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这几个美国人都要前往位于芜湖的汽车生产厂。一共有二十个：工程师、公司经理、市场专家、技术顾问。一个律师。汽车生产商名叫奇瑞，是过去两年里蓬勃发展起来的一家新公司。多数在上午，美国工程师们都要到奇瑞组装厂外面的一条小路上试驾原型车。试车道上有中文提示；工程师们讲的是底特律英语。
“我打六分。”
凹凸路
“注意离合器接合。”
制动检测
“你还记得那辆林肯凡尔赛吗？”
“当然记得。”
“那辆车真让人汗颜。”
请保持车距40米
“我只给林肯大侯爵的怠速打过九分。”
毛石路
“你要调头吗？要调头的话，提醒我一下。”
美国人的领队是马尔科姆·布里克林，他之前建立了一家名为“幻想汽车”的公司，并以此与奇瑞展开合作。当我在芜湖见到他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他们即将成为第一家向美国引进中国制造汽车的公司。他说：“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我要把它拍成电影。”他的儿子担任录音师。乔纳森·布里克林二十多岁，父亲走到哪里，他就拿着录音机跟到哪里。
马尔科姆·布里克林六十六岁，一辈子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汽车生产领域寻求突破。1960年代晚期，他把斯巴鲁汽车介绍给美国消费者，为此小赚了一笔。1970年代初，他把赚到的钱悉数投入，在加拿大新布伦斯维克建了一家汽车制造厂。他委托设计了一款前卫的翼型门跑车，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没过多久就亏得血本无归。
1980年代，布里克林把雨果轿车从大西洋对岸搬到美国。之后没多久他便宣布个人破产。后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尝试生产电动自行车，但美国人对自行车的爱好远远不及小轿车。
2002年，他开始寻求重返汽车制造业之路。他知道，还是要先找国外的汽车制造厂，再把汽车出口到美国。他寻访过英国、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印度。来到芜湖之后，他终于停下了脚步。
这是“幻想汽车”的第二次中国之旅，他们下榻在国信大酒店。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在行政酒廊用早餐，马尔科姆·布里克林开始大谈他的过去和未来。他个子很高，头发花白，一双蓝灰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嗓音低沉而柔和。他从不会安安静静地坐着。他说自己一来芜湖就碰上了这家非常完美的汽车制造厂。跟他一起吃早餐的，通常有“幻想汽车”执行副董事长托尼·西米内拉，以及公司的律师罗纳德·e·沃尼克。沃尼克是布里克林的老朋友，他的专长是破产法。他远在亚利桑那的车库里还停着一辆型号为布里克林sv-1的双翼门车。
“人们谈论雨果汽车的时候，总把它当成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布里克林说。“托尼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全世界寻找最便宜的汽车。当时的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对西方很友好。我们找到一款已经投产十五年、但从不需要满足各项规定的汽车。这就是菲亚特128。”
托尼·西米内拉接过话头：“一箱箱的卫生纸，还有传真机墨粉。我们都得自己带。为了把车子开起来，我们还得自带无铅汽油。”
布里克林说：“亨利·基辛格担任我们的顾问。托尼在十四个月里进行了五百二十八处改动，只用了十四个月，我们就把车子交到了经销商的手上。”
托尼说：“我们就在他们的工厂边上建了一间厂房，调整刚下线的每一辆汽车。这款车在美国卖得很快，经销商每辆车加价三千美元，卖到了三千九百美元。”
布里克林说：“通用汽车公司把土星汽车提高到价格更昂贵的细分市场，完全是因为雨果的缘故。质量越来越好。我们卖出了很多辆，也得到了很多赞扬。三年后，我卖掉了自己的股份。随即，战争开始了。现在，大家都说雨果汽车很失败。”
跟芜湖的其他事物一样，国信大酒店里的一切都是新的。行政酒廊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书籍，完全可以让一个人白手起家。一共有十二本中文版的《哈佛营销管理》、十本《哈佛商学院mba管理百科全书》。
布里克林说：“我们不是要引进廉价的中国汽车。我们引进的汽车物有所值，价格低廉。两万美元的汽车我们只卖一万四；三万的我们只卖两万。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百分之三十的市场份额。”他略显不安地眨了眨眼睛，随即变换了话题。“我发觉跟日本很像，”他说道。“1968年是他们的转折点，人们对日本产品的看法从廉价变成了高质量。”他继续说道：“日本人花了二十年才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只要五年就能完成。”
在布里克林一行抵达芜湖前的好几天，我开着车从北京赶了过来。这趟旅程接近一千三百公里；我租了一辆中国制造的大众捷达轿车，不慌不忙一路走来。我既经过了孔子的故里，也与南皮石金刚、沧州铁狮子、金牛苜蓿园擦肩而过。我还经过了东光铁菩萨和吴桥杂技之乡。一路上都能看见地方名产的大幅广告。金乡县的农村地区竖立着一大块告示牌，上面用英语写着：“中国大蒜数金乡。”
高速公路的路况好得出奇——四车道、精心打理的隔离带、出口标示清晰明了。有些路段刚刚修好，在我的地图上依然保持着虚线状态。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在过去四年间翻了一番，交通部最近举行新闻发布会，计划再建三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当问及新建道路的目的时，交通部长张春贤提到了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头一年对中国的访问经过。很显然，赖斯跟中国的官员说过自己带着一家人在夏季度假时的美好回忆。“她说那几次度假加深了她对美国的热爱，”张春贤解释道。“修建高速公路可以刺激汽车产业，但这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去芜湖的路上，我开着车从很多崭新的告示牌边一驶而过；这些告示牌犹如拔掉插头的电视机，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正等着广告商们琢磨，什么样的消费者总有一天会从这条路上开车经过。近年，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买了汽车，但他们很少做长途旅行，一是因为收费高，二是因为驾驶员还欠缺经验。路上的多是货运大卡车。这是中国高速公路的第一个阶段：先运送物资，随后人才会到达。
卡车司机三两个人一起出行，以便昼夜轮换驾驶。他们遵循固定的线路，大卡车也是他们自己的；稍有延迟都会产生费用，所以他们在路边餐馆吃饭的速度很快。每天晚上，我都要停车吃饭，不管遇上什么人都要交谈一番。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卡车驾驶员——他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我们通常只来得及礼节性地寒暄，紧接着他们便要匆忙地返回停车场。一辆卡车的两个驾驶员告诉我，他们刚卸下满满一车有色金属材料，车上现在装满的是竹枝扫把。另一辆卡车刚卸下彩色电视机，现在装的是经过加工处理的小麦。这些人都是新经济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高速公路沿线每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交易现场，这样的炼金术士总是处于核心位置。一组卡车司机刚卸下电脑化的麻将桌，立马又装上了中小学课本。还有一队人马从杭州拉着散热器，来到石家庄换回一车化工原料。温州的鞋子；长春的发电机。大同的煤炭；温州的火车组件。谁都没有开着空车乱跑。
来到曲阜，我把车开到了孔子家族的墓地。当地政府把这块墓地改成了旅游景点，在高速公路出口设置了告示牌，不过停车场上只有我这一辆车。墓地在一大片林地里延伸出去；两千多年以来，当地凡是姓孔的人都和他们的妻子葬在了这里。数字惊人：柏树林里一共长眠着十多万人。
我漫无目的地一边闲逛，一边察看那些墓碑。我先是看见一块墓碑标着明朝晚期和孔家第六十二代；刚走几步我就看见边上一块墓碑一下穿越了三百年：2001年，第七十四代。我正要察看边上的墓碑，突然听到了哀号。我顺着哭声穿过一片坟墓。
一个新土堆旁，几个妇女正在一边磕头一边嚎啕大哭。把他们拉到这里来的，是一辆三轮二冲程泰山200型拖拉机。坟头的供品很简单：橘子、苹果、炖鸡。几个男人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其中一个人给我递了一支烟。这个人告诉我，现在安葬的是一位妇女，生前嫁给了孔家的第七十二代。哀号声又持续了十来分钟，随即仿佛油料耗尽一般戛然而止。两个女人走过来跟我闲聊，向我打听美国人如何举行葬礼，我的薪水有多少，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想生多少孩子就可以生多少孩子。我告诉他们，我是美国海斯勒家的第五代子孙。一个人用曲柄发动拖拉机之后，他们突突地绝尘而去。他们留下炖鸡，带走了橘子。
就在不远处，孔子的墓碑上依然有“文革”破坏形成的裂痕。一个导游说，红卫兵掏空墓穴，结果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带着微笑；我无法断定他的意思是小闯将们扫了兴，还是孔子根本就没有埋在这里。我离开的时候，停车场上依旧看不见任何车辆，高速公路同样如此。一路上唯一的障碍出现在天津以南，车流到此突然减慢，车辆纷纷变道行驶，因为几百本小册子如死鸟一般散落在路上，妨碍了大家的正常驾驶。我停下车来捡了一本。全是英文：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达特福德市一家名为伍尔维奇的金融服务公司长达十四页的抵押申请书。很显然，一辆满载进口回收废料的大卡车忘了闩上车门。表格有数千份之多，飘散在空中，飘落到车轮下，跟那些告示牌一样全是空白。
世界各地都散落着汽车零部件生产厂，马尔科姆·布里克林曾经想方设法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他到处打听已经破产或位置偏远的汽车厂，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总能找到机会。一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请他详细地说一说来到芜湖的经过。
“三年前，我接到南斯拉夫一个熟人的电话，”他开始讲了起来。“他问我能不能去他们那里看看，因为他们想把工厂卖给我。这家工厂被北约扔了五枚导弹。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年。问题是，那家工厂有那么多工人，你复建厂房的这段时间怎么安置这么多老雇员？随即，他们的总理遭到暗杀，于是我说，我们年纪大了，不适合干这件事儿。
“我们来到了罗马尼亚，大宇在这里建过一家工厂。还是那个问题——你拿那些老雇员怎么办？我们又到了波兰，地方很不错，大宇修建的工厂也很不错。这家厂生产的发动机卖给了乌克兰。别问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老雇员。不过，这家工厂把我们引荐给了罗孚汽车，这家公司有意与波兰方面展开合作。然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我们又来到了印度的塔塔。那些人真的不错。”
“确实不错，”托尼·西米内拉说道。
“我们去看了他们的工厂，工厂没问题，”布里克林说道。“技术不算最先进。他们只生产一个车型，而且有点吹过了头。我们正琢磨，怎样组合才有意义。我们遇到一个俄国人，来找我们商量把发动机卖到中美洲的事情。他问道，你们干吗不去中国看看？我回答说，我再也不想走下去了。他又说，你应该去那里看看，那儿的人很精明，也有冒险精神。他后来又说，就在上海，你们干吗不去看看呢？于是我们决定来一趟。就在我们出发前，他又说，对了，还得坐一程火车才到。幸亏他撒了个谎。于是，我们坐着火车来到了芜湖，火车真是挤呀；我们就这样坐了整整五个小时。”
整整一个早上，布里克林一动不动，这下他头一次把双臂紧紧抱在一起，身体收缩，仿佛挤在了几个乘客中间。随即，他又猛然回过神来：“他们领着我们参观了厂房，我们印象很深。我掏出意向书交给了他们。接着，我们花了七个小时探讨意向书。他们说想跟我们发展关系；我说我可不想飞来飞去地发展关系。那天晚上，我们跟他们的总裁一起吃了饭。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家所期待的。于是，我们签订了意向书。这是一份四十八小时搞定的意向书。”
中国的精英阶层一度对经商持鄙夷态度。根据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任何读书人都应该鄙视商人，皇帝们对西方人首次提出通商的建议更是断然拒绝。不过，英国人铁了心也要购买茶叶推销鸦片，并不惜为此打上一仗。1842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开放五个口岸与英国通商。这成了套路：如果中国人不愿意开放市场，人家总能找到借口并诉诸武力。1858年，经过几次战争之后，中国答应向外国人再开放十个口岸。1876年，一位英国领事在中国西部为宗族成员杀害（他当时正在侦察连接缅甸的通商线路），清政府同意再开放四个口岸，芜湖是其中之一。
这座城市位于内陆省份安徽，坐落在长江的东岸。1870年代晚期，英国人在俯瞰城市的山坡上修建立柱式领事馆，并在江边建起海关大楼，专门进行鸦片加工。法国耶稣会会士建了一所教堂；西班牙人开了一所天主教学校。美国新教徒传教士建了一所医院。随即，20世纪见证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清王朝的倒台、日本人的入侵、共产党的革命——外国人从此在芜湖消失了踪影。在计划经济的几十年间，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
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建设出口加工区，即指定的地区通过特别税收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早期的出口加工区碰巧多设立在之前的通商口岸，一如从前像潮水般地先后涌现。1992年和1993年，在深圳这样的早期出口加工区已经繁荣十多年之后，中央政府又批准了三十二个城市。芜湖是其中之一。
芜湖市是新经济的后来者，位置相对比较偏僻。当地有价值的特产并不多见。1980年代，芜湖因为生产一种名为“傻子瓜子”的葵花籽闻名过一段时间，但这比“苜蓿园”或“中国第一大蒜”这样的招牌还要糟糕。芜湖的领导人想建立真正的核心产业，他们觉得在管控严格的汽车生产领域，本地的寂寂无名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优势。自1980年代以来，外国汽车生产商已经可以与中国国有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条件是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向外国人学习，但保持控制权的方式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矿企业。（在中国，谁都不会忘记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屈辱。）大众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与中国人展开合作，一方面给生产出来的汽车打上外国品牌，另一方面则把零部件的生产外包给价格低廉的中国供应商。一段时间里，这样的策略让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央政府的严格管控有效限制了竞争的存在。
然而，芜湖的官员们悄无声息地打起了管控制度的擦边球。他们请来了尹同耀，他既是安徽人也是个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并且在合资新建的大众汽车公司是冉冉上升的明星人物。尹同耀帮着把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威斯特摩兰一家倒闭的大众汽车制造厂的部分工具和设备搬到了吉林省长春市。位于威斯特摩兰的这家工厂主要生产高尔夫轿车和捷达轿车。搬到长春之后，他们用同样的平台——汽车的框架和主要部件——生产出中国版的捷达轿车，并最终使之成为了全国最畅销的车型。
尹同耀离开长春，来到芜湖这家新建的工厂当上了副总经理。拿着当地政府提供的资金，他到英国一家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厂购买生产设备，并运回了芜湖。接着，他来到西班牙买到了一款名叫托莱多的轿车生产图纸，托莱多这款轿车的生产商是正在勉力挣扎的大众子公司西雅特。这款西班牙轿车跟捷达轿车采用的是同一个生产平台。
尹同耀在芜湖悄悄地建起了一条汽车组装线。国家的管控政策禁止新建的汽车制造厂进入销售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给自己的企业取名为“汽车配件”公司。第一台发动机诞生于1999年5月。七个月之后，他们生产出了第一辆汽车。这辆汽车用的是本应专供大众汽车的捷达零部件。大众汽车大为光火，同样光火的还有中央政府。
不过，这种策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十分普遍：先触碰底线，再请求谅解。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官员们不断与中央政府协商，最终于2001年拿到许可证，可以把汽车销往全国各地。（据报道，大众汽车接受经济调解方案，并决定不提起诉讼。）他们给这家公司取的中文名字叫“奇瑞”，意即“好运当头”。其英文单词chery的发音跟具有“欢乐”之意的cheery十分相近，只是省去了中间的一个e,意指奇瑞公司需要不断进取，才能达到幸福快乐的境地。2004年，奇瑞公司一年的汽车销量差不多达到了九万辆。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褚昌俊会见我的时候，我问奇瑞为什么不按照正常的程序申请成立汽车公司。
“这就像生孩子，”他解释道。“首先你得怀上孩子，然后再去登记注册。我们也是这么个做法：先把汽车造出来，然后取得生产汽车的许可证。”
正在这时，副主任何学东加入了谈话，他补充道：“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去申请，那你可能得等上很多年。在当时，机会可以说是稍纵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