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老是够不着。他两次半途把球掉到了地上，第三次，姚明终于把他举过篮筐，但他持球还是过低。他名叫孙浩轩，四岁，体重五十二斤。最近一家广告公司为征集眼睛又大又黑的圆脸小胖墩遍寻北京的各大幼儿园，终于选中了他。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中国的城市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始终执行，不禁让人回想起质量守恒定律：孩子越少，稚气越多。大人们往往把这样的小孩称作小胖子。“小胖子，准备！”无论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孙浩轩，导演都会大声吆喝。“让小胖子退后两步！”
我们位于北京电影制片厂，姚明正在这里为中国联通拍一部宣传片。脚本很简单：小胖子遇到身高二米二六的篮球运动员，运动员举起小胖子，小胖子灌篮成功。脚本里没有的是小胖子的行为。他一有机会就四处乱动，有时候直接指着姚明，并以发现新大陆的口吻叫道：“姚明！”整整半个小时，片场里的大人们——摄影师、助理、技术人员——全都心照不宣地动起了针对他的歪点子，在第四次重拍的时候，姚明一个趔趄，不经意地让小胖子的鼻子撞上了篮筐。
接连传来几下响声：篮球轻轻地落下——嘭，嘭，嘭——接着是小孩子嚎啕大哭的声音。
小胖子的妈妈急忙跑了过来，姚明耷拉着肩膀无助地站起身来。他大口地喘着气。有人擦了擦小胖子的脸——没有出血，没有犯规。再次重拍的时候，他终于灌篮成功，四周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姚明踱步来到我所站立的场地边上，用英语说道：“举重训练。”
他刚在休斯敦火箭队完成了激动人心的新秀赛季。现在正值夏季，这位二十二岁的中锋队员回到中国只有一个目标：带领国家队取得奥运会区域资格赛，也就是获得亚洲篮球锦标赛的冠军。中国通常主宰亚洲篮球，但今年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的第二号球员王治郅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从美国赶回来。姚明则高调地卷入一起官司，中国新闻界对此的理解是个人权利和国家利益间的冲突。姚明的世界慢慢地一分为二：运动固然神圣，但球场外却是旋风一般的干扰，既让人烦恼又难以捉摸。我上一次在7月份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他跟中国队一起住在海滨城市青岛的一家宾馆，该市正在主办对阵美国篮球学院球队的一场表演赛。姚明没有参赛——训练的时候，他的眉骨因为被队友撞伤而缝了八针。赛前，中国联通的代表正拿着数码录音机指导姚明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将被作为手机短信的提示音出售给联通的用户们。“起床了，懒虫！”姚明顺从地说道，就在这位女代表要他重复一遍的时候（“再着重一点！”），他包着纱布的眉头渗出了血液。
那天晚上，中国人差点就输掉了比赛——他们在最后一节未能抵御住这个美国草台班子的全场紧逼。“我认为中锋应该跑回半场来抵御对方的进攻，”比赛结束之后，姚明在宾馆房间里对我说道。刘炜是中国的控球后卫，也是姚明最好的朋友，此时正四仰八叉地摊倒在床上。姚明坐在另一张床上，床草草地进行了加长：床头有一个铺着毯子的木柜子。我们都讲英语；他谈起了网上看到的nba季后赛新闻。回到中国之后，他还一次也没跟休斯敦火箭队的队友们通过话。“你听说过罗德曼的事儿吗？”姚明问道。“他可能会回来。我不相信湖人队居然挖来了佩顿和马龙。我不相信他们只拿出了四百万美元。如果科比状态没问题的话，那就有点像梦之队了。”这些名字让我听起来有点怪异而且恍若隔世——马克·库班、大鲨鱼奥尼尔、基里连科。“ak-47，”说起这位在犹他爵士队担任前锋的俄国人安德烈·基里连科，姚明用到了体育资讯中的绰号。一听到这个词语，姚明就像孩子般笑了起来。“ak-47，”他又说了一遍。
姚明刚出生的时候有九斤多。他的母亲方凤娣身高一米八八；他的父亲姚志源身高二米零八。他们俩都打过中锋：他为上海市篮球队打球，她则效力于国家队。中国的运动型夫妻并不鲜见——正与姚明约会的叶莉身高一米九零，是国家女子篮球队的前锋。姚明小的时候，他家楼上住着姓沙的一家，父母均是上海市篮球队的控球后卫。“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通过篮球组织介绍认识的，”姚明儿时的朋友沙一峰告诉我。“在过去，组织就是这样来关心你的生活。”
目前，姚明的父母都已经五十出头，身材修长、满头黑发，举手投足间无不显露出运动员曾经的体魄与自信。不过，他们说起篮球的时候却明显地透出超然和冷静。他们俩小的时候都没打过篮球，体育运动在196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属于次要行业。随后，官员们逐渐恢复国家的体育运动体系，挑选符合身高要求的人来填满篮球运动员的花名册。姚志源十九岁才开始打篮球。方凤娣被发掘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实话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篮球，”我在上海拜会他们的时候，她对我这样说道。“我想当舞蹈家，或者是演员。”到1970年，她跟随国家队满世界地参加比赛。“我从没想过自己想要这样或者不想要这样，”她告诉我。“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这是我的工作。”
在中国，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属于舶来品。像武术和气功之类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具有运动性的同时，也具有美学性和精神性，因此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现代体育”始于1839年至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此后的数十年间，随着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通商口岸站稳脚跟，他们建立的学校和慈善机构引进了西式的竞技性体育项目。美国传教士在19世纪末把篮球带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人正致力于抗击外国统治，随后他们便把体育项目作为一种反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不公正待遇的象征手段。目的就是要用外国人的体育项目战胜外国人。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依据苏联模式建立了全国性的体育运动训练体系。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被录取到专门的“体育运动学校”。
姚明上一年级的时候就比自己的老师还高。到三年级的时候，他的身高已经达到一米七，上海市徐汇区体育运动学校挑选他参加了课余篮球项目的训练。我最近拜访了姚明的第一任教练李章明，他跟中国传统的教育者一样，说起自己曾经的徒弟时丝毫不带感情。（“他不喜欢篮球。他个子高，但动作慢，不协调。”）交谈结束，我到徐汇区体育运动学校经常进行训练的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的篮球场溜达了一圈。我发现有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正在练习篮球；过了一会儿，我向名叫陶艳萍的高个子教练做了自我介绍。
“我跟姚明的母亲是队友，”陶艳萍说。“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记得送了他们毛巾和热水瓶——那个时候送新婚夫妇的都是这样的东西。看见那个女孩了吗？”——球场上个子最高的小女孩，满脸通红——“她的母亲也是我的队友。她现在上三年级。她的母亲身高一米八三，进过国家队。”
我问陶艳萍，她怎么录取学生。“我们一般去学校，首先看孩子们的身高，然后看他父母的身高。”
两个小时的训练主要是控球练习。陶艳萍看得很仔细，不时向队员们大声地发出指令。（“小燕子，你这是在带球走！谁教你的？”）训练快结束的时候，身材高大的父母们突然出现在了球场边。“我之所以让她参加训练，是为了她的身体好，”身高近一米八三、名叫张建荣的女子告诉我。她说女儿在学校上了一天的课，打打篮球对身体有好处，当然家庭作业更重要。跟我遇到的其他父母一样，张建荣是个中产阶级，他们谁也没表达过让自己的孩子今后从事体育运动的愿望。她们是一群篮球妈妈，生长在凭身高挑选篮球妈妈的国度——中国还没有财力为每一所公立学校都配备教练和体育器材。
相反，国家体育运动策略的关键在于提前选拔，并集中训练相对具有运动潜能的少数人群。这样的制度在体操和跳水之类群众参与度不高的程序化体育项目上被证明非常有效，但如果说到篮球，那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弱点。美国的社区联盟十分普遍，学校教练非常充足，运动员可以从众多参加者中像金字塔那样层层筛选。以阿伦·艾弗森为例，他凭着超人的热情和创造力一路升至巅峰，可如果阿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人来他的家乡进行选拔，选拔者只会发现他没有父亲，母亲个子矮小，十五岁就生下了他。重要的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培养出伟大的男后卫——这个位置要求的不是身高，而是技巧和热情。目前在nba打球的三大中国球员都是中锋，其中有两人还属于第二代。中国国家队总是在关键比赛中掉链子，这一点尽人皆知，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控球很不流畅。球员们似乎很少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其个性也并非是在真正的竞技中形成。哪怕以自由市场为标志的改革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诸多产业，但体育运动这个圈子依旧维持着计划经济：安排周密，职业稳定。有一次我问姚明，十年后有多少中国人会进入nba，他说只会有三到四个。
姚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始终强调，篮球是一种爱好，而不是一种职业。他从小就喜欢历史、地理和考古。“我小时候总想着出名，”姚明曾经告诉我。“我想当科学家，或者政治家。这都没关系，只要出名就行。”到了六年级，他长得比母亲还要高。他读初三的时候身高超过了父亲。此时，他已经跟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俱乐部签了约。长到十七岁，身高达到二米一九的时候，姚明加入了中国国家篮球队。他的亲戚朋友告诉我，他的父母亲直到此时才认可了他的职业运动员身份。
有一次我问方凤娣，她是否记得有什么场合，让自己第一次感觉到篮球激发了姚明。只有这次，她在谈论体育运动的过程中露出了笑容。我觉得她是在谈论她自己——这个女人曾经梦想当舞蹈家或演员——而不仅在谈论自己的儿子。她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哈林篮球队来上海表演。票很不好弄——我只找到两张。他们打球既不为竞技，也不为工作。我记得当时这样想过，美国人很善于从中寻找乐趣！那些队员从事的是普通的运动项目，但他们把它变成了别的东西——表演。之后，我看得出来，姚明受到了激励。那一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中国大陆转到美国高水平篮球队的第一位男子运动员是马健，1990年代他在犹他大学打了两年的前锋。马健发现，犹他大学队举行的赛前会议上，一位助理教练在使用战术板的时候，有时会在对方球员的名字旁写上“w”或“b”。“白人球员都是投手，”我最近跟他在北京见面的时候，马健这样向我解释道。“如果他写的是‘b’，我们就知道那些人是身强力壮的家伙。”马健从未看见板子上写过“c”。1995年，他参加了洛杉矶快船队的选拔赛。“我在季前赛一登上球队的飞机就发现，黑人和白人各坐一边。我看了看自己——我应该坐黑人兄弟这一边，还是白人那一边？终于我下定决心，只管打球。”
2002年，姚明以nba选秀状元的成绩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此后不到一周，联盟里便有人发表了颇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讲话。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nba的主力中锋沙奎尔·奥尼尔说：“告诉姚明：‘chingchongyangwahahsosupsmallid="filepos464159"/small/sup。’”奥尼尔的这句玩笑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在次年的1月被人旧事重提，《亚洲周刊》的一位专栏作者为此对奥尼尔进行了抨击。
奥尼尔和姚明还没来得及在球场上见面，这篇专栏文章已经在媒体中掀起一阵狂怒。不过，姚明平息了这场争议。“两种文化在相互理解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他说道。“中文很难。我自己小的时候就老学不好。”nba随后发布公告指出，联盟球员来自三十四个不同的国家。等到比赛开始，问题也不再是问题。火箭队凭着加时赛的四分取得胜利；奥尼尔的表现优于姚明，但这位来自中国的中锋一开始便表现出色，不亚于其他人。事后，奥尼尔告诉媒体记者：“姚明是我的兄弟。亚洲人民都是我的兄弟。”
那个赛季，我抽出一个月里的大部分时间追随着姚明的比赛，有人不厌其烦地拿奥尼尔的事情老话重提。我采访到的黑人球迷没有一个人说姚明的坏话——很多人觉得他给美国的体育运动注入了新鲜的成分。“跟以往不同，人们总是这样说，啊，那个运动员是黑人，所以他才有那样的步伐，或者那是个白人，所以他才有那样的投篮姿势，”正在亚特兰大全明星赛担任理疗师的达利斯·胡珀对我说。“我们好像多了一种选择。”
姚明在休斯敦火箭队的队友华金·霍金斯对这样的说法深表赞同。“不同于人们原来的想法，支持某个人是因为这个人是黑人，或者是白人，”霍金斯告诉我。“大家之所以支持他，只因为他是个人。”
霍金斯对这种外来者角色并不陌生。这位加利福尼亚州林伍德土著在1997年时被nba拒之门外，他于次年辗转来到中国的内陆地区重庆参加职业篮球赛。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地方，当我提及那里的篮球土话时，霍金斯不禁哈哈大笑。如果某位球员投篮“三不沾”，球迷会用四川方言高喊“阳痿”。如果要鼓励自己的主场球队，他们会齐声高呼“雄起”。
重庆很少有外国人，黑人更为少见。我问霍金斯当时如何应对这样的差异。“我一直觉得自己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传统，”他说道。“林伍德很靠近康普顿——我也算是正宗的康普顿人。关于那个地方有很多负面说法，无论我去到什么地方，这些负面说法总是如影随形。不过，我的童年很快乐。我妈妈把我养大成人。我要竭力表现出这一点。”
霍金斯小的时候，他一个叔叔把他引进了篮球世界。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还知道他不想跟我的家庭有任何牵连，”霍金斯说。“这样的经历确实悲惨，但我一直把它看成是动力。”他通过篮球结识了自己的妻子——两个人曾经参加过林伍德中学的篮球队，后来又一同加入“长滩州大”。
霍金斯说，重庆是他曾经居住过的最为崎岖不平的城市。他在中国台湾、日本和菲律宾都打过职业赛。他曾经随哈林篮球队出征各地。（“那一段经历确实让我受益匪浅。”）他曾经两次参加nba季前赛训练营，结果都被淘汰出局。2002年夏天，为了抓住最后的机会引起nba关注，霍金斯买来一架双头录像机，把自己在各地打球的经历制作成一盘集锦。休斯敦火箭队邀他加入训练营，在此他成为一名专司防守的球员，并击败其他球员，从而让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花名册。二十九岁的他成了联盟开幕阵容里年龄最大的新人。得知自己被球队选中的那一天，霍金斯一打通母亲的电话就嚎啕大哭。
成功的运动员无一例外都要离乡背井——一旦表现出色，你就要离家外出——而在迁徙的过程中总会失去某些东西。霍金斯带给球场的很多东西重庆球迷们是看不见的，无论是康普顿还是黑人单亲家庭，他们对此都知之甚少。霍金斯不过是个优秀的运动员，跟那座城市里的其他人迥然相异。我在附近的一座城市生活期间，总会在大街上遭遇二十甚至是更多人的围观。当地的一家夜总会曾经雇用过一位非洲的舞蹈演员，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与众不同能够招徕顾客。
姚明在首个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种种迹象表明，他终将成为主力中锋。但火箭队只给他安排了三十场比赛；起初他在美国的声誉主要来自其身高和场外形象。他对于公众的关注总是抱以幽默和优雅，并避开了美国体育界暗流涌动的种族紧张关系。他还满足了国家的说教冲动：美国人就算无法让中国人信仰上帝和民主，至少也把他们变成了nba球迷。在美国媒体的描述中，他是一位不带有威胁的、温和的巨人。
不过，他在跟中国媒体打交道的时候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姚明自加入nba以来首次被罚下场的洛杉矶之战惜败后，一位中国记者问他被科比在头顶上灌篮的感觉如何。姚明平静地回答道：“不要拿我自己都觉得很丢脸的事情来问我。”在一次全明星赛的记者招待会上，姚明穿着一件旧的中国国家队运动衫出场亮相，一位中国记者询问原因。“舒服一点，仅此而已，”他说道。另一位记者又问：“如果向所有年轻的中国球员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姚明这样回答：“如果就一句话的话，我说不了什么。”
即便姚明已经成为大家的偶像，但很少有中国人觉得他跟别的中国运动员有什么不一样。他打球的时候，脸上带着明显的快乐。他能在关键时刻罚篮得分，火箭队也慢慢学会了让他在咬住比分的关键时刻上场发挥作用。他时不时需要巧妙地引开中国媒体的爱国主义问题，仿佛觉得类似问题在球场上显得过于沉重。
中国人对于体育运动的动机如此具体、有限——民族主义、体校——以至于运动员很难征战海外。对绝大多数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而言，体育显得可有可无，即便他们生活在过去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休斯敦。这座城市估计生活着五万名中国人，加上相当多的越南华裔。休斯敦的中国人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年平均收入超过五万美元，高于该市的平均水平。
休斯敦的亚洲社区位于贝莱尔林荫道一带——这是一个长十余公里的中国城购物中心。2月，我花了两个下午沿着贝莱尔林荫道开车闲逛，一些标牌让我想起居于此间的人们正在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全明星防守型驾驶），另一些标牌折射着当地人取得的成功（中文书写的“嘉信理财”），还有一些让人立即联想到中国人（发廊林立——中国人对头发的态度总是一丝不苟）。但我一个篮球也没有看见。尽管大家都很热爱姚明，但他们告诉我，这个社区的孩子很少从事体育运动，他们全都忙于学习。我逛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位于“王朝广场”购物中心，名叫“国际体育网络”——店里却只出售网球用品。“中国人因为身材的关系，对于篮球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店老板戴维·张对我说道。“不过，你如果对姚明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安娜美容设计’的人问。他在那里剪头发。”
那并不完全是我要寻找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看他们怎么说。服务台后面坐着一位台湾女子。我问姚明是不是在他们这里剪头发。
她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我。“不，”她说道。“姚明不在我们这里剪头发。”
我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么‘安娜美容设计’有没有人去姚明的家里给他理发呢？”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她含糊其辞道。过了一会儿，经理走了进来。“这人是个记者，”她对他说道。“他想知道姚明的头发是不是我们剪的。”
经理瞪了我一眼。“别跟他说是我们剪的，”他说道。
接待员又说了一句，不过晚了整整五秒钟：“他会讲中文。”
我总共调查了三所防守型驾驶学校、三家书店、六家银行和十四家美容店——没有一家篮球店。在休斯敦的中国城，找姚明的理发师比篮球还要容易。
2月底，休斯敦火箭队踏上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海岸比赛之旅。他们此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将对阵华盛顿奇才队；两个队都开了会，力争打进季后赛，姚明有望获得“年度最佳新秀”提名。这是姚明和迈克尔·乔丹最后对阵的机会，因为乔丹即将退役并担任奇才队总管。
跟华盛顿奇才队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中国大使馆为姚明安排了专门的招待会。那是一个下雪的夜晚，我坐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大使馆。出租车驾驶员是个七十五岁的黑人男子，名叫威拉德·库珀，问我到那个地方去做什么。“我能想到中国人怎么看待他，”我一提到姚明，库珀便接过话头。“多年前，当杰克·罗宾逊还在打球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来到中国大使馆，中国美食和燕京啤酒早就摆好了——姚明签约之后，这家位于北京的酿酒厂就成了休斯敦火箭队的赞助商。偌大的会议厅挤满了人：外交官员和海外移民，亲华人士和市场专家。空气里飘荡着大家的交谈声。
“燕京啤酒付了六百万美元。他们的分销商是哈布鲁。”
“谁给签的六十年分销合约呀？不过，你知道，在中国人看来，这不过是产品流转。他们可没有什么品牌概念。”
“他在中国当了十五年的增值型球员。”
“实际上，我来自白宫新闻办公室。”
“你知道，安海斯-布希公司拥有青岛啤酒百分之二十七的股份。”
“他来了！你拍到照片了吗？”
“真难以想象，他竟然那么高！”
姚明伴随着掌声进入了会场。大使馆的兰立俊公使发表了简短讲话。他提到了乒乓外交，以及“体育运动在拉近两国关系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结束的时候，他说道：“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中国和美国将继续努力改善双边关系。”
身着灰色西服的姚明弯下腰来将就麦克风。他身后的展示台上摆放着来自唐代的陶马。一盏盏红色的灯笼悬挂在天花板上。姚明的讲话不到一分钟，根本没有提及中美关系。“这些红色的灯笼让我想起家乡，”他低声说道。“我从小对中国大使馆的印象就很虚幻，只在电影和电视里才看见过。”大家争着拍照，工作人员簇拥着姚明进入了里间。角落里，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漂亮的欧亚混血儿正在哇哇大哭。她的父母说，姚明就从她身边走过，却没给她的请柬签名。“他是她最喜欢的运动员，”她的母亲告诉我，还说这个收养的女孩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一位工作人员拿过她的请柬，答应给她弄到签名。
姚明在大使馆待了近两个小时。他离开之后，人们三五成群地徘徊着，一边聊天一边喝着燕京啤酒。等到深夜，我们见证了中美作风的差异分明——雷厉风行的中国客人们已经离去，美国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逗留着。我不知不觉站到了武官随员陈小工的边上。陈小工眼神呆呆的，不住地抚弄自己的手表。“那么多美国人知道姚明，真是奇了怪了，”他低声咕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