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日子里，我独自来到广场上闲逛一圈，然后走到清真寺的后面坐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带了个随身翻译，以便了解更多。这座清真寺是开启对话的好地方，人们总想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一旦他们得知我不是穆斯林，就会立马强调清真寺向每一个人开放。好几次，有人紧紧拉着我的手，以非常慎重的口吻宣布，如果发生暴力冲突，他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我的安危。事实上，我在抗议活动的头几天感觉到非常安全，尽管实际上每一天都有人死去。暴力活动仅局限于本地人，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什么排外情绪。广场上的人们对我再友好不过了。
然而，当斗争停止时，气氛骤然改变。经过一个星期的抗议，埃及最受敬重的伊斯兰组织阿兹哈的教长们在内政部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休战期间，军方在通往内政部的各条道路上竖起了水泥墙和倒刺网。现实的隔离和休战状态使差异显现出来——中断的进攻节奏犹如催眠大师捻响手指，抗议者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我开始发现，解放广场上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小规模冲突。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人们的精力无处发泄，打架斗殴变得稀松平常。突然间，半数的年轻人似乎都成为了志愿安保——好几个傍晚，我不得不在一个小时之内多次出示自己的护照。在此期间，媒体的标题似乎温和了下来——再也没有了死伤者的报道——但广场上的麻烦事与日俱增。
清真寺里明显没了负责人。寺里的阿訇名叫谢赫·马兹哈·沙辛，这个长相英俊的人经常上电视台的宗教节目。作为埃及的名人，他在抗议活动一开始就高调地力主和平，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在此期间他从未去过清真寺。即便在日落和傍晚祷告之间，我一连去了十次都没有见过他的身影，而按照规定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如埃及的诸多清真寺，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同样由政府掌管。）关于谢赫的去向一时间谣言满天。有人说他不想与革命者过从甚密，因为他的擢升得益于旧政府。也有人说他不愿意跟激进的教长们扯上关系，因为这些人自抗议爆发以来就一直待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
的确，埃及最为保守的萨拉菲派成员一到解放广场就把这座清真寺当成了自己的大本营。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人交谈的时候，他说自己支持这场革命，因为他相信这场革命代表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伊斯兰教教法的第一步。（他用手指拂过我的面颊，然后摇了摇头，意指我接下来不应该再剃胡须。萨拉菲派成员因为模仿先知的模样留长胡须而闻名。）不过，我还是不明白，这样的观点怎么就能逼谢赫·马兹哈这样的人离开自己的清真寺。他的改革态度同样人人皆知——他总是公开表达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只是他这个人也非常理智，无疑跟许多宗教激进分子打过交道。
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谢赫·马兹哈醉心于宣传革命理想，却缺乏参与广场上乱糟糟的具体事务的兴趣。其他的政治人物和政党采取了类似的策略。穆兄会与解放广场始终保持一段距离，一心指望通过选举实现和平。与此同时，军方似乎也故意淡化人们的回应。它接受了内阁的辞职，并重新承诺将不晚于2012年6月完成总统选举。它更换了总理——不到一年的时间轮换了三位总理。新的领导机构被称作“民族拯救政府”，这名字显然无法唤起人们的信任。目前尚不清楚军方是否会放弃控制权。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元帅很少提及人们的抗议活动，尽管有示威者呼吁他辞职走人。
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人们时不时会谈论不见踪影的谢赫·马兹哈。“我一直在打他的电话，但他就是不接，”临时借住在清真寺内的穆斯林谢赫·萨米通过翻译告诉我。他说他并不清楚阿訇为什么不见踪影，不过那不关他的事儿。他还说，现在这场革命跟上次推翻穆巴拉克那一场有明显的差异。“1月份那次是中上阶层，”谢赫说道。“他们要求得到社会正义和自由。现在这场革命纯粹是为了穷人。他们一无所有。”他说这些人的想法很混乱，但仍值得同情和尊重。“他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惹麻烦，”他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时常忍饥挨饿。”
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一帮年轻人牢骚满腹地来到了清真寺。他们告诉谢赫·萨米，一位埃及女基督徒在广场上对清真寺口出秽语，说清真寺的卫生间很脏，还说女性祷告室因为有人睡觉而恶臭不堪。“她说他们的教堂比我们的清真寺干净得多，”其中一个年轻人数落道。他对谢赫说，对于进入清真寺的人穆斯林应该更严加筛选。
“在清真寺睡觉的女孩子一半以上是离家出走，”谢赫争辩道。“是把她们留在广场上跟坏人为伍，还是让她们住在这里？”他又说：“清真寺是真主的居所，而不是睡觉的地方。不过，如果这种时候有人进入清真寺，我肯定不能把她们赶走。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不是阿訇。再说，广场上半数都是坏人。我要是把她们赶出去，那些人会等在外面把她们揍个半死。”
“我也在广场上，我就不是坏人，”其中一个年轻人咕哝道。
“我说的是‘半数’，”谢赫·萨米接过话头。他正坐在一张小桌子跟前，桌上的身份证不下一百来个。“这都是我们从被偷的钱包里找到的，”他抓起一摞身份证问道。“你们还敢跟我说广场上没有坏蛋？”
抗议活动的第十天，一个人因为在其携带的行李中搜出剪刀而被带进了清真寺。几个人押着他穿过祷告室，一进入后边的盥洗室就开始揍他，而这里一直是祷告仪式前的净身场所。我坐在几米开外的地方，正通过翻译与瓦利德交谈，因为那个人的哀嚎，我们只得不时停下话头。边上跪着几个人，正试图继续自己的祷告。现如今，瓦利德身上的白色汗衫已经变成了脏兮兮的灰色。所有志愿者看上去都一个样：日复一日，衣衫变脏，神经紧绷，眼神疲惫。从我在清真寺看见人们对第一个小偷宽宏大量之后，仿佛过去了漫长的岁月。
剪刀被视作违禁品，因为小偷们可以用它来划开人们的衣袋。瓦利德说，这个人的双手会一直被绑着，直至人们打定主意究竟拿他怎么办。人们通常把小偷关在楼上的一个房间，有时候揍他一顿算是给点教训，有时候也会交给广场上的某位检察官。断定罪行等级的方法通常是清点这个人身上的手机数。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他曾经对一位试图从他身上打探消息的政府特工用刑。（他说用刑十分奏效，尽管他不愿意透露最终成果。）广场上的人疑心越来越重，清真寺里也不时发生斗殴现象。自封的安保人员穿着武术家的拳服，时常进入清真寺四处闲逛。他们的拳服多印有旭日东升的图案，当他们赤脚来到壁龛跟前，清真寺仿佛变成了跆拳道武馆。
不过，频繁发生财物失窃倒是事实，有些盗窃案还显得稀奇古怪。有个人因为假扮医生进入清真寺而被人们逮了起来。几位志愿医务人员告诉我，大量的捐赠药品未经许可就被人拿走，也许正在黑市上叫卖呢。我来到清真寺后方入口处的药品储藏室查看，有几个不知是谁派来的守卫，手里拿着临时性的武器。他们刚拘押了一名警察，按他们的说法，这名警察捅伤了人。他们说还没打定主意怎么处置他。他正蹲在地上,玩着扑克牌。清真寺前门附近有人向我兜售大麻。剪刀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对男女在广场上的帐篷里做爱，被逮了个正着。一群人把他们狠揍了一顿，女人被送去了医院，男人则像垃圾一样被直接丢进了清真寺。“当人们把他拖进来的时候，他只能靠四肢勉强爬行，”瓦利德告诉我。“过了一会他感觉好点了。我喂他喝了一点牛奶和果汁。”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伊斯兰教教法心生好奇。不过我注意到，萨拉菲派成员大都很少露面，曾经告诉我这场革命将会导致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的那位教长似乎也回家了。（我还注意到，此间没有人介意我是否剃了胡须。）曾经满怀虔诚和同情地谈论广场上那帮年轻人的谢赫·萨米因为劝架受了伤。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离开开罗，去另一个城市重操教师职业。
很难想象，解放广场上的这些年轻人将会从革命的这个阶段学到什么教训。事实上，拥有一定权力的每一个人——阿訇和政治家们，进步人士和宗教激进分子——都已经和示威者们摆脱了干系。清真寺的志愿者显得不知所措，他们目前暂管的这个机构比整个国家更没有方向。然而，从旁观的角度看，抗议者已经达成了有价值的目的。他们提醒埃及人民不要忘了“阿拉伯之春”的最初目标，同时向军队和各个政党表明，愤怒的源泉依然深不可测。考虑到局势如此动荡不安，抗议活动爆发后第十一天所举行的首轮选举相当引人注目，它实现了民选，而且组织良好。当我前往投票站和人们交谈时，很多人都说他们感谢那些游行示威的人。我同时听到人们以十分平静的口吻说，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为投票而认真费心。在开罗市郊马迪区的一个投票站，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千二百七十多人在耐心地排队投票。
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穆兄会在首轮选举中如愿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不过，萨拉菲派的成绩也好得出奇，初步结果表明，其下属党派光明党将名列第二。考虑到以上结果已涵盖埃及相对进步的很多区域，激进分子似乎很有可能在1月份的议会选举结束后获得多数席位。不过，很难断定，由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导的政府将会带有怎样的宗教色彩。该党的官方平台强调自由市场政策，旗帜鲜明地主张人与人的平等，而不管其信仰和性别，尽管妇女和年轻人在这个党派的领导层并没有多少地位。我在开罗跟许多看重稳定而非宗教的支持者交谈过，他们均认为该组织一向强调的纪律性使之不太可能屈从于穆巴拉克当政时的腐败和残暴。参选者们小心翼翼地弱化着宗教的角色。“我们并不关心是否谈论伊斯兰教，或者强拉大家进清真寺，”来自开罗肖博拉区的候选人哈西姆·法鲁克·曼苏尔告诉我。“这都不是政党要做的事情。我们对此心知肚明。”
我提到包括海外观察家在内的观察人士表示过担心，穆兄会很有可能按其多年遭禁期间赖以成型的宗教激进主义精神行事。“你这样认为一点都没错，”曼苏尔回答说。他原本是一位口腔医生，今后仍将重操医疗行当。“我们在地下活动了八十年，”他说道。“我现在跟你说话，终于站到了阳光底下，这样你才能更加了解我。我来到阳光底下的时间只有六到八个月。”他着重指出，过去所遭受的压制把大家推向了极端主义。这样说固然没错，但同样属实的是，没有人知道当这样的组织初尝权力的滋味时会有怎样的反应。
广场上有很多人抵制选举，并拒绝结束自己的静坐活动。解放广场继续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随着时光流逝，上一代人陆续孤独地离开广场，而年轻人、穷人和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去往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之前，似乎总能在这里初尝权力的滋味。这种本能里总有让人失望的东西——志愿者岗哨、公民逮捕、暴民的正义。同时，尽管从长远来看，你总能找到连续一致的内在逻辑，但广场上的情形总是令人迷糊而沮丧。清真寺的人们似乎是孤立的，我从未听见他们谈论facebook和twitter，这可都是他们革命之初的热门社交媒体。实际上，我要电话联系那些见过面的人都困难重重，因为被偷的手机实在太多了。
大选之后，抗议者们在解放广场上为最近的死难者举行了纪念活动，但到场者寥寥无几。埃及的中产阶级在活动的头几天确实愿意现身，看抗议者们展开战斗，并随时有人倒下——死难者最终超过了四十——但他们似乎没有纪念死难者的兴趣。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时候该走下一步了；示威者和死难者已经完成了他们应该做的。
抗议活动的第十五天，我终于看见谢赫·马兹哈·沙辛出现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这位阿訇在解放广场主持了一场露天祷告，他在布道时对那些参与示威的民众大加赞赏。“这个国家应该由那些参加过这一场革命，并为之战斗到底的人来领导！”他说道。“我们都是殉道者，那些指望我们撤离广场的人，首先必须尝一尝我们心灵所遭受的痛苦！”
祷告结束之后，谢赫走进了清真寺，几个保镖簇拥着他，把他与崇拜者隔离开来。当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微笑着说没法和我交谈，因为他马上要赶去开罗的其他地方拍摄电视节目。后来，一位翻译代表我给他打电话，询问抗议期间他离开清真寺的说法是否属实。“我每天都在清真寺，”这位教长回答道。“我必须留在清真寺，主持日落祷告和晚间祷告。”我告诉这位教长的助手，我观察到的情形并非如此，不过我们可以隔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想再去出席一次日落祷告。一如既往，主持祷告的另有其人，教长依旧不见身影。长达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在清真寺只见过这位教长一次。
那一天，他不到五分钟就离开了祷告室。我只好与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苏尔坦的志愿者交谈了几句。我问起瓦利德的情况，穆罕默德这样回答我：“瓦利德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接着，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早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瓦利德从在清真寺睡觉的人身上搜罗了十多部手机和三百美元，理由是他会替他们妥善保管这些财物。那也是大家最后一次看见瓦利德。“你应该在文章中称为他‘骗子瓦利德’，”穆罕默德对我说。后来，我打通了瓦利德的电话，他对这一切矢口否认，不过他并没有再回到清真寺，同时，也有多位其他人员肯定了穆罕默德的说法。
穆罕默德是一位严谨的信徒，也是一名四平八稳的志愿者。他很少微笑，我也从没见过他发脾气。他对瓦利德的罪行泰然处之：来到解放广场参加抗议活动的前辈们曾经用弹壳做成项链，现在他们把战斗的故事换成了小偷小摸。不过，穆罕默德说自己非常乐于放下开车的活计，抽出时间来参加这场革命。“这样做很有意义，”他说。“一开始上阵的是热血男儿，现在则要由其他人来结束这场革命。”
这时，一位在清真寺药房做志愿工作，名叫艾哈迈迪·萨利姆的年轻人加入了谈话。“我们与1月的革命者还是同一个圈子，”艾哈迈迪告诉我。“也许我们不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们只是一帮年轻人。老一辈革命者还在给我们提供指导，他们好比是棋手。我们现在只是棋子。”
我问穆罕默德，他打算在清真寺干多久。
“直到革命成功，”他表情严肃地回答道。不过，当我问他要手机号码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手机被偷了，”他说道。接着，他解释说，他在清真寺睡觉的时候，有人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你呢？”他问道。
我蹙了蹙眉头回答道：“我的钱包第一天就被人偷走了。”
supsmallid="filepos777616"/small/sup意为“真主至大”。——译者
supsmallid="filepos777803"/small/sup“阿拉伯之春”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