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电视摄像机！”
领头的两位自行车手呼啸而过，一位是智利人，另一位是玻利维亚人。半分钟之后，车手群一闪而过，围观的人群甚至来不及反应。没有人知道走在前面的是哪国运动员；运动服上没有汉字；车手们的脸模糊不清。刹那间，围观的人群出奇地安静，随后，大家看见一长串保障车开了过来，不禁欢呼雀跃。
“顶上怎么放着自行车？”
“用来维修呗。”
“每一辆车都插着旗帜——你看！”
“那不是大众。”
“我觉得是斯柯达。”
“绝对是斯柯达。”
“还有救护车呢！”
大家对走在最后的救护车行了好一阵注目礼。一连数分钟，大街上空无一物，随即仿佛开始了另一场比赛。打头的是一辆破旧的人力脚踏车，拉着一大捆碎木片。一辆普通自行车紧随其后，再其后是一辆本田出租车。然后是一辆拉着桶装水的大卡车。一连串单数号牌：1、7、5、9。围观的人群散开；志愿者们拆除路障；老张迈开脚步去吃午饭。“还不错，”他说的是自行车赛。之前，他向我展示了扇子上印着的题字，那是一首名为“莫生气”的诗歌。
“它提醒我，下棋要保持心态平和，”他说道。诗句的开篇这样写道：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
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
当我告诉魏嘉我有多余的击剑比赛门票时，他问我是哪一类击剑。十一岁的魏嘉是魏子淇的儿子，是三岔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有佩剑、重剑和花剑，”他十分内行地说道。“不同的剑有不同的规格和形状。”
跟全北京市的中小学生一样，魏嘉也领到了一本《小学生奥林匹克知识读本》的课本。课本一开始讲的是奥林匹亚（“草绿花香”），接着是希腊人裸体摔跤的漫画场景，一直到巴伦·顾拜旦。其中一章专述芬兰长跑选手帕沃·鲁米；另一章则讲述约翰·阿赫瓦里，这位坦桑尼亚的马拉松运动员在1968年因为最后一个跑完全程而显现出伟大的体育风范。关于中国著名的跨栏跑选手刘翔的那一章不禁令你希望本书的发行会给他带来好运：
刘翔身体健康，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很少受伤，这一点对运动员来说很不容易。
魏嘉的父亲接受了我请他们观看比赛的提议，儿子感兴趣是原因之一。我们观看的第一场比赛是赛艇，魏子淇在比赛的头一晚给我打电话探讨了雨衣的问题。“他们会不会免费发放？”他问道。
“我想不会吧，”我回答道。“人家为什么要免费发放？”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说道。“看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披着同样颜色的雨衣。”
尽管看了几个小时的电视报道，我还是错过了这一细节。我说也许哪里都可以买到雨衣，但魏子淇更敏锐。“不能打雨伞，对吧？”
这倒是真的，因为安全的原因。
“那么，既然不让大家打伞，”他说道。“也许他们会发放雨衣。”
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逻辑，但我们第二天在北京城外三十来公里的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经过安检之后，碰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女子正在派发廉价的塑料雨披。每场比赛都会这样——组织者对自己的观众了若指掌。中国人对免费赠品情有独钟，随时有志愿者免费发放各种物品：塑料旗、廉价的硬纸板望远镜、印有麦当劳图案的扇子。他们也分发小册子，讲解各个项目的比赛规则和观赛礼仪。（观看排球赛：“提倡在比赛的适当时间鼓掌。不许发出嘘声和倒彩声。”）特许商品的价格便宜得出奇。中国人喜欢干吃的方便面只卖两元钱。一听冰冻啤酒五元。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来到击剑馆，花三十元能买到半打百威啤酒。不过，没有一个中国人购买啤酒。中国人很少花时间观看比赛，也没有在球场喝啤酒的习惯。购买啤酒的似乎多为外国人。
中国人看得很专注。他们一改大街上的松懈和拖沓，毕竟都花钱买了票，而且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大家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往往沉默不语，仿佛在紧张不安地琢磨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随即，尤其如果出场的是中国运动员，他们会高声尖叫。在男子佩剑的预赛阶段，比赛开始了一个小时，在我和魏嘉前三排的地方有人打了一架。一场戏中戏啊：作为背景的赛场上，巴西选手伦佐·阿格里斯塔正在对着意大利选手路易吉·塔朗迪诺狂劈猛砍，两个中国人站起来互朝对方大打出手。他们看起来都是中产阶级，其中一位还带着孩子。在中国，公共场所发生纷争司空见惯，而且往往伴有不知所云的破口大骂。但击剑馆发生的这一场斗殴没有序曲，也没有重唱，只相互对打了十来秒钟。等到climalite出现的时候，两个人一言不发，志愿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两个人坐在那里，因为怕被赶出去而沉默不语。我从邻座那里知道，两个人的争端是因为视线问题。
坐我边上的女子名叫王萌，是个农学研究生。她的门票是一个朋友一年前在网上购买的。门票的票面价值是三十元；我问她愿不愿意以两千元的价格把票卖掉，她摇了摇头。“观看奥运会的机会只有这一次，”她说道。前半个小时她几乎都在和邻座耳语，试图弄清楚击剑手的头盔发亮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以往一直不喜欢在中国参加体育活动，因为民族主义有时显得非常狭隘。很少有人关心运动本身；胜负才是关键，运动过程中很少能体会到乐趣。但奥运会让我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魏嘉的妈妈曹春梅说的都是比赛项目带给她的种种感受。“很平和，”这是双人跳水项目给她的感觉，而摔跤项目让她紧张不已。她觉得“鸟巢”，也就是北京国家体育场很“乱”。“就应该是这样，”她说道。“真正的鸟巢也是这么乱。”她最喜欢的还是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水立方”。我告诉她，水立方整齐划一的外墙装饰酷似水泡，她并不赞同：“没有那么大的水泡。”她之所以喜欢，是因为这儿给她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崭新的顺义水上公园开始也让她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她既不会游泳，也不喜欢坐船。（我问魏子淇会不会游泳，他回答说：“一点点。”）突然下了一会儿小雨，一家人穿着免费的雨披坐在那里显得特别高兴。乡下人出门喜欢一身轻——魏家人进城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连计划住在城里陪我多看几个项目的魏嘉也两手空空。观看完比赛，我们跟他的父母亲分手后坐上了出租车。我让驾驶员推荐一下顺义的餐馆。
“金百万不错啊，”他说道。顺义离北京三十来公里，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特大城市周边，这样的小城市比比皆是。顺义的居民从前是农民，现在正告别农民身份，即将获得别的身份。当地官员对于主办赛艇、独木舟和皮划艇等奥运项目感到十分自豪。满大街都拉着标语，上面写着“文明顺义/奥运顺义”等词句。位于市中心的金百万餐馆在入口处镶嵌着玻璃，摆放着四百九十三瓶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餐馆中央有一只巨大的水箱，里面养着十多条鲨鱼、两条甲鱼，还有一位穿得像美人鱼的女子。除了一条长长的鱼鳍，这个女子还穿着比基尼上衣，戴着面罩和鼻夹。边上的标语写着：“首都顶级美人鱼秀！”水箱呈圆形，那个女子跟着鲨鱼和甲鱼不停地游动转圈。跟魏嘉一起出门的好处，是他总能够提出我想问而不敢问的各种问题。
“那个女的在水里做什么？”服务员走过来的时候，魏嘉十分关切地问道。
“她在表演啊，”服务员回答道。
“鲨鱼怎么不咬她？”
“因为它们吃饱了，”她微笑着很有把握地说道。“你只要把它们喂饱了，它们就不会咬人。”
魏子淇后来告诉我，我跟魏嘉在水上公园坐上出租车之后，我们身后的出租车拒绝他们两口子上车。当时的出租车排了一长溜，但驾驶员们早就被要求，只能拉外国人：中国观众只能等着坐公共汽车。魏子淇跟我讲的时候只是笑了笑，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
2001年2月，北京正在申请奥运会主办资格，我跟随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对首都进行了最后一次巡察。整整三个小时，我们的车队穿城而过，对可能修建奥运场馆的地方进行了考察，每到一处，交通信号灯犹如神助一般变成了绿色。（中国人在前一天已经演示过，所有交通信号灯都可以在该市的交通控制中心实现远程控制。）考察线路两侧成百栋房屋的立面刚刚被涂成了鲜艳的颜色。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工人们的粉刷面积达到二千六百万平方米，相当于把半个曼哈顿粉刷了一遍。
即便是异议分子在那个时候也支持申奥，以期待奥运会带来政治变革。据报道，国际奥委会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国际奥委会多名委员认为，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推动了韩国的改革步伐。“他们的政府究竟会怎么做？”曾经担任国际奥委会顾问的一个美国人在2001年时这样问我。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告诉我，主办方曾经考虑过，但最终放弃了“伟大长城，伟大奥运”这样的口号。七年后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也能举办奥运会。考虑到现在安排了五千多位农民防止外国人登上长城，当时关于那句口号的决定似乎也是非常明智的。
自邓小平上台以来，中国逐渐接受了外部世界，不过仍然存在害怕和担心。奥运会无疑有助于增加开放程度，但举办体育比赛并不会开启任何政治变革，正如它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基本观念。很久以前，中国人便已经学会从容冷静地面对重大事件，所以他们才能在“文革”时代幸免于难，并熬过四川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这种顽强的精神在各个比赛项目中都得到了体现，尽管你得首先弄明白究竟往哪里去看。在安之若素的跳水选手身上，在坚毅顽强的举重选手身上，在步调一致的体操选手身上，你都可以发现这样的精神。中国运动员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从小就被录取到体育运动学校。三岔村足够繁荣，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一个孩子就读过体育运动学校，魏子淇告诉我，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儿子走这条路。不过，其他地方没有选择的余地，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体系完善的体育运动机构已经心满意足。
农民们至少以间接的方式在体育设施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我重读北京奥组委在申奥期间发放的宣传资料时才发现，场馆的规划方案与实际建成效果相比显得非常普通。这与申奥城市的一般情形相反——奥运会申办城市在做出承诺的时候往往说得天花乱坠。中国政府在2001年宣布，将建设六条总长为一百四十公里的地铁线路，后来实际修建了八条总长为二百公里的地铁线路。比赛场馆的规划方案看起来矮小平淡，富于实用。既没有鸟巢，也没有水立方，没有一点有特色的东西。但自此以后，农村人不断地拥进城市，他们不光刺激经济，还为修建各种综合性场馆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可不是刷刷油漆而已。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已经发展到了适合举办奥运会的绝佳时期：劳动力依然廉价，政治责任依然微不足道，不断崛起的中产和上层人士愿意观看比赛并以此为荣。这些人对于奥运会的反应才最为热烈——主要是年轻人和富裕群体。坐上看台，你很容易就会忽略，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来自农村。
观看比赛的时候，我喜欢到场馆的偏僻角落闲逛。最次的位置一般作为赠品：在男子佩剑比赛时，最偏僻的区域坐着一百五十位北京市的林业职工，他们手拿充气棒，露出略显迷茫的眼神。在古典式摔跤的预赛现场，坐着一群来自昌平的中小学生。他们的老师站起身来大声提醒：参赛者的父亲就坐在他们的身后！
那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他名叫常艾美（音译），五十二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皮肤黝黑，被太阳晃得眯缝着眼睛，随身带着农民常用的白色毛巾。他的大腿上堆放着那一天领到的免费物品：一面中国国旗、一面印着奥运吉祥物的小旗、一本英文的观赛手册。他还拿着一本小册子，指导大家如何观看古典式摔跤：“当摔跤手表现出高超技艺，或者得到高分时，观众应当热烈鼓掌。”
常艾美的儿子名叫常永祥，之前刚刚击败了雄霸跤坛的保加利亚籍世界冠军。常艾美正在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跟众多的农村人一样，他一拿起手机就扯开了大嗓门。“老大刚刚比完！”他大声说道。“赢了！什么？我说他赢了！”
此后一小时，他的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家乡的亲戚、朋友和记者。常艾美住在汉霸，这是河北省一个不到三千人的小村子。他们在自己那四亩多的土地上种植小麦和玉米，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1980年代，常艾美的一个侄子被选中参加摔跤比赛，最终成了全国冠军。之后，常艾美相信，自己天生一副大块头的儿子也应该有机会。十三岁时，他的儿子离开家乡，进入了县体育运动学校。他现在参加的是七十四公斤组别的摔跤比赛。我问常艾美怎么坐在了最后一排。
“教练不想让他知道我来这里看比赛，”他说道。“他们不想让他受到任何干扰，所以让我坐在最后面。”
他这是第二次观看儿子的摔跤比赛。观看奥运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三天前，当地的干部告诉他，他们有几张票，他可以拿到一张。其他的票分给了村党支部书记和县体育局局长，两个人都拿到了前面的好位置。常艾美的女儿在体育馆的外面等着；她没有拿到票。
手机又响了。“一个美国记者正在采访我！”他高声说道。“现在！美国人！”
两年前，他的儿子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参加过摔跤比赛。“他说你们美国人很好，”常艾美告诉我。“他还说你们那里很干净。”
当时正值上午，运动员们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比赛。中国摔跤选手在奥运会上只拿过铜牌；没有一个人闯进过决赛。常永祥那天早上参加第二轮比赛的时候，击败秘鲁选手取得了半决赛资格。当轮到他进行下一轮比赛的时候，我来到了看台的最边上。他的父亲还一个人坐在那里。
常永祥将对阵名叫奥列格·米哈洛维奇的白俄罗斯选手。整整一个上午，观众们的呼声越来越高，现在他们终于齐声呼喊：“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几乎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人把常永祥摔出圈外获得四分，由此赢了第一局。但随后常永祥似乎精神大振。他体格强健，大腿粗壮，方形下巴。他黑发林立，每完成一次抱摔都像野牛一般猛甩头发。第二局，他扳平比分，全体观众站了起来。来自昌平的中小学生高声喊叫，使劲拍打着充气棒。
他们身后的常艾美仍旧坐着。他跷着二郎腿，仿佛经过一天的劳动正在藉此放松，那一堆物品依旧整齐地码放在大腿上：毛巾、旗帜、小册子。自比赛开始以来，他没有挪动过半块肌肉。他的视线集中在远处的垫子上，一句话也不说。但我听见了他的呼吸声——平稳、平稳、平稳。第三局，白俄罗斯人率先得分。深呼吸，深呼吸。比赛继续，常永祥被压倒在身下；他挣脱出来，得了一分。吸气——差不多是倒抽一口凉气。又得一分，比赛结束，裁判举起了常永祥的手臂。
之后，常永祥输给格鲁吉亚人，拿到了银牌。不过，他在半决赛那天骄傲地离场，因为他是中国古典摔跤史上成绩最好的选手。人群中一片欢腾——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看台的顶端，常艾美安全地躲在众人的视线之外，依旧表情轻松。他一言不发，直到掏出手机。“喂！”他大声说道。“他刚刚又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