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东的第三天，凌晨两点，我被闯进宾馆房间的小偷惊醒了。这是一家中档的中国旅馆，一百元一晚，丹东也属于中档的中国城市，要不是隔着鸭绿江与朝鲜相望，谁也不会对它有太多留意。不过，一切都因为与朝鲜相隔五百米远而发生了改变。丹东宣传自己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江岸上排列着供游客租用的望远镜，游客多为中国人，希望第一时间一睹境外之国的风采。望远镜上印着广告语：“只花一元，即可出国！”遇到大热天，再多花九元还可以坐快艇近距离观察在浅滩游泳的朝鲜人。在适宜婚嫁的黄道吉日，丹东的新婚夫妇习惯租一艘船，在婚服外套上救生衣，到江边朝鲜的那侧兜上一圈。
在丹东，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也许因此我才在那天晚上忘了关窗。宾馆房间位于二楼，我觉得不会有人闯入，不过我没有注意到窗户下面有一块三十公分宽的突出物。之前我懒得把装钱的腰带和护照压在枕头下面，而是跟相机、钱包、笔记本和一条短裤一起放在了梳妆桌上。就在小偷一通乱翻的时候，我醒了过来。霎时间，我们两个一动不动。
我坐起来大声喊叫，他转过身夺门而出。我只穿了一条短裤，沿廊道紧追不舍。在一个拐角处，我们俩都滑倒了。追到廊道尽头，我在楼梯间抓住了他。
我使劲地揍他。他手里满是我的东西，我每揍一下，他就扔出一件。一个重击，相机掉了下来；再一个重击，是我装钱的腰带；又一次重击，我的短裤飞到了空中。他扔完手里的东西，顺着楼梯跑进大厅，试图找到一扇开着的门，我继续大喊大叫，朝他挥舞着拳头。终于，他通过一扇没上锁的门，进到一个空房间，房间的窗户大开着。他一跃而出。我跑到窗户前，探头查看。小偷很幸运——窗台下面有一块突起的边沿。我听着他的脚步声跑过了房子的拐角。他还在狂奔。
和他打斗的过程中，我扭到了左手的中指，宾馆的夜班经理陪着我来到丹东医院。花了一阵工夫我们才把值班的医生叫醒。他打着哈欠复位我的手指，并做了x光检查。手指歪向一边，医生把它猛地移出关节窝，再次复位。这时，x光机出现故障，医生说只有等天亮后再去找技工修理机器。我到派出所报了案，回答了几个问题，填写了一摞表格。凌晨五点，我回到床上。我睡得很不好。
几个小时后，宾馆老板把我送到了医院。老板长得很帅，抹了很多发胶的深黑色头发耷拉在脑门上。他上身穿一件崭新的白色纽扣领衬衫，下身是一条熨烫平整的宽松裤。他一边做着自我介绍，一边就盗窃事件不住地道歉。
“我叫李鹏，”他说道。
“跟原来的总理一个名字啊？”我问道。
“对，”他回答道。他神色倦怠地笑了笑，看得出来，我不是注意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李鹏强硬主张对1989年北京的学生和工人抗议活动施以武力镇压，是最不受老百姓欢迎的中国领导人。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一家香港报纸报道，义愤填膺的市民至少骚扰了二十位名叫李鹏的北京市民。其中至少一个人正式申请更改姓名。
“你喜欢李鹏吗？”我问宾馆老板。
“不，”他用英语加重语气回答道。很显然，他不想跟我讨论这件事。他问起了盗窃的事儿。
我把能够回忆起来的关于小偷的细节都报告了警察：黑头发，二十至四十岁。比我瘦小。我告诉警察，就算再看到他，我也认不出来。
如此模糊的描述令警察大伤脑筋：你怎么可能打了一个人，弄伤了手指，却一点也不记得他的样子？这同样令我大伤脑筋。追逐的细节我感觉历历在目——我尤其记得自己无与伦比的愤怒，愤怒的程度现在都让我害怕不已。那个人本身在我的头脑里反倒非常模糊。看得出来，这也让李鹏迷惑不已，他不禁皱了皱眉头。
“会是小孩吗？”他问道。
“不会，”我回答道。“肯定不是小孩。”
“可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抓住他了？”
“我不知道。”
“你们美国也有小偷吗？”
我告诉李鹏，美国也有小偷，但他们通常带着枪，谁都不会去追他们。
“中国的小偷大都带刀，”他说道。“什么样的小偷才会不带刀呢？所以我才觉得他是个小孩。”
“他不是小孩。我敢肯定。”
“不过，他为什么不还手呢？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抓住他了呢？”他的语气几近失望。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
警察问话遵循的是同一路线，这不禁让我感到心烦意乱。弦外之音不言自明：只有笨到极点的小偷才会在凌晨两点被一个老外抓住一通猛揍，所以一定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劲。警察给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他多半是个醉汉。或者是个瘸子。又或者是个穷得叮当响的笨蛋。警察们着重强调一点，旅游业不断发展的丹东秩序井然。在这样的地方，半夜三更窜到宾馆房间惊醒外国人的肯定不是普通蟊贼。
谁都没有提及过我的猜疑——这个人可能是朝鲜难民。警察一个劲地向我保证，这一段边境线上很少有难民，因为鸭绿江另一侧的朝鲜城市新义州相对比较富裕。根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丹东人说，那边的人每天吃两顿饭。不过我知道，再往东走便是严重的饥荒区，每年估计有七万朝鲜难民进入中国，逃入丹东的很有可能不在少数。这种可能让我十分难过。如果说当地人希望这位小偷身患残疾，我倒希望他身体健康，一如常人。一想到自己曾经对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施以老拳，我就感到十分不安。
一时间，我和李鹏都沉默不语。随即，他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也许是个瘾君子。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弱不禁风。”
“你们这里的瘾君子多吗？”我问道。
“哦，不多不多，”李鹏立即回答道。“我不觉得丹东有瘾君子。”
除了朝鲜的游泳者，城里的主要景点还有曾经连接丹东和新义州的鸭绿江断桥。195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的第一年，随着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向中国边境推进，美国人的炸弹炸毁了这座桥梁的大部分结构。中国人把这场战争称为“抗美援朝”。据估计有一百万中国人战死沙场。
现在，在中国一侧的鸭绿江桥依旧挺立着。游客可以走到断桥的尽头观看被炸遗迹，并花上一元钱通过望远镜眺望朝鲜。赶走小偷后的一天早上，我付了一元钱，眼睛凑近望远镜。一如往常，朝鲜人仍然在游泳。望远镜经营者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了他。
“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打起来，你觉得谁会赢？”他问道。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现在不会打起来。”
“可如果他们真的打起来，”他继续问道。“你觉得谁会赢？”
“我真的不知道，”我回答道。我觉得还是问问他的生意为妙。他说生意还行，还说自己同时经营着一个照相摊位，供游客们穿着服装以大桥遗迹为背景照相留念。游客们既可以穿朝鲜民族服装，也可以配中式军装，包括钢盔和塑料步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