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戴河没怎么听见人们谈论接班的事情。有好几次，我跟一个读书人聊天，他提到了现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专家们大多认为，如果江泽民退休，胡锦涛是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选。但在北戴河很少听人谈论这件事情。这样的话题并不会令他们感到紧张或者戒备；大家只是觉得不关自己的事，而且也不希望领导人的更替改变自己的生活。每次说起这事的时候，大家总是话里有话，似乎这样的方式会让这个话题更有关联。谢尔盖将国家权力的交接比喻成家事。“比如，父亲老了之后，会让老大来负责，”他说道。“小儿子们要反对就不应该了。除非他犯了大错，否则他会继续负责。”谢尔盖当过小干部——他在西部乌鲁木齐的党委里干过三年——因此他才说中国应该从苏联改革重建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戈尔巴乔夫太急躁，”他说道。“他们应该先实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应该慢慢来。”
跟谢尔盖不同，疗养院里最坦诚的病人要数姚拥军和邹云军。他们来自东北的油城大庆，都是髋部患病。1960年代，大庆成了中国工业的典型，但它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子却很崎岖。最近，国有石油公司的工人大量下岗，有的工人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姚拥军和邹云军说，他们所在的单位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每个月能拿到两千多元的工资，这算不错的了。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姚拥军有点胖，三十二岁，一说话就笑；他为期两个月的治疗即将结束，治疗措施包括传统中医、打针、超声。他告诉我，髋部坏疽由三种原因引起：内分泌失调、过量饮酒和损伤。他觉得自己的髋部问题是由头两个原因引起的。
邹云军说，三个病因他都占。他三十九岁，原来在油田从事体力劳动。邹云军蓄着平头，发际线下有一道疤痕，直通额头，止于眉梢之间，看上去像一个感叹号。据他自己说，他的名字，也就是“云”和“军”合起来是“天军”的意思。他的父亲给他取这么个名字，是因为他自己的从军经历——他也是个老兵，曾在鸭绿江一带参加过战斗。邹云军的身体很结实，常常光着上身在疗养院里溜达。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项链。他还戴了一块仿冒的劳力士手表。他不时地跟护士们打情骂俏，而她们似乎也乐于接受。
一天下午，我跟邹云军正坐在树荫下，一位护士告诉他第二天八点钟要去做治疗。
“太早了，”邹云军笑着说道。“再说，我喜欢八点钟的时候上厕所。”
护士用手掩着嘴笑了笑。“好吧，”她说道。“九点钟。”
“十点，”邹云军说。
护士笑不可支地转身走了。那天晚些时候，我跟邹云军聊起政治，他说他最崇敬的中国领导人是毛泽东、唐代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和成吉思汗。
“可他是个蒙古人，”我说道。
“蒙古族是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一，”邹云军说道。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崇拜成吉思汗，是因为他把中国的疆域一直扩展到了莫斯科。我知道，很少有蒙古人会觉得自己的民族英雄是汉人，但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十分普遍。我问邹云军，他怎么看待江泽民。
“不错，”他耸了耸肩说道。“但他没法跟历史上这些著名的领导人相比。”
邹云军和其他病人似乎没有注意到那几个便衣警察。vip楼的大厅里至少有一个人在那里晃悠，只要我一踏进疗养院的大门，总会有人跟我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走，以便能够随时紧盯着我。出了大门，守着的人多达四个。只要我一离开楼房，他们就会启动自己的手机。我在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一般来说，如果当局想让某个人离开，他们会直言相告。但守在这里的几个人似乎乐意让我自由溜达，只要我停留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就行。一天早晨，我终于朝着守在门口的两个警察走了过去。
他们尽量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其中一个是我第一天在大厅里见到的那个小平头——发胖，四十多岁，穿着肮脏的棕黄色t恤衫。他的同伴穿得稍好：仿冒的izod衬衫，黑色皮鞋上印着花花公子的标识。他的皮肤很不好。我问他来自什么地方。
“长春，”“花花公子”随口说了一个东北城市的名字。他说自己来北戴河是为了治病，我问他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他脱口而出。“就是休息休息。我来休假。”
“我记得你刚才说是来治病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来休假的。”他笨嘴笨舌地评论着北戴河宜人的天气和舒适的海滩，接着就说自己要走了。他们俩——“花花公子”和小平头——于是走开了；他们偷偷地打量着身后。那是我跟中国人少有的一次谈话，期间一个问题也没有人向我提出。
在北戴河，人们总想看到对政治毫不敏感的人。每年夏天，国家的领导人都要来到小镇，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最重大决定就在这里拍板定案。北戴河是林彪演出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幕的舞台，其时最高领导人正面临着政变的危险。可这一切跟大街上的人们似乎没有任何关系。林彪的房子被围了起来，除了那个温水游泳池，他的小楼提不起人们聊天的欲望。同样，人们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或者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没有表现出半点好奇心。
不过，普通的中国公民对这些人知之甚少，这也是实情。胡锦涛属于后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一种传统，即将升任的领导人应该保持低调。胡锦涛五十九岁，一辈子大多在内陆地区从政。他从未接受过采访。他最重要的政治经历发生在西藏，1988年他被任命为党委书记，是这里的最高级官员。当时正处于敏感时期——该地区一直存在民族不稳定，上一届领导班子刚刚卸任。胡锦涛的第一波重大行动是在西藏地区继达赖喇嘛之后最重要的僧人班禅喇嘛的葬礼上致悼词。有的西藏人认为，中国政府派人杀害了班禅喇嘛，导致关系极度紧张，仅用几句悼词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胡锦涛引述邓小平的话，高度赞扬班禅喇嘛是忠诚的爱国者。一个月之内，在数十名西藏人与警察的冲突中死去之后，西藏施行戒严令，并一直持续了两年时间。这期间，胡锦涛既没表现出特别的铁腕，也没表现出特别的技巧。他只不过执行北京的命令，平息了骚乱。
同胡锦涛一样，江泽民也因为渡过难关而声名鹊起。1989年他是上海的市委书记，在动乱中，他成功地让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地方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于以往的领导人，他既不是战斗英雄，也不是穷苦农民出生。江泽民戴一副老式的厚重眼镜，有时会引述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几位颇受尊敬的前任曾经的话语。他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贡献，是那长达两万字的有关发展的讲话内容，人称“三个代表”。数百万中国人要在学校和单位学习这份文件，讲稿内容大多是这样的：“所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论其本质如何，始终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至于事物在将来会如何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来自未来的实践。”在描述某种否定的时候，其中的意思十分清楚明白：“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西方政治模式，如多党制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所带来的影响。”
同理，只有在确定他们不是谁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对江泽民和胡锦涛做出定义。他们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摆脱个人崇拜的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江泽民和胡锦涛身上的平淡无奇也许正是他们最为明显的特征。北戴河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官方便宣布江泽民将卸掉三个领导职务。胡锦涛上任后的第一年就废止了在北戴河举行秘密会议的习惯。海滩峰会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当时的领导者个人分量更重，也更多地面临着解职和政变的危险。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有序，治理方式早已演化成了别的东西：一党执政，经济高度自由。如果人们还显得有些消极，那是因为他们看惯了更不好的东西。经过了这么多年，能够想一想政治之外的事情，实在是一种解脱。
姚拥军结束髋部治疗那一天，他打电话邀请我出去喝点酒庆祝一下。我拿不准要不要去——石油工人好像都是些朴实的人，我担心自己跟警察惹下的麻烦会多多少少连累他们。我在疗养院跟病人们的交往都局限于公开场所。反复思考之后，我觉得最好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姚拥军，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
不过，就在我穿过疗养院去跟他会面的时候，“花花公子”出现了，而且挨着几个病人坐了下来。小平头也从另外一边走出来，站在边上。其他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病人们照常闲聊着。最近几天，我感觉自己陷入了某种奇怪的个人世界：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方面，可周围的生活依旧如昨。
姚拥军跛着脚走过来，笑逐颜开地跟我握了握手。从轿车上下来两个人，催我们动作快一点，因为其他人都在等我们。我很勉强地坐上了轿车。就在车开走的时候，我看见小平头把电话凑到了耳朵上。我想着，这趟差事也不算太难：盯着一个外国人和三个拄拐杖的人。
我们在一家餐馆的二楼要了一个雅间。我们一共四个人，靠在墙壁上的拐杖一字排开。天气很炎热，几个人先后脱了衣服，准备好好地喝一杯。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了冒着热气的啤酒，还有几碗冰块。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各种收获不计其数，其中之一便是我逐渐喜欢上了把冰块放进玻璃杯时，啤酒嘶嘶作响的样子。有一位点了一瓶帝王酒，这种葡萄酒的产地就在附近。他把冰块放进去的时候，帝王酒没有嘶嘶作响。
一位在煤矿工作的老人抽的是大重九香烟。“那是蒋介石最喜欢的牌子，”姚拥军说。
“你知道毛泽东喜欢抽什么牌子吗？”姚拥军问我。
我猜他抽的牌子是根据中央政府在北京的所在地来命名的。“中南海吗？”
“中华，”姚拥军替我做了更正。
“邓小平抽的是熊猫，”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我问大家，江泽民喜欢抽什么。
“他不抽烟。领导们如今关注身体健康了。”
邹云军换了个话题。“中国女人跟外国女人有什么不一样？”他问道。
过了一会，我来到楼下，看看“花花公子”和小平头是否还在上岗，两个人我一个也没有看见。上楼之后，姚拥军问我是否喜欢北戴河。我们已经不慌不忙地喝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挨个敬酒，他早已满脸通红。我认真地想着该怎么回答。
“实话实说，我在这里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因为我是新闻记者，”我回答道。“平时都不这样，但这次跟踪我的警察太多了。实际上，在我们出门来这里的时候，门口就有两个便衣警察。”
“我知道，”姚拥军说道。
“你认识他们？”
他点了点头。他的眼神非常平静，我怔了一下才继续开口。
“我不想给你们惹麻烦，”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是什么麻烦，”他说道。“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再说了，你也没办法，”他补充了一句。“别管它。”
他向自己的家乡——位于通往西伯利亚的半路上——敬了一杯酒。房间里鸦雀无声：没有低语，没有蝉鸣。唯一的声音是我们为大庆油田举起酒杯时冰块碰撞的叮当声。
supsmallid="filepos197261"/small/sup原文以美元为单位，此处以当时的汇率一美元大约兑八元人民币计算。——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