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夫还担心，一旦不必每天再花费六小时运水之后，纳木杰村的妇女们会干些什么。他在离开和平队之前建立了一个妇女合作组织，尽管他尚不清楚这个组织将来要开展什么样的活动。他走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们送了他一件礼物，那是一顶用传统手工编织的羊毛帽子。精细的做工给纳吉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敢保证，这东西在纽约肯定能卖到十五美元的价格。”
法学院开学的时候，他收到了第一箱帽子。箱子有一米多高，直接送到了那文德纳·戈亚尔和达姆扬迪·戈亚尔位于长岛的家里。没过多久，又运来了第二个箱子。这个箱子包装不太好，散发出被喜马拉雅季风吹干的一阵阵羊毛味儿。戈亚尔夫妇提出要求，今后的货物直接发往西村，也就是纳吉夫和他早已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的哥哥瑞希的共同住址。他们居住的公寓有七十多平米，起居室很快就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
每到周末，纳吉夫都会站在胡斯顿大街卖帽子。离这里不远就是法学院，他总会遇见同学和教授，大家都会问：“纳吉夫，你这是在做什么？”瑞希告诉我，他很不愿意让自己的公寓堆满发出一阵阵臭味的帽子，但看着自己的弟弟摆摊叫卖也就多少觉得有一些欣慰。“他没有许可证，”瑞希说道。“不知道他从什么鬼地方搬来几张桌子，然后就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开始打起了嘴仗。他喜欢跟人拌嘴，他觉得那才是生活。这样的场景很有趣。我会买一杯咖啡。他站在冰冷的寒风中，盯着成双成对的男女大打感情牌。”
纳木杰村却再也买不到帽子了，因为价格涨到了曼哈顿的水平。妇女合作组织的成员迅速增加，因为其他村子的人都赶过来一起制作帽子。最终，纳吉夫卖出的帽子总价值有五千美元——他还在纽约大学税收法课堂的后排摆过摊——坦卡·布耶尔为此画上了休止符。他在村子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这样说道：“这件事儿不可能持久。”五年后，我前往长岛拜访戈亚尔夫妇，他们家里还摆放着六百多顶尼泊尔帽子。
纳吉夫不喜欢法学院。他觉得很多课程非常无聊，只在刑事犯罪程序课程上得了一个d。但他还是毕了业，并轻而易举通过了纽约律师资格考试。然而，他还是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筹款方面，并经常回访纳木杰村。到2004年时，激进分子的冲突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和平队撤出了全部志愿者，但纳吉夫却开始了一系列的校舍建设项目。当地一些社区的设施破败不堪，而纳木杰村的人只需要两万五千美元便能修起一栋七间房的教学楼。他们总能把哈卡·拉玛策略发扬光大，将全体村民分为志愿工作小组——尼泊尔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自此以后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卡纳·马嘉现在被当地人称作“工程师”，帮着大家解决各种技术难题。加拿大籍尼泊尔裔建筑专业学生普丽扬卡·比斯塔跟他一起设计了两所学校的图纸。通过这些项目，她结识纳吉夫并坠入爱河，之后他们在皇后大学举行婚礼，婚礼由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牧师共同主持。
纳吉夫的老乡水管经销商基尚·艾格拉沃尔对工程建设更加积极。基尚是达兰市的扶轮俱乐部成员，而纳吉夫的一个舅舅为新泽西州平原市的扶轮社员。新泽西州的某个人建议举行一次筹款会，并与扶轮基金会配套结对。唯一的问题是，扶轮国际有一项规定，反对将配套资金用于建筑工程，部分原因是出于法律和责任问题的考虑。但扶轮社成员都向纳吉夫保证，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们仍旧可以修建各种设施，只要把名字改作“学校设备”即可。除非扶轮国际不远万里派人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举行听证会，否则没有人会知道这中间的差别。纳吉夫在纽约大学筹集到两万八千美元，扶轮社捐助两万美元，两所学校就建好了。坦卡·布耶尔购买了价值四十美元的校服、钢笔和笔记本，跟拿到这些东西的孩子们照了一张相，并将这些照片邮寄了出去，让人相信全部资金都用于了设备购买。
扶轮国际宣布，它将委派来自南印度的成员对该项目进行审计。一个炎热的日子，打着领带、穿着纽扣领衬衫和白色缠腰布的他来到了这里。我问基尚，审计员长得怎么样，他这样说：“身体很好。”这在尼泊尔人听来就是“极度肥胖”的意思。在卡基恰普镇，从新修的教学楼里鱼贯而出的孩子们给他戴上装饰性的花环，这让他大为感动。他勉力步行至扶轮社出资修建的第二所学校，但走了几分钟就因为身体太好而无能为力，不得不坐下来休息。那所学校的老师只好走到这里来看望他。“你真了不起，”基尚记得他是这么说的。
“一切都好吗？”基尚问道。
“不，我想你摊上麻烦事儿了，”扶轮社成员说道。“你们真不应该修建学校。”
第二年，想把资金要回去的扶轮国际跟纳吉夫进行了几轮含糊其辞的通信往来。他的舅舅不再出席平原市举行的各种会议，一同被暂停的还有达兰分会，直至争端得以解决。后来，纳吉夫和坦卡决定把这一切都推到激进分子身上。他们写了几封信，声称自己本想全部购买设备，但激进分子来到村子后，强迫他们修建一所学校。纳吉夫动用了法学院的贷款，连同舅舅和其他扶轮社成员一共给扶轮国际寄回了七千美元，扶轮国际终于了结此事。“我给整惨了，”纳吉夫说道。
我在尼泊尔见到基尚的时候，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不用再参加扶轮社的任何会议。“我原来参加过他们的会议，并不是遵照扶轮社的制度，”他说道。“而是遵照纳吉夫的制度。”他说，即使形势相当糟糕，纳木杰和周边的村子都一直没发生过暴力，因为大家都忙于发展。基尚说，是纳吉夫改变了他的生活。“我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参与，”他说道。“你得为其他人做点事儿。”
我拜访了卡基恰普镇的学校，学校看上去相当宁静，谁能料想它曾冲击到从达兰市到平原市的扶轮社呢。在碧蓝色的屋顶上，有人涂上了巨大的扶轮社标志，从低飞的飞机上就可以欣赏一番。校长告诉我，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扶轮社成员有时候会大老远的跑来参观校舍。图书馆的门用黄檀木做成，看上去非常漂亮，比红木的价值更高，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形：知识女神萨拉斯瓦蒂、莲花、佛教万字符、尼泊尔旗帜、扶轮社的轮子。
纳吉夫来到山上的第一年就认识到，说到和平队的财政拨款，连总统的权力都不如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总统向众议院提出预算建议案，真正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是参议院委员会。乔治·布什执政期间，参议员莱希就已经对和平队的官僚体系深感失望。有人告诉我，和平队设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管理非常混乱，工作人员连莱希是谁都不知道。“他把电话打到和平队说：‘我是帕特里克·莱希，’对方竟然叫他把名字拼写出来，”纳吉夫说。“这个人还管着他们的预算呢。”
蒂姆·瑞舍是替莱希负责拨款事务的高级助理，纳吉夫听说这个人特别挑剔。瑞舍告诉我，和平队这个机构急需进行改革，尤其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几个国家。“贝宁这个国家这么小，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位于何方，可那里的志愿者人数只比中国少二十五人，”瑞舍说道。“我们想探讨的是：这有意思吗？”他尤其强调，拨款委员会运作的预算极为有限。“拨给和平队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其他地方挤出来的，”他说。“从水资源项目中挤，从食品援助项目中挤，从难民安置项目中挤。”纳吉夫告诉我，瑞舍关于和平队需要改革的说法一点儿也没错，但他认为2009年夏季任命的新主任阿龙·威廉姆斯将会致力于做出一点变化。威廉姆斯之前成功担任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执行官，他告诉我，他的优先任务之一是要对接受志愿者的地方进行评估。无论如何，纳吉夫觉得莱希如果愿意在这个行当多花一点时间，他的观点将会有所改变。“大家不能仅凭在华盛顿的所见所闻来评判和平队，”纳吉夫说。他希望预算资金是从军费，而不是从援助经费中挤出来。“把这么多钱送给巴基斯坦和其他的外国军队，你能想象这中间存在多么巨大的官僚浪费吗？”他问道。
但是，纳吉夫想不出办法来搞定莱希。他知道这位参议员喜欢gratefuldead乐队，还是铁杆的蝙蝠侠迷，曾在电影《黑暗骑士》中客串露过一面。“我同一位跟随肯尼迪参议员很长时间的助理交谈过，我说我该怎么样才能把莱希说服，”纳吉夫告诉我。“她说：‘穿成蝙蝠侠，站在参议院的大门口。’她是认真的。我考虑过。”纳吉夫能够说服吉米·卡特给莱希打电话，却无法从gratefuldead那里弄到一纸声明。他依次给两百多名居住在佛蒙特州的前志愿者打电话，请他们给这位参议员打一个电话。其中一位碰巧是给莱希的父亲提供临终关怀的托老院的首席执行官，她答应给他打电话。
至此，纳吉夫和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的关系开始每况愈下。这个机构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我听其他人说，它对纳吉夫的策略不太满意，在他和其他人公开发表针对莱希的评论员文章之后更是如此。对于这种非正统的方法，华盛顿人做出了迥然相异的反应。共和党人相当支持，他们似乎很喜欢纳吉夫的个人主义和外来者身份。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其他要人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胆识。负面反应好像多来自年轻人，尤其是国会的助理们。“他总是把事情搞得很私人化，”其中一位这样对我讲，其他人则抱怨他时常骚扰他们，并且不遵守规则。纳吉夫告诉我，国会的每一间办公室都像一个微缩的小村庄，助理和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这些村子里，代际陈规被颠倒：年轻的人往往最墨守成规，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处理着同样的事务。曾经在民主党众议员山姆·菲尔身边工作过的职员马克·汉森告诉我，官员往往善于品味政治事务中私人和自然的一面，而工作人员一般会关注其中的操作次序。“他们会想方设法操控某个事件，”他说道。“而纳吉夫干扰了这样的程序，并强迫大家在没有写进日程表的日子里听别人讲和平队的事情。”
每当人们谈论和平队所发起的这场运动时，大家总会不怀好意地这样说：“你们都听说过冰淇淋联谊会，对吧？”这样的说辞我听到过无数次，直至“冰淇淋联谊会”这几个字听起来让人想起“猪湾”。每年夏天，都会在华盛顿以帕特里克·莱希的名义举办募捐活动，特征便是本杰瑞冰淇淋和佛蒙特州特产。2009年那一次，和平队的财政预算到了关键时刻。奥巴马要求做到三亿七千三百万美元，比现行的三亿四千万美元略有增加，但众议院响应和平队发起的运动，要求做到四亿五千万美元。纳吉夫和另一位曾在尼泊尔服务、当时已经是作家的前志愿者劳伦斯·赖默参加了冰淇淋联谊会。当着一大群人的面，赖默向莱希做了自我介绍。
“参议员，我恐怕得向你说点惹你不高兴的事情，”他这样说道，接着他拿出一份声明大声地读了起来，“你应该听从内心，真正进步的内心，而不是那些专唱反调的助理们。”莱希非常恼怒，说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讨厌受到别人的干扰。但赖默并不罢休。他又说道：“参议员，民主就应该是这样的。”
一位助理站到两人中间，结束了他们的争执。赖默做了书面致歉，但参与运动的人都觉得跨过了某一条界线。正如瑞舍最近跟我说的那样：“以这样的方式跟一个负责财政拨款的人对话，肯定是非常不明智的。”联谊会之后没多久，预算下来了，四亿美元——年均增幅最大的一次，但还是比众议院批准的四亿五千万美元少了很多。一位众议院的议员告诉我，莱希曾向他抱怨过前志愿者的粗鲁无礼，他说：“要让和平队付出五千万美元的代价。”莱希否认了这一说法。
人们大都觉得这一次运动大获成功，但纳吉夫的心情很复杂。冰淇淋联谊会之后，他和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的关系完全闹僵，竟然离开了这个组织。第二年，他独立开展工作，所需资金由前纳达尔的活动家唐纳德·罗斯领导的一个顾问小组提供。他所采用的方法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活动的结果是参议院将2011年的经费预算增加了两千万美元。但纳吉夫认为，重要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他之前一直希望对改革步伐比较保守的和平队施加更多的影响。
纳吉夫告诉我，他采用个性化的办法有点过了头。村庄政治可以不讲民主：关键在于，某一具有权势的个体在听到那么多整齐划一的声音之后，会本能地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给莱希打电话的人，下至他爸爸所住托老院的管理者，上至前任总统。他还在本杰瑞冰淇淋联谊会上有过上述遭遇。那好像还不够，他又接到了本和杰瑞分别打来的电话。本·科恩告诉我，在纳吉夫联系他之后，他给莱希打去电话，建议给和平队而不是五角大楼更多的财政拨款。我问科恩，参议员的反应如何。“他的反应是‘够了！连同他的哥哥，每个人最近一直在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儿。’”
9月，我陪纳吉夫去了一趟尼泊尔。去纳木杰村的路上，我们在附近一个名叫贝德塔的小镇停下脚步，玛尼·塔芒迎接了我们。玛尼的眼神很犀利，黝黑的脸庞十分瘦削。他自我介绍说，在动乱年代，他是当地激进分子游击队的司令。2008年，君主政体被废除，联合国一直控制着全国的和平进程。激进分子现在变成了合法的政党，但他们这些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抛头露面，所以玛尼显得有些神经质。他穿着肮脏的t恤，上面用英文印着“休闲风格”这两个词。
“你是不是多少对我感到有点失望？”纳吉夫问道。
“我跟你说过好多次‘谢谢你’，再多说一句‘谢谢你’也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情，”玛尼说道。“像你给我们修的学校那种房子，全县找不出第二处。”
“有没有什么意见？”
玛尼觉得，激进分子一直被排除在发展之外。“你第一次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见见面，”他说道。“但纳木杰村的人一直拦着我。”他问纳吉夫会不会在附近的社区再修建一个水利工程，纳吉夫说自己再也没有从事这样的工作了。“我可以把这个想法跟本县主管灌溉的官员交代一下，”他说道。
纳吉夫不想再协调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他社区正在修建水利系统，他觉得这更好一些。“你把某件事情做好了，别人就会跟样学样，”他说道。“做这种事儿根本不需要大包大揽。”他也不再修建学校。他觉得自己的角色一直在变换之中，对自己非常挑剔。有些项目完全失败，比如羊毛帽子，妇女合作组织的生产能力也尚未得到展现。纳吉夫相信，学校的楼房太过于功利主义；他在一次典礼上发表讲话，说那些楼房“看起来像监狱”。他告诉村民们，楼房应该漆成亮色。即便水利工程也有副作用。有了水，人们可以用水泥搞建设，而村民们已经踏入了无序建筑的阶段。外面的投资者进了村，因为他们认识到，为了躲避德赖平原的高温炙烤，纳木杰村有可能成为大家的避暑胜地。他们置买了很多地块，价格在一年之间翻了十倍，当地人非常担心凝聚力正在一点点丢失。
就慈善事业而言，可复制性是至关重要的目标，但在纳吉夫看来，开发项目的工作人员在很多地方重复同一件事儿，从不考虑长远后果，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他相信，建筑工程项目的价值往往被夸大其词，实际上更重要的在于花时间让某个社区能往前迈步。他说，纳木杰村的村民们用上了自来水，但跟村民们学会共同劳动相比，前者并不特别重要。“人们总会这样问我：‘和平队修建了多少所学校？多少家医院？’”他说道。“和平队很不善于玩这样的游戏。所以它的机构规模依旧比较小，人们对它也不怎么了解。”进了和平队，二十七个月的服务期比其他服务机构都要长，志愿者们对于传统的开发工作往往犹豫不决。他们乐于看见复杂的变化过程，却不乐于为大型项目和全面计划加油喝彩。小说家保罗·泰鲁曾于1960年代在马拉维担任志愿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开展工作有过至关重要的描述。他告诉我，宏大的计划往往具有破坏性。他对自己在哥斯达黎加所见到的，由村镇组织的小型项目所持的态度更为积极。“我们需要鼓舞人，而不是吓着他们，”他说道。“带有破坏性的援助项目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当我跟曾经的志愿者们交谈时，他们无一例外都会说：“我在从事志愿者过程中的收获远远大于我的付出。”还有一种说法也很普遍，和平队带给美国的益处远大于它带给全世界的益处。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些情绪性的说法——那似乎是在表达一种卑微和尊敬。我一直喜欢和平队略带颠覆性的元素，因为这往往寂静无声、富于个性。不过，和平队的失利似乎正在于前志愿者们回到国内之后很少——至少在政治方面——再打外来者这张牌。像纳吉夫这样的人能从纳木杰村来到国会大厦，用全新的视角打量这个地方，这使他的出现具有了一定的颠覆性。不过，他不是等闲之辈。美国极其善于在世界其他地方搅起波澜，而对引发至反效果的事情却表现得无动于衷。
在纳木杰的最后一天，我们出席了农业培训新大楼的落成典礼。一年以前，纳吉夫筹集到资金，在位置最好的山头购买了五英亩土地，村民们希望在上面修建一个中心，全尼泊尔人都可以来这里学习有机农业。纳木杰村有了足够的水源，可以满足这样的发展需要，村民们因此满怀雄心。他们最近在达兰市举行了一次筹款活动，筹到的款项竟然达到十五万美元。然而，人们的计划似乎更宏大：他们想从尼泊尔政府那里得到一百万美元，以把培训中心扩展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坦卡·布耶尔为典礼事项做好了一切准备。到处是硕大的帐篷和彩旗，全县的官员都赶了过来。他们拿到了精心准备的庆典礼物：佛像和廓尔喀刀。纳吉夫发表了关于发展的讲话，只要他一提到钱，人群就会欢呼不已。
第二天，我们来到加德满都，拜访了和平与重建部长拉卡姆·泽姆琼的办公室。坦卡·布耶尔提前写好了三封信，要求政府支持新建一所大学，并让纳吉夫转交上去。但纳吉夫似乎心神不定；他告诉我，头一天的庆典仪式太过奢侈，他惹了麻烦，这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跟部长开口了。
我们在一间高大的房间里见了面，部长跟纳吉夫热情地打了招呼。陪着他的是两位助理，用尼泊尔语里更令人满意的外来词说，也就是两位“雇员”。还有一位激进分子官员，他正在帮着起草尼泊尔宪法。纳吉夫先讲了一段话，但没有开口要援助，反而说在纳木杰建一所全日制大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首先，村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不管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听取，”他说道。
“我会提醒他们务必谨慎，缓慢推进，”部长说道。
“村里现在面临着很多危险，”纳吉夫说道。“我还是个和平队志愿者的时候，一英亩土地只值三百美元。现在呢，一千美元。这有点像狂野西部。”
“我明白，”部长说道。激进分子的手机响起了铃声——《国际歌》。乐曲就要演奏到“全世界受苦的人”时，他摁断了电话。
“我们需要在纳木杰村做点别的什么事情，”纳吉夫说。“不一般的事情。”
部长答应关注这一项目，然后大家握手道别。我和纳吉夫走到外面，坐上了出租车。他还有三封信没有转交，我问坦卡和其他人会不会感到失望。
“他们了解我，”他说道。“坦卡先生常被这样的事情逗乐。他会这样说：‘我们让纳吉夫去那里转交信件，他却兜了一圈，还说我们的坏话！’”出租车摁响了喇叭；我们在车流中蜿蜒前行，纳吉夫笑了笑：“说政治是肮脏的游戏的人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