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110国道沿线看到了许多奇石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首先出现在河北省境内，那里荒凉偏僻，唯一的色彩来自沿路设置的广告旗。广告旗呈红色，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汉字：奇石。从字面意思来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头，不过“奇”这个形容词也有“非凡”和“罕见”之意。这些广告旗被大风撕扯得破旧不堪。我们正往西北方，也就是春季暴风雪的方向行驶。现在下的仅是雨水，不过我们已经能看见等在前方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凝结了前方的天气状况。车辆多是装载着从内蒙古往南运输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成堆的箱子和箩筐覆盖着积雪。一辆辆大卡车顶着横风从大草原驶过来，走到此处那些冰冻的货物往右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俩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出于忆旧情怀。一路上经过了五六处奇石广告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这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它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任何形状类似其他物品的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自然形成的石块。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被雕刻成适当的形状，或是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入口边上。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过去，高提格跟在后面，我随即听到了巨大的碎裂声。
我转过头去。高提格僵在了那儿；水泥地上满是绿色的碎片。“怎么了？”我问道。
“他把它碰倒了！”那位店员说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扫下来了。”
我和高提格看着一地的碎片。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是什么？”
“玉，”那位店员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终于辨认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坏的船帆的一角、扯断的缆绳。那是一艘中国商人们喜欢摆在办公桌上求取好运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从工厂里弄出来的廉价仿冒玉石，整艘帆船已经摔散了——地上竟有五十多块碎片。
“没事儿，”那位店员乐呵呵地说道。“先到前边慢慢看慢慢选，也许你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呢。”
身边全是展柜，我俩站在房间的一角，仿佛两只笼中困兽。高提格的双手都在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吗？”我用英语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过我也不敢确信。我一走过它就掉下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成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事先下好的套；我听说，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京几个小时，连所在地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高提格变得出奇地平静——只要犯了事，他总会这样。除了挑选“奇石”，我们谁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队，当时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点不太合潮流。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后，随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随之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意义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不过，1990年代中期国内并没有什么志愿者心中具有相当分量的大事件发生。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人想要去海外待上两年，而我们加入它的理由千千万万。我所知道的志愿者大多怀揣一丝理想主义，但通常予以轻描淡写，有时候人们觉得提起这样的词语会让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诉我，和平队在对他进行面试的时候，要他把自己的“社区义务”按照五级制进行评价。高提格给自己打了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试官才开始发问。你曾经在毒品治疗中心工作过，对吗？你目前在教书，对吗？他终于说了句：“好吧，我打四分。”高提格后来告诉我，他报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女朋友说要认真考虑两个人的关系。我在其他志愿者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一件难事就是想个最简单的办法结束一段恋爱关系。
当时，我可不想告诉面试官我的真实动机。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读书，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会是什么样。我很高兴有了学习外语的念头；教几年书的想法也让我很有兴趣。我觉得和平队的工作不会那么机械死板，我很喜欢这一点；而他们又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志愿者，所以我父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父母亲都住在密苏里州，同为天主教徒，对肯尼迪的记忆相当愉快——我后来才知道，和平队曾经招募过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到中西部人的欢迎。我们那一年派往中国的十三名志愿者中，有六个人来自中西部各州，三个人来自明尼苏达州。这跟中西部笃信的自由主义有关，不过其中也有逃避的因素。有同伴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愿者之前从未乘坐过飞机。
我们都没想过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除了一点点基础，也没有人学习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我们了解到的第一点，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前往心存疑虑。我们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指责和平队跟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这些疑虑从未公开表述，但仍然有一帮人对于接纳和平队抱着提防的态度。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首次向中国派出教师，我是第三批。
我们一定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我时常想弄明白，中国的安全官员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我们的无知迷惑了他们，或者令他们愈发怀疑。他们一定想琢磨明白，这帮家伙有什么共同点，美国政府偏偏选派他们到中国来。为了确保从评估中全身而退，总有几个通用的选择标准。在我之前一年，一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老人也加入进来。大家都叫他“上尉”，他还是美国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宝的忠实粉丝；在培训活动上，他穿了一件罗纳德·里根t恤，这让他在即将任教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显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队的一位官员对他说：“你也许应该换一件衬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许应该再读一读宪法。”（这事就发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给中国的青年学生上课，他在黑板中间画了一根线，并在左右两边各写上“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他高声说道。“这个行；这个不行。”最后，他因为在成都街头的一场争吵中毁坏出租车侧视镜而被和平队扫地出门。（争吵碰巧发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一天，这个有趣的细节可能未被中国的安全官员记录在案。）
没过多久，大家几乎就可能忘了是谁并且为什么把我们派到这里来。我们大多在偏僻地区规模不大的大学教书，跟和平队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偶尔从上面传下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我在中国的一个同伴非常审慎地开了头，以“乱丢垃圾是好还是坏”为题组织了一场辩论。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可捡，他们肯定会失业。没有了垃圾，他们靠什么吃饭？除了“绿色英语运动”被有效地结束外，这场辩论没有明确的结果。
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十分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坚持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小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教会求知若渴的学生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懂得灵活变通最重要，幽默感同样如此。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古板——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中国政府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开朗。他们会取笑很多东西，也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说的中文。对于固执地以美国人身份为荣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糟糕透顶。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的难民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它变成了唯一的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控制的本能、积累的欲望、传道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
这家商店有几块像食物一样的奇石。在中国这是比较流行的艺术主题，我认出了几样早有名气的：石头雕刻的大白菜、石头做成的腊肉串。还有些石头经过打磨，显出了神奇的矿物肌理，不过因为紧张的缘故，它们在我的眼里看起来大同小异。我随便挑选一件问起了价格。
“两千元，”那位店员说道。他看出我有些退却的样子——那毕竟将近两百五十美元啊。“不过可以便宜点卖给你，”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你看，”高提格对我说道。“这里的其他东西就算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
他说得没错——这事儿彻头彻尾地奇怪。首先，玉雕帆船怎么会摆在那个地方？作为救命稻草，我指望高提格的体格也许可以避免暴力冲突。他身高一米八六，块头很大，蓄着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的大鼻子，中国人看了往往吃惊不已。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么温和的人，我们俩乖乖地往大门口挪去。那个人还站在那里。“对不起，”我说道。“我不想买。”
店员指了指那堆绿色的帆船碎片。“怎么办？”他小声地问道。
我和高提格合计了一下，决定以五十元开始起价。他从钱包里掏出了钞票——相当于六美元。店员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走进停车场的时候，我准备着有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我发动切诺基，转动方向盘，急驶上了110国道。车开到张家口，我们俩还在止不住地发抖。我们在一处大卡车停车点停下来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着茶，以平复自己的神经。一看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一下子来了劲头。
“我们老板去过美国！”她说道。“我这就去叫她！”
老板是个中年人，头发染成了深黑色。她来到我们的餐桌跟前，以夸张的姿势呈上了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只鹰，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仿：张家口的这只鹰比它的美国同类胖了不少。它的翅膀臃肿，脖子粗大，双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头，我还是怀疑这鸟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角印着几个小字：
名誉主席
杰罗德·r·福特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