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我们在张家口经营的是餐饮业，”那女子回答道。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的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
我指着名片的一角问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用中文说出了福特的名字。“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这家餐馆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打了折，还叫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在集宁停下来过夜。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多度；雨已经变成了雪；我一看见旅馆就停下了车。宾馆的名字是蒙古语——乌兰察布——大厅如此宽敞，竟然摆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满是球和瓶的撞击声。至此，我对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胸有成竹。
跟高提格一起旅行完全是一次计划好的冒险。跟他在一起，总会遇上有趣的事情，而他往往不慌不忙。不过他对于舒适和安全的标准如此之低，简直对什么都没意见。在我所知道的来和平队逃避的中西部人中间，他跑得最远，根本没有回家的迹象。当我们那一批人在旧金山做行前集合时，高提格携带的行李最少。他随身携带的现金不到一百美元，那是他所有的积蓄。
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西南部，从小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她十九岁就有了两个孩子，从此便四处寻找工作——酒吧服务、办公室文秘、假日酒店服务生。后来，她在一家面包袋绳制造厂的生产线上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工厂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沃星顿市，镇上只有一万人。他们家先后住过拖车活动屋和公寓房；还在农场上住过一年，因为前一位租户是高提格妈妈的朋友，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丢了性命。他们一家的生活主要围着摩托车打转。高提格的母亲是个痴迷的车手，他们经常在夏天去中西部参加哈雷-戴维森大赛或是竞技表演。他看着母亲的朋友在“猴子上树”之类的项目中相互比拼，女人从摩托车上一跃而起，抓住悬在低空的绳子并前后摆动，男人绕着障碍赛道往前骑行，女人趁着摩托车返回的时候稳稳地落下。还有一项比赛是看哪一位女子坐在行驶的摩托车上能够把绳子上挂着的热狗咬下最大一口。高提格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事情一点也不稀奇。他说他一直非常讨厌摩托车。
他是家里唯一喜欢读书的人。他读到十一年级就毕业了，因为明尼苏达州有一个项目，如果中学生提前毕业，州政府可以为其支付一年的大学学费。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莫里斯校区，高提格主修英语，随后进入曼卡托校区攻读研究生。就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申请加入了和平队。他从小就看过这类广告，觉得这是免费远赴海外最好的办法。
来到中国之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市乐山从事英语教学。他抽空跟另外两名志愿者一起组织戏剧表演：学生版的《白雪公主》。学校很快就认识到其中的宣传良机，随即组织了巡回表演。其他志愿者没过多久先后抽身而出，但高提格对什么事情都很痴迷。他领着《白雪公主》剧组上了路，坐公共汽车在全省巡回演出，曾经一天在中学里进行了三场表演。出于政治原因，他们把剧目改头换面。伐木人原本是反面人物，但学校领导坚持喜剧的结尾应该有利于无产阶级，于是伐木人改过自新，还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作为巡回文艺表演的一部分，铜管乐队演奏了《国际歌》，一名学生翻唱了理查德·马克斯的《此情可待》，高提格抱着蓝色吉他走上舞台唱起了《故乡的路带我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人围着索要签名。在穿行于各城镇的颠簸之旅中，《白雪公主》的演员们扯着嗓子高声唱歌，大嚼新鲜的甘蔗秆，把甘蔗渣直接吐在了公交车的地板上。高提格告诉我，那是他在和平队服务期间感觉最长的十天。
他中文学得很快。一到中国，和平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半月的密集培训，之后便根据个人的需要雇请私人教师。不过，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闲逛，随便找人说话。高提格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他还是个喝酒好手。像四川的乡民一样，他学会了用牙齿开啤酒瓶。
有一年秋天，他去中国最西边的新疆旅游。他一个人在天山露营。他偏离旅游线路去攀爬岩石，结果被蛇咬到了手指。先是手指红肿，接着整只手掌都肿了起来。他花了四个小时回到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市。此时，红肿已经蔓延至整只手臂，痛得他死去活来。他找到公用电话，给住在成都的和平队医疗官打了电话。医疗官确认了症状：听起来像是肌溶性蛇毒惹的祸，他需要尽快住院。
他向过路的行人求助，一位年轻女子主动站出来帮了他。她的英语说得很好，这在如此偏远的地区很不寻常。她穿着一件宽松的亮黄色无袖衫，颇像一口大钟从头顶套在了身上。高提格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多少有点奇怪，但对此顾虑太多显然不合时宜。她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切开了被蛇咬伤的手指。医院有传统的中药；高提格看见药盒上印着蛇的图案，觉得那肯定是个好兆头。医生用杵和碾钵压碎药片，然后直接把它塞进了被蛇咬破的伤口。
红肿继续扩散。手臂关节变成了紫色，蛇毒破坏了毛细血管。到了傍晚，高提格终于明白，穿亮黄色无袖衫的那位女子明显精神失常。她把自己的行李拿到医院并拒绝离开，还向所有的人申明她是他的正式翻译。她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高提格仍旧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学的英语。只要他问起名字，她总是说：“我的名字嘛……朋友。”她每次这样回答的时候，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直到高提格不再追问这个问题。她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待了一整夜。第二天，医生三次切开手指，塞进了更多的药粉。疼痛非常剧烈，不过高提格至少成功地劝说护士们赶跑了那个女人。第三天之后，红肿开始消退。他在医院里住了一周；他身无分文，和平队的医疗官不得不汇款缴纳那笔不足一百五十美元的医疗费。他的手痊愈了。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穿亮黄色无袖衫的女子。
我们离开乌兰察布宾馆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在打保龄球。当地政府在110国道的入口处树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的数字可以像芬威公园的棒球赛记分牌那样进行更换：
到本月为止，该路段已经发生65起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
昨天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不过温度依然只有零下十来度。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公路要穿过茫茫的大草原——低矮的山丘覆盖着积雪，狂风不停地怒号着。我们从一辆辆纹丝不动的解放牌大卡车边上开了过去，它们的燃油油路凝固了，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吧。往前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山坡，看见一溜车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大卡车、小轿车、吉普车。谁也动弹不了，都在摁喇叭；狂风中响彻着汽车喇叭奏出的管弦乐。我从来没想到，在这样蛮荒的地方也会遇到交通堵塞。
我们停下切诺基，朝着拥堵的方向步行过去，几位驾驶员向我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一开始是大卡车的油路被冻住了。其他车辆在这条双车道的公路上开始超越它们，可总会遇上顽固的车辆迎头驶来。两车对峙，喇叭齐鸣，直至各自身后的车辆越聚越多。终于，大家一步也无法挪动。有些车辆试图从路面外绕行，可走不到五十米就陷了进去。人们穿着便鞋在雪地里踉跄而行，试着用双手把车给刨出来。没有警察的影子。与此同时，大卡车司机们蹲在卡车底下，在地上生起火堆，烘烤冻住的油路。这场景有一种别样的美感：积雪覆盖的草原一片荒芜，一溜烟望不到头的汽车长龙，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底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苗。
“你可以走过去给这些卡车司机们照一张相，”高提格说道。
“你才应该来一张，”我说道。“我可不会靠近这些家伙。”
终于，在这片未做标记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我们跨过了区分“奇”和“蠢”的那一道虚线。我们盯着橘黄色的火苗看了一会儿，随后从一条乡间小路开到了呼和浩特。刚一抵达，切诺基的启动装置失灵了；我们一路推着车来到了修理厂。在对着引擎捣鼓的过程中，修理工不停地抽着“国宾”香烟。不过，既然走完了110国道，这就跟7月4日国庆节上放放烟花一样没什么危害性。
有人说，在和平队服务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回家。两年的服务期即将结束，和平队举行了一次预告别会议。他们散发了求职材料，谈起我们回家后听见别人说“我不知道和平队竟然还存在着”这样的话时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有几位志愿者参加了外交服务考试。有个人只考了一半，感觉再也没法子认真对待；他在作文部分写的是自己的世界观如何受到了影片《空军一号》的影响。有几位通过了笔试，但在面试环节败下阵来。此后几年间，我陆续得知更多的志愿者参加了这一考试，不过他们一半都被繁琐的程序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在实际经历中学到的东西与此没有任何关联。
和平队从一开始就被描述成对外事务的帮手，不过它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培养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这样做的意图是影响国家的政策——该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58年出版的《丑陋的美国人》的激励，因为该书对美国自上而下式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我加入和平队时还抱有真诚的信念，相信它具有改头换面的力量；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这番经历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只会使人们更加不愿意替政府工作。志愿者一开始往往个人主义十足，很少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雄心抱负。一旦去到海外，他们便学会了在混乱中过日子，这很难让他们相信还有什么改变的可能。绝大多数前志愿者都会反对美国在伊拉克采取冒险行为，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经历就可以得知，哪怕最为简单的事情，到头来也可能错误百出。然而，他们的意见对于国家政策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没什么影响力。
我在中国的很多同伴后来都当上了老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本身从事的是教育性质的志愿工作，不过同时也跟我们所锻炼到的种种技能有关——灵活变通、幽默感、愿意解决学生抛给你的各种难题。当上作家和新闻记者的也不少；有的人进入了研究生院。其他人继续游荡，高提格在中国一住就是好多年。每到夏天，他便为和平队工作，培训新到的志愿者，其余时间他便逮到什么做什么：为报纸撰写专栏故事、临时性地充当翻译或研究人员。偶尔，他会来北京，在我那张沙发上一睡便是一个星期。说到待客，我可算是终身在为和平队服务。有时候，我的公寓里会住着三四个客人，全是中西部的大个子，一边喝着燕京啤酒，一边高声笑谈旧时光景。
在西南部的昆明，高提格跟一个中国人合伙开了一家酒吧。他们找到一个废弃的防空洞；租约明确提出，如果中国发生战争，他们必须交还经营场地。酒吧有两张台球桌，一个乐队表演台。开张没多久，酒吧里就发生了一次持刀斗殴——其中一位酒吧招待员身中数刀，只好切除单侧肺叶的一部分。酒吧没什么生意，高提格和他的合伙人几乎无力支付那笔医疗费。他们的酒吧就取名为“地下酒吧”。
我们驾车横穿中国北方的次年，高提格回到了美国。他三十岁，几乎身无分文。他回到了明尼苏达州的西南部，但根本没想过还要在那里生活；一个月之后，他坐上灰狗长途大巴去了南方。有几个从前的志愿者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斯塔克维尔；他们收留了高提格，并给他找了一份教授外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工作。一学年的薪水有两万四千美元。高提格想攻读教师资格课程，却发现所花费的时间与读法学不相上下。他买回一大摞法学院入学考试的书开始自学，结果考分名列前茅。我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入住了滨江大道。他利用空余时间为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从事中文研究工作。后来，他当上了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亚洲法律》的总编辑。看得出来，他脸上依然带着一丝源于中国的表情——略显震惊、不知所措、难以适应。他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到何种地步，不过依然乐于搭上我的顺风车。
那次驾车出游的后半程，我们沿着215国道开到了青藏高原。双车道公路的两侧是高海拔的沙漠风景画，要么是岩石，要么是黄沙，间或点缀着公路安全宣传标语。有一个路段，政府部门在路边一根高达三米的纤细柱子上搁了一辆撞坏的轿车。车被撞得面目全非，前部挤压成了平头，摇摇晃晃的一扇门只剩几根铁丝连接着。车尾涂着几个大字：四人死亡。真像是小孩子令人恐怖的待客之物——汽车冰棍。还有一处关于速度的标识语，看上去颇像菜单的选项：
40码最安全
80码有危险
100码进医院
道路陡直地爬升至青海省的边上。我们超过了一辆辆马达震天响、速度慢吞吞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的高度计显示到了海拔三千六百多米。整整两百多公里的路段，我们没看见有人居住的痕迹。没有加油站，也没有餐馆或商店；我们经过的第一座小镇前不久才被夷为平地。没有了屋顶的墙壁孤零零地兀立在高原上，仿佛是某个失落王国的遗迹。
进入青海，高提格的左眼犯病了。先是流泪，接着疼痛；他坐在副驾驶座，不停地用拳头擦脸。我们又经过一处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山口，下到了青海湖。那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周长三百多公里，蓝得像宝石。我们在含盐的湖边扎下营寨，在一处狭长的地上支起了帐篷。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漂亮的地方，但高提格此时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他躺在帐篷里嚎啕大哭。他已经取下了隐形眼镜，但疼痛有增无减；他问我还要走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省城西宁。“疼得要命啊，”他说道。“一阵阵的刺痛。”
我问他要不要我帮忙。
“也许到了西宁要去找个眼科医生，”他说道。走了整整一万公里，我觉得这才是最不吉利的一句话。眼睛最终痊愈了，他后来才知道，隐形眼镜是罪魁祸首。在昆明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他，当地一家商店可以半价买到强生牌隐形眼镜——很划算啊，于是高提格一下买了好几副。结果呢，全是假货。那又成了一条新规矩：在昆明千万别批量购买隐形眼镜。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大家现在还得天天学习。别在新疆跑出主路。别在河北的偏僻旮旯购买奇石。遇到停着的大卡车下面有人拨弄火堆，千万别套近乎。沿着湖边，我们又经过了一根汽车冰棍，尽管高提格的眼睛依然泪流不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青海境内，他一直在流泪——他流着泪走过盐湖的荒寂湖岸，流着泪走过纹丝不动的汽车冰棍，又流着泪走过世界屋脊长长的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