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买吗？”她问道。
石彬伦给了否定的回答，随后他告诉我：“他们上次也提出要卖给我。”
庄稼就要收割了，微风吹拂着地里早已干枯的玉米秆。走出村子，我们爬上了一段陡峭的城墙，数千名蒙古人曾于1555年在此发动过一次袭击。石彬伦说，汉人的防御一般靠粗陋的大炮、弓箭、大刀，甚至石块。“有很多规则，一次带多少石块，遇到袭击应该如何把石块运上瞭望塔的二楼。”他说道。随后，他指了指用石头在城墙上仔细摆出的一个并不紧密的圆圈。四百多年后，它们依旧在等待着下一次袭击的到来。
蒙古人喜欢夜袭。他们通常以小队形式策马而来。靠近敌方地盘之后，他们害怕落入埋伏，因而总会沿着山脊而行。他们不是占领者。他们深入汉人的地盘劫掠物品，然后尽快撤回。他们喜欢盗取牲畜、值钱的物品、居家用品和汉人。他们把汉人男女带回草原，并允许其组建家庭。然后，他们会把男人派回南方以收集汉人的防务情报，其老婆和孩子则作为人质。
关于蒙古人最为形象的记述来自曾在北方地区为官的汉人苏志高，他在1540年代驻扎于长城的中心地带，跟蒙古人有过近距离接触。（“［蒙古女性］喜媱，不避昏昼耳目。”）跟明代的大多数作者一样，他把他们称为“虏”——也就是蛮人。（“［虏］家家造酒，人人嗜饮；虏饮如牛，不歇气。”）他的记载属于负面的人类学作品，以期读者既知晓也讨厌这样的敌人。（“［虏中］亦有贯婴于槊以为戏者。”）
实际上，对方也是一群颇有头脑的袭扰者，所以战事往往很复杂。双方都雇用探子，并扩散假情报。蒙古人以烟雾互通信号，汉人则采用炸炮仗的方式沿城墙进行联络。在对付北方袭扰者的问题上，林蔚认为明朝采取了三种主要策略。明朝初期，汉人常采取攻势，将蒙古人的定居点尽可能推后并远离边境地区。第二种方法是用礼物、官职或贸易机会收买主要的蒙古头领。不过，有些明朝皇帝拒绝与他们所认为的野蛮人进行协商。第三种选项是修建防御性的城墙——林蔚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效的策略，并将其比作马其诺防线。他写道，修筑城墙成了晚明的代名词，因为这个王朝过于羸弱没有战斗力，过于自大而不肯谈外交。
石彬伦认为，晚明的应对之策并没有那么死板。他在文献中看到，汉人的策略在各地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受威胁的程度。城墙的修筑常常与防守策略和物资供应策略结合使用。无论如何，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汉人的政策不可能完全解决他们与蒙古人的矛盾，因为后者的内部权力争斗往往助长了袭扰的发生。在蒙古人的文化里，世袭的领导权仅限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并且只传给每一代的长子。在这一条窄窄的线条之外，有抱负的蒙古人通常会觉得在南边才最容易得到机会，以增强其身份价值。
其中一个类似的争夺者便是俺答汗，他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排行老三。郁闷于其在家谱世袭中的角色，他于1540年代决定通过与汉人建立贸易关系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然而，明朝的嘉靖皇帝一口回绝。1550年9月26日是一个中秋之夜，俺答汗率领数十万蒙古大军对北京的东北部发动了突袭。他们攻破粗陋的石头城墙，劫掠了两个星期，杀死和俘虏的汉人达数千人之多。那之后，明朝开始大规模地采用砂浆来提高防御工事的质量。
与此同时，俺答汗的长子——汉人称之为辛爱黄台吉——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为了巩固其联盟，迎娶了数位重要蒙古家族的女子。不久，他遭遇一连串经济困境，但都轻而易举予以化解：把女人们遣散回家。明王朝一直向这些女人的家族定期配给白银和物品，以换取北方的安宁；此时，这群前妻开始现身于汉人的城墙要塞，要求获得更多的支持。1576年，在他们的一次请求遭拒之后，一支突袭分队在防御工事的偏僻之处钻了空子。这一地区如此蛮荒，以至于明王朝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在此修筑城墙，可蒙古人偏偏从这里钻了进来，并杀死了二十一个汉人。明王朝的应对之策是掀起又一波的城墙修筑热潮，这一次使用了砖块，哪怕在非常陡峭的地势也能开展工程建筑。石彬伦把1576年这一次行动称之为“一群蒙古怨女引发的突袭事件”——遭人拒绝的女眷促成了修建北京周边令人眼花缭乱的砖块防御工事。
历史学家往往把长城说成是军事无能和资源浪费的结果。石彬伦并不赞同，他认为经过改建的城墙经受住了16世纪所发生的几次大的军事进攻。在我们徒步考察过的水头村，汉人在一次重要战争中挫败了数千蒙古人的进攻。对明朝来说，城墙仅仅是其复杂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作为延续最久远的一道历史遗迹，它对于明朝的衰落承担了不相称的责难。
“有人问，当时真值得这样做吗？”石彬伦说。“但我并不认为当时的人们会有这样的看法。你不可能听到一个国家这样说：‘这一面山坡我们让了吧’或者‘我们可以牺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他们可不会进行这样的计算。任何一个帝国总要尽力地保护自己。”
下午，我们披荆斩棘。徒步考察的过程中，石彬伦有时候会循着猎物的踪迹行进，而且总会沿着城墙的顶部行走，因为这个高度的灌木较为稀疏。不过，偶尔他也会无路可走，只能在荆棘丛中顺山脊而行。他把这叫做“蒙古人的徒步之旅”，对此我非常讨厌。我讨厌荆棘，我讨厌脚下不稳。我讨厌衣服被刮破，我讨厌石彬伦那古怪的城墙攀爬装备比我高级。我讨厌划脸庞的树枝只到他的胸部。最主要的是，我讨厌蒙古人害我以这种方式徒步行进。
爬到山脊上的一处石头城堡废墟之后，我感觉如同在水下长距离潜泳后突然钻出了水面。往东，视野开阔直达三十多公里之外。看得见的人类聚居地只有一处——镇边城村，四周依然环绕着明代守军修建的高高的石头围墙。俯瞰着被石头围绕的定居点，石彬伦说这样的岗位非常艰辛，因为长官们都要求用谷物而非白银支付士兵们的薪饷。“明朝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他说。“这跟在美洲‘新大陆’发现银矿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天早上，经过一夜的野营之后，我们发现了另一处石头要塞的迹象，以及由此通向山脊的一条视线。石彬伦推测，这些都被用于向镇边城传送信号。他仔细地记录下所有细节，回到北京后将它们加入计算机数据库。他很善于解构这些城墙——每次和他徒步考察的过程中，他都会发现那些反映军事策略的模棱两可的细节。不过，他早晚还需要依靠这一切细节做出点什么来。数年以来，他在高高的山脊上发现了它们，在被人遗忘的书籍里读到了它们，这样的细节有时候就像迎面而来的荆棘一样会分散注意力。“石彬伦因为不属于学术圈，所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任意拓展自己的探寻路径，”他的朋友费嘉炯告诉我。不过，闭门造车也有一定的危险。“我一个劲地催促他早点解脱出来，”费嘉炯说。“但这就是他的思路，他对于细节有一种超凡的本领。”
披荆斩棘相当花费时间，而且非常危险。步行爬上镇边城的过程中，我问石彬伦是否遇到过什么事故。他说，1998年他一个朋友从烽火台上跌落下来，摔断了手腕。他们都很担心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还能不能继续徒步攀爬那段嶙峋的山坡，于是在城墙上过了一晚。回想起来，石彬伦承认那一次自己过于小心，并真希望他们当时立即下了山。
“他感觉疼吗？”我问道。
“是的，”石彬伦轻声回答道。“很疼。”
石彬伦总会告诉朋友自己在什么地方徒步考察，而且几乎未曾单独进行过彻夜旅行。最常和他同行的伙伴名叫李坚，是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珍本部工作。2000年她跟随石彬伦进行了第一次为时三天的徒步考察。“我之前经常失眠，”她告诉我。“但徒步考察回来之后，我真的睡得很香！”从那以后，她和石彬伦一起在长城上度过的时间总共达到了一百八十五天。
渐渐地，李坚拥有了里昂比恩牌羊毛猎衫、白色的蒂利牌猎帽、拉思珀蒂瓦牌登山靴，以及由芝加哥j·爱德华兹公司专为高架电杆工人制作的麋鹿皮手套。她把一条长运动裤从膝盖处裁下，再剪出一个大洞套在脸上。来到野外之后，她成为了身高一米五九的中国女版石彬伦，跟他一起穿越灌木丛。她告诉我，她从来没在前面带过路。
2003年6月，他们出发前往北京以西的门头沟进行一次三天的徒步考察。那一带的山峦形状怪异；高耸的山峰轻易就能翻过，但低矮的山坡常常意想不到地连接着悬崖。石彬伦像蒙古人一样徒步前行，可还是迷了路，无论朝哪个方向往下走都会遇到陡直的断崖。幸运的是，之前下过雨，这样他们才在岩石窝里喝到了存积的雨水。朋友们组成搜救小队，开着车从北京出发了。石彬伦和李坚出发五天后，终于找到一条小路并走了回来，跟之前已经上路的搜救小队迎面相遇。至今，李坚还把长城徒步当成治疗失眠的方法。
中国的大学可能没有培养出长城专家，但学术圈外早已形成了长城爱好者小群体。他们一般爱好体育——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是一种罕有的素质，因为他们对体力劳动的厌恶对于考古学而言有时候是一种麻烦。长城往往吸引着那些痴迷者。曾经当过电杆工人的董耀会在1984年辞去工作，一门心思对全中国上下数千公里的长城片段进行了徒步寻访。在写成一本书讲述其经历之后，他帮助建立了中国长城学会，出版两种期刊，并呼吁对长城废墟加以保护。新华社的退休摄影记者程大林毕业于体育院校。英国地理学家和马拉松健将威廉·林赛于1987年来到中国，并沿着长城且跑且走了四千公里。他在北京定居下来，出版了四本关于长城的书籍，建立了一直专注于长城保护工作的小型组织“国际长城之友协会”。
北京大学最积极的长城研究者是一位名叫洪峰的警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被一所体育学校录取了——他成了一名短跑运动员和跳远运动员——但他经常喜欢做的事情还是阅读历史。在与大学失之交臂之后，他进入警察学院，并最终被安排到市属单位北京大学。1990年代中期，出于消遣他开始徒步行走，并对当时关于长城的各种书籍深感失望。“错误太多，”他告诉我。“于是我开始阅读原始文献。”
我在北京大学派出所见到了洪峰，他正在二十四小时值班。他是派出所所长，经常利用休假时间进行徒步之旅。洪峰四十五岁，高大而强壮，不过右胳膊肘时常疼痛，那是他在做研究时摔倒受的伤。他经常造访学校的图书馆，但从不跟教授们谈论自己的研究情况。“考古系和历史系的学者对长城不感兴趣，”他说。
洪峰在徒步考察期间，发现北京西北方向上的防御工事存在着一段令人迷惑的长达二十四公里的缺口。一些当代作者认为，这个地段的地形如此崎岖，根本不需要防御，但洪峰不这样认为。他到访过更为陡峭的地区，但防御依然非常严密，于是他找到了《明实录》。他发现，明王朝相信在其先祖陵墓正北方向上的这一地区有一股重要的龙脉。龙脉就是关系到风水的山脊，于是明王朝不厌其扰地在此以北更远的更难以防御的地方修建了精巧的城墙。
洪峰把他的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发表在上，如今这个网站已成为最活跃的长城爱好者们的家园。网站由软件工程师张俊发起成立于1999年5月8日——也就是中国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遭到北约轰炸的那一天。（北约说是误炸。）网站的成员定期在北京共进午餐，我在其中一次聚会上问张俊，他是怎么想到要在那一天建那么一个网站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修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中国，”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网站有五千名成员，尽管也有少量正儿八经的研究者，但很多人对于长城产生兴趣都是出于爱国和消遣这样的双重原因。石彬伦于2000年加入了这家网站。跟其他人一样，他也取了个网名——阿伦，这个网名是一位语言教师给他取的石彬伦这个中文名字的变体。他经常用中文跟其他人进行交流，但从没有参加过聚会，也一直没有说自己是外国人。去年秋季以来，他在网站上粘贴了两篇很长的文章，讲述某一段城墙的修筑过程。他告诉我，他终究会用英语来写书，但刚开始用中文写几篇文章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只有在这家网站上有人会关注如此艰深的主题。（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论‘猪嘴堡’长城的建设日期”。）
石彬伦从来不让我向长城网站的其他成员公布他的身份，我一直信守诺言，但大家很快就谈到了这个名叫阿伦的人。说起阿伦的研究成果，作为警察的洪峰敬仰不已，并认为他是中国人。“他写的东西不长，但都很深刻，”洪峰说。“这人一定是个研究生。我不问，他也不说。”
石彬伦最终决定“亮相”他的外国人身份，但一直很担心网站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还记得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为自己的论文进行辩护的情形。“我的老师告诉我：‘按照对外籍学生的规矩，我们一般会给予更多的灵活性，’”石彬伦对我说。“要是当时再沉着一点，我会这样回应他：‘行，我本来来这里就是为了获得经验，即使拿不到学位我也乐意走人。’”他继续说：“我想让自己的论文根据独立的标准来评价。谁写的，作者是不是外国人，这统统无关紧要。”
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石彬伦用化名发表文章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但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性格。他相当谨慎，却冒着所有的风险——不稳定的收入、与他人的关系、个人的安危——去从事研究工作。对于自己在长城方面的认识，他信心十足，而且能够描述得天衣无缝；很显然，他是想帮助大众根除对于长城的种种误解。然而，在做完“欲考察”清单上的项目之前，他不愿意动笔写书。他的工作可以看作是一种痴迷的研究——这是他对于地球上最宏大的建筑结构所做的一门心思的探究。不过，在这种表象之下，是他对于理性的一种深切的使命感。石彬伦相信，修建这一道道城墙确实是出于军事方面的原因；他还相信，自己对于它们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是最好的。他讨厌把长城加以象征性的利用，尤其讨厌用它来解释中国文化这样的复杂现象。对中国人而言，这一道城墙通常代表着荣耀，外国人则认为它象征着排外。不过，石彬伦觉得这两种认识都没什么用处。“它不过是中国人曾经所作所为的体现，”他说道。“是他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而已。”
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洪峰的观点最能让我联想到石彬伦。洪峰的网名是“穷诗书”，也就是“读完所有的书籍”。“中国人常常把长城当作民族骄傲的象征，”洪峰告诉我。“但这有些夸大其词。它跟金字塔这样的大型纪念碑不一样，不过是应对攻击行为的一种策略。”
12月底，我陪着石彬伦进行了他的第三百四十次城墙之旅。上一次去密云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几条高大的山脊，并认为其中可能存在用石头垒成的瞭望塔。我们慢慢爬上了山脊：一无所有。不过，这只是他的“欲考察”清单上又被划掉了一天而已。
尽管我讨厌披荆斩棘，但在过去的一年间，我还是慢慢喜欢上了规律性出游所具有的清晰的节律感。每一次旅途都如出一辙：好走的路，难走的路，浓密的刺，养眼的景。不管走在什么样的地方，我总能看见石彬伦在前头步履稳当，蒂利牌猎帽在荆棘丛中一起一伏。
下坡的时候，我们在一处陷阱里发现了一头死去的獐鹿。绳圈还套在鹿的颈项上，它一定是窒息而死的。再往前，我们看到了一段长长的城墙，土墙的大部分碎成了粉末。我一脚踏上去，靴子踩进了一个孔洞。我掉进陷阱，在一道矮埂上绊了个跟头，紧接着一头栽到了三米高的高坎下。不知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又撞上了城墙。一头磕在城墙边上，我一下子停了下来。
“好险，”石彬伦一边高呼一边跑了过来。我慢慢地站起身，试着走了两步，立即知道自己的左膝盖伤得很厉害。然而，我们还要走好几公里的路才能得到救助，而气温已经远低于冰点；唯一的选择只有继续前行。
只要是下坡路，我就需要石彬伦搀扶。一共走了三个小时，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上午，我去医院做了x光检查。医生告诉我，膝盖骨多处破损，我得拄上六个星期的拐杖；那是我最后一次徒步长城。
发生事故的第二天，石彬伦来公寓里看我。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看得出来，他对这一次事故感到很难过。他说他对电子清单进行了快速分析，在大约一千两百五十天/人次的徒步之旅中，我所遭遇的事故只是第二起。后来，他肯定地告诉我，确切的数字是一千两百四十五。
2月，前往台湾进行研究旅行之前，他又来看了我一次。他计划前去研究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几张明代地图和几块纪念碑。他还是没用英语写东西，不过准备再用中文写几篇文章。他似乎更多在为今后着想了。他计划大约一年后开始写书；写完以后，他会前往中国的其他地方继续研究长城。他也许会攻读博士学位，也许依然独立，靠讲解和写书维持生计。“万一有学者愿意跟我闲聊呢，所以我需要学一学其他的语言，”他说道。“如果说不来日语，如果说不来蒙古语，肯定会落伍。不过学点其他的一样有用。下一种语言也许是俄语，也可能是德语。我觉得学一点满语也有用。再学点藏语吧。不过，这都要往后排了。”
我拄着拐杖送他到了门口。他要坐早班飞机；为了省钱，他预订的机票要在澳门中转七个小时，也不能出机场。他觉得可以趁机读一点东西。我问他，在北京的徒步之旅还剩多少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八十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