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阿德尔斯坦是研究日本有组织犯罪的顶级专家。他在密苏里州的农场里长大成人，曾经是日本最大的报纸唯一专事犯罪报道的美国人，目前靠着警方的保护居住在东京。日本警察每天都要到阿德尔斯坦的住所进行巡访，并在大门上留下写着“一切正常”的黄色纸条。纸条上印着东京警察的吉祥物pipo君，这个面带微笑的卡通人物长着大大的老鼠耳朵，前额上伸出一根天线。城里的有些人不太把阿德尔斯坦当一回事儿。他们不理会他，以为他不过是个脾气乖戾而偏执的外国人，只会大谈来自黑帮的死亡威胁。有些人的反应则充满了怀疑；不少日本人声称，他的新闻职业不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安排的幌子而已。好几家网站都说他是摩萨德的特工人员。阿德尔斯坦对这样的风言风语很少理会，依旧保持着引人注目的形象，足以让真正的特工人员自愧不如。他四十出头，穿一件军用短衫，戴一顶窄边圆顶帽，不停地抽着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丁香香烟。有一阵子，他把头发染成大红色，声称这样的装束能够挫败可能存在的暗杀。他雇了一位保镖兼做司机，这个人曾经是黑社会成员，几年前活活被砍掉了一根小手指，以向帮派头目谢罪。阿德尔斯坦说，他之所以有一辆由九指司机驾驶的奔驰车，是为了避免乘坐地铁的时候被职业杀手推下站台。
日本这个国家并不危险。每年近二十万人中才有一起谋杀案。这属于全世界的最低水平，仅高于冰岛和瑞士；在美国，被谋杀的几率要高出十倍以上。在日本，拥有枪支是犯罪，拥有子弹是犯罪，扣动扳机也是犯罪：你还没找好目标下手，就已经拥有了三项罪名。黑帮的射击准度之差众人皆知，因为很难有实弹操作的机会，不过他们还是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警方估计，黑帮组织有近八万名成员，而美国的黑手党鼎盛时期也仅有五千人。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有时候也被称作“黑帮衰退期”，因为有组织犯罪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很难想象还有类似的文明国家，犯罪竟有如此的影响力，”替一家大型金融公司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位美国律师最近在东京告诉我。他有从事情报工作的背景，并有充足的经验对拟投资的项目进行审核，以确保这些项目跟有组织犯罪没有任何牵连。“我们每个月都要拒绝五六家想跟我们做生意的公司，因为它们跟黑社会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他说道。他告诉我，在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雷曼兄弟公司因为黑帮幌子公司的坏账损失了三亿五千万美元，花旗银行的损失超过了七亿美元。
这位律师要我别使用他的姓名或公司名。“如果你的工作没有差错，而且你能够识别出坏人，不跟他们进行生意往来，你就会面临一定的危险，”他说道。他对阿德尔斯坦的工作十分熟悉，并认为他采用了迥然相异的工作方法。“杰克很高调，”他说。“那是他的风格。”对丁香香烟和窄边圆顶帽调侃一番之后，他又说道：“我要是今晚听到他被暗杀的消息，准保一点也不会吃惊。”
我和阿德尔斯坦都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长大，尽管我跟他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这样的人往往让你过目不忘。他早年的名字叫乔西，又高又瘦，长脸，略显不对称。他的双眼斜视非常厉害，只好接受了一次矫正手术。手术后，他的神情依然模棱两可，永远无法叫人准确判断他的视线集中在什么上面。数年之后，他被诊断出患有马凡氏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的结缔组织失调症，常常会引起严重的眼部、心脏，以及其他主要器官的病变。不过，他在小时候只是显得比较特别而已。他的视力和协调性很差，甚至考不出驾照（这对于密苏里州中部的高中生来说是必备品），因此他去镇上的什么地方都只能让班上的同学替他开车。他很喜欢戏剧，这在体育运动受到热捧的中学里也算是一种罕见的失调症；他是那个自称为“戏剧苦工”圈子的成员。女孩子对他没什么指望。体格健壮的同学老是揶揄他，于是一位老师建议他练习武术。他先练习空手道，然后进入密苏里大学开始了一年级日语课程的学习。一切都做得顺风顺水，直至乔西在当地一家书店干活儿的时候从电梯轴上跌落下来。这事也非常邪门——那样的电梯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并没有多少部。乔西因为头部受到重创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尽管康复得不错，但学过的日语一句也想不起来。不过，头部的创伤也抹去了很多高中生活的记忆，所以也还划算。至于日语，随时都可以从头再来。
他大学二年级时来了东京，却再也没有回过美国。他转到一所日本大学，并以学生的身份在一所禅宗寺院居住了三年。此间，他放弃了当演员的计划，并改名为杰克，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全看你什么时候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日语学得很快，经过五年的学习就通过三个阶段的考试，成为了东京《读卖新闻》的警情记者。据说阿德尔斯坦是通过这家报纸严苛考试体系的第一个美国人。
《读卖新闻》是全世界最大的日报。每天印行两版，总发行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万份，是《纽约时报》的十倍之多。互联网对《读卖新闻》几乎没什么影响，所以它对自己的网站也不怎么看重。它发表的文章很少署名，大都由记者团队创作而成。《读卖新闻》安排新来的警情记者报道高中的棒球比赛，因为他们觉得这项体育活动有助于专事犯罪报道的记者的培训和成长——团队精神、统计数据、关注细节。阿德尔斯坦刚进入这家报社的时候，同事们发现这个美国人对于棒球运动一无所知，不免感到吃惊。他不知道得分和出局的差异，看成绩表更是如同辨认日本汉字。他告诉我，他在培训期间一直期待着发生重大的刑事案件。“就在高中棒球赛季期间，我们获得了拯救，一个漂亮的女孩被杀害，尸体被人装进了油桶，”他说道。“这事儿很难说出口，不过我却乐意做这种特别的工作。”
2004年，我居住在中国期间，专门赶往东京联系了阿德尔斯坦。一天晚上，他带着我参观了歌舞伎町的红灯区，大讲黑帮男妓们的离奇故事。《读卖新闻》除了提供职位，还给他提供了一辆轿车和一名专职驾驶员。穿西装系领带的阿德尔斯坦坐在后座，时不时要求驾驶员停下轿车，以便他前往弹珠游戏厅或者隐蔽的按摩场所会见线人。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一个高中密友正开车带着他在密苏里州中部四处转悠，因为他的视力相当糟糕，可如今他竟然把后排座位看成了身份的象征。密苏里州一位名叫威洛比·约翰逊的朋友曾经说过，阿德尔斯坦本质上仍是一名演员。“在一定程度上，多少有点名的人都会这种自我塑造，”约翰逊最近告诉我。他读高中的时候一直是最受阿德尔斯坦信赖的驾驶员，现在依旧称他为乔西。“我觉得乔西就是这样的人，”他说道。“他一直觉得自己想成为一个大牌的国际特工。”
日本的黑帮有时候说他们从事的就是表演行当。“就是一种氛围和仪态，”一位前帮派成员曾经这样对我讲。作为年轻的刑事罪犯，他的大佬——就是他在帮派内部的“养父母”——曾经给他提出过很多重要的建议。“我的大佬告诉我，一旦你加入黑帮，就会受到很多双眼睛的注视，”他告诉我。“要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正在舞台中央进行表演。这就是一场演出。如果黑帮成员的角色没有演好，那你就不合格，根本没法活下去。”
黑帮的一贯形象都是失败者，靠着粗暴和背信弃义才能活下来。这个名字原指纸牌游戏中的一手烂牌——其日文名yakuza的意思是“8-9-3”，因为虚张声势是常有的事儿。帮派成员多为日籍韩裔，或是其他长期遭受歧视的族群。这些局外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显示出灵活、有头脑的特质，他们的故事由罗伯特·怀汀在《东京黑社会》一书中探讨过。这一时期，有组织犯罪集团建立黑市，以供大家购买生活日用品，并善于跟美国占领者打交道。在日本重建经济的过程中，黑帮介入了房地产和公共建设项目。
最重要的是，他们避免对平民诉诸武力，因为在一个讲求秩序的社会，犯罪形象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帮派成员在各自的背部和手臂刺上十分复杂的文身图案，并尽可能把头发梳理得卷曲，以区别于普通的日本人。如果某位成员惹大佬不高兴了，他得剁下自己的小手指以示道歉。帮派成员善于放高利贷、恐吓和敲诈勒索。他们想出各种奇妙点子恫吓银行。我在东京陪阿德尔斯坦去拜访了一位中年黑帮成员的家，这位成员跟他过去的同伙一起饶有兴致地回忆了1980年代他们敲诈各大银行的事情。
“他们有时候会派三个家伙带着几只猫赶过去，他们在银行的大门口揪着猫的尾巴在空中画圈，”那个人一边回忆，阿德尔斯坦一边进行着翻译。“他们没有停手的意思，直到银行答应提供贷款。或者，我们会召集一百来号帮派成员在银行的门口排成一排。大家轮流进去开户并存入一块钱，这对新开户头来说是最低的存款金额。整个过程会持续一整天，直到银行为了摆脱我们而最终答应放款。”他说，这种贷款他们根本不会归还。“不过，我们会给银行提供保护，同时帮助他们催收欠款，”他说道。“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不算是亏本买卖。”
两个人都因为轻罪入过狱。他们俩体格魁梧，鼻头硕大，鼻梁看上去都曾经断过。两个人说起话来不冷不热，轻描淡写，眼睛的表情却相当丰富——弓形眉，好似漫画作品里精巧的一笔；只要一激动，那眉毛就颤动不已。其中一个的肩膀和手臂纹着日本皇室的爱国标志菊花。两个人都说自己知道有一百来个同伙死于帮派争斗。“这是帮派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人说道。“你杀别人，最终你又被别人杀掉。”不过，他们都强调一点，从不针对无辜的平民。他们觉得，帮派从事的工作都很高尚：跟踪欠债不还的赖账者，让大家不花钱请律师也能够解决问题。黑帮帮派还涉足慈善事业，尤其是在遭受地震或者灾难之后。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很多黑帮趁着经济泡沫发了财，并建立了大规模的公司组织。（只要登记手续完善，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要取缔这样的黑帮组织。）目前，黑帮经营对冲基金。他们投资房产市场。三大黑帮组织之一的稻川会设在东京市中心的办公室，跟丽思卡尔顿酒店隔街相望。至少有一位日本首相拥有跟黑帮的交往记录，政客们跟犯罪组织也都有往来，在其他的地方这肯定会毁了他们的职业生涯。1990年代中期，时任运输大臣的龟井静香承认，自己接受过来自黑帮幌子公司数百万美元的捐款，不过他矢口否认知道这些公司跟犯罪组织有任何牵连。这样的行为对他的声誉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后来担任金融大臣，专管日本的金融业。
身为外国人的阿德尔斯坦轻松地周旋于黑帮和警察之间，在双方面前都高调地充当着外来者的角色。不过他遵循一套严格的规则：从警察那里弄来的信息可以提供给其他执法部门的官员，却绝不能传递给帮派成员。相反，如果某个帮派向阿德尔斯坦提供了什么信息，而这样做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揭露某个敌对的帮派，那么信息就可以报告给警察。阿德尔斯坦对于情报的来源守口如瓶。他说，自己这个行当的关键就是日本人所说的“互惠性”。他通常的做法是向线人提供小恩小惠，然后把收集到的各种情报拿到其他地方进行交易。
春天的一个下午，我陪着阿德尔斯坦来到位于六本木的一家墨西哥餐馆，与需要帮助的一位黑帮成员见面。他四十来岁——我就叫他宫本吧——受过大学教育，英语讲得非常好。在进入黑帮之前，他在东京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当时，公司的一个客户，也就是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经常委派高层管理人员前来日本。晚上，宫本的职责就是领着一帮外国人前往被称为“泡泡浴”的按摩房，客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洗浴、按摩和性。后来，公司遇到一个黑帮的敲诈，威胁说要把美国汽车公司管理人员洗泡泡浴的事情透露给低俗小报。支付款项的事情交由宫本处理，后来又发生一次敲诈，他很快便成为了公司和黑帮事实上的中间人。黑帮随即把他从公关公司挖了过来。
自此以后，宫本就成为了全职的帮派成员，尽管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他的大佬叫他别去文身，因为这对他们在商界活动是一种负累。同样，他所有的手指也都完好无损。现在他帮自己的公司打理三种对冲基金。在餐馆里，他给了阿德尔斯坦一张新的名片。“这张名片一定要保管好，因为这是我现在从事的真正的行当，”他用英语说道。“如果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在股票市场上市了。”
他有点私事需要帮忙。加入帮派之后，妻子就离开了他，所以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自己的孩子。2011年，由于不到两个月前发生的大海啸，他很想跟妻子取得联系。他请求阿德尔斯坦跟他早已疏远的妻子取得联系。“告诉她，我是清白的，我不再是帮派成员了，”他说道。
“我可以向她撒谎，”阿德尔斯坦说道。“我可以告诉她，你现在做的是正经生意。但我不会说你现在不是帮派成员。”
“好吧，我理解。反正就是想办法劝她跟我见一次面。”
宫本谈起了其他的公司化帮派，特别提到了一个很有名的帮派。“他们现在安排了一个人替德意志银行做事，”他说道。
阿德尔斯坦说，宫本把他的帮派标志放到了网上，他提醒后者一定多加小心。“在推特上你得有所保留。”
“老天，我已经有了一千个支持者。”
“在推特上你就不能说他妈的是谁给你的钱。”
“警察又不会看。大家都觉得那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
“好吧，10月份将生效一项新的法规，如果公开谈论收取保护费，你会锒铛入狱，”阿德尔斯坦说道。
“是的，我知道。”
他们一直没提，阿德尔斯坦帮宫本联系老婆的交换条件是什么。不过，过了一会儿之后，帮派成员倾过身来，低声地提到了东京电力公司，也就是在海啸中遭到毁坏的福岛核反应堆的拥有者和管理者。管理不善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因此宫本建议阿德尔斯坦对东京电力公司和犯罪组织松叶会之间可能存在的往来展开调查。“你知道什么东西才能勾起人们的兴趣吗？”他说道。“松叶会的人和东京电力公司的核废料处理人员一起打高尔夫。这事儿你可以查一查。”他还提到了另一个帮派成员的名字，这个人向核反应堆提供员工和建筑材料，由此获利一百万美元。
接下来的数个星期，阿德尔斯坦带着有关核反应堆的数条信息联系了不同的线人。整整一个夏天，他先后在《大西洋月报》网络版、伦敦《独立报》和数家日本出版物发表多篇文章，揭露东京电力公司和犯罪组织之间的关联。他提到是黑帮组织的幌子公司提供了设备和合同工，并引述一位工程师的话，说他早在核处理人员换衣服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奇怪的事情：穿着防护服的他们全身布满文身。
还在替《读卖新闻》工作期间，阿德尔斯坦就说过，大家实际上心照不宣，对帮派组织开展调查性报道的做法并不会走得很远。一如众多的日本大公司，诸多媒体公司跟犯罪组织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就连警察也尽量不跟他们发生冲突。首先，手段有限：日本政府不可能参与辩诉交易或者证人保护，非法窃听更是不被允许。在以往，黑帮极少诉诸暴力，如果确实对某个人使用了暴力，那么这个人通常是另一个帮派的成员，但这算不上大问题。有组织犯罪预防单位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早在1980年代，如果某位帮派成员杀了人，他多半会向警方自首。“罪犯第二天就会拿着枪找到警察述说：‘这事儿是我做的，’”那位警察说道。“他大不了蹲两到三年的监狱。就好像没有真的杀人。”
就连警察都认为黑帮具有一定的作用。“日本社会没有少年犯的容身空间，”他说道。“那正是黑帮扮演的角色。就传统而言，少年犯都被人们送进了黑帮组织。”少年犯长大后成为黑帮成员的事实，并没有让这名警察觉得有多难堪。我问他是否开过枪，他说自己连警棍都没有使用过。他的名片上印着的专业是“暴力犯罪调查”，同时还印着微笑的东京警察标志物pipo君，大大的老鼠耳朵，头上配着天线，这说明警察能够察觉到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事情。那位警官解释说，警方原来在进行突击搜查前都会提前通知黑帮组织，既是出于尊敬，也是给帮派成员留出时间收拾好犯罪证据。“我们不会再那么做了，”他说道。
新一代帮派成员不那么讲文明，他对此唏嘘不已。“他们原来是不会偷摸扒窃的，”他说道。“大家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光彩。但现在完全变样了。”他把这归咎为贪婪：1990年代的泡沫经济轰然破灭后，很多富极一时的帮派组织显得无所适从。多年来，他们吸纳了危险的反社会人员的虚假表象，有些人的行为就开始吻合这样的形象。那位警官列举的一个名叫后藤忠政的黑帮分子就属于这一新的类型。“他比原来的帮派成员冷酷得多，”他说道。“他会把平民作为目标。不幸的是，这样的帮派成员越来越多。”
在我们进行谈话的六天前，后藤忠政过去的一个下属在泰国被人枪杀。数年来，这个人因为涉嫌谋杀一个妨碍后藤忠政介入房地产项目的人而一直逃亡在外。警察说，后藤忠政已经清除了所有的证人。他还提醒我，这个坏蛋也向阿德尔斯坦发出过死亡威胁。最近一次的死亡威胁发生在上一年，也就是后藤忠政出版其自传的时候。“我们怀疑后藤忠政涉嫌参与了对十七个人的谋杀，”那位警察说道。“泰国谋杀案说明，他还能把手伸到海外。”
罪犯的自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算是一种有悖常情的类型，在日本尤其如此，后藤忠政的自传取名为habakarinagara，这是一种敬语，意为“恕我直言”。自传出版的时候，作者发表声明，所有的稿费都将捐给柬埔寨的残疾人和缅甸的一座寺庙。作品一开始就透着大卫·科波菲尔的语气：后藤忠政从小没鞋子穿，他吃的是大麦而不是稻米。（“那些年尤其艰难，我还有一个酒鬼爸爸。”）他以棒球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从少年犯成长为黑帮成员的过程。（“我感觉我们一直在芦苇坝里玩棒球，一夜之间被人发现，从而参加了重要的联盟赛事。”）细节并不丰富的犯罪过程讲述得轻松活泼，就连一次次漫不经心的过程也都值得追忆。（“我家老三，也就是康孝，曾经在骏河银行门前散发传单，抛洒大便，因此进了监狱。”）后藤忠政尤其强调自己的幽默感；哪怕没有别的，他至少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会道歉以求原谅。我天生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剁掉自己的小指头，并交给了川内。”）
数年来，这位自动切手指的人一直是日本航空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据警方估计，后藤忠政的总资产将近十亿美元，他在日本第一大犯罪组织山口组内部掌控着自己的小团体。令他臭名昭著的是对于日本最负盛名的电影制作人伊丹十三的袭击。1992年5月，伊丹十三推出电影《民暴：勒索的温柔艺术》，将黑帮成员描述为与硬汉形象不相符合的冒牌货。数日后，后藤忠政所在帮派的五名成员在这位电影制作人的家门口展开袭击，用刀子对着他的脸部和颈部一通乱划。后藤忠政声称自己对此次袭击事件事先并不知情。他在书里说起这事的时候既惊讶又傲慢，就像是老板度假归来，却发现自己的下属已经先声夺人。（“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是让我发现谁的手下做了这件事儿，我会送他点小礼物聊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