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开发区新建的投资服务中心，大理石装饰的门厅宽敞得足够并排拉上两张羽毛球网。当我在午间休息前往拜访的时候，很多干部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羽毛球。褚昌俊和何学东递给我一大摞用英语编写的招商材料，其中有“投资者的绿洲”和“投资者是我们的上帝”这样的名言警句。一个句子写道：“芜湖有高质量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其后的句子谈到了电力、水资源和下水道。
开发区位于城北的长江边上。继奇瑞这家主力租客之后，芜湖已经吸引到了一百多家制造商，随时都有拔地而起的新建厂房。很多工厂搬迁自南部沿海，过去二十年间强劲有力的经济增长已经使那些地方的成本和工资大幅增加。
一天下午，我来到芜湖第二大厂区的保顺路，马路两侧的工厂正处于不同的建设时期。帝国希尔计划于下月开始生产（空调电气部件），顺城电子计划再招聘一百名工人（空调配线工）。世纪厂每天生产四千个空调器塑料外壳。来到芜湖世界硬件公司，我向门卫咨询他们的产品，他打开抽屉，抓起一大把崭新发亮的钉子，像抛骰子一样把玩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走出来，递给我一张印着“国际业务部经理叶美丽”（merryyeh）的名片。我们来到楼上的办公室，叶美丽给我倒了茶水，墙上挂着一块牌匾，纪念这家工厂与美国全国钉子集团公司的合作成功（“不仅仅是钉子”）。芜湖世界每天生产六十吨钉子。三百四十名工人。一万八千平方米。还有问题吗？
“你怎么取了这个英文名字？”
“我是根据merrychristmas（圣诞节快乐）取的！”
位于主城区的英国旧领事馆已经被改造成党委所在地，西班牙教会学校被改造成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原来负责鸦片加工的旧海关大楼曾经多年被用作幼儿园，现在已经弃之不用。在这遭人痛恨的英帝国炮舰外交的标志物上，纵向涂写的“文革”标语虽日渐模糊，但依旧能够辨认。不过，小摊贩们围着大楼底部搭建的木质棚架挡住了标语的部分词句：
毛主席语录
在斗争中学习
一天下午，一个名叫约翰·丁克尔的美国人开着奇瑞t-11原型车来到了芜湖经济开发区。“幻想汽车”雇用丁克尔担任技术顾问，他的专长是道路测试。“你通过做坏事便能知道一辆汽车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我们驶出厂房的时候，他这样对我说。后排坐着三个中国的道路测试工程师。他们谁都没系安全带。
t-11是一辆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后来被冠名为“瑞虎”投放到中国市场。其外形与丰田rav4极为相似。丁克尔还打算测试一款计划于当年晚些时候投放中国市场的新型跨界车b-14。奇瑞正在提升其国内生产线，原因之一是为进入更加严苛的国际市场做好准备。计划打进美国市场的车型尚处于设计和研发阶段，最大的阻碍之一是如何满足美国的安全和排放标准。尽管t-11和b-14都不会用于出口，但丁克尔还是计划对两者的质量进行评价，并借机向奇瑞的工程人员展示美国人是如何进行汽车道路测试的。他之前要求我一同前往，并帮着做一些翻译工作。
在开发区的一条街道上，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加速、刹车、转向。“一个轮子抬起来了，”他在转一个急弯的时候说道。“这个轮子在空转，需要增加限滑差速器。”我尽最大努力把他的底特律汽车英语翻译成中文。我们沿途经过一辆装满砖头的拖拉机、一家新建的空调制造厂，以及一个在草丛里撒尿的小男孩。丁克尔加速转向；一辆公共汽车正使劲摁着喇叭。坐在后排的三位工程人员用手使劲地撑着车顶棚。其中一位终于通过我表达了请求：“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没有其他车辆的地方？”
那还不简单：在中国，只要顺着某条路走下去，肯定能找到一片更加崭新的开发区。我们往北驶去，先后经过一辆辆推土机、运土车，以及一处处未来房产的雏形骨架，来到了保顺路。丁克尔说：“告诉他们，从二挡换到三挡、从四挡换到五挡的时候，变速箱的顿挫感很明显。”
丁克尔很敏锐，说话轻言细语，身材十分瘦小。作为1960年代晚期密执安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的毕业生，他是排放实验室唯一适合操作马自达cosmos车型的人选。我问他为什么原本学习的是工程技术，他回答道：“我遇到的辅导员不怎么聪明。”在那个时候，大家以为数学成绩好的人就应该当工程师。在克莱斯勒短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转行做了新闻记者。他在《道路与测试》杂志工作了二十年，其中包括两年时间的总编辑。“我测试了三十年的汽车，”他说道。“路上跑的车我几乎都测试过。”他告诉我，芜湖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旧时岁月，也就是他们在奥兰治县的豌豆地里测试车辆的那段时光。
在厂区的西头，位于钉子厂和空调外壳厂之间，有一段空荡荡的环形路。在丁克尔的眼里，这很像一个试车场。他把车速提到每小时六十多公里，从一堆支成塔形的竹竿旁一驶而过，这堆竹竿即将被用作下一个建筑工程的脚手架。他持续绕着弯路，轮胎吱吱作响，环形路一次次被甩在身后：钉子、竹子、空调罩子。钉子、竹子、空调罩子。三位中国工程人员被甩到右侧挤作一团。他们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坐在中间的名叫齐海波。他本可以拎着杂物袋坐上马自达cosmos汽车的驾驶座。二十二岁的他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上长大成人。他的祖父从陕西省迁到了那里（“要么因为饥荒，要么因为战争”）。齐海波的父亲读到五年级，他的母亲只读过一年级。他们种植小麦、玉米和葵花。
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他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尽管对于工程技术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还是考入了武汉工业学院。“我想考一所好大学，我还听说计算机和电子技术是当今最好就业的两个专业，”他说道。“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填报了这两个专业。”
一年前他还在大学里就读最后一个学期，参加人才招聘会的时候遇到了奇瑞的招聘人员。“他们可以录用我，学校的人都说这是一家新建的公司，发展很迅速。于是我在第二天签订了合同。我觉得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奇瑞的标准来看，他并不算特别年轻——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齐海波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每个月的收入不到两千元。他跟另外三位工程人员同住一间宿舍。他希望拥有独立的空间，但宿舍的条件比他所知的内蒙古的条件好多了。他希望在奇瑞公司拥有长远的未来。“它不是合资企业，这一点我很喜欢，”他说道。“它是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道路测试结束之后，我问齐海波从丁克尔身上学到了什么。齐海波说t-11的传动轴有点小问题，也就是急转弯时其外轮略微打滑。b-14的尾部在高速行驶时容易飘浮。齐海波尤其羡慕丁克尔操纵汽车的能耐。这位中国工程人员的工作既涉及质量控制，又涉及汽车试驾，一个月前他才刚刚拿到驾照。
奇瑞的早期策略，是到全世界遭遇滑铁卢的汽车厂收集有用信息，这在一款名叫qq的微型车上达到了极致。1990年代，位于韩国的大宇汽车试图在全世界拓展业务，并在越南、印度、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大肆投资建厂。没过多久，大宇汽车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度扩张——后来证明，乌兹别克斯坦根本不是建立汽车制造厂的理想之地——于是不得不宣布破产。几家大的美国公司一面看着价格不断下跌，一面抓紧时间在这家破产的公司上挑挑拣拣。2002年，通用汽车公司在经过一年多的研判之后，终于获得对大宇汽车的控股权。通用汽车公司接管了大宇一款名为马蒂兹的微型车的生产平台，重新包装为雪佛兰spark（乐驰），并打算在中国开始投产。
2003年6月，距离spark上市还有半年，奇瑞揭开了qq的面纱。这款车与通用的车型看上去几乎如出一辙，但售价低了四分之一：只有五万多元。奇瑞还开发了一款与大宇magnus十分相近的车型，并取名为东方之子。
中国消费者一直不喜欢东方之子，但qq轿车很快大获成功。这款车长度不到三米七，搭载0.8升发动机，甚至比minicooper还要小。这款车对于中国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是完美之选，他们以往根本买不起昂贵的合资品牌。2003年，全国的乘用汽车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奇瑞和其他小型汽车生产商在低端市场占据了牢固的地位。2004年，奇瑞qq轿车的销量是通用spark轿车销量的五倍。
2004年12月，通用大宇在上海提起诉讼，状告奇瑞公司“通过抄袭和未经授权使用通用大宇商业机密的方式”研制出qq轿车。一般的侵权行为在中国比比皆是，而这起案子要复杂得多：奇瑞公司推出仿制品的时候，原型还没来得及上市。这意味着就在通用汽车公司与那家破产公司进行磋商的那一年，韩国的设计机密已经被泄露。
当我前往上海拜访通用中国公司时，公司的法律总顾问夏尊恩（timothyp.stratford）递给我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上并排摆放着两辆轿车：绿色的qq轿车和原产于韩国的黑色马蒂兹轿车。第二张照片上，两辆轿车的车门做了对调：绿色轿车装着黑色车门，黑色轿车装着绿色车门。
“从来没有两家竞争对手的轿车，车门是可以对调的，”夏尊恩解释说。“这意味着他们不光抄袭车门，还抄袭了车门的门框。车门的门框相当于一辆轿车的指纹。”
奇瑞的管理层除了说明qq轿车已经取得中国专利（如果设计方案的获取途径非法，这将不具有实际意义），并未对这一案件发表过公开声明。当我与奇瑞国际公司的总经理张林谈及此事时，他强调自己进入公司的时候qq轿车已经上市销售。不过，他否认有什么违规之举，并说像奇瑞这样的年轻公司自然会以合法的手段开发与在其他地方已经证明成功的车型相类似的车型。
“这就是初始阶段的创业模式，随后进入下一个阶段，”他说道。“就像学画画。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画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你只得临摹他人的画作。任何产业都有这样的本质。索尼、现代和丰田都是这样起家的。它们以某样东西起家，很快又弃之不用。”
一年前张林进入奇瑞公司。他出生于上海，在密执安大学安娜堡分校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他在位于底特律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工作过九年时间。他有两个孩子，分别为八岁和十岁，在美国的求学时光十分愉快。不过，张林每年回到上海的时候，这里总有他认识的新城区涌现，这让他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在一个朋友——也是一位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中国工程人员——接受奇瑞公司提供的职位之后，他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如果留在美国，我可以预见五年或十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这样的生活容易得多，但也会错失很多精彩。我觉得风险和回报往往相伴而行。”
风险是奇瑞的文化之一，即便qq轿车也可能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赌博。多位独立分析家告诉我，他们质疑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否足够完善，能处理好这一案子。再说，奇瑞是国有企业，中国人一直梦想拥有真正的国产品牌。通用大宇希望迎来开庭，但谁都不敢保证这家外国公司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同时，因为奇瑞无意向美国出口qq轿车，也不存在诉诸美国法律体系的可能性。
奇瑞的规模依然很小——八千名雇员——但在不怎么花钱投入设计和工程技术的情况下，一年竟然可以制造十多万辆汽车。管理层开始转变策略；庞大的研发中心刚刚建成，并雇用了三十来位像张林这样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工程人员。最近该公司开始强调质量控制，其规模和精密程度给每一位到访的专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专事汽车生产的美国顾问罗纳德·e·哈勃尔告诉我，奇瑞公司的铝棚厂房十分巨大，目前只利用到十分之一的空间。“在中国，人们喜欢先于需求建设庞大的生产能力，”他说道。“他们似乎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渠道。我不知道这样的资金从何而来。大多数西方公司不可能把钱投到这种对未来的假设上。”
作为一家国有公司，奇瑞并不需要对股东们负责，也没有人说得清投入了多少资金。一天，我前往qq轿车和东方之子轿车庞大的总装厂房。门口立着一块用中文书写的标语牌：
我们不仅要努力工作，
还必须勤奋，
更要有国家使命感。
边上的电子屏显示，他们当天已经制造出二百五十三辆qq轿车。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们正在组装线上移动着崭新的轿车。一位名叫胡斌的经理告诉我，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他们在过去几年间逐渐加快了生产步伐。胡斌所在部门的各个装配站一开始需要三分钟才能完成一项任务，现在只要两分零五秒。胡斌说，要不了多久奇瑞就能以汽车数量而不是工作时间为标准向工人们支付工资。他问我，美国的汽车制造厂是否也采用同样的策略来增加产量，我说不会，并提到了“工会”这个词。胡斌希望自己的部门到年底时把时间再减少十八秒。
在国信大酒店又一次吃早餐的时候，马尔科姆·布里克林说芜湖需要在长江上再修建一个港口。
“港口还要深挖，街道还要铺宽，灯光要更明亮，以确保安全和查看损耗，”他说道。“要能在五个小时内装载五千辆汽车。”
布里克林在美国寻找着愿意出资四百万美元获得中国汽车销售权的代理商。“幻想汽车”也需要起一个新名字。“需要符合、但不直接取自‘虎’或‘龙’，”他说道。“我碰巧又喜欢chery这个名字。”就在这次谈话后没多久，通用汽车公司的律师给布里克林发来警示函，说chery不仅跟cheery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跟雪佛兰的英文名称chevy也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很可能再次引发诉讼。之后没有多久，通用汽车公司和奇瑞最终就spark—qq之争达成庭外和解，双方都未公开置评过和解条款。
中美公司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十分普遍，双方都在琢磨怎样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存。当我在上海和一家名为亚洲汽车资源的咨询公司的总裁迈克尔·邓恩谈起这事的时候，他说自己不认为奇瑞的低价吸引力能让它成为美国市场上的新品牌。历史上的外来汽车制造厂——以现代汽车为例——在美国消费者面前一亮相就走得步履蹒跚，原因通常是质量低劣。丰田汽车之所以取得成功，全靠它的谨小慎微——这正是底特律长久以来所缺乏的品质。邓恩相信，中国人跟底特律人具有同样的弱点。“中国人跟美国人很相似，”他说道。“都想底线得分，都想来个本垒打。我们很聪明。”
中国人总喜欢这样说：“我们很聪明。”邓恩继续说道：“但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恒心和毅力。这句话的意思更像是：‘我们能够赶超。’”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间修建了宽阔的道路。他们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每当中国的工程人员与“幻想汽车”的雇员们站在一起，来自更为年轻国家的人们突然之间更显衰老：时差、头发花白、大腹便便。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老手——布里克林做过百万富翁，也经历过破产潦倒；他因为幻想受过赞扬，也因为仿冒受过谴责。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原因之一正是不想提及这样的往事。
2006年年底，布里克林和奇瑞公司的关系戛然破裂。两年后，“幻想汽车”状告奇瑞公司，提出大约四百万美元的赔偿。布里克林转向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奇瑞公司继续发展，终于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随后几年间，奇瑞公司跟菲亚特和捷豹路虎成为合作伙伴。不过，他们出口的汽车大多针对发展中国家——截至2012年，他们还没有为美国市场生产出一辆汽车。
在芜湖期间，我会见了曾经身为大众公司雇员、现已升任奇瑞公司总裁的尹同耀。大家都知道他刻意躲避新闻媒体，但他还是答应于傍晚时分在国信大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会见我和另外几位记者。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仿佛刚刚离开办公室。他四十出头，面相更显年轻。不过，当我问起他的教育背景时，他的回答仿佛在描述一段远古的历史。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他说道。“还没有坐过小轿车。”他解释说，那个年代的好学生都分配到了卡车制造厂，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乘用轿车市场。他属于差生——他一边说一边自嘲地笑了起来——所以被分配到了东北。我问到了公司的优势。
“我们拥有的是进取心，”他说道。“我们没有品牌、没有认知度，什么都没有。我们拥有的只是强烈的进取心。”
在芜湖的最后一晚，我无法入睡。返回北京的驾车之旅正等待着我，灯光和噪音也钻进了我的房间。早上四点三十分，我起身看了看窗外。街道对面，海螺工厂因为连夜赶工而轰鸣不已，里面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着pvc窗框。“幻想汽车”的人马已在头一天离去。我是继续住在国信大酒店的最后一名外国人。
我走到外面，发动了捷达轿车。开发区笼罩着一层薄雾，车头灯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一扫而过。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很多工厂都在为节日的到来连夜赶工。低矮的厂房透出缕缕光线，宛如一个个纸糊的灯笼。
天刚亮，我驶过新建的长江大桥，进入了高速公路。在芜湖城外十几公里的地方，我驶过了一个标示为“无为”的出口。“无为”是一个远古的道家用语，意思是“什么都不做”。该地区还有一座城市取名为“无锡”。一次，我在四川省乘坐公共汽车时经过了“石棉”。对一座小城市而言，这名字颇有些生硬，不过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