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一夜，魏子淇跟另外两个邻居一道在当地设起了路障。路障是一条横跨道路的绳子，村民们还带来两块木板，用中英文写上了“停”和“stop”。两位村民穿着蓝白条的圆领套头汗衫，胸部印着“beijing2008”字样。他们的村子三岔离首都只有九十分钟车程，在此万里长城向华北平原的两端蜿蜒伸展。路障边还有一张纸，上面用英文写着：“请支持我们保护万里长城。本段长城不对外开放。”
根据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bocog）的说法，该地区一共活跃着一百七十万名志愿者。最容易找到志愿者的地方莫过于奥运项目举办场所和机场、城区的十字路口，这些地点的志愿者由会讲英语的大学生担任。城区的志愿者们身着奥运会官方合作伙伴阿迪达斯提供的服装，该公司提供灰色的裤子、全新的跑鞋和天蓝色t恤衫，全都由一种叫做climalite的高科技材料制作而成。不过，在农村见不到climalite和企业赞助。这是丈量差距的一种方式——首都以北，发展的势头逐渐弱化，志愿者们的行头也随着越显破败。climalite被廉价棉取代，运动鞋不再是标准配置，阿迪达斯商标更是难觅踪影。很多农民只戴了一个红袖章，他们得把那件新衬衫省下来，用到比奥运会更为重要的场合。
不过，农村地区的志愿者们也十分勤快。三岔的人口不到两百，但全村挑选了三十位村民到路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守。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魏子淇开车载着我回到村子，一路上经过了另外两个检查站。我们还经过了一处快要风化成齑粉的明长城瞭望塔，一个孤独的哨兵守在这里，手臂上戴着绿色的袖章，上面写着“长城保洁员”。在距离村子十公里远的渤海镇，我去派出所进行了登记。奥运会期间，政府禁止外国人在这里的乡下过夜，不过我是个例外，因为我自2001年起就在村子里租了一套房子。“别去爬长城就行，”警察这样告诫我。他说大型的旅游景点已经全部开放，但其余地区一律不得入内。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摞警察手册，名叫《恐怖预防手册》。就在闲聊的时候，我随手翻到一个章节：“如果卡拉ok歌厅遇到恐怖袭击怎么办？”
对中国来说，2008年是自1989年以来最为多事的一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海外的民运人士干扰奥运火炬的传递活动，引发国内爱国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弹。5月，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导致六万多人丧生。最近，新疆的武警又遭到严重袭击。一系列事件加剧了奥运年的紧张气氛，不过我不太明白，长城怎么会引起大家的担心。“他们担心外国人，这些人可能想鼓吹西藏独立，”魏子淇告诉我。“他们不允许外国人拿着标语或其他东西上长城。”
原来是担心拍照——担心有人在中国最为独特的建筑物上打出政治标语并拍照留念。政府还担心外国人到偏远地方攀爬长城，万一受伤就成了媒体上的负面消息。为此，政府在当地动员了五千多人，当然，中国农村有的是劳动力。这些志愿者都有报酬。这是农村和城市的第二个区别，因为城市里的爱国学生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祖国的奥运工作。农民们对此的态度实际得多；除了免费的t恤，农村的志愿者每个月还能拿到五百元钱。在人均年收入只有八千来块的三岔村，这是一大笔钱。
不过，魏子淇并不觉得奥运会代表了意外之财。他和他老婆是村里少有的经营户，开着一家小餐馆和几间客房，目前他们失去了从城里开车到乡下度周末的消费者。自7月20日以来，政府开始限制轿车的使用，目的在于改善首都为人所诟病的空气污染问题。这一制度通过号牌加以实施：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只能单日出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只限双日上路。这极为有效地限制了隔夜出行——如果有人开车来村子并停留超过当日午夜，他就得在这里多待二十四个小时。
我从来没听见魏子淇对奥运会有过任何抱怨，他也没对据认为会对长城形成威胁的抗议分子表现出任何恨意。但对北京的中层或上层居民而言，他们的反应要有感情得多——他们对于奥运会的举办颇感自豪，很多中国人对于破坏火炬传递的行为深感厌恶。不过，农村人深知自己能够掌控的十分有限，尽管这会对村子带来一定的影响。三岔村没有一个成年人计划观看奥运会。我问魏子淇和他的家人是否愿意陪我去看几场比赛，他这样回答道：“我不想去。”
“为什么不？”
“我们不能去城里，”他回答道。“他们现在不希望很多人拥到那里去。”
我让他放心，持票观赛的人都会受到欢迎。
“没有必要，”他说道。“我们可以看电视。”
开幕式的前一夜，我跟他和其他几个村民看守路障。魏子淇的值守时间是晚九点至次日清晨六点。一共只过了两辆车，全都是本地村民。之后，两辆车都掉头朝着进城的方向开走了，因为号牌是单号。简直就像是“灰姑娘”——午夜钟声一旦敲响，谁都不愿意还在路上奔忙。
在路障值守的另一位志愿者名叫高永福。“布什总统刚刚到了，”他一边捣鼓着小收音机一边大声说道。“他已经到北京了。普京也到了。”他继续说道：“一家美国公司获得了奥运电视转播权。全世界的转播权哦！就算中国想转播，也得找这家美国公司。”
第三位志愿者是一位名叫薛金莲的女子，她觉得这样的做法很不妥。“中国转播什么它怎么管得了，”她说道。
“对，人家肯定管得了。”
“我觉得不行。这是在中国！”薛金莲沉默了一会儿。“中国人天生聪明，”她终于又说道。“问题是没有钱。你看人家美国，很多顶尖的科学家都是中国人。我们这里聪明人不少，可如果钱不够，人家终究要走的。”
村民们的闲聊似乎戛然转了方向，颇像老鹰遇到了看不见的气流，不过他们终究会回到某些话题上来：食物、天气、金钱。高永福跟我们说起了天气——云层很厚，但他说政府不允许明天晚上有雨。“他们可以让其他地方下雨，”他说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反正是高科技。”
眼看临近午夜，他们还在说天气的事儿，于是我起身回屋子睡了。后来，我听说8月8日凌晨两点钟左右，有第一辆车驶过了路障。车牌尾号是“2”——驾车的北京市民决意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二十四小时。同一天，政府向天空中发射了碘化银弹，以保证开幕式期间绝不下雨。凌晨五点，我因为时差醒了过来，又回到了路障。路障边上，魏子淇正坐在自己的车里呼呼大睡，晨光洒在了军都山上，如此宁静的场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让那一天不同寻常。
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我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889号航班从旧金山飞到了北京。该航空公司是美国奥运代表队的赞助商，旧金山的登机闸门已经有了赛前氛围：大家在出发线前挤作一团，随即自然而然地分散成各个小组。美国女子垒球队来了，花样游泳队也来了。美国场地自行车选手集中在了可以俯瞰停机坪的窗子边上。两位伯利兹选手穿着相同的黑绿相间运动服。委内瑞拉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是一位老者，打着蝴蝶领结，拄着一根拐杖。电视台的人很容易辨认出来——个子高大的金发女子皮肤光洁，手里拿着黑莓手机。著名的体育节目解说员吉姆·格雷将为全美广播公司全程主持奥运节目，此时正在航站楼里来回地踱步，避免跟任何认出他的人进行眼神交流。
一旦登机，团队立马土崩瓦解。电视工作者们跟着委内瑞拉奥委会委员一同消失在头等舱和商务舱。坐在经济舱里的两位伯利兹运动员一言不发。美国运动员绝大多数乘坐的是豪华经济舱。垒球队坐左侧，自行车队和花样游泳队坐右侧；如果这不算是压舱石，至少也很类似。“联合航空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欢迎所有运动员登机，”飞机一起飞，机上广播就传来了飞行员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我在此转达女子垒球队的意思，”他说道。“她们想说的是：‘祝所有穿着紧身衣的男同胞们好运！’”
自行车队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穿着白色压缩式贴身紧身衣，外面套着t恤和热身服，每过一会儿便有人站起身来，到过道上踱几步或者伸伸腿。889航班成了他们的室内自行车赛场：走到卫生间，在舱门处掉头，低头从垒球队边上走过，再折回伯利兹队座位处。就在这一来一回走动中，迈克尔·弗里德曼与我迎头相遇，他计划参加两星期之后的男子场地自行车赛。他是一个友善的人，二十五岁，蓄着棕红色头发，胸部粗壮。“这样可以防止淤血，”当我问起压缩式紧身衣和来回踱步时，他这样解释道。“我们不可以坐得太久。”
飞机飞行了十三个小时，我们在北京机场的第三航站楼受到了身着climalite的志愿者们的欢迎。同时还有美联航的代表向所有的美国运动员分发信息单。除了其他事项，信息单就奥运志愿服务进行了专门提醒：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与各自的代表队或本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走散，因为我们发现，北京奥运会的部分（身着蓝色制服的）志愿者有心帮忙，但却带着部分运动员走散了。
其他的要点性提示略带不祥的语气：
请注意：边检人员通常会在不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拿走你的护照和奥运会身份与注册卡。
运动员们默不作声，全都聚成一堆，活像暴风雨来临前待在空旷地带的牛群。四位自行车运动员戴着口罩，鼻子和嘴巴都被遮了起来，仿佛穿了一副盔甲。迈克尔·弗里德曼说，口罩是运动队发放的，主要是考虑到北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有人说我们应该戴口罩，”他说道。他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其他运动队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不过，他们也没穿压缩式紧身衣。“我想，没有必要冒风险吧，”弗里德曼一边耸肩，一边对我说道。
自行车运动员们通过行李检查和海关的时候仍旧戴着口罩。电视工作者们早就守在出口处，他们这番模样一出现就引起了短暂的骚动。不到一天，这帮运动员就通过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发表了致歉信。致歉信上写着：“我们并不想侮辱北京奥组委，以及众多竭尽全力改善北京空气质量的其他人士。”我来到三岔村值守路障的那一天，致歉信登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头条：
京城传递火炬，市民热情高涨
普京盛赞奥运准备工作
美国自行车选手就戴口罩行为作出道歉
开幕式后举行的第一项比赛是公路自行车男子组的比赛，这也是少有的不要入场券的比赛项目。比赛的起点设在城区，蜿蜒向北出城后，一路向长城进发。雍和宫门前的整条街道和人行道之间设置了金属路障。工作人员穿着climalite，相互间隔十余米。还有t恤上印着“首都公共秩序维护者”的本地志愿者。围观的人群里充斥着便衣警察。在中国，便衣的外貌特征非常明显：三四十岁的魁梧男子，穿着纽扣式衬衣、黑色裤子和廉价皮鞋。他们几乎清一色留平头。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溜达，盯着固定的目标。为了敷衍了事的掩饰作用，比赛围观人群中的便衣警察也分到了小国旗，只是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使劲挥舞。他们拿着国旗的手靠近臀部，仿佛握着武器随时准备射击。
有两个人在人行道上下着象棋。他们围着一块木板相对坐在小凳子上，对越来越多的围观人群毫不在意。两位棋手即便注意到了便衣也没有表露出任何神情——对此，北京的居民们早就习惯了从容面对。这里是棋手的地盘：上有大槐树，后有八达岭皮鞋店。其中一位棋手张永林是这家店铺的老板。他的对手是一位退休的汽车机械师，名叫张有志。两位棋手并不沾亲，当地人称他们小张和老张。自行车赛开赛前四十分钟，一位志愿者要他们赶快搬走。
“等我们下完这一盘，”老张说道。
他手里有一把印着黄色题字的扇子，他握着扇子打着手势，轻轻一挥表示这盘棋很快就要下完。这位志愿者的等级不高——没穿climalite——只是耸耸肩便走开了。几分钟后，北京奥运会的正规志愿者走了过来。“你们要搬走，”他说道。“这里要举行自行车比赛。”
“我们知道，”老张说道。“这一盘马上就下完。”
这一次挥动的扇子更带有藐视。年轻的志愿者似乎并不愿意招惹这样的老人，于是棋赛继续进行。至此，棋盘周围聚拢了七个人，其中一个人告诉我，老张是附近一带下得最好的棋手。在中国，象棋也是一个体育项目：跟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和中国篮球协会一样，中国象棋协会受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领导和管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还管理桥牌、围棋、飞镖和中国拔河协会。也许这样的体育运动观含混不清，但有助于人们把体育总会想象成广义的竞技性娱乐活动的组织单位。在这个伞状组织的领导之下，有些协会存在的目的主要就是到奥运会上跟外国人较量。所以，中国人在某些非普及项目上的成绩出类拔萃，并于2008年在普通民众很少接触的项目上取得了那么多块金牌：射箭（一块金牌）、帆船（一块金牌）、射击（五块金牌）、举重（八块金牌）。他们在皮划艇项目得到一块金牌，对于中国人这种水上运输方式如同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战斧。这是官僚体制的胜利，谁都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天安门广场至长城脚下的范围内组织起一百七十万名志愿者，并根据其阶层和身份的细微差异用服饰加以区分，那么他们肯定能挑选出一名女子，并培养她夺得rs：x级的帆船帆板冠军。（她名叫殷剑。）
不过，跟官僚体制一样，象棋在中国的出现远早于奖牌举足轻重的时代。中国象棋确实有体育运动的感觉，观棋同样如此。这项运动甚至有固定的角色定位。一般至少有一位观棋者，每走一步他都要给出建议。另一位观棋者则会等着这一步走出后再下评论。这对观棋者而言是一种双人比赛——教练员和评论员——这样的双人比赛有时甚至能让两位棋手诉诸武力。不过，即便有武力，也直冲着棋盘而去。雍和宫前，老张和小张每走一步，都要把木质棋子砸得啪啪直响。
啪！
“我就喂你的马吧！”
啪！
“我要突围！突围！”
“对，对！这一步走得很对！”
啪！
“我让你捡个便宜！”
离自行车项目开赛还有二十四分钟，在三拨人先后吩咐两位棋手收手之后，小张终于举手认输。他耍起了北京范儿：把棋子狠狠地扔到地上，然后大声说道：“老张耍赖！”不过，他们随即又开始了第二盘。至此，已经有了十五名观棋者，其中包括四名身着制服的治安志愿者。间或，一个手拿国旗贴近臀部的便衣踱过身来围观上三五分钟。
老张下棋的时候，使用扇子的模样活像一位大师。他收拢扇子陷入沉思，每走一步便会得意地展开扇子。下至尾盘，眼看自己大势已去，他手中的扇子仿佛发怒似的不停扇动；不过，老人依旧一言不发。终于，他微笑着认输了。剩下不到十分钟的时候，他们终于撤掉了棋盘。
这时，人群朝着路障拥了过去，大街上已经空了好长时间。“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来的是轿车！”
“全是大众，”另一个人仔细辨认着。走在前头的，是车窗贴膜的黑色大众轿车。后面跟着驶来一辆警用摩托和一辆警用轿车，其后是一辆大卡车，上面的巨大平台可以像机关枪一样随意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