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鸣笛并加速。
b）减速并开启车灯。
c）鸣笛并保持车速。
355题.经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a）正常鸣笛。
b）比正常多鸣笛，以警示居民。
c）尽量不鸣笛，以免打扰居民。
第二起事故也不是我的错。我正驾驶在乡间道路上，一条狗突然从房子后面蹿出来，扑向我的捷达轿车。这种问题很常见——跟人一样，中国的狗对于汽车的出现还不太适应。我急打方向，但还是晚了一步，狗一下子撞到了汽车前方。当我和彤禾把捷达轿车还回去的时候，那三个人正坐在公司的评价表边上一起抽烟。“首都汽车”的每个人工作都非常棒：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验收捷达轿车的时候，王先生乐呵呵地注意到右转向灯的塑料罩子破损了。他问我撞到了什么东西。
“狗，”我回答道。
“狗没问题？”他问道。
“狗有问题，”我回答道。“死了。”
王先生笑得更欢了：“你吃了？”
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他自己就养狗，我还看见他在办公室逗自己的宠物狗。“不是那种狗，”我说道。“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
“哦，驾驶员有时撞死大狗之后，直接扔进后备厢拿回家煮了，”他说道。他收了我们两百元，以便买一只新的转向灯罩子——这点钱太少，没必要用保险，也没必要给美中拖拉机协会打电话。
申请驾照的中国人必须自费报读专业认定课程，而且至少要接受五十八个小时的训练。这意味着标准化的程度相当高，但大多其实取决于教练。教练通常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和套路，颇像旧时的武术师傅。魏子淇的教练不屑于带前厢的车辆，还强迫学员们每一次操作都从二挡开始。据他说，这更具挑战性；一挡只会把他们训练成懒人。我认识一位女子，她的教练不允许她使用转向灯，因为这会干扰其他驾驶员。我妻子彤禾决定学习驾驶手动挡汽车，便在北京请了一位私人教练。我对这种做法是否有效深表怀疑，但我知道谁才是明摆着的最佳备选教练，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彤禾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教练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把后视镜调向他自己。
“我怎么看见后面的东西呢？”彤禾问道。
“我会告诉你后面有什么东西，”教练说道。“你不用担心。”他俨然是蒙住徒弟双眼的武术权威：信任是迈向熟练的第一步。
我最近前往南方的丽水市公安驾校观摩驾驶课程。当地的汽车拥有量依然很低——过去六个月每一千户家庭只有二十户购置了汽车。不过，这一水平已经是头一年的两倍多，该市的工业经济已经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这家驾校一派忙碌，驾驶课程分为三个阶段：停车场、驾训场和上路行驶。
一天下午，我观察六名学员开始第一天的学习。唐教练首先掀开一辆红色桑塔纳的引擎盖。他一一指出这是发动机、散热器、电池。他给大家演示了如何拧下油箱盖。之后是车门——学员们一一练习开关车门。接着，他教大家识别仪表盘和脚踏板。学员们小心翼翼地围在桑塔纳边上捣鼓着各个零部件，那样子像极了盲人摸象。一小时后，学员们才被允许坐上汽车。他们依次坐上驾驶座，把没有点燃发动机的汽车从一挡拨到五挡。看到这一切，我不禁皱起了眉头。过了一会儿，我问唐教练：“这不是很伤车子吗？”
“不会，”他回答道。“没问题。”
“我认为如果不启动发动机的话，对汽车会有损伤，”我说道。
“完全不会有问题，”唐教练说道。“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在中国，不管哪种类型的教练都应该毫无疑问地受到尊重，这是一种传统，于是我决定不再开口。但这并不容易。学员们的第二步是在固定手刹的情况下练习使用离合器。汽车发动之后，他们挂上一挡，一边踩油门一边松离合。发动机在刹车的牵阻之下发出一阵阵怒吼，引擎盖跟着上下抖动。一天下来，桑塔纳的引擎盖上甚至可以煎鸡蛋，每当一位驾驶员踩一下油门，我的手心禁不住浸湿了汗水。我甚至听见了父亲的声音——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业余机械师，很少有什么事情会像漫不经心地糟蹋汽车那样惹他生气。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大家才被允许驾驶车辆。学员一共有四男两女，全都不到四十岁。每个人都交了二千五百元的培训费——在一个最低月工资只有五六百元的小城市，这可是不小的数字。学员中只有一个人家里买了车。其他人告诉我，他们总有一天可能会买车。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认为，驾照会令自己的求职简历增色不少。“就像游泳，人人都应该学会，”一位名叫王燕珩的学生告诉我。“今后的中国将会有很多人购买汽车。”他是高年级学生，修读的专业是信息技术。唯一家里有车（三辆）的那个人十九岁，主修社会学，她的父亲开了一家塑料厂。我问她家的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她用手指抚弄了一下桑塔纳轿车的车窗边框。“我家做的就是这种东西，”她回答道。
学员们在停车场待了十天，期间他们纯粹只操练三个动作：直角弯倒车入库，再反向操作一次，然后顺向停车。每天六个小时，他们就反复练习这三个动作。跟优秀的武术师傅一样，唐教练十分严厉。“怎么搞的？”一位学员撞杆之后，他厉声吼道。“今天脑子进水了吧！”“握排挡的手别松垮垮的！”他对另一位男学员大声说道。“再这样的话，你父亲不骂你才怪！”他有时候要拍打学员的手。严格禁止回头——哪怕倒车的时候，你也只能靠后视镜。
第二阶段是场地驾驶，这一环节的技能要求更加严苛。学员们需要在距离标线二十五厘米的地方停下车，并要在急弯路段通过障碍车道。最后一项技能是“单边桥”——一道高约三十厘米、仅比车胎稍宽的水泥埂子。学员们需要准确地校正车头，让两侧的轮子驶上水泥埂子——先左轮，再右轮。只要有一个车轮掉下，就算失利。十天时间里，学员们大多在练习单边桥，我问教练，这个项目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很难，”他回答道。
“对，我明白，”我追问道。“可在路上什么时候能用得着呢？”
“哦，比如通过有洞的桥面，轮子只能从一个地方通过的时候，那么这种技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中国人对于驾驶的想象力异常丰富——驾驶考试笔试题里全是这类情形。这些不太可能的情形显得十分可笑，但其详细程度让我不禁怀疑是否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身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279题.如果驾驶的车辆在铁路道口发生故障，你应该：
a）弃车于此。
b）想办法立即移开车辆。
c）暂时离开车辆，并找人修理。
经过十来天的道路训练之后，驾驶课程即将结束，我在最后一天又陪着他们上了一课。教练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学员们在一条双车道的乡村道路上轮流驾驶汽车。有几项规定动作他们必须要操练：从一挡换到五挡再换回一挡、原地掉头、红绿灯停车。他们之前已经学会，无论起步，转向，或发现道路上有任何物体，都要摁喇叭。他们看见汽车、拖拉机、驴车要摁喇叭，哪怕看见一个行人也要摁喇叭。有时候，同一驾校的两辆车相对驶过，他们更是欢快地摁着喇叭，仿佛在跟老朋友打招呼。到了中午，全班学员在一家餐馆吃饭，包括教练在内的每个人都喝了啤酒，接着继续开车。一位学员告诉我，他们头一天喝醉了，只好取消当天下午的训练。
整个训练过程中，没有多变的情景，不强调对于各种情况的应变能力。相反，学员们只学习和排练少数几种情景，并随后组合应用到城市道路的实际驾驶过程中。这让我想起中国孩子练习写字的过程：一开始总是无休无止地反复抄写特定的笔画，然后把这些笔画组合成汉字，再加以无休无止地反复抄写。在中国，重复是一切教育的奠基石，实际上每一种新的技能都在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授。中国人建造流水线工厂远胜于创新，这就是原因之一。
这也解释了中国人在驾驶方面的一些问题。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一位学员恳求我，让我把租来的车交给他开回驾训场地，说是为了多一点练习。经过一番相当愚蠢的思考之后，我答应了，结果证明那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十来公里。我两次大吼大叫，让他顺利通过盲弯；还有一次，我一把抓住方向盘，他才没撞上另一辆小轿车。他从不察看后视镜；只要看见移动的物体，他就摁喇叭。最糟糕的是他根本不使用转向信号灯。他差一点儿撞上一辆停着的拖拉机，又差一点儿撞上一堵水泥墙壁。最后好不容易回到驾训场地，我真想跪下去亲吻那道单边桥。
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总是这样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的回答是：“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驾驶的出租车和公交车，你们也敢坐。”一旦上了路，大家都不知道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我跟第三起事故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无法开车——我在长城徒步考察的时候摔伤了膝盖骨，我们经常租用的捷达轿车按照规定办理了移交手续。尽管跟着一位本地汽车教练做了一段时间的蒙眼弟子，彤禾对于自己开车还是底气不足。一天下午，她要我陪她出去办点杂事。我架着伤腿坐在后座，她每熄火一次我就要给一次建议。（“多给油！”）天上下着雪；路上的车很多；我们在各大商店进进出出了两个小时。最后一站，我妻子刚转动钥匙，捷达车径直撞向了一堵砖墙。
我赶紧说道：“踩离合。”
传来了一阵嘎吱声，但我们没有检查车辆；此刻我们都急于回家。来到雍和宫附近，我们正等着进行当天的最后一次左转弯，一辆小轿车撞了上来。小轿车的驾驶员往我们边上倒了一下便开走了。我根本顾不上摸拐杖，靠一条腿跳到了车外。还好，交通完全堵死，我只跳了七步就逮住了他。我使劲地拍打着玻璃：“你把我的车撞了！”
驾驶员抬起头来，满脸诧异：一个独腿老外一边上蹿下跳，一边使劲地拍打玻璃。他钻出车来一个劲地道歉，说自己没有感觉到撞击。我跟他一起查看了捷达车——左后轮上方有新鲜的剐蹭痕迹。他说道：“我赔一百。”
在中国，人们遇到小事故的时候，通常在大街上用现金当场解决问题。这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标准程序——我曾经见过两个小孩子玩游戏，他们用自行车相互猛撞，并大声喊道：“赔钱！赔钱！”
彤禾用手机拨通了“首都汽车”。听说我们又出了事故，王先生的声音听上去一点儿都不惊讶。他只说了一句话：“要他赔两百。”
“太多了，”那个驾驶员说道。“这只是小剐蹭。”
“这又不是我们定的。”
“那么，我们只有通知交警了，”他说道，但很明显他并不想真的这么做。十几个路人围住了布满积雪的大街上停着的这两辆轿车。就中国的交通事故而言，围观者与其说是观众，不如说是陪审团，一位中年妇女弯下腰查看了剐蹭的痕迹。她直起身来说道：“一百元够了。”
“这关你什么事儿？”彤禾大声问道。“你会开车吗？”
五十步笑百步，不过我什么也没说。老婆的话肯定是正确的，因为那个女人再也不说话了。不过，那位驾驶员还是不愿赔两百。“要不要一百五算了？”彤禾用英语问我。老子说得对：一个在雪地里拄拐的人不可能为了租来的捷达车有一点剐痕就长时间地讨价还价。那天晚些时候，彤禾带着钱去还车。王先生发现又破了一只灯罩，那是她在砖墙上撞的。他乐呵呵地问道：“这次又撞到什么了？”撞到小狗那一次，我赔了二百元；这一次他只要了五十。一定是我们在雍和宫附近干得漂亮，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特价。
第四起事故完全是我的过错。那是我在中国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驾驶捷达轿车——我已经买好了第二天一早飞往檀香山的单程机票。前去还车的路上，我遇到了交通拥堵，尖利的喇叭声此起彼伏——这样的喇叭声意味着：“让我离开这里吧！”停在我前面的出租车瞅准一个缝隙，径直挤了出去；我跟着挤了过去；他一下停住了；我没停住。
我们都下了车。我看一眼就皱起了眉：两辆车都有剐痕。“一百元，”我说道。
“开玩笑？”那个人大声吼道。“至少两百！”
突然间，我觉得厌倦透顶。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年，开了六年的车，听到的喇叭声比巴别塔还要多——“让我离开这里吧！”那个人愤怒得口齿都不利索，说修补被剐蹭过的保险杠要花很长时间，但我想不出应该如何回答他。“就一百，”我又说了一遍。
一群人围了过来，出租车驾驶员充当起了陪审员的角色——剐蹭很明显；他每天开车的时间很长；修车要花时间。接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上前一步抓住了他的手臂。“收下吧，”她轻声说道。驾驶员低头看了看她——她的身高不超过一米五——然后便不再说话。我把钱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还是一言不发。
来到“首都汽车”的停车场，王先生用手指摸了摸剐痕。“没问题！”他说道。
“你看，我赔钱没问题的，”我说道。
“你是我们的老顾客，”他说道。“算了吧。”我们握了握手，我在前台跟他告了别，他在那幅永恒的告示牌下面抽起了香烟：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