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伊丹十三愈加直言坦率。五年后，他从自己的办公室楼顶一跃而下，结束了生命。他留下纸条，说自己因为陷入绯闻猜测而心智错乱。不过，阿德尔斯坦在引述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帮派成员提供的资料之后，撰写报道说该电影制作人是被迫在那张纸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跳楼自杀的，警方很可能把这件案子认定为故意杀人。那位研究有组织犯罪的美国律师告诉我，有些帮派组织的专长便是把杀人案伪装成自杀案。“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因为爱面子而自杀，因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日本人都这么做，”他说道。“但现在一听见有人自杀，我就会怀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在《读卖新闻》工作的阿德尔斯坦开始对后藤忠政展开调查。一切进展顺利，直到他的线人——一位外国妓女——突然失踪。阿德尔斯坦确信她已经被人谋杀，并随即被这起案件弄得心神不宁。他此前娶了一位名叫直的日本记者，并有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过，阿德尔斯坦很少在半夜之前回家，因为大家认为日本的犯罪报道记者应该跟警察和其他线人一起抽烟喝酒。有时候，他受到来自帮派的威胁；有一次他受到毒打，被打坏了膝盖和脊柱。跟许多罹患马凡氏综合征的人一样，他的心脏每天都要接受注射治疗。有迹象表明，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我摧残。他一直喜欢把自己的健康问题戏剧化——这是他一贯的形象——而他现在似乎已经真的做起了演员，扮演的角色是个麻烦缠身的犯罪报道记者。
几年之后，阿德尔斯坦和他的妻子都说，这段时间毁了他们的婚姻，也结束了他在《读卖新闻》的记者生涯。他说，这家报纸在跨越了某个阶段之后，便在关于后藤忠政的报道上畏手畏脚，因此阿德尔斯坦才要辞掉这份工作。直至今天，报社没有人愿意谈及他的任职经历；有些记者说他是个大骗子，还有一些人则说《读卖新闻》对于他的执着痴迷颇感不爽。不少人猜测，他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做事。来自具有竞争关系的报社的记者更愿意对他的工作褒奖有加，很多人指出，日本媒体对于惹恼后藤忠政这样的黑帮大佬的文章向来秉持回避态度。他们还说，《读卖新闻》对于阿德尔斯坦的离去非常生气，因为这违反了一贯的社团忠诚理念。
离开《读卖新闻》后，阿德尔斯坦继续开展调查，直至锁定后藤忠政的肝脏。对帮派而言，肝脏是身体的重要器官，是与小指不相上下的自残对象。很多帮派成员以注射方式服食甲基苯丙胺，污染的针头和文身都会传播丙型肝炎。此外，他们还抽烟酗酒。在帮派圈子内部，受损的肝脏是一块光荣勋章，像后藤忠政这样狂傲的武士当然要在回忆录里面吹嘘一番。（“我喝了太多的酒，足够毁坏三对肝脏。”）不过，这也意味着帮派成员经常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而警事信息渠道让阿德尔斯坦得知，后藤忠政在美国新换了一只肝脏，但他那包罗万象的犯罪记录本应让他没有资格获取美国的签证。阿德尔斯坦经过数月的调查后发现，后藤忠政和另外三名帮派成员早就是全美顶尖器官移植机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病人。后藤忠政之所以取得签证，是因为他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了一笔交易——他答应供出其他帮派的内情。
阿德尔斯坦于2008年5月在《华盛顿邮报》首先发表这篇文章，随后向《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提供了细节。吉姆·斯特恩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亚洲刑事犯罪企业调查小组的退休主任，他对这样的交易进行了证实，尽管他说这事后来功亏一篑。他告诉《洛杉矶时报》：“我并不认为后藤忠政给了警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斯特恩没有参与这项交易。）根据阿德尔斯坦在日本的警事信息来源，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收到过来自黑帮超过一百万美元的捐款。调查发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并没有不当行为，而医疗中心报告的捐款数目只有二十万美元，尽管它承认收到过其他礼物——后藤忠政给自己的主刀医生送了一箱酒、一块手表和一万美元。就在他接受肝移植的那一年，洛杉矶地区有一百八十六个美国人死于等待肝脏移植的过程中。文章见报前很久一段时间，后藤忠政的手下一直在联系阿德尔斯坦。他说自己受到过他们的死亡威胁，而另一个帮派的负责人提出给他一百万美元，要他撤下那篇文章。之后，阿德尔斯坦就处于东京警方的保护之下，而联邦调查局负责监护他早已移居美国的妻子和孩子们。
2008年，山口组正式开除后藤忠政。他接受必要的训练，成了一名注册的佛教禅师，这对于担心遭到过去同伙报复的前帮派成员而言并不鲜见。谋害禅师是一种造孽，哪怕他曾经指使过犯罪行为，并且据说至今仍掌控诸多忠实的追随者。后藤忠政禅师利用自传来讲述自己间接感受到的各种威胁。“我刚从生意场退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时间去追查那个美国小说家，”他以“恕我直言”的语气说道。“要是我和他相遇，那一定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估计要写‘后藤忠政正在追杀我’而不是‘后藤忠政可能会追杀我。’”
2010年，阿德尔斯坦雇了一位名叫猪狩俊朗的律师，以起诉后藤忠政的出版商并要求收回这一死亡威胁。猪狩俊朗参与了诸多针对黑帮的案子，其中包括对相扑比赛和职业棒球比赛的调查。2011年8月，这位律师前往菲律宾度假，结果被发现陈尸于房间，身边有一瓶安眠药、一套开箱刀和一瓶酒，他的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割痕。菲律宾警方的报告语焉不详，但日本的报纸多将死因报道为谋杀。在日本，后藤忠政的自传销量超过二十万册。2011年春季之后，所有的稿费都捐献给了海啸救援工作。
那一年春天，我去东京拜会阿德尔斯坦。他告诉我，他在此前一周已经被诊断患了肝癌。他参加的佛教禅师训练即将结束。阿德尔斯坦觉得，如果后藤忠政能够以此作为保护，他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他把自己当成佛教徒看待，喜欢“因缘”这个说法，尽管他对训练他的禅师说，他并不相信转世轮回的说法。“他说你不一定要相信，”阿德尔斯坦说道。“佛教看重的不是信或不信，它看重的是怎么做。”
他对癌症这一诊断结果既不惊讶，也不沮丧。他的癌症属于初期，东京一家诊所的医生正在对他进行乙醇注射治疗。他们告诉阿德尔斯坦，癌症可能与他的膳食有关，也可能与他多年抽烟喝酒有关，甚至可能与他自身的马凡氏综合征有关。然而，他的平和心态与其说是与他信奉的禅宗有关，还不如说与他所处的环境更有关系，因为每个人对肝脏问题都略知一二。一天下午，我们前往所在社区的警察所，阿德尔斯坦将诊断结果告诉了一个侦探朋友。“喔，你都快赶上帮派成员了！”那位警察说道。“你的身上是不是真有文身哦？”当我们见到阿德尔斯坦的一位刑事犯罪线人时，他说自己的帮派头领原本指望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换一个肝脏，但在阿德尔斯坦做了披露之后，只能前往澳大利亚寻找器官。（他后来从澳洲人那里获得了两个肝脏，但还是死了。）阿德尔斯坦的驾驶员偶尔会谈及他俩都认识的熟人的近况，说这个人的肝脏对乙醇没有任何反应，目前只能进行电波治疗。那位驾驶员自己的肝脏非常幸运——他曾经患有丙型肝炎，但采用的干扰素治疗非常成功。
这位驾驶员的名字叫做望月照雄，具有很长时间的刑事犯罪史。他十来岁的时候成为少年犯，直至被深感失望的父母送进当地的帮派组织。望月照雄加入稻川会，变成了吸食冰毒的瘾君子。他因为毒品犯罪四次被判入狱。现年五十多岁的他说，自己金盆洗手已经有二十多年。他身材魁梧，看不见脖子，脑袋尖得像颗子弹。跟我遇到的其他帮派成员一样，他的眼睛表情丰富，尽管我问起他的左手时，那充满喜感的眉毛一动不动。他平静地回答道：“遇到过一点小麻烦，我必须得失去一个小指头。”他在帮会办公室当着上司的面采取了行动。一位医生帮他止了血，但望月照雄拒绝接受末端神经治疗。“修复手指相当于收回自己的道歉，”他解释道。他说，帮派的这一传统跟古时候的武士仪式性地切腹紧密相关。他还说，日本的法律赋予九指者残疾人的身份，不过望月照雄同样拒绝申请——出于对自己断指道歉的敬意。
他认识阿德尔斯坦已经有十五年时间。我问他们一开始怎么认识的，他漫不经心地给我讲起来龙去脉，其中的细节仿佛是一个人每天都要遇到的事情。1993年，望月照雄的一个手下前去敲诈一家宠物店具有刑事犯罪记录的老板，于是老板杀害了这位帮派成员。据谣传，老板把这位帮派成员的尸体肢解并喂了狗。当时还是单身一人的阿德尔斯坦负责采访这起案件，他前去采访已故帮派成员服食安非他命成瘾的女朋友；当天他们就睡在了一起。一天，望月照雄前往这个女人的住处以示慰问，开门的是刚刚享受完床笫之欢的阿德尔斯坦。
我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但还是从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开始吧：“你对杰克先生的第一印象如何？”
“我的第一印象是‘真他妈的白痴！’”望月照雄回答道。“你就算找遍全日本，也找不到肯干这种事情的记者来。让我觉得惊诧的是，他显得无所畏惧。这个人太奇怪了。”
随后几年间，阿德尔斯坦和望月照雄成为了朋友。2007年，望月照雄被稻川会逐出帮派，起因是一件他不愿意谈论的内部冲突。第二年，阿德尔斯坦提出让望月照雄做自己的保镖兼驾驶员。“我并不想答应，”望月照雄告诉我。“后藤忠政是全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家伙，谁愿意接手这样的活。不过，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解释说，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只有九个指头、透过衬衫便能看出满身文饰的中年男人而言，东京的就业前景非常暗淡。他现在开着黑色的奔驰s600轿车——这是帮派的常用车型——带着阿德尔斯坦满东京转悠，每个月能挣到三千五百美元。这辆轿车是阿德尔斯坦从另一个帮派线人那里便宜买来的。
望月照雄没有携带武器。他说自己对于麻烦会尽量有所预见，他还操控着几个黑社会线人，随时掌握后藤忠政的情况。他告诉我，阿德尔斯坦的举止跟一般的日本记者迥然相异，后者非常小心，往往不愿意越过某些界线。“他不用考虑那样的禁忌或者界线，”望月照雄说道。“如果他是日本人，现在早就没命了。”望月照雄解释说，有些帮派很不喜欢阿德尔斯坦写的文章，但大家又觉得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讲良心，”望月照雄说道。“人们就欣赏他这一点。对于一个非日本人来说，这样的责任感十分罕见。”
阿德尔斯坦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东京之恶》，讲述自己参与警方行动的各次冒险经历，目前正在着手写作另外两本书。几年前，他替美国国务院开展过关于人口买卖的研究项目，现在是打击性交易的非营利项目“日本北极星”的董事会成员。间或，他会替有关公司做一些调查工作。研究日本有组织犯罪的那位美国记者告诉我，他第一次遇见阿德尔斯坦的时候，他的形象十分令人反感。不过，他对他的工作倒是印象深刻。“他是个手艺人，”他说。“他对于自己做得正确的研究项目感到十分自豪。”他继续说道：“正是在这些奇怪的事情上，大家发现这个白人已经尽可能地深入了日本社会。”
阿德尔斯坦严格地坚守互惠性和信息来源保护的规则，不过他也愿意尽一切办法来收集事实。他说，在自己的婚姻破灭之后，一位独身的女警曾经主动向他提供有关后藤忠政的文件资料，条件是要陪她睡觉，他答应了。在红灯区，他靠外国脱衣舞女收集信息，有几次当这些人遇到签证问题时，他把她们介绍给男同性恋的工薪族，后者需要老婆来提升自己在保守的日本企业内部的社会地位。阿德尔斯坦说自己的做法并不违反法律——他只是让这些人取得联系，并告诉他们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之后也可以自由地申请配偶签证，并在社团活动上出双入对。不过他承认，这种做法会吓到美国记者。“我陪线人睡过觉，”他告诉我。“我还做过几件与敲诈有关的艰难谈判。为了获取信息，我翻过垃圾桶。我愿意从有组织犯罪集团或反社会力量那里获取信息，只要这样的信息对我有用。”
至此，他扮演犯罪报道记者的角色已经太久，以致很难动摇这样的生活方式。只要我陪他出门，我们似乎总会伴着某位时尚漂亮的女人推杯换盏。整整五年时间，他在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了一套房子，不过总像是刚搬进去的样子：一到晚上，他就从壁橱里搬出一张床垫，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席地而睡。他用微波炉烹煮从便利店买来的速食当早餐，吃饭用的是纸质餐盘。我在厨房里数到了五瓶威士忌、四瓶伏特加和三只汤匙。没有餐桌；他坐在沙发上吃着外卖食品。他每点燃一支丁香香烟都要用笔在自己的手上做个记号，应该是为了减少抽烟的数量吧，尽管我有一次发现他在跟我前往接受癌症治疗的路上，一连做了六个记号。就在那一天，医生决定推迟乙醇注射，不过我不太确信阿德尔斯坦的身体注意到了这一天的差异。我们从医院径直赶往日式涮锅店吃饭，他要来两瓶日本米酒，在等待一位优雅的日籍美国女子的过程中喝了个精光。之后，他又在三家不同的酒吧喝了五种酒，凌晨两点的时候他还兴致高涨。
布恩县的一处农庄里，在俯瞰密苏里河的最后一道山梁上，矗立着一座六边形塔楼。这座塔楼有三层，每一层都有上翘的屋檐。“我印象中的日本房屋就是这个样子，”当我前往拜访的时候，艾迪·阿德尔斯坦这样说道。他说自己只去日本看过儿子一次，所以对日本不太了解，不过他一直很欣赏修一座亚洲式房屋的想法。他在堪萨斯有一位专门从事六边形建筑设计的朋友，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兴趣组合了起来。自2005年以来，这座塔楼一直是直·阿德尔斯坦和她的两个孩子的家。艾迪和他的妻子维拉居住在同一块地头的另一所房子里。
邻居大多是农民和搬来乡下寻求安宁的人，不过大家对于日本黑帮和后藤忠政的事情还是有所耳闻。“一开始，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这里，跟每个人都做了交流，”居住在附近农庄一位名叫海蒂·布乃纳的护士告诉我。“这太奇怪了。第一天晚上我在场，治安官来过之后，头顶上还出现了直升机。”布乃纳养了一头驴、四十只小鸡、十只山羊和一只名叫贝西的小狗。她说整整一年的时间，只要每天晚上治安官的人把车停在塔楼附近，贝西都要狂吠一番。“他们就坐在车上守着。有一次他们还赶跑了好几个四处挖蘑菇的小家伙。”还有一位名叫罗伯特的邻居问我能不能讲一讲后藤忠政发出死亡威胁的最新情况。“现在安全了，对吗？”他问道。杰克和直的十一岁女儿本妮·阿德尔斯坦试图确信我弄明白了日本黑帮和密苏里刑事犯罪的差异性。“那跟杰西·詹姆士抢劫火车不是一回事儿，”她说道。
直·阿德尔斯坦告诉我，她一想起后藤忠政就厌烦不已。2008年，联邦调查局建议她家安装报警系统并购买枪支，因为一个职业杀手要在密苏里河的沿岸找到唯一的塔楼建筑并非难事。之后，当局认为危险期已经过去，不过到我前去拜访的时候，她已经有两年时间没回过日本，因为东京警方对于后藤忠政“恕我直言”式的死亡威胁仍然十分担心。直曾经在东京做过商业记者，但她现在正在学习会计，努力地适应密苏里的乡下生活。她非常喜欢这座塔楼，尽管不时抱怨塔楼里面几乎找不到壁橱空间，因为设计者当初醉心的是塔楼的日本样式。谁会想到塔楼里要有壁橱呢？“我总在想，自己怎么会生活在这个地方？”她说道。“我生长在琦玉县。虽说那不是什么大都市，但好歹也算是东京的郊区。我从来没有对付过蜱虫和臭虫。蜱虫真讨厌！”
直是一位身材修长的漂亮女人，她领着孩子陪我到乡下散步。她穿着红色短裙和黑色紧身长袜，偶尔会停下脚步清除蜱虫。经过几年的分居，她和杰克终于决定正式分手。他们的关系仍然较好，不过一说起这桩婚姻她就哀伤不已。在她看来，丈夫对于黑社会犯罪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这种深入改变了他自己。“他受过别人的殴打，所以总是谨小慎微。他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笨杰克，”她说道。“说话带有帮派习气。”她继续道：“这跟他们的说话方式和面部表情有关。他生气的时候说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一次吵架，他脱口而出：‘关你屁事！笨蛋！’我当时想，哦，他都会用日语讲粗话了。”
她说自己曾经希望他重新选择职业，可她现在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阿德尔斯坦的家人和朋友告诉我，他痴迷于这种充满刺激的生活，另一些人则说他已经附身于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角色。不过，在混乱的私生活表象之下，他的人生观仍然不乏道德的成分。他对于“义理”的信奉超过任何法律制度，他可以尊重罪犯，只要这个人仍旧恪守信用。“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公平而正直，”他的父亲告诉我。
艾迪·阿德尔斯坦说，他和犯罪打交道的经历影响了自己的儿子。他曾经在位于哥伦比亚的弗吉尼亚医院担任病理学家，并担任县级医疗检查官二十年。1990年代早期，弗吉尼亚医院的病人突然出现高死亡率，并出现了关于一位名叫理查德·威廉姆斯的护士的谣言。后来，阿德尔斯坦博士委托一名流行病学专家展开调查。“三天之后，他告诉我：‘你知道，这个家伙在杀人，’”阿德尔斯坦博士对我说道。“病人多死在凌晨一到三点之间，正是这位护士当班的时间。研究工作针对十三位死者展开，其中十一位由他看护。”调查表明，只要威廉姆斯当班，其病人的死亡率是其他护士看护的病人死亡率的十倍。
一些人相信，这位护士可能通过注射可待因的方式谋杀病人，但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当阿德尔斯坦找到医院管理层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遮掩调查结果。“凡是参与掩盖调查结果的人都升了职，而试图揭露这件事情的都受到了处罚，”他说道。威廉姆斯后来离开了医院，不过院长给他写了推荐信，他藉此在一家偏远的疗养院找到一份工作。威廉姆斯进入这家疗养院的头一年，死了三十三位病人，而在此前的十个月里只死了六位病人。阿德尔斯坦和其他人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国会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联邦调查局进行了调查，但法医的检验结果并不完整，原因之一是实验室正忙于处理跟辛普森案有关的各种检验。威廉姆斯被提起诉讼，但因为检察官无法断定死因，诉讼被驳回。根据上一次的报告来看，他目前平静地生活在圣路易斯的郊区。人们怀疑被他杀害的人多达四十二个，其中多为退伍老兵——相比特德·邦迪、约翰·维恩·盖西或是后藤忠政手上的遇害者还要多。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杰克正好在日本开始他的职业生涯。“这让我对谁都无法信任，”他说道。“给我的最大教训就是，即便你是对的，哪怕你做的事情很有好处，但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在我看来，阿德尔斯坦生命中最阴暗的部分不是他表现出来的痛苦不堪的记者形象，甚至也不是那些疯狂的帮派报道。在他的异域风味下，最令人心烦的其实是犯罪的常态化。无论身处密苏里或者东京，事情往往不同于表面——护士可能是杀人犯，帮派恶棍可能管理着对冲基金。
我在日本出差期间，曾经联系过后藤忠政的宣传代理人，他说自己的客户不愿意接受采访。于是我联系到了曾为黑帮的粉丝刊物写过稿件的新闻记者铃木智彦，这本刊物把刑事罪犯们描写成了社会名流。最近有谣言说铃木在为后藤忠政传递信息。
我们见面的地点位于东京的一家咖啡屋。铃木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和厚重的靴子，因为他刚从仍在遭受海啸影响的南相马镇的一项慈善活动归来。最近几周，各黑帮一直在提供援助，后藤忠政资助了当天的慈善活动，活动的名称就叫做“恕我直言”。我问有没有知名的帮派成员参加，铃木提了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说道：“他就是当着媒体的面戳伤邪教成员的那个家伙。”我没有追问细节；至此我已经明白，此类断语中看似漫不经心的语气才是问题的关键。
铃木说，阿德尔斯坦的外国人身份是使其免遭后藤忠政威胁的挡箭牌。执法部门和外交界的人士曾经对我说过，他们仍旧把死亡威胁当一回事儿，不过铃木说他们的戒备完全没有必要。“类似的话帮派成员经常挂在嘴边，”他说道。“这跟他们对另一个帮派成员说的‘你好’大同小异。”
不过，几个月后有报道说，后藤忠政再一次正式地活跃于有组织犯罪。没多久，几项新的法律生效，规定清偿帮派成员债务的行为属于非法。尚不清楚这样的规定将会得到怎样的执行，不过它反映了人们打压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想法正变得日益强烈。在我们会面的过程中，铃木对后藤忠政的计划只字未提。他前一个星期才拜访了这位犯罪头目。“我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看起来十分健康，”铃木说道。“我认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得很棒。”
我离开的那天早上，望月照雄载着阿德尔斯坦和我前往成田机场。阿德尔斯坦听说最近有人通过海关走私了一把专供海军陆战队使用的步枪。“我在海关有线人，我想跟他谈一谈，”他说道。“也许有戏。”然后，他打算进城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他穿着黑色西裤、条纹衬衫，和一件带有红色丝绸衬里的黑色军用雨衣。他戴上了窄边圆顶帽。我们出门几分钟之后，他想起忘了换鞋。他对脚上穿着的蓬松家居拖鞋笑得乐不可支，说非得到机场的商店买一双便鞋不可。
那个星期他应该进行化疗。七点二十五分，他点燃一天中的第一支丁香香烟，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大口大口地抽了起来。一路上，望月照雄问阿德尔斯坦是否愿意跟他去海滨度一次假。“我们应该趁大家的身体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度一次假，”驾驶员说道。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坐在车上，阿德尔斯坦问望月照雄有没有杀过人。驾驶员沉默不语，仿佛在仔细斟酌该怎么回答。“我从没杀过不是帮派成员的人，”他最后笑着回答道。
阿德尔斯坦讲故事时好像总是脱口而出，而且不可思议地充满着帮派元素，他今天又讲了一个新故事。他说，自己醉心于调查工作期间曾经与后藤忠政的一个情妇有染。这个混蛋据说在东京和其他地方供养着十多个女人，阿德尔斯坦和给他提供有用信息的那一位睡了一觉。后来，他把她介绍给一位需要娶妻并将被派往海外的同性恋工薪族，目的是帮她摆脱后藤忠政。他说，两口子给过他自己在欧洲的地址，现在相处得非常和睦。我问那一位情妇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曾经在床上谈论过这个有趣的问题，”阿德尔斯坦说道。“她问：‘你爱我吗？’我回答说：‘不，但我喜欢你。’她又说：‘我也喜欢你，你很风趣。’她接着又说：‘你跟我睡觉是为了了解后藤忠政的情况吗？’我回答说：‘是的。那你呢？’她回答道：‘嗨，我恨死他了，我每次跟你睡觉就等于是抽他的耳光。’她很喜欢天文学。我们有一次去太阳城参观天文馆。我记得那是我们唯一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一次。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约会。”他继续说道：“美妙极了。还有一次我给了她一件礼物——我给她买了一只世嘉生产的天象仪，很贵，她哭了。”
他又点了一支烟。他曾经告诉我，不指望自己长命百岁，但他在东京好像活得十分开心而且精力充沛。我欣赏他这个故事里的意象：天文馆里并不般配的男女、日本恶棍的情妇和眼睛斜视的密苏里男人，两个人凝望着满天星斗。我思忖着，直到机场出现在眼前，他下车去买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