大家都等着。被开罚单的家伙建议我们往西开几个街区，那里有一块地刚被清理出来。警察叫他不要乱说。对讲机响了。
“往西开，那儿有一片插着彩旗的场地，”警察对杨师傅说道，随即又转向了我。“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很适合修建体育场，”他中气十足地说道。“在那个地方可以踢足球、打羽毛球和网球。”
中国的老百姓总是喜欢用宽泛的哲学术语谈论奥运会，特别是当他们面对那些一直无法在重大的奥运项目上具有过人表现的国家代表队时。有人把他们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天生的能力，也就是说西方人比中国人块头更大，肌肉更结实，还有人指出了心理方面的差异。我遇到过很多中国人，他们深深迷恋一种网论：中国人在乒乓球、羽毛球和排球上的表现出类拔萃，因为这些项目的参与双方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中国人不善于直接对抗，”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慧娴告诉我。“我们更擅长比赛者中间隔着一张网的体育项目。”跟我交谈过的很多人一样，何慧娴也用“小巧”这个词来描述中国人——巧妙灵活，而非强壮。她还说，尽管中国人天生善于团队项目，但传统文化妨碍了造就伟大运动员的那种个性特征。“儒家思想要求大家有所收敛，”她说道。“你看美国——孩子们从小就受到独立和创造的教育。中国呢，强调的是纪律。”
就连中国人最为根深蒂固的爱国体育热情都受到这种不自信的驱使，1993年国际奥委会把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交给悉尼狠狠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他们推论做出这一决定的各种原因：有观察家相信，对一些人权组织的批评使投票结果发生摇摆；另一些人则指出，媒体上报道了诸多流言蜚语，说澳大利亚成功贿赂了多位奥委会成员。不过，在中国人看来，这一失败的结局恰好印证了他们并不陌生的来自外国人的不公正对待。投票次日，一份《中国日报》的社论提醒读者，中国“所遭受的残酷的殖民侵略和剥削”长达一个世纪。对那些无意于反殖民论调的中国人而言，奥运会仍然突出反映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显著差异。
“发达国家视奥运会为商业活动，”自1988年便跟随中国代表团出席过历次夏季奥运会、高大而帅气的电视解说员徐济成说。“正如他们所说：‘我家有一栋大房子，里面有很多漂亮的摆设，所以我想办一场招待会，你们大家都来吧。’还要买票。但发展中国家根本不这样认为。奥运会不仅会改变北京的经济和面貌，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我问徐济成，他对中国采用西方的体育运动理论是否持保留态度，他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只说这是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我在1988年参加过汉城奥运会，”他说。“韩国人告诉我，如果不是举办奥运会，没有人知道韩国是什么样子。举办汉城奥运会之前，外国人只知道朝鲜战争。”
在徐济成看来，中国应该效仿西方人把体育当做商业的做法。他指出，政府今年已经把很多体育项目由国家支持转向了企业赞助。希尔顿香烟资助过全国篮球比赛，可口可乐现在资助的是中国足球。“五十年之后，我们会跟西方一模一样，”徐济成信心满满地预测道。“我们会觉得奥运会就是一种商业活动。我们会说：‘我家有一栋大房子，想把大家请过来，为的就是好好炫耀一番。’”
杨师傅终于在五点半找到了一处奥运场馆所在地。我们钻出出租车，走到了一片空旷的场地。这里有四个街区那么大，位于北京北边的正中央；原先耸立于其上的建筑物都已经被连根拆除。周围插上了粉色的旗帜。
“这里将举行足球和网球比赛，”杨师傅告诉我。他一边笑，一边在空中做了个挥拍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