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上的另一位摊主经营着一家咖啡屋，游客可以买到“泰坦尼克”牌棒冰，包装纸上印着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丝莱特的图片。这家咖啡屋的老板解释说，尽管断桥属于国有，但私营企业可以租用空间，摆放望远镜或开办软饮料店。这是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咖啡屋老板每个月支付五百元。夏夜，他睡在吹拂着清凉江风的大桥上。
大桥位于丹东边境合作经济区的尽头，当地人称之为开发区。他们对开发区颇感自豪，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在这一地区深入人心十年后，它向世人展示丹东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人们告诉我，十年前的开发区一无所有，只有农家棚屋和临时码头。现在，这里有了餐馆、咖啡店、冰淇淋摊档和卡拉ok歌厅。在开发区的西头，一片带有西式别墅风味的豪华住宅楼群正在建设之中。这里被称作欧洲花园。开发区的东头是被炸毁的断桥和通向乡村狩猎公园的入口。在断桥和豪华住宅楼群之间，开着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性病诊所和芬兰洗浴娱乐中心，这个中心是一家按摩院，大门入口挂着一幅大大的图片，一个上身赤裸的外国女人正在淋浴。
乡村狩猎公园的入口处有一项游客娱乐项目，在这里人们可以猎杀“野生的”鹌鹑、鸽子、雉鸡和兔子。鸟儿被拴在地上，游客花一元钱便可以用点22口径步枪或者弓箭射杀它们。如果花上三元，游客还可以对着同样被拴在地上的兔子进行扫射。人们可以吃自己射杀的猎物。我一直没看见有人射兔子。太贵了。
一天，我看着来自广东的两位游客射杀了鹌鹑。这两个人二十出头，穿戴光鲜，男的醉得很厉害。他射偏得厉害，被拴住的鹌鹑一动不动，就那样蹲在阳光下。那是我见过的神情最无聊的鹌鹑。
“我喝多了，”广东人对他的女朋友说道。“你来打？”
“我才不想打鸟呢，”那女孩说道。“太吵了。”
“拿着，”他又说道。“你来打。我喝太多了，打不着。”
“我不想打。”
“试试吧，很简单的。”
男人向她演示着，应该把枪架在围栏上，这样才容易瞄准。一般来说，游客不可以这么做，但公园管理员乐于破例，谁叫这两人大老远的来自广东呢。我坐在不远处，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竭力回忆着海明威写的类似的故事。他在故事里通常会提到枪支、动物、女人和喋喋不休的醉汉。唯一不同的是，海明威笔下的动物们永远不会被拴在地上。
男人好不容易说服女友拿起了点22，管理员帮她把枪架在了围栏上。她打了三发子弹，每打一发，她都要捂着耳朵尖叫一声。她也射偏了。鹌鹑们貌似已经睡着了。时间已是傍晚。接着，天黑了，开发区变成了灯火的海洋，餐馆、卡拉ok歌厅和芬兰洗浴娱乐中心纷纷亮起了霓虹灯和荧光灯。与此同时，朝鲜那一侧的鸭绿江一片漆黑。没有朝鲜人在夜里游泳。
我在当地认识了两位船主，他们数次开船带我兜到朝鲜岸边。我们驶过一艘艘空无一物的废弃游船，舱壁上还留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大幅画像，以及一座座看上去荒废了的工厂。一处处沙滩上，数百名朝鲜人正在游泳。我们的船只经过，孩子们大笑着挥舞双手。再往上游，河道变窄，时常见到敢于冒险的年轻中国人横跨鸭绿江，游到最远处，然后折回。没有朝鲜人游到中国这一边。新义州一侧的江岸上，哨所里笔直地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正在密切注视游泳的人。就像是带枪的救生员。
一天，我们从一艘驳船边上驶过，几个士兵正在搬运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助的粮食袋，上面标着美国的英文名“usa”。我让船主开得再近一点。我们来到距离驳船十米的位置，其中一位士兵瞪了我一眼，随即做了一个下流的朝鲜手势：拳头紧握，大拇指从手指间向外伸出。我们赶紧离开。
“那些粮食会分配给士兵和干部，”船主说道。“普通人根本分不到。”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静——我在丹东询问人们对于邻居的看法时，他们全是这样的反应。人们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朝鲜很穷，领导人不行，接着一边耸肩一边说：“没意思。”他们不关心朝鲜的贫穷和孤立无援；每一个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都看惯了这样的事情。
普通中国人之所以坐船游览朝鲜一侧的江岸，仅仅因为这是他们近距离接触外国的一种方式；不过，富裕的游客可以组团进入朝鲜境内。并不需要护照；管理规章也很松懈，因为中国政府非常确信，不会有人愿意留在对岸。
每天早晨，有钱人组成的旅游团都会在我住宿的宾馆门前集合准备前往朝鲜。一天，我看着一位导游简要地交代了一番。导游告诉大家，在参观朝鲜领导人纪念碑时务必显示尊重，他还叫游客们不要对着干活的朝鲜人拍照，这种聚焦于贫困的行为有可能招致朝鲜人的指责。他说，朝鲜人讲究自尊，中国人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还有，参观“三八线”时，中国游客千万不能对另一侧的美国士兵说“hello”！
“大家会发现，那边没有我们发达，”导游继续讲解。“你们千万别对朝鲜人说，他们应该实行改革开放，或者向中国学习。记住，他们有很多导游会说中文，所以说话的时候千万要当心。”
一天，我遇到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中国老兵。他加入的是海军，所以并没有参加过多少战役，不过在1964年的时候还是在台湾海峡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他六十四岁，是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走起路来腿脚有点儿跛。打伤他的是台湾人，武器却来自美国。这位老兵特意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毛泽东去世后，很多东西都走了下坡路。“现在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他说道。“有些人退了休却拿不到退休金。富人太富，穷人太穷。”他不认同年轻人的观点，其中包括他二十六岁的儿子，后者先是辞掉舒舒服服的政府工作，接着又加入一家私营企业。企业给的薪水倒是多，但并不那么安稳。他问我，美国人也这样过日子吗？他儿子是不是读大学时从外教身上学到了这种思路？
我向老兵问起对岸的情形，他说朝鲜的领导有问题。“金日成在的时候，他就像毛主席——每个人都崇拜他。但金日成的儿子没有他父亲那么伟大。他太年轻，没有受过战争的磨练。你看看金日成的一生，他从小就体验过战争。所以他才成了那样的伟人。”
我的房间里能看到朝鲜的电视节目，这是我在遭遇小偷之后依然选择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李鹏在门前的啤酒园招待我免费吃饭喝啤酒。我成了当地的名人——与小偷搏斗时弄断手指的外国人。
下雨天，我坐在房间里一边吃零食，一边看朝鲜的电视节目。我觉得有趣的中国电视内容在朝鲜的电视节目上都能看到，甚至更多。更多的军队汇演、更多的爱国乐团、更多的英雄领导。歌曲更加腻味。笑容更加夸张。制服更加统一。小孩子化着浓妆又唱又跳的节目更多。
我慢慢进步，已经可以一气呵成地观看近一个小时的朝鲜电视节目。有新闻报道，一边展示报纸头版，一边由一位播音员加以朗读。有伟大的领导人，戴着眼镜对着地图指指点点的金正日。一支由小提琴手和歌唱家组成的军队合唱团，全都佩戴着勋章。金正日视察工厂。化了妆的小孩子在舞台上活蹦乱跳。金正日登上太白山。平壤夜景。矿工们幸福地劳动。孩子们歌唱。金正日。
入夜，我梦见自己遭遇了偷窃。醒来后，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躺在那里，使劲地回忆着小偷的模样。我记得一拳就把他打了个趔趄，然后我又打了一拳。我回想着自己的愤怒和害怕——这两种情绪在我的头脑里不安地交替出现。既然他已经丢下了我的财物，我为什么还会对着他一顿猛揍？他又为什么丝毫没有反抗？
我在丹东的最后一个下午，江面上满是中国人的婚船。无论什么时候，江面上总会漂着十几艘婚船，随着船只划过朝鲜一侧，新人们站在船首摆出各种姿势。有钱人租用双层观光艇，其他人租用机动小艇。他们全都遵循同一线路——快速驶到断桥附近；停留照相；沿着朝鲜的岸边缓慢巡游。中国的新娘们穿得五颜六色——白色、粉色、橘色、紫色——一个个犹如站在船首的傀儡。下午的天气很炎热，朝鲜人又出来游泳了。
我跟着一位名叫倪世超的船主驾船出发，穿行于一艘艘婚船之间。倪世超解释道，当天是农历中的吉日——第六个月的第六天——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结婚。不过他说，今年结婚的人总体少于往年。
“人们觉得以九为尾数的年份是灾年，”他解释道。“我自己也不相信，但很多人都这样认为。89年有动乱。79年审判‘四人帮’。69年有‘文化大革命’。59年，你们美国人炸了这座桥。”
他停下来想了一下。“不对，那是1950年的事儿，”他摇了摇头说道。“反正59年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期，饿死了很多人。一如许多中国人，倪世超对近代史的了解似是而非；他还记错了对“四人帮”的审判，那是在1980年和1981年间。
“1949年呢？”我问道。
“新中国成立，”他说道。他再次停顿了一下。我们又回到了断桥附近的浅水区，水流缓慢的鸭绿江清澈见底。“那一年不一样，”他继续说道。“当然是个好年。”
离开丹东之后，我向东来到了与朝鲜北部接壤的图们市。图们更穷，全然没有丹东的活力与发展，不过仍然吸引了大批的朝鲜难民。图们江在这里变得很窄，据报道，朝鲜自1995年以来遭受的历次大饥荒中，这一地区多次榜上有名。浑浊的图们江里几乎没有人游泳。两岸的边境线都加以重重防御。中方一侧的河岸上有几处礼品摊和几架望远镜，但游客的数量并不多。河对岸什么也看不见。
我沿着河岸走，经过一个坐在树荫下的孩子。我从他的身后走过，以为那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当地小孩，可随即我看见他的脸，停下了脚步。我从未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见过这么多不同的年龄段。他有着小孩子的身躯，但从脸部看，年纪更大，也许十四岁，也许十五岁。他的眼角长着皱纹，皮肤皱得像老人，眼睛晦暗而无神地凝视着我。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这才意识到他是来此乞讨的朝鲜人。在那一霎，我对这个闭锁之国的所有印象——游泳者、士兵、电视节目——烟消云散。小男孩同样盯着我。我翻出钱包，抽出一点钱。他面无表情地接了过去。谁都没有说话。我一步步走远，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