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能垄断什么样的市场会产生很大的区别咯？”
“是的，垄断租车业务与垄断投行业务之间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你要记住，人们还是会为了进入租车行业发生冲突。”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很重要：那些非垄断阶层的成员别无选择，只能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互相竞争，但结果就是他们得到的资源仍然是最少的。这个例子就是每天都会发生在非技术工人身上的事情—他们是穷人中的穷人。但是，韦伯在解释不平等和阶层分化时不仅用到了阶级这个概念，还用到了地位（status）和政党（party）。”
米拉知道地位的意思。“地位就是根据人们能负担得起的开支对他们进行排名，比如他们买的衣服和车。”
林则摇了摇头。“社会地位当然与文化因素有关，但它不是根据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进行排名那么简单。”对于韦伯来说，地位不只意味着你的车比同事的更贵。如果你只考虑个人或家庭的排名，可就大错特错了。”
林说道，身份地位更多与人们的身份认同有关，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竞争。它是关于你对那些你认为和你一样的人(或者可能是和你想成为的那个“你”一样的人)的认同。所以，地位群体是一群认为彼此处于同一水平的人。他们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他们有着同样的想法，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包括以同样的方式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
“那他们也应该把钱花在同样的事情上吗？”
“是的，相同地位群体的人会珍视某些商品而不是其他的商品。地位群体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你不会因为某辆车更贵或者比邻居家的车更好才去买它。你最终会购买的是你认同的那个地位群体所认定的车。”
米拉突然想起了多尼之前总说“我们这些人”，他所指的是俱乐部里瘫在皮沙发上的人。她之前觉得他们长得都有点像：那些年长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米拉回应：“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新车很棒，但在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邻居看来，这辆车可能很糟糕。”
“没错！不同的地位群体间有着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就会反映在成员们的好恶中。”
林接着解释说，韦伯还试图改进马克思关于阶级是历史的行动者和主体的说法。韦伯认为把阶级看作会思考的人是不正确的。他想说明的是，实际上是个人创造了历史，但是你应该注意到同一个地位群体中的个体会思考相同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个体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正是这种行动方式最终导致了同一地位群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在行动。
地位群体的表现就像演员一样，因为他们是一群对彼此有认同的人。而鉴于阶级的观点纯粹以经济为基础，假装阶级是历史的行动主体是不合理的。韦伯说，社会地位群体的内涵在两个方面上不同于社会阶层，即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而且他们是一个共同体。地位群体是一个共同体，并非指这些共同体里的所有成员都像住在一个小定居点那样面对面地相互接触。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也确实意味着，一旦将一个陌生人置于和你相同的地位群体中，你定能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与他们的相似之处。
“想想看，我们在平日里是如何仔细观察一个陌生人的，我们会寻找那些隐晦的或稍稍明显一点的线索，这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身份。我们其实经常这样做。当我们认为接触的人来自不同的地位群体的时候，尽管我们并不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但这些地位仍会决定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比如，如果对陌生人的品位和观点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我们对其所采取的态度很可能会大不相同，而这些了解则来源于我们对他们所处的地位群体身份的预判。”
林接着说道，对于韦伯来说，阶级差异和地位差异通常可以重合，事实上，有些时候它们必须重合，因为阶级在垄断资源方面的成功依赖于他们所在的地位群体。这也是韦伯理论的一个关键点。这一点几乎与因为资本主义最有道理所以无可替代的观点同样重要。不同的地位群体眼中重要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不同，影响他们垄断市场的机会的因素也不同。例如，如果医生说由于他们掌握重要的科学知识，所以应该垄断外科手术，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取得垄断，从而赚取更多的钱。
“我大概明白了。对于那些熟练的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若是想垄断某种特定的工作并提出同样令人信服的理由非常困难。那么现如今其他市场的垄断情况又如何呢？”
“其实都是相同的道理。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精英一直都是一群拥有特定社会地位和文化的群体，所以他们的文化价值能够让他们在特定的市场—通常是在土地和其他形式的投资要素方面比常人的优势更多。”
米拉又想起了多尼和他的俱乐部里的人为他们自己制定规则和道德的行为，于是很快就理解了林的意思。“这样说来，地位群体的文化特性真的很重要咯？它们并非夺取资源过程中的助兴节目，而是能带来确切经济回报的因素。”
“是的，文化的重要性远超过了马克思的想象。首先，若是没有韦伯所说的由文化相似性锻造的群体，就没有人能构成垄断。其次，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意识形态，在韦伯看来，都与地位群体的文化有关。这个群体必须相信垄断资源是合理的。各式各样的群体都必须相信，他们应该拥有他们现在拥有的，或者应该在未来得到他们想要的，这一切都合情合理。”
林说，这个群体还必须说服别人去相信它的垄断具有合法性，当然，这一切也取决于地位群体所生产的文化。你只需要想想一群专业的工人，就能明白这一点了。律师和医生总是说，他们拥有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及独特的价值观和道德，所以他们是唯一有责任和机会赚这些钱的人。总之，他们坚称“阶级意识形态”是创造阶级的必要条件，这样，社会地位就与阶级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事实上，没有一个地位群体是非经济性的，它们脱离了经济便更不可能存在，他们的文化特征（包括他们用来买车和衣服的钱）都依赖于经济资源。
米拉现在脑子里，都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说自己的内幕行情知识拥有合法垄断地位的样子，她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地位群体认为他们有理由攫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林平静地问她，他们聊的这些是否让她想起了她的父亲。米拉察觉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迂回旋转，现在他们即将抵达主题，这场精心设计的暖场舞就要结束了。她能确信的是，她要么会迎来一顿难挨的说教，要么会听到一些令人心痛的消息。
“我做慈善工作，”林说，“知道你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在按自己的规矩办事。他们需要像我这样的人，一个无趣的专业人士，让人们相信他们是一群坚持按照科层制规矩办事的人，维护他们的形象。”林说自己很蠢，为自己跟他们混在一起深感内疚。
米拉已经做好准备了，决意现在就挑明这一切。“混在一起干什么，偷东西？”
“他们会说这更像是一种公关手段，”她母亲插话说，“但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骗局。我也这样认为，林也是。”
他们似乎在期待着米拉说些什么—哪怕是跟他们争论一下也好—但米拉实在想不出该说什么。无尽的沉默让她难以忍受，所以她开口了：“我这下明白了。在韦伯的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的理论中，他说部分—还是全部？—的阶级能否在垄断市场地位的方面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它是否成了一个地位群体。”
林看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回到了刚说到的话题上。“是的，你说得对，这是文化对经济关系起作用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地位群体的文化赋予了它垄断自己设法垄断那部分市场的理由。”
“那么韦伯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无可替代，因为它最理性、最合理？”米拉问。
“没错，就是这样。”
“所以有可能是地位群体，或者说，是地位群体的文化，认为资本主义或科层制是最理性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是最好的理性解决方案。但是，这未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或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对每个人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几乎毫无争议，决定是由拥有最多资源的人们的文化做出的。他们的文化认定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中对他们来说有利的那些方面，就是最理性的行事方式。”
米拉的妈妈看起来有点不安，因为不知为何他们又开始讨论社会学了。“我觉得是你搞糊涂了，米拉。林并没有说韦伯所写的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内容。”
“但我认为林刚刚说的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韦伯的理论要复杂得多。韦伯的理论中有很多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他与马克思一样认为有些思想比其他思想更加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这甚至有可能是使得不平等变得更严重的原因：它之所以变得这样糟糕，是因为不平等的原因和理由看起来是如此的合理！”
林靠在椅背上，有点惊讶地看着米拉。他转向米拉的妈妈，想对她说些什么，但还没来得及，米拉的妈妈就开口了。
“米拉，林和我有点弄巧成拙了。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们想跟你说一点事情，我们，或者说，我，想出了这个办法，觉得讨论你感兴趣的主题来缓和一下会好一点。”她妈妈严厉地瞥了林一眼，“但是对不起，我们不能再兜圈子了。”
妈妈希望米拉不要介意，但是她把米拉之前说过的一些话告诉了林。他们已经讨论过了，觉得米拉应该知道更多的真相，因为她看起来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正像林所说的，她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所遵守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
“我们都认为，既然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就要主动放弃其他干扰线索。我们决定各自对此做力所能及的补偿，但是我们也要试着对此做点什么。”
妈妈对米拉说，她和林为那些被她父亲欺骗而损失钱财的人们提供了补偿金。“我们必须在幕后做这些事，因为我们都和你父亲有着剪不断的关系，没人愿意相信我们。慈善机构一直在帮助我们。现在机构的名誉还没有受损，因为所有同你父亲及其朋友有关联的人都辞职了。林在审判之前就辞去了财务主管的职务，所以他与官方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就是通过他来替接替者筹措资金的。”
米拉生气地说：“爸爸让我们都变成骗子了，不是吗？就因为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再做自己了，尽管我们要做的是好事，就像你们说的这些。这些钱是哪儿来的？是爸爸认识的富商给的吗？”
“有些是。但是林毫不吝惜地捐了自己的钱，我在你爸爸入狱的时候把所有能找到的钱都还给他了。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林帮我找了一处落脚的地方，我打算把这栋房子卖了还债。妈妈真对不起你，米拉。”
米拉控制不住，变得愈发愤怒了：“为什么法院不去赔付这些投资者呢？凭什么要你们去做？这样做下去：不平等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如果人们变好了，那没关系，但现在人们都被骗了，国家还是不打算做些什么来让一切都好起来吗？这么说来就算产生了这么不公平的结果，那些官僚机构也不允许自己染指任何事来破坏这条制造不平等的船吗？”米拉已经意识到，她感到愤怒，可能只是为了自己，她希望自己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米拉了。自己的愤怒一定来自其他地方。她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思考，如果林和她的母亲都能够纠正这场错误，那为什么她就不能呢？
林这边已经开始对米拉解释为什么国家不能去做米拉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政党是韦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理论工具包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夺取资源的第三种方式。政党所指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党派，也指人们对从地方到全球的各个政治层面施加影响而形成的团体。如今，党派也包括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各种活动组织。
韦伯认为，政治上的冲突有助于决定资源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本身这个巨大的资源。冲突一直在持续，不仅限于大选期间。冲突一方面发生在政党之间，另一方面有时也发生在政党内部的各个派系之间，因此韦伯确信，这种冲突不只是地位群体之间的冲突。林指出，如果你认为政党和派系只是阶级或者地位群体的代表，那你就永远无法真正参透政治上的任何事情。事实上，他们代表的可能是阶级或地位群体的某种联盟，抑或是某些阶级和地位群体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政党也有自己的利益。就像韦伯说的，所有的政党和其各个派系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既试图影响将资源分配给其他人的决定，也关心党派自身和党内个别党员可能会拥有的资源。
米拉的母亲打断了他：“在很多国家，加入政党的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发财。”
林和她母亲交换了一个眼神，让米拉很困惑，然后他继续：“更重要的是，国家自身也会参与到权力和财富的竞争和使用当中去。”
然而对于韦伯来说，国家有自己独立的存在方式，而不光是政党竞争的对象。首先，国家控制着军队，这就常常需要大量资金维持军需开支。这就意味着可能会损害政党的利益，甚至会损害政党里各阶级和地位群体联盟的利益。国家还需要维护在人民眼中自身的合法性，随时准备通过武力来维持国家权力。林的这番话就说明了国家并非一个单纯由政党所操纵的中立工具。此外，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资源有时要相互竞争，有时要通力合作，还有时则要各自为政。其中，韦伯最感兴趣的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林说，韦伯认为地缘政治更像是一个全球版的地位群体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各方的目标仍然是要努力争夺权力和资源。一瞬间，米拉回想起了几个月前在出租车上的那趟噩梦之旅，随后她立刻恢复了思路。
“你是说，我们永远也不能指望政府对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采取任何行动吗？”
“也不尽然，米拉。我只是想说，事情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简单。如果政党是阶级或地位群体的联盟得以体现自身文化价值的一种方式，那么政党—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也是—就可能成为一种垄断事物并将穷人拒之门外的方式。但我相信，政治最终会提供一种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这些文化价值可能会转化为支持或抑制垄断的法律法规。韦伯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政党和国家对此可能会做的一切，另一方面也告诉了我们，看到不公平时，我们无须举手投降。”
米拉认为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展示理性如何呈现出不平等的文化正当性。这就是它能够在现代社会站稳脚跟并变得强大的原因。但是人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拆解它，超越理性去寻找其他的思维方式。“这么说，国家在判断什么是理性合理的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阶级—地位群体控制了国家，或许他们就可以进而改变大家对于理性合理所持有的标准和看法。”
“但是其他可能掌控国家大权的政党也同阶级和地位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所有的政党在资本主义中都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为它们都在某个领域垄断市场。就算你巧妙避开某个政党为不平等缔造的花言巧语，结果可能陷入另一个政党的甜蜜陷阱中。”
米拉觉得这理论原本就有点像马克思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其特别之处在于，任何可行的、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件事：资本主义是合理的。你必须想办法摆脱所有的文化，甚至采用那些被排斥和被掠夺的人们的视角，才能证明它并不合理。“但难道有人会相信不平等是合理的吗？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垄断权的人呢？那些身无长物，又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并从农村涌入大城市的农民呢？”
林告诉她，韦伯对此会说，那些被排斥和掠夺的人们必须要组成一个地位共同体，然后他们才能结伴同行，并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重新定义什么是“合理”。米拉相信，一定会出现那么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挑战似乎与每个人都持有的那种不平等—甚至资本主义本身—是合理的观点，尽管它在事实上是多么的不可避免。出于莫名的原因，还有突然萌生的坚定信念，加之她新收获的理想主义，这一切让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去质问父亲，他为什么会认为自己的行为（现在她确信现实已经向她揭示了，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理想主义的反面)是正当的。
1.社会从何处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很多如马克斯·韦伯一类的社会学家认为社会通常止于国家的边界。卡尔·马克思等批评家强调，社会的本质是社会阶级权力和财富所塑造的等级制度。对他来说，国家就是统治阶级。韦伯认为，国家中很多与社会阶级无涉的组织和关系也是同等重要的。国家是一个并不仅仅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组织。
2.韦伯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了理论化阐述，认为它既发轫于经济，也发端于宗教。新教加尔文宗将创造财富看作上帝恩典的象征：保持自身的财富，并从中发展出更多的理性和自律。这种“新教伦理”带来了资本和工业的巨大发展，重塑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
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越来越严重。韦伯则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理性的铁笼。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有条理，我们失去了那些让生活可承受的快乐、惊喜和混乱。理性取而代之，支配了人们的每一种需求。因而韦伯更关心的问题就是，这种急剧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最终会不会掏空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