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原本位于两座悬崖间的一块狭长平地上的提炼厂，十五公里范围内无人居住。每年夏天，铀旯湾镇从前的居民们会在附近举行野餐聚会，偶尔也有人过来拜访一下，仿佛这里是一座墓园。我每次陪着访客的时候，总能感觉到一股怀旧情绪：人们倚靠着贴满警示语的围栏，用手指着自己原来结婚的地方，孩子出生的地方，懵懂少年时率性而为的地方。“万圣节那天我在那座桥上跟一个男孩子接吻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咯咯地笑着说道。“那个地方原来是废料堆，”一个男子指着悬崖边上的一块空地乐呵呵地说道。“我们找来个旧车轱辘，爬到上面溜下来。”
那一带居民坚毅能吃苦，而这荒芜且已遭到毁灭的地方仿佛成了他们寄托怀旧情绪的唯一场所。有两次，从前的居民一说起铀旯湾的事情就泣不成声，而在说到家人死于癌症的时候都不曾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很大程度反映了一种心态：当地人觉得在铀矿厂或提炼厂工作很有尊严，这是他们的个人决定，离开铀旯湾实属迫不得已。不过，也有很多人强烈地感觉到浪费和不公。大家都热爱这个小镇，并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加以清理；对于外界有关铀旯湾的原住民罹患生殖缺陷和其他疾病现象的猜测，他们深感厌恶。“u3o8刚开采出来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烫手，”曾经共同监督清理工作的铀旯湾镇前居民基恩·格林伍德跟我说起这事儿的时候用化学缩写代替了“黄饼”这个词。他指出，人们往往把铀的各种形态混为一谈，如黄饼、浓缩燃料、炸弹材料，而实际上每一种物质都有各自的提炼程序和不同的辐射水平。他说清理铀旯湾并非出于对健康的担忧，就目前来说，厂区所在地的辐射水平并不超过周边的土地。“这是责任问题，”他说道，“而不是健康问题。”
当地人说起铀矿和核能的时候总是满口术语。他们说“热释发光剂量计”，对于α辐射和γ辐射的差异一清二楚。“肺纤维化”这样的词时常脱口而出。他们突如其来的精明和老练颇让人感觉很不自在；一次，一位妇女将奥巴马总统和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随即还提到了关于粒子辐射效应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这个地方接受过大量正规教育的人很少，出了名的孤立保守；当地人对于外界和陌生的事物常常会觉得不安。不过，跟原子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会令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不怕辐射，时常语出惊人。有好几个人当着我的面坚称，未经浓缩的铀物质不具有致癌性；他们还说，没有证据表明管理良好的铀矿和提炼厂所具有的低辐射水平对健康具有副作用。曾经在铀旯湾提炼厂工作过的霍华德·斯蒂芬斯告诉我，他在那里工作时所接受的辐射水平，与在纽约中央车站工作的人不相上下。有人说，航空工业给其雇员带来的辐射甚至超过核工业。县级专员罗恩·亨德森告诉我，黄饼其实无害，甚至可以交给美国邮政系统进行邮寄。“就像邮寄糖粉，”他说道。“你只需把它放进密封塑料袋。只不过你得注意让拉链一直密封着。”
他们跟反对新建提炼厂的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环保主义者受过更好的教育，显得更加老成，他们的观点不受预期财政收入的影响。不过我注意到，一说到科学问题就会有一种模糊性。“经常有人说这个地方的白血病和癌症率如何如何，”曾经两度参与反对提炼厂诉讼案的特拉维斯·斯蒂尔斯律师如是告诉我。当我问及证据时，他说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根本不可靠。活动家们经常援引位于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的拉瑞莫县医学会曾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铀矿采矿社区已经在白血病、儿童骨癌、早产、遗传畸形，以及其他严重疾病方面表现出证据充足的上升势头。不过，当我联系发布这份声明的医生时，他们却无法提供可靠的来源。（一位医生告诉我，他的材料因为受潮而损毁了。）
然而，我在铀矿区听到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显得证据充足。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把铀列为人类致癌物质。纽约中央车站的墙壁贴着花岗石，其中便含有释放出氡气的元素；在此工作的人员所承受的辐射量远高于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允许铀矿提炼厂向邻近地区排放的剂量。离太阳越近——生活在高山，或乘坐飞机——也意味着面临更强的辐射。根据美国全国辐射防护委员会的资料，飞机空乘人员每年所接受的与工作相关的平均辐射量，比核电站工作人员所接受的平均辐射量高出一点五倍。（以上两种都没有超过普通美国人从自然环境中接受到的辐射量。）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低水平的辐射会引起健康问题。后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听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否真实可信，于是给该地区的美国邮政发言人打了电话。他十分明确地告诉我，黄饼被划归为un2912类放射性物质，严格禁止邮寄，不管袋子的拉链是否一直处于密封状态。
全国癌症研究所下设的辐射流行病学分支机构的约翰·博伊斯博士对铀旯湾进行过研究。他现在执教于范德比尔特医学院，也是独立的研究组织“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所”的科学指导。当我在马里兰州罗克韦尔他的办公室见到他时，他说铀旯湾跟其他很多公司形成的小镇一样，其实保留着相当不错的档案记录。这才使得博伊斯和其他研究者能够找到哪些人在镇上生活过，他们都在什么地方干活儿。对1936年至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他们追查到了相当广泛的疾病种类所导致的死亡。“我们确实发现肺癌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他说。“不过仅针对男性。且集中在矿工身上。跟生活在镇上的女性无关。如果考虑到环境暴露问题，那么应该是男女一致。即便都是提炼厂的工人也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铀旯湾镇的总体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百分之十。心脏病发病率较低，这也许反映了人们无失业之虞时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普遍喜欢从事户外活动。博伊斯之前在其他铀矿地区进行过研究，他发现唯一的高风险来自在通风条件差的矿井从事采矿且喜欢抽烟的那些矿工们。他指出，各项安全措施使之形成了巨大的差异。“现在的氡气含量极低，”他说道。“但在早期，连可以遵循的标准都没有。”
活动家们告诉我，博伊斯的研究结果并不可靠，因为他接受了来自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资金支持。当我把相关材料交由独立专家进行评估时，他们说方法没问题，研究结果也与美国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基本一致，该机构尚未发现显著的数据差异，以证明提炼厂工人因为铀矿的辐射或者化学毒性而导致了更高的死亡率。在新墨西哥州，dineh项目正在对曾经具有未经监管矿井的纳瓦霍部分社区展开研究，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认为结果跟肾病和其他疾病有一定关联，但他们同时很谨慎地说明这只是初步的研究结果。
科学家认为，尽管公众有这样的认识，但辐射实际上只具有很低的致癌性。1980年代，全国癌症研究所在全美一百零七个建有核电厂和具有能源部核设施的县开展过大规模研究。研究结果并未发现癌症患者超量。最近，该研究所参与了一项针对十五个国家的研究项目，牵涉四十万名核工业雇员，他们全都佩戴放射量剂量计以测定多年工作期间所接受到的辐射量。该研究所的埃舍尔·s·吉尔伯特博士告诉我，他们在接受辐射量不足0.1西韦特的雇员中并未发现有死亡率增高的现象，而这是美国核电厂雇员接受辐射量年平均值的五十多倍。她谈到要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很具有挑战性，因为人们往往对辐射量的高低不加区别。“他们认为只要遭受了辐射就不是好事，”她说道。“他们很难理解，辐射量其实很关键。”吉尔伯特描述了研究人员对0.1西韦特放射剂量的理解，这样的辐射量仅在百分之五的研究对象身上被检测到，大多来自他们早年在核电厂工作时所接受的辐射。从工业的角度看，这样的剂量很高，但从影响健康的角度看却并非如此。“在接受辐射量为0.1西韦特的一百人中，我们发现仅有一人因为辐射暴露而罹患癌症，”吉尔伯特说。“不过，也有四十二人因为其他原因罹患癌症。这样低比例的患病率很难加以研究，因为人们罹患癌症的其他原因多种多样。”
高辐射量的后果均有很好的文献记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遭受核爆炸的近十万名日本幸存者进行了长达六十年的研究。随着辐射量增高，呈现出显著的线性模式——辐射量增加意味着风险增加。不过，尚不清楚这一模式是否适用于低剂量辐射范围，因为这个范围内的健康影响相当细微，根本没办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得以显现。包括法国科学院在内的专家和科学组织已经对低剂量辐射的线性模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辐射量符合一定阈值时便不再具有危害性。对很多元素和环境因素，比如铁和锌来说，在一定的阈值内对身体有益，高剂量时则具有毒性。不过，将这样的模式应用到铀物质的做法具有争议性，因为这会彻底地改变风险评估，以及储存核废料方面的可能性解决方案。
美国的监管将继续遵照线性无阈值理论。这样做既简单又安全，不过也有可能被误读。由于科罗拉多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住在这里的居民从自然环境中接收到的辐射量是新泽西州居民的二到三倍，从严格意义上讲，罹患癌症的风险因此而增加。（实际上，科罗拉多州罹患癌症的比例很低。）经历了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反核组织和反核科学家根据日本核爆炸幸存者的研究成果推算（欧洲的核辐射水平呈下行趋势），预言会有数十万人死于癌症。批评家指出，这种做法相当于把驾驶摩托车以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弯道行驶时所造成的死亡数字拿来做假设，如果大家把速度降到每小时十多公里，死亡率会随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才要花费一亿二千七百万美元的巨资强行清理一座废弃的小镇，而这个小镇的居民在此居住的时间比一般美国人都要长久。从比喻的角度来讲，铀旯湾镇的限速是每小时一公里多。
即便死伤最为惨重的灾难表现出来的后果也轻微到让人惊讶。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数十名紧急救援人员死于参与反应堆灭火工作，但事故之后对于毗邻社区的健康影响似乎十分有限。经过二十年的大规模研究，并没有找到一致的证据证明在出生缺陷、白血病或其他与辐射有关的疾病方面出现上升的现象。唯一的公众流行病是儿童甲状腺癌发病率升高，他们的腺体对辐射尤其敏感。死去的人不到十个——甲状腺癌很容易治愈，只是很多人需要接受手术，此种流行病的全部影响尚需等待数年才能为人知晓。
跟事故本身一样，即便这种流行病也可以完全避免。苏联的反应堆缺乏密封设备，这样的设计缺陷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苏联政府还推迟了事故消息的发布时间。“苏联人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措施，以消除流行性甲状腺癌，”博伊斯告诉我。“他们本应该告诉大家：‘别喝牛奶。’”周边地区的奶牛吃了被辐射沉降物污染的草料，而家长们又把牛奶喂给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开明的政府会做出迥然不同的反应；早在1957年，英国位于文德斯盖尔的一处核装置因为设计严重不合理而发生火灾并发生泄漏，当地所有的牛奶都被倒进了大海。2011年，地震和海啸导致日本的两座核反应堆发生部分熔毁，但没有引发公众流行病，因为居民早已疏散，食品的污染都受到了监测。尽管日本的反应堆管理和维护严重不善，其所泄漏的辐射量仅相当于切尔诺贝利的六分之一——密封设备起到了防止灾难发生的作用。没有证据表明日本民众遭受了危险的辐射，在灾难发生后工作于此的四千多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一百零三人被检测出受到的辐射量超过0.1西韦特。科学家们预测，这个水平的辐射量导致罹患癌症的比例仅比正常水平高出百分之一。这样的影响相当轻微，尤其考虑到光是海啸就夺去了二十多万人的性命——但人们只记住了核设施熔毁这件事儿。
博伊斯告诉我，高关注度的事故所带来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常常跟心理有关。一项为期二十年的研究表明，缺乏一致的证据说明三里岛事件所释放出的低剂量辐射给反应堆周边社区的死亡率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但人们高度紧张，酒精消费大增。切尔诺贝利附近地区的烟酒消费量和抑郁现象激增。乌克兰发生事故之后，遥远的欧洲国家如希腊，据报道选择堕胎的人数急剧增加，因为人们害怕婴儿先天缺陷。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相当一部分欧洲国家急剧缩减核电厂，意大利关闭了境内的所有核反应堆。二十年后，意大利从法国购买电能，其中百分之八十来源于核电，并在绝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二十七个欧盟国家中名列第二十四位。
与我交谈过的癌症专家中没有一个人出于健康原因对核电提出反对意见。无一例外，他们最大的忧虑是核废料的储存，尽管很多人指出这是政治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好几位科学家告诉我，公众应该更关注医学辐射，因为ct扫描往往存在辐射超标，而对它的监管与核电产业相比要宽松得多。（从1996年至2006年，美国实施的ct扫描总量增加了近三倍。）
博伊斯还表达了对于恐怖主义的忧虑，不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人们对于辐射的认知严重跟不上。把黄饼甚或浓缩反应堆燃料转化成真正的炸弹十分复杂，也许对恐怖分子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不过这并不是问题所在。即便低放射性的材料——如人们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的花园或者起居室里看到的那种玩意儿——也会让大多数人胆战心惊。“我们对放射性的研究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博伊斯告诉我。“我们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这玩意儿终归看不见。我一个同事说过：‘你要是能把它涂成蓝色让我眼见为实，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当草根环保主义者继续高举反核大旗时，气候变化的迹象令一些知名的环保人士公开发出了支持的声音。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办者之一帕特里克·穆尔已经从该组织退出，并认为该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持有非科学的观点。盖亚理论家詹姆士·拉夫拉克尤其公开抱以支持态度，同样如此的还有《全球概览》的创立者斯图尔特·布兰德。2009年，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克·乌代尔在参议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有些人看来，”他讲道。“乌代尔家族有人对核能持赞同态度的消息令人不安，甚至令人不快。”乌代尔来自有名的环保主义者家庭，他的叔叔斯图尔特·乌代尔去世于2010年，曾经在讼案中做过纳瓦霍铀矿矿工的代理人。乌代尔参议员告诉我，他高度敬重叔叔留下来的遗产，但现在的监管已经大为完善，气候变化的威胁要求我们重新考虑这样的问题。“来自核能的风险值得我们关注，”他说道。“这就像增加天然气的使用同样具有风险，实话实说，可再生资源也会具有同样的风险。”
乌代尔更钟爱风能和太阳能，不过他承认这些东西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有效取代煤炭。他相信，人们会找到储存核废料的办法。当我提到他的家乡提议新建提炼厂时，他说道：“只要符合必须的法律和监管，我可以支持这样的项目。”他继续说道：“我叔叔对于冷战的本质，以及我们是如何形成非得在此偷偷摸摸的思维等问题曾经表达得一针见血，我们不需要任何监管措施，因为那终究会威胁到美国的存在。可我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呀。”
我问他，对于气候变化的害怕会不会像对苏联人的害怕那样导致草率决定和粗枝大叶。“考虑到我们在华盛顿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说服参议院的绝大多数议员相信，大家必须对气候变化提出应对之策，”乌代尔说道。“我并不担心那个问题。不过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永远不要忘记那些教训。”
科罗拉多州的偏僻一隅有一种时间停止的架势，这里位置太偏无法吸引全国连锁，旅游者只能落脚在位于纳彻里塔的瑞伊汽车旅馆。旅馆仍旧使用钥匙，钥匙链上仍旧镌刻着1970年代的一条提示信息，只要把它投进美国的任意一个邮筒，都能够免费寄回旅馆。我在1月份登记入住的时候，一位名叫谢丽·罗斯的前台接待员问我是否前来参加“能源公司”提炼厂的听证会。罗斯解释说，她曾经是铀旯湾镇的居民，她的父亲和几位叔叔均死于跟采矿有关的肺癌。到此，这条信息足以让我猜想，她会对该产业持全力支持的态度。“你看，我们遭受过最为巨大的损失，而我们对提炼厂并不持反对态度，”她说道。一位路过的清洁工说，她的父亲也死于肺癌，她同样欢迎采矿业能够尽快回归。
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和环境局正在举行听证会。人们大多预言，卫生局最终一定会颁发许可证，不过几起官司悬而未决，还有其他人可能会被送上法庭。然而，真正的问题似乎跟经济有关。“能源公司”已经在多伦多上市交易，股价在过去一年间大幅跌落。已有数种迹象表明核能将会得以重振，但美国的道路仍不明晰。需求可能更多地来自海外，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尽管这两个国家已经各自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核电站建设计划。当前，中国严重依赖煤电和水电，其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南部和东部，利用风能和太阳能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能源公司”的创立者和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拉希尔告诉我，他相信一定会存在需求。他曾经在铀矿公司当律师，直到其在1980年代突然破产，他随即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购买了一片大农场。跟许多实业公司的执行官一样，他对于追赶经济潮流显得颇为内行。数年前，他在自己的农场上开了一个砂石坑，出售岩石以用于掩埋铀旯湾镇的残余物。他还出售了七万多立方米的表层土，用来喷洒在另一处遭受污染的提炼厂厂区。既然该产业已然从强制性的清理转向了真正的生产过程，格拉希尔打算回归自己的本行。他的家里仍旧保留着一块矿石和一大罐黄饼。“这玩意的档次相当高，”他一边把矿石递到我手里，一边说道。我没有打开罐子。
因为品牌的缘故，“能源公司”把自己的项目命名为“皮农山提炼厂”。“我们可不想再用‘帕拉多克斯’这几个字，”格拉希尔说道。他拿出从核能研究所弄来的宣传展示品：一个塑料小球。如果这个小球真的是浓缩铀，那么它产生的能量相当于一吨煤炭。展示品上印着：“核能，清洁能源。”这玩意儿可追溯至1970年代，人们当时担心的是烟尘而非气候变化；其正面跟瑞伊汽车旅馆的钥匙链一样老套。“我可以给你，但我就一个也没有了，”格拉希尔说道。
听证会的举行地点就在纽克拉镇，距离提炼厂厂址仅有二十多公里。会议按计划一直在整个地区轮流举行，人们的反应有规律可循：越远离提炼厂，人们似乎越感到害怕。没有人说得清，如果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公开举行会议，大家会说些什么。在县政府所在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人指责卫生局意图谋杀所有公民。还有一次，有一位发言人追忆，具有辐射性的铀旯湾镇种出来的西红柿如何的美味可口。另一个人紧随其后并无实质内容地宣布：“对有色人种担任总统我并不是真的很感兴趣。”环境保护主义者说，他们参加这样的会议总是感觉很不畅快，因为当地人有时候会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到对立者身上。我对外人的看法深感同情——作为一名作家，我总是激起他人同样的反应。不过，我逐渐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怒火中烧的原因。本地人对于屈尊俯就早就习以为常，事关健康问题时更是如此，虽然实际上他们的专业知识非常扎实。当地人的很多观点我都半信半疑，不过当他们谈起铀矿时，我学会了倾听。
两百多位居民参加了纽克拉会议，绝大多数人都佩戴着橘色纽扣，上面印着“支持提炼厂”的字样。“对于铀物质我们并不害怕，”铀旯湾镇从前的居民乔伊斯·谢菲尔对着麦克风说道。“我不喜欢滑雪。我怕滑雪。我学不会。但我了解铀物质，我不怕它。”另一位妇女说自己是当地的第四代居民。“我家有好几位亲人在核工厂干活时丢了性命，”她说道。“但我无怨无悔。”一位商会会员做了一个声明，这样的声明只在那个叫做帕拉多克斯的地方才能听到：“铀矿和旅游可以共存。”
直到第三十位发言者才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最后，只有五个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提到了健康风险、野生动物和核废料的储存问题。来自帕拉多克斯镇的居民克瑞格·皮瑞兹批评了这个产业的不稳定性。“他们提供的工作很不稳定，”他说道。“大家应该得到的可不止这些呀。”
每年8月，铀旯湾镇的老居民们都要回来举行野餐活动。厂区被围拦之后，他们聚集在东南方一点六公里外从前的棒球场上。建筑掩体已经荡然无存，柳枝灌木丛封住了跑垒道，不过这里从未进行过清洗——既没有铁丝网围栏，也看不见警示语。幸免于难的硕大白杨树为这个地方带来了令人愉悦的树荫。
2010年的野餐会上，乔治·格拉希尔告诉我，他很高兴自己能够全身心地经营他的大牧场。几个月前，他宣布公司需要重新定位，并从“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起初，股价跌至十二美分才得以反弹。很多人都以为公司能够拿到许可证，然后把它卖给能够化解这种不确定性的大公司。这是众多铀矿厂镇又一种超越时间的品质：他们可能落后了三十年，但也可能超前了十年。
前来参加野餐会的有两百多人。他们大老远地从休斯敦和洛杉矶赶过来，还有几个家庭从新墨西哥州一路开车回到了这里。两位铀旯湾镇曾经的医生也来了，1969届高中毕业班举行了他们的第四十次聚会。很多人穿的t恤上印有这样的文字：“危险：放射性材料：我居住在科罗拉多州铀旯湾镇！”一个叫做“专业个案管理”的组织散发了政府将为曾经的铀矿工人提供援助的信息。
在一棵杨树的树荫下，人们摆出了铀旯湾镇原来的铁制道路牌：燧石大道、提炼厂车道、方解石大道。这些东西本来应该跟别的物品一起被捣成一堆碎片，但工人们把它们偷了出来。一位从小在镇上长大、名叫斯坦·凯德曼的男子拿出了一块巨大的“铀旯湾”牌子，这原来是高速公路上的出口标识牌。凯德曼目前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跑运输，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车开到自己的老家来。
“它总萦绕在我心头，”他对我说。“我都能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我想起了萦绕于此的各种东西——提炼厂的声音、咳嗽不止的老矿工，甚至还有那些遭到轰炸的日本人——我问凯德曼听到了什么。他身材魁梧，戴着一顶哈雷-戴维森帽子，小臂文着刺青，蓄一把络腮胡。他笑着回答道：“孩子们的嬉闹声。”
supsmallid="filepos322515"/small/sup科罗拉多州州名来自西班牙语，意为“红色”，意指落基山脉色彩斑斓的岩石。——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