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外生活期间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迷了路，你就应该询问方向。我学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即便没有最终目的地，也完全可以把一百四十三个箱子从北京运到太平洋的对岸。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谋划，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之后，我的这种习性愈发糟糕，因为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活在当下。在那样的国家，要找到愿意随机应变的搬运公司十分容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维恩，像中国艺术家那样蓄着长长的头发。就在我们斟酌合同内容的时候，维恩问我的太太彤禾是否已经想好，我们即将前往什么地方。“总之是一座小城市，也许就在科罗拉多州吧，”她回答道。“但我们还没有决定住在哪一座城市。”
“未来几个星期能够定下来吧？”
“我觉得可以。”
维恩解释说，船运集装箱将在大洋之上颠簸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地址无关紧要，只要运载的物品朝着大致正确的方向行进就可以。但到达美国之后，美方合伙人需要知道运货卡车将开往什么地方。那也就是维恩的最后期限：我们需要在五个星期内找到住处。
维恩在我们位于北京的寓所忙活了两天，以指导那帮搬运工人。一共有十来个搬运工，全都穿着洁净的蓝色制服，带着金属开箱器。对于每一件家具，他们都要按照尺寸把一大块硬纸板划成同样大小的小片。他们先是划下一块纸板，裹住椅子的前腿，接着依次是后腿和侧面。所有的纸板粘贴在一起之后，看上去就像一个椅子状的盒子。他们据此做出餐桌状、书桌状、书架状、条凳状和沙发状的纸盒。他们做了一张巨大的纸板床。一个三层的古董鸦片桌被一层层严丝合缝地裹了起来。那情形如同看着一队雕塑家逆序创作，直到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物品被转换成更大更粗糙的版本。
我数次想与工人们交谈几句，但他们的反应简短而且乏味。他们不让我们帮忙。每当我捡起某个物件，立马有人一个劲微笑着向我道谢，同时把东西拿了回去。“还是留给他们做吧，”维恩说道。他说得没错。他们把集装箱塞得像积木那样密实，一辆卡车拉着它进入了夜幕。突然，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的财物消失了；我们没有地址；我们可以住在任何想住的地方。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我和彤禾踏上了寻找新家的路。
我们俩成年之后都少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我大学一毕业就前往英国进入研究生院，随后旅行到了中国；不知不觉间，我已经离开了十五六年时间。我从未在美国找过工作，既没有买过房子，也没有租过房子。我最近一次在美国买车的时候，加的还是含铅汽油。我的父母亲仍旧居住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此外便找不到任何把我维系在这个国家某个地方的其他东西。彤禾跟美国的维系更少：她是两个中国移民的女儿，出生并成长于纽约，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从事写作。
我在中国生活期间很少回美国，但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这个国家。中国人大多对外国人的生活深感好奇，总喜欢提出某些特定的问题。你们那里几点了？你们可以生几个孩子？回去的机票要多少钱？人们对于美国的观点往往位于两个极端，既积极又消极。他们总是沉迷于之前听来的种种稀奇古怪的细节。美国农民是不是非常富裕，可以用飞机来播种？老人和成年子女同桌吃饭，孩子们会让父母自付饭钱，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像中国家庭那么亲密，这是真的吗？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塞恩的学生写过一篇作文：
我在书上和电影里看到，美国人可以拥有枪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乞丐必须穿着防弹背心。这是真的吗？关于美国有一种说法。想进天堂，请去美国；想去地狱，请去美国。
对于这种交织了真相和夸张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头几年，这让我感到十分忐忑，因为我未能传达一种更为精准的视角。不过，我终究意识到，类似的对话不仅仅与我有关，甚或与我的国家有关。在中国的时候，我逐渐把对美国的认识当成一种想象：它往往形成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与其说是我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兴趣、梦想和忧虑——即便他们谈论美国的时候，也总有部分话题涉及自己的国家。
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总拿自己对美国的认识与自己对亚洲的认识加以对照。我对美国生活的认识日渐成为开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我很难想象自己身处特定的地方，那实际上也意味着我有很多地方可去。当我和彤禾决定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俩都已经完成了写书需要的研究工作，知道自己可以带着工作上路。我们没有职业，也没有孩子，并不需要长久的家；最终，我们可能还会前往海外。我在中国的城市里生活多年之后，更喜欢乡下的幽静和平淡无奇。落基山脉的小镇上没有人认识我们——那里便是我们自己中国版的美国梦。
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车，在后座放上冷藏箱，沿着两车道公路在科罗拉多州四处转悠。时值3月下旬，山上的积雪依旧深厚；有些高海拔的隘口仍然封闭着。夜幕降临，我们住廉价旅馆，白天，跟房产中介们交谈，他们手头很少有房源。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的中产阶级几乎从不租房子来住；当时正值房地产次贷崩溃的前夜，买房很容易。在一个不到三千人的银矿社区里德威尔小镇，我问房产中介是否有物业可供出租。“你有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颁发的hud证书吗？”她问道。我告诉她，我确信我们俩都没有那样的证书；于是她建议我们租一套活动屋。我们看到唯一可供出租的是一套白色的活动屋，坐落在距离24号公路六米远的地方。活动屋里正居住着一群钼矿矿工，但房产中介向我们保证，那帮人很快就要搬走；她可以把我们列入待租名单。里德威尔镇打算开掘更多的矿洞，主要是因为来自中国的需求激增。我们看了那房子一眼，便继续开车上路。
我喜欢宽广而色彩亮丽的土地，慢慢染上晚霞的山峦，以及坐落于山谷间名字厚重的一座座小镇：花岗石镇、基岩镇、锯坑镇、鸡冠丘镇。我们沿着科罗拉多西南部的安肯帕格里河一连开了十余公里，沿途看见的标牌就让我心情舒畅。离河不远的地方，一个人带着我们参观了坐落在盐碱平地上的一座新房子。白色的土壤犹如碎玻璃般熠熠泛光，一想到要在这样的地方写书就让我感到头痛。我们找到的出租房，总是不太称心。要么地毯破旧、墙板损坏，要么建在背阴的山谷里，积雪难融。我时常感觉，在我们来之前，这里一定遭遇过大灾大难。离婚、死亡、破产——以我的想象，这是小镇上的大房屋纷纷落入租赁市场的主要原因。
在一个叫做瑞奇威的地方，我们先给一个房产中介打了电话，随即又偶遇一位刚与男友分手的年轻的办公室经理。男友离去，留下她和一纸新屋租约，她打算搬到丹佛从头再来。地方很漂亮：位于一个小山包的山顶，在安肯帕格里河河面之上三十来米。站在屋后看出去，没有一栋房子；视线掠过一片矮松林，径直投向凹凸不平的西马仑山脉。瑞奇威位于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处，总人口只有七百多。全县只有一盏交通信号灯。瑞奇威没有麦当劳，没有沃尔玛，也没有星巴克；在屋子里收不到手机信号。我们想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这里跟北京的差异还要大，于是决定就此落脚，并签订了一年租约。
我们买了一张床垫和几件草坪用具，在外面支起帐篷等着船运集装箱的送达。一天下午，我们驾车来到蒙特罗斯镇，在一处古玩市场发现了一对木质书架。售卖者答应与我分担送货费：我们支付十美元，剩下的由她负责。她给自己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因为他有一辆皮卡。“二十五美元吗？”我听到她对儿子说。“太贵了，二十美元怎么样？”中国人就对这样的细节感兴趣——回到美国不到一个月，我已经亲眼见证了年迈的母亲和自己的成年儿子就金钱问题讨价还价。
我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签订了电话服务协议。当我提出电话号码不要列入黄页簿时，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说那得每个月加收两美元的服务费。瞬间，省钱的心态压过了我期待隐匿的愿望。“登在我妻子名下吧，”我说道。“她的名字是莱斯利·张（张彤禾）。”
我当时觉得，她的名字相对来说更为普通，但没有想到最后电话黄页簿会把我附带列出：“彼得/莱斯利·张。”紧接着，邮件就来了。
尊敬的彼得·张先生，
你喜欢省钱。还有更好的，你既能省钱，又能得到更优质的服务。因此，干吗不换一家电话公司呢？
我和彤禾几乎没有收到过任何邮件。收到邮件的是彼得·张，头几个月我们的邮件几乎全由他接收。信用卡公司和电话公司会像汽车经销商一样给我们派发宣传单。彼得·张收到过用韩文和繁体中文印制的广告单。有人深更半夜打来电话，操着莫名其妙的语言。韩国人一看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立马挂断电话，但我们通常会跟讲中文的电话推销员纠缠一番，以弄清他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是谁在翻阅科罗拉多州农村地区的电话黄页簿，专门搜寻亚洲人的名字？
多数时候，打进电话的似乎都是推销长途电话卡的个人。不过偶尔也有中文电话推销员向我们推销其他东西。一天晚上，彤禾一拿起电话就听到一个女人起劲地推销位于怀尔明的某处旅游景点。我把耳朵凑了过去，尽管我们俩一开始谁也弄不懂那是个什么名字。“怀尔明？”彤禾问道。“在哪里？”
来电者解释说，怀尔明位于美国西部，是一片牛仔出没的山地，空气清新。那情形如同盯着拼图看了好半天，图案一下子变得清晰明了，并且绝无差错：怀—俄—明。
“你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彤禾问道。“中国大陆吗？”
一阵沉默。“我们是一家香港公司。但我们做怀尔明的旅游项目。”
“我不相信你们是香港公司，”彤禾说道。“香港公司不可能这样随机拨打电话。还有，你的口音不像香港人。你究竟在大陆的什么地方？”
打电话那个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只能说我们是香港公司，”她说道。“其他的我没法告诉你。”之后，我会不时地重复那个地名，只是想听听它的读音。有点像魔法，半是陌生半是熟悉：怀—尔—明，怀—尔—明，怀—尔—明。
货运集装箱晚到了。丹佛的搬运公司原定星期二中午到货，但他们的卡车走到莫纳克山口时陷进了积雪，随后又遭遇了机械失灵。驶上我家车道后，他们往后倒车撞上一根矮松，刮倒了几根枝条。驾驶员发现自己没有钥匙打开集装箱上的中国海关关锁，于是抓起了一只重重的退耦器，笑道：“找个乡下佬用这个东西使劲敲打，多半能搞定。”
从北京回美国的朋友曾经提醒过我们，行李送达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如同将新生儿从医院抱回家里：转瞬之间全靠你自己。来到瑞奇威，维恩的十多个中国搬运工变成了叫做詹姆斯和格里格的两个美国人。他们没穿制服，搬运效率也不高。我和彤禾提出打帮手，他们毫无怨言。他们一到我家就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吃的东西。詹姆斯成功地捣毁了海关关锁之后，他俩站在打开的集装箱跟前目瞪口呆。
“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詹姆斯终于说道。“我得打电话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下午剩余的时间，我们一边把盒子往家里搬，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边不时地查看着中国人的手工活儿。有一阵，我看见他们两个蹲在车道上，正琢磨被纸板裹起来的一张餐桌。“他们简直令我们无地自容，”詹姆斯一边摇头一边说道。“太不可思议了。”
每个盒子上都有编号和标签，詹姆斯每跑一趟都会读一遍号码，以方便拿着表单的彤禾进行对照。搬运盒子的过程中，他简要地讲述了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成长经历，他和妻子在家自教的七个孩子，以及他曾经当长途卡车司机时听来的逸闻趣事。他最近卖掉了自己的卡车，因为油价涨得太高。“卖给了一个想挣上千儿八百的家伙，”他说道。“千儿八百个麻烦还差不多。”詹姆斯说，他每年都要拿出几千美元购买书籍，所以讲的逸闻趣事各不相同：卡车司机的加油策略、植物护理、养鸡场心得。“那些家伙现在用药太多，”他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在鸡场干活，从小鸡孵出到加工处理只要十八天。十八天！原来可是要好几个月。还有一个女人曾经在鸡场给小鸡打针，偶尔不小心会把针扎到自己身上。她后来得了狼疮，脸上还长出了毛发。所以我再也不吃鸡肉了。这个盒子的编号是九十四——办公室文件夹。”
最后拆开的，是我们的大床——彤禾数年前发现于上海的一处古玩市场。这张床有个顶篷，顶篷共有十八块，全由榆木雕刻而成，上绘涡形图案，或为花草、人物，或为佛教圣像。顶篷既不用螺丝，也不用闩子——只有木槽和卯榫。组装时必须按照固定的顺序。我们从立柱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推进，一人扶撑一边，直至整件物品完美合成。夜幕降临，黑暗让这样的场景有了一种亲密感：我和彤禾，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起忙活着民国初年的顶篷大床，四周全是雕刻而成的莲花、菩萨和相互交织的8字符号。高大的顶篷竖起来之后，詹姆斯花了整整一分钟的时间琢磨其中的卯榫。“设计得太好了！”他不禁感叹道。他们还得开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到丹佛，但詹姆斯很高兴能坚持到最后。他跟我握手道别，并祝我好运；他的行车经历又有了新的逸闻趣事，这似乎令他感到十分开心。
回到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怀念美国人说话的方式——尤其是在小镇上。我喜欢他们不慌不忙地讲述逸闻趣事，也乐见自己还能明白他们话语中的细微含义。有一次，我回到密苏里州看望父母。我从机场坐上穿梭巴士，驾驶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浓密的胡须像一堆白雪在他胸脯上来回抖动。我说我刚从中国回来。
“你会讲扑腾话吗？”他问道。
我的口音没那么正，但我还是告诉他，自己会一点点扑腾话。
“我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份资料，”他说道。“什么地方我忘了，反正就是说中国人能四人一排齐步走向大海，直到永远。”
近两百公里的路程中，那位驾驶员一直不停地说话。他讲述前妻的故事，也描述自己对《圣经》希伯来文的钻研，还对《但以理书》发表了激烈的观点。他当时住在密苏里中部的一处拖车庭院，但在1960年代到访过法国、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我有一个有钱的叔叔，是他出钱让我走了那么多地方。”
“哦，这趟旅途一定很棒吧，”我问道。“你叔叔是谁？”
“山姆大叔啊。”
在中国，人们不会这样说话。他们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难从讲故事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他们很少纠缠于兴味盎然的细节。这并不是说他们愿意缄口不言；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能够用食物、金钱和天气这样的话题让你的耳朵生茧，他们还善于向外国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们一般不谈私人话题，身为作家，我知道，有时需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采访对象敞开心扉。也许，在一个彼此接触十分密切、凡事围着家庭和其他群体打转的国家，这种现象非常自然。
有选择权的中国人，决不会选择住到科罗拉多西南部这样的地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性格令我印象深刻，正是这样的独居让大家的闲谈变得无拘无束。一天晚上，我在瑞奇威的一家酒吧遇到一个人，他跟我交谈不到五分钟就解释说，自己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另一位酒客告诉我，他的老婆已经过世，他最近又心脏病发作，所以预料自己活不过当年。我知道，美国人的闲扯多半不靠谱；任何时候人们都可能扯到私人话题。当我申请安装“directv”时，一位技术人员来我家的侧墙上开洞。他说自己刚搬到一个叫做三角的小镇，于是我问他对那个小镇的看法如何。
“安静，”他回答道。“三角镇很少有事儿。”
“你怎么会搬到哪儿去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