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楼房显得十分重要，但我找不到别的线索或者细节。这幅风景画挂在中国人开设的画廊里，显得平淡无奇：我和陈美子都看不出她花了两天时间究竟画的是什么东西。我提出要看一下作为蓝本的照片，这才发现墙上悬挂的牌子写的是“minershospital”（矿工医院）。其他已经完成的画作中也有拼写错误的标牌，因为陈美子和胡建辉对英语一窍不通。一家名为“横跨大陆”的商店悬挂的标牌是“finesheepskinleathersince1973”（始于1973的精致绵羊皮），画家把它写成了“finesheepskimleathersince1773”（始于1773的精致绵羊浏览皮）。一块标牌上的“bar”（酒吧）被写成了“dah”（大刀）。有一家名为“hopenuseum”（正确的英文应为“hopemuseum”，意为“希望展览馆”）的店铺出售“amiques”（正确的英文应为“antiques”，意为“古董”）和“residentlalbboker”（正确的英文应为“residentialstoker”，意为“家用加煤机”）。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喜欢改编后的版本——谁不愿意去那个叫做“大刀”的地方喝上一杯呢？但我还是帮着两位画家进行了更正，那之后整个画作看起来便显得完美无缺了。我告诉陈美子，她关于矿工医院的那一幅画作相当不错，但她对我的赞美之词不住地摇头。
有一次，在我们相识之后不久，我问她最初怎么会对油画产生兴趣。“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她回答道。“我成绩不好，进不了高中。上艺校比上技校容易，就这么回事儿。”
“你从小就喜欢画画吗？”
“不。”
“那么，你很有天赋，对吧？”
“一点天赋也没有，”她笑着回答道。“我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连画笔都拿不住！”
“你学画画的成绩好吗？”
“不好，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那么，你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
她的回答在进城务工人员中间很有典型性，他们既有很强的谦逊传统，又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在工业小镇，人们通常把自己说得既无知又无能，尽管他们实际上都具有一技之长。这正是陈美子对于自己描画的风景少有兴趣的另一个原因：这样的地方不值得她为之大费周章，任何矫揉造作之物都会被她嗤之以鼻。作为巴比松项目的内容之一，地方干部给大家分发了宣传丽水的dvd光盘，以此强调这个小镇和世界艺术的各种关联。但陈美子懒得观看。（“我敢保证，说的都是废话！”）相反，她把dvd光盘挂在画架边的一颗钉子上，把发光的一面作为作画时需要用到的镜子。她拿起光盘，对照自己的画作与原作，反着看更能发现差错。“是艺校老师教我们这样做的，”她说道。
陈美子和男友每个月能挣到一千美元，这样的收入在小城镇生活绰绰有余。在我看来，她的经历令人惊叹：我很难想象，一个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人学会了画画，并通过描绘纯粹陌生的东西而获得成功。不过，陈美子对于自己的成就并不感到特别自豪，她对于艺术生产的说法与小龙对于胸罩调节环着色的说法如出一辙。至少在涉及其中的劳动者看来，他们的种种努力如此专门和具体，以至于基本无需更为宏大的背景。这就像他们第一次透过显微镜来观察另一个国家。
丽水的经验似乎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公认的好处之一——经济交流会自然而然地增进人们的相互了解——背道而驰。不过，还有一种批评声也与丽水经验相矛盾——他们认为全球化网络会让位于最远端的劳动者迷失方向并遭到伤害。我在这座城市停留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铭记人们对于各自所从事的工作感受到多么的舒心。他们无需关注自己生产的商品被谁消费，自我价值也几乎不与这些商品的买卖有什么牵连。没有控制的幻想——丽水这样的地方虽然偏僻，但瞬间便能感知世界市场的需求，人们普遍接受其中非理性的要素。如果没有了工作，或者丧失了机会，人们不会浪费时间去琢磨其中的原因，而是径直前进。谦逊将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他们从来没把自己想象成世界的中心。陈美子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指望找到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反而指望拥有与工作相匹配的新能力。她的职业与个人性格和过往经历毫不沾边，这和她描画的风景一样，并没有让她觉得不知所措——如果有的话，这反而使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她分不清外国的工厂和农场，但这无关紧要。镜子里的倒影让她专注于细节；在更大的风景面前，她从未觉得无所适从。
我每次来到丽水，总要穿行于各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拜访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我先在堆满胸罩调节环的地方停留数小时，然后是威尼斯画作、窨井盖、廉价棉质手套衬垫。有一次，我穿过一片空旷地带的时候，发现了一堆被倾倒在杂草丛中的大红色高跟鞋鞋跟。这些鞋跟一定是某个工厂的退货；没有鞋子，只有几十只孤零零的鞋跟。空旷的地势映得这些鞋跟粗短而忧伤，好似一场晚会失败后留下的残羹冷炙——这不禁让我想到未醒的酒意、堆满的烟灰缸，以及耗时太久的闲聊。
如果你是外人，联想肯定会有差异。有很多产品我从未想到过，比如仿皮，也就是合成皮革，一夜之间这种东西就在丽水具有了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生产这玩意儿的大型工厂有二十多家，大批量地运往全国各地之后，被用于汽车坐垫、钱包，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产品。在城里，仿皮无处不在，竟成了当地的一门独特的学问。工人们认为，这种产品需要用到有毒的化学品，会对人的肝脏产生危害。他们说，打算生孩子的女人不应该站到这样的生产线上。
这样的认识非常标准化，农村青年似乎刚来到城市也能马上掌握。不过，谁也说不清这样的谣传来自何处。工厂的墙壁上看不到任何警示语，我在丽水的报纸上也没有见过介绍仿皮的文章。再说，流水线工人也很少看报纸。他们不知道有谁因此生过病，也无法告诉我是否对其风险进行过科学研究。他们把认为有害的化学品称之为“毒”。然而，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已经塑造了这个行业。事实上，年轻女子都不愿意到仿皮车间工作，各大公司为了招到员工只能开出更高的工资。在这样的工厂看到的多是老年男性——这样的人群在其他工厂很难找到工作。
在我看来，这样的信息流十分神秘。很少有人受过正规教育，流水线工人鲜有时间使用互联网。他们不看新闻，也没有兴趣关心时政。他们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缺乏爱国主义的人群——他们看不到国家事务与自己生活之间的联系。他们接受这样的事实——没有人在乎他们。在丽水这样的小城市，根本找不到为普通工人服务的重要部门或非政府组织。他们主要靠自己，与外界接触的范围似乎也很狭窄，但还算不上封闭。各种来自外部世界的说法，哪怕模棱两可的谣传或十分琐碎的传闻，都会让他们毅然地付诸行动。这才是关键：信息也许有限，但人们可以自由地流动，并确信自己的抉择更为管用。这给予他们一种能动力，尽管在外国人看来这使这个地方更显奇特。我熟知另一种完全相反的世界——人们偏爱稳定，乐于拥有巨量可支配的信息和时间以做出决定。
丽水人面临新机遇时采取行动的步伐快得出人意料。这种特质处于该市和外部世界联系的核心位置：丽水既是实用主义者的家园，也有数量不菲的探寻者，但严格来说，每个人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以市场为师——工人时常变换工作，创业者瞬间改换产品线。丽水城外有一个名为石帆的社区，人们似乎每个月都能找到不同的收入来源。这是一个新兴城镇，所有居民都迁自山间小村北山——为了给工厂提供电力，政府要在此筑坝修电站。石帆没有重要产业，但自从有人居住，这个社区的零散活计似乎就汩汩地冒了出来。一般而言，这类活儿按件计酬，并由城内的工厂委托加工。
每个月我都会拜访一户吴姓人家，他们几乎每次都要向我介绍一种新颖而不知名的行当。有一阵子，他们会跟着邻居往童鞋上织彩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们会往发带上粘贴装饰条。之后，他们又会组装小型灯泡。六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们在临时搭建的一条组装线上编织棉布手套。（他们告诉我，那份活儿已经停止，因为异常暖和的冬天扼杀了市场。）
我有一次前往石帆拜访，发现吴家的儿子吴增荣和他的朋友们买回了五台二手电脑，开通宽带做起了电脑游戏《魔兽世界》的职业玩家。这是一款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在线游戏，用户已经达到七百多万。玩家耗费时间提升角色，提升的手段包括积累技能、装备和财富。在线游戏市场不断涌现，人们可以在此购买虚拟财富，一些中国人以之作为全职工作，并在最近传到了丽水。这被称为“种田”。
吴增荣之前对于电子游戏没有兴趣。他很少上网，家里原来也没有使用互联网。他接受过烹饪培训，先后在工业城镇的多家小餐馆做过活计。他间或也会做一些简单的组装工作。他有一个妹夫在宁波当厨师，不光知道《魔兽世界》，而且意识到这款电脑游戏的收入远高于捣鼓锅碗瓢盆。他给几个伙伴打了电话，于是三个人丢下工作，筹集资金在石帆开了一家店。其他人随后跟进，不分昼夜地玩起了游戏。星期三，所有人放假一天。就《魔兽世界》而言，这一天十分特别：位于欧洲的服务器将于巴黎时间凌晨五点至上午十一点关闭，以进行例行维护。我每次在星期三这一天前往石帆的时候都会发现，吴增荣和他的朋友们要么抽烟要么闲逛，尽情享受《魔兽世界》给他们定下的周末时光。
他们玩游戏的时候极度认真。他们担心被逮住，因为拥有《魔兽世界》的暴雪娱乐公司认为，“种田”行为威胁了该游戏的公正性。暴雪娱乐公司监控着各个站点，随时关闭那些游戏模式显示出商业行为的玩家账号。吴增荣一开始玩的是美国版，但在被逮住几次之后转而玩起了德国版。光景不错的日子里，他每天能够赚到两百来元。如果账号被封，三百多元的投资就算打了水漂。他把自己挣来的在线积分卖给一个网名为菲菲的福建籍中间商。
我在某个星期六看吴增荣玩了一下午的游戏。他身材瘦削，略显神经质，瘦长的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翻飞。他的妻子丽丽间或会走进房间看一阵子。她的右手戴着一只用欧元硬币打造的黄色戒指。这在浙江南部十分盛行，有专门的店铺把欧元熔铸成首饰品。这是当地又一种匠心独运的产业：以这种方式得到的戒指既是货真价实的外国货，又因为生产于浙江本地而花钱不多。
吴增荣用来工作的电脑有两台，他来回奔忙于三个不同的账号。他那些名为卡利姆多、塔纳利斯和巨槌岩石的角色穿行于各个角落，与火胆沃吉思和怒沙剥皮工这样的角色展开厮杀。屏幕上偶尔会弹出几行英文句子，大意是：“你抢得了7个银币和75个铜币。”吴增荣一句也看不懂，他的妹夫靠着死记形状和标志的方式教他学会了电脑游戏。有一会儿，吴增荣的角色接连遭遇了怒沙刀斧手和剥皮工，于是他对我说：“附近还有一个玩家，我猜他也是个中国人。你从他一见面就杀人夺宝的方式便能判断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了那个玩家，他的角色是一个矮人。我用英文打出一条信息：“你好！”吴增荣不让我写中文，因为他担心管理员会认出他的种田人身份。
没有反应，于是我又发了一条。矮人终于接话了：“？？？”
我又打出一行英文：“你来自哪里？”
这一次，他用英语回应了：“抱歉。”根据我在中国教授英文的经历，这是答不出问题的学生一致的答语。就这样，矮人不言不语地又恢复了惯常的杀戮行为。“看见没？”我们都笑了。“我就跟你说他是个中国人！”
两个月之后，我再次造访石帆，吴增荣卖了三台电脑，正打算把其余的电脑也一起卖掉。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觉得，玩德国版照样无利可图，暴雪娱乐公司还是要关闭他们的账号。吴增荣给我看了暴雪娱乐公司最近发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谨致问候，
我们特此发函告知，我们不得已取消您的《魔兽世界》账号……采取此种行为，我们深感抱歉；然而，此举符合《魔兽世界》社区的最广大利益。
这封电子邮件一共采用了四种语言，吴增荣一种也不认识。这无关紧要：在工业城镇奔忙于各个工种二十多年后，在全家因为电站大坝而异地搬迁后，他觉得被《魔兽世界》社区扫地出门不过是短时阵痛而已。我后来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申请护照。他在意大利有几个亲戚，他早就听说去意大利可以挣钱。我问他打算去什么地方，他这样回答：“可能是罗马，也可能是水城。”我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里陪着他一起排队，注意到他的文件材料上使用的名字是“吴增雄”。他说之前申请护照的时候，工作人员把他的名字写错了，这一次将错就错反而更简单。就在即将前往未知国度、打算从事全新的职业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问他到了那边希望找什么样的工作，希望拿多少报酬，他回答道：“我怎么知道？我不是没有去过吗？”跟我们一起排队的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打算前往阿塞拜疆，因为他在那里的亲戚可以帮他经商做买卖。我问这个年轻人，阿塞拜疆是不是伊斯兰国家，他这样回答：“不知道。我没去过。”
回到美国之后，我跟一位玩过《魔兽世界》的表亲交流。他说他一般从玩家的虚拟外表就能判断出谁是中国籍种田人，因为这些人在游戏中的装备十分蹩脚。他们获得装备或武器后立刻就会卖掉，所以基本上两手空空。我喜欢这样的形象——中国人即便到网上也还是轻装出行。与此同时，我对合成革进行一番调查后才知道，制作这种物品需要用到的溶剂叫做二甲基甲酰胺，简称dmf。美国的研究表明，接触dmf往往面临肝脏损害的风险。有证据显示，女工发生死胎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在针对老鼠的实验室检测中，过量接触dmf被证明会造成发育缺陷。换句话说，我从丽水的进城务工人员那里听来的每一种说法——尽管缺乏事实依据——都被证明是真的。
这便是这个三线工业城市的第二点效能。人们所生产的产品微小无名，所具有的知识同样细碎零散。不过，这些知识足以让他们自由流动并做出决定，并且他们的判断力好得惊人。流水线工人能感知dmf的危险，画师能逐渐知道哪一栋楼房重要，调节环着色工可以调出sellanyl黄。即便错误的信息也有它的用处——如果耶稣基督与道家圣贤更相关，那正是他的本来面目。工人们知道，他们需要知道什么。
回到美国后，我对陈美子和胡建辉花费那么多时间绘制的小城市心生好奇。我在古堰画乡的时候替站在画架前工作的艺术家们拍过照，现在开始探寻那些被拼错的标牌。所有的标牌似乎都位于犹他州的帕克市。那里离我居住的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近在咫尺，于是我踏上了旅途。
我跟丽水的很多熟人依然保持着联系。陈美子偶尔会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当我跟她通电话的时候，她说现在绘制的仍旧以水城为主。经济衰退对她的影响不大；看得出来，中国产的威尼斯绘画的市场对于经济衰退基本免疫。其他产业就没有这么幸运。2008年下半年，随着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减弱，数百万工厂员工失去了工作。在老板削减技术人员的薪水、并解雇一半的流水线工人之后，小龙离开了工厂。
不过，与我有过交谈的丽水人大多能够从容应对这样的情形。他们既没有抵押物品，也没有债券投资，并早就学会了随机应变。他们已经习惯于变换工种——很多下岗工人径直回到老家，等着时日好转。再说，他们从来就不认为国际经济充满理性、可以预测。如果大家对仿皮的购买量突然减少，这就跟大家最初对它的需求一样，不必感到奇怪。2009年，中国经济获得动力，工人们重新回到了流水线上。
我在帕克市轻而易举就找到了画家们绘制了多时的各个地方。他们绘制的商店主要位于主大街，我一边向店主们展示照片，一边与他们交谈。谁都不知道委托来自何处，当发现自己的店面被远在一万公里外某个无名的中国城市的画家们绘制之后，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在那家叫做“横跨大陆”的商店里（始于1773的精致绵羊浏览皮），经理显得紧张不已。“你得联系我们的公司总部，”她说道。“对此我无可奉告。”有一家店主问我，我是不是觉得有摩门教徒牵涉其中。还有一位女士给我讲了一件事，一位可疑的阿拉伯男子不久前造访过当地的一家美术馆，并提出向他们出售廉价画作。有人担心这是竞争作祟。“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得知中国画家们的售价之后，一位画家酸溜溜地说道。还有人发现照片中的陈美子像众多的中国农村人一样不苟言笑，不禁表示了怜悯之情。一位女士盯着“矿工医院”画作旁表情阴郁的陈美子看了半天，终于说道：“你看，这就是忧郁。”
每个人对那幅画都有话要说。那栋建筑物勾起了他们无尽的回忆；顷刻间，那幅画不再显得平淡无奇。那所医院最先由落脚于帕克市的银矿矿工们修建，后来变成了市政图书馆。1979年，政府为了给滑雪度假村腾地方，把图书馆搬到了城市的另一边，全城居民倾巢而出转运书籍。“我们排成长队，一本一本地传递书籍，”一位老太太回忆道。一位餐厅经理看到我手里的照片之后，一边开心地大笑一边告诉我，《阿呆与阿瓜》的关键场景就取自矿工医院。“你知道他们参加猫头鹰慈善晚宴那一场戏吗，他们穿着滑稽的服装，一个人用手中的棍子敲打着另一个人的小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我说，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个场景就是在这栋大楼里拍摄的！”
当我前往拜访的时候，帕克市市长的办公室仍旧位于矿工医院的一楼。市长名叫达纳·威廉姆斯，看见陈美子绘制的画作时禁不住十分兴奋。“太棒了！”他说道。“简直不敢相信，中国竟然有人在绘制我们的建筑物！她做得太好了！”
跟我在帕克市交谈过的每个人一样，威廉姆斯市长也无法告诉我，那栋楼房怎么会被人委托到海外进行画像。这便是中国巴比松和美国帕克市的一种对称：无论绘制景物的人，还是切切实实居住在景物中的人，都对美术作品的目的感到神秘莫测。
威廉姆斯市长给我斟上绿茶，我们交谈起来。他很爱笑，也有年轻人的气质；他是当地一家摇滚乐队的吉他手。“这是当市长所需要的阳气，”他解释道。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交谈中时不时蹦出中文词语：“有没有啤酒？”他用中文问道。他记起了2007年陪同当地的学校代表团造访北京（一个互访项目）的旅途中学到的这个句子。他的办公桌旁挂着一幅书法卷轴，上面的文字是：“团结、文化、美德。”他告诉我，他最先想到的是1960年代的中国，当时的安吉拉·戴维斯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过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的讲座。他的办公室藏书中有一本《红宝书》。帕克市的媒体发现之后，专门刊发一篇文章，暗示市长的决策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威廉姆斯市长觉得这种说法非常滑稽；他告诉我，他只不过选取了书中的有用部分。“为人民服务，”当我问他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时，他这样回答道。“为人民服务是一种责任。我之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因为我小时候读过《红宝书》。政府工作就是一种平衡。我觉得这跟道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