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裹上晨袍，晃晃悠悠地走出卧室，同已经在厨房里的瑟斯、图妮和贾丝明坐在一起。她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酸痛，头也一跳一跳地疼，她的眼睛浮肿而刺痛，尽管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她还是感觉比前两天好多了。
“早上好呀，小僵尸！亲爱的，答应我千万别照镜子，”图妮说，“这会让你的自信瞬间崩塌的。”
“怎么才能让你好点呀，米拉？”瑟斯问道，“我这里有去痛片、强力去痛片、解充血药还有金花菊成分的三种天然药剂。”
图妮生气了，或者只是佯装嗔怒：“太不公平了吧，我生病的时候你可没给过我这些东西！”
“都是你自己作的，”瑟斯一本正经地说，“而且你疑心病重得很—上周你还怀疑自己得了脑瘤呢。”
图妮笑出了声：“真的，我可是所有症状都符合呢。”
“你怎么有这么多药啊，瑟斯？你是在收集自杀道具，还是准备开药店？”贾丝明头也没抬地问。
迄今为止，米拉已经病了快一个礼拜了，这些女人已经习惯了一会儿大惊小怪，一会儿又去嘲弄她的日常生活。
“你知道生病最糟糕的一点是什么吗，”图妮自问自答，“你会看起来怪怪的。”
“不，最糟糕的一点在于，你不得不停止手头的工作，”贾丝明答道，“而且每个人都会同情你、可怜你。”
“不，在下做不到，贾丝明少校，”米拉笑着说，“我已经落了一堂课了，而且下次还轮到我做课堂展示。因为落了一堂课，我什么展示的内容都没有。我又得靠“弗兰肯斯坦”了。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同情自己了。”
“我觉得你需要点严厉的爱，”贾丝明淡淡地说，“首先你得去看医生。你猜怎么着，说不定他们会帮你看病呢？”
“在我感觉好起来之前，我哪儿都不想去。”米拉倔强地回答道。
“好主意，等你没病的时候再去看医生好了。”
“我都不知道我是哪儿出的问题。”
“所以，你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们管这些人叫医生……”米拉知道不应该再跟贾丝明犟下去了。
一个小时后，在瑟斯给的小药片的帮助下，米拉的眼睛已经不再浮肿了，但还是像兔子眼睛一样红。她乖乖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温习功课，等着贾丝明过来找她。她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是否允许人们做他们最擅长的事？”在米拉看来，“弗兰肯斯坦”里推荐的阅读材料与这个问题毫无干系。这是一本二十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的一位高产作家、功能主义理论的发展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书。在老师们的著作中，根据每个人的品位和所写的内容，常常充斥着对其他各路作家的引用和参考，但她丝毫不记得他们有提到过这个人。迄今为止在她的印象里，“弗兰肯斯坦”中唯一提到他的地方就是，他认为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角色可以构成“互补”，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体系。
尽管她的所有讲师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帕森斯，教材却告诉她，这个人曾经是北美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弗兰肯斯坦”用简短的总结说明，他确实对自己评价很高，而且对于社会学有着非凡的抱负。帕森斯希望社会学家像一群医生一样去服务社会：
对于帕森斯来说，社会学是一门非意识形态时代的科学。经济学出现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帮助政府和社会理解新型经济关系。而社会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发达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新型社会关系。帕森斯试图构建一个用于理解社会运作的模型，他结合了前人，如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等人的著作，并解释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例如核心家庭。他还试图解决社会学中一个被称为“结构—行动”的问题。
米拉从几次没完没了的课程讨论中了解到了一些关于结构—行动问题的争论，但她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有一群社会学家，他们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结构的学科，这些社会结构的特征限制了人们去做某件事，或者强迫他们去做另一件事。还有另一群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是研究人们所做的或所遇到的事情的意义的学科。如果她愿意多花点心思，就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同时兼顾这两者。她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非要在行动和结构之间做出选择。或许只是因为她还不明白问题所在。于是她翻了一页，开始读了起来。
“行动”指运用手段最终达到目的，曾被理解为经济上的利己行为。行动的概念曾经主导了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常常将人类活动分为理性行动与非理性行动。理性行动是指个体出于经济价值考虑做出的行动，非理性行动是指任何没有以这一目标为目的的行动，特别是那些不符合个人经济利益的行动。然而，经济理性只是理性行为中的一种。在帕森斯看来，所有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它们的目的就是建立和确认某种共同的价值观。
对于帕森斯来说，行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件。经济理性的观点，同其他许多观点一样，都将每一个行动看作一个独立事件，并依据它的直接后果来评价它。但帕森斯认为，人们不是这样思考的，他们会考虑到未来、过去，考虑到他们自身的位置以及他们的行动会如何影响他人。帕森斯将其称为“行动链”（actionchain），即每个行为都是一个序列的一部分，由此将其与参与者所认可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联系起来。
米拉想到了刚刚朋友们对她的关心—瑟斯有点小题大做，图妮略带以自我为中心的幽默感，以及贾丝明“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的态度。那她们所“建立和确认”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她知道朋友们都在表达关心，但是米拉怀疑“弗兰肯斯坦”对此另有判断。米拉好奇，朋友们所展示的价值观是不是她们期望她处理这个情况的方式，以及她们自己在相似的情况下的处理方式。这似乎更有道理。朋友们所建立和确认的价值观是一种关于生活方式的价值观。
米拉认为，贾丝明身上反映出了她所听说过的一些新教道德，比如，最好不要以小伤小痛逃避工作；此外，要明确自己不想生病，彰显自己的道德价值；只要忍住痛苦并坚持下去，无论如何都会开始感觉好受一点：或许这就是上帝在通过减轻她的病状来奖励她正直的行为。瑟斯就像信仰天主教的奥古斯特·孔德，那位影响了涂尔干的思想家，米拉应该相信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人，只要米拉袒露自己的病情，别人就可以利用镇痛软膏和药剂缓解米拉的症状；但同时，瑟斯对“罪孽深重”的图妮则不会伸出援手。至于图妮，应该是一个互动论者，通过打破对于苦难的同情规则来让米拉了解别人的关心；或者，瑟斯是一个眼里只有自己的傻瓜。
于是，米拉又想到了其他的。有些时候图妮在做事前后都不经过大脑，但不光她是这样。行动不总是像帕森斯设想的那样周到或者可以解释，我们经常会顺着习惯和欲望行动，有时也会被疯狂的冲动和狂热的陶醉牵着鼻子走。她感觉自己开始忍不住打瞌睡了—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这时她被贾丝明的敲门声吓了一跳。瑟斯从贾丝明的肩膀后探出半个脑袋。
“走，米拉，我陪你去看医生，”贾丝明说，“快走吧，不然瑟斯又要开始分析你的灵气了。”
***
终于叫到号了，米拉走进诊室，医生挥了挥手，示意她坐下。医生迅速地上下打量了米拉几番，随后开始浏览米拉的病历。
“你觉得身体哪儿不舒服？”
“我感觉很难受。”医生没说话，米拉觉得她的回答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嗯……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完全没法工作了……只能整天卧床，我很累，也没什么胃口。”医生盯着她那双倔强的红眼睛。
“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压力很大，或者感觉很焦虑呀？你的学业、家庭，还是总是跟男朋友闹矛盾？”
米拉努力抑制住愤怒。她本指望医生每年都能碰到几百个像她一样的女孩：基本健康但是感觉迟钝，持续性地感到不舒服。“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事，跟那些完全没有关系。我是觉得……好吧，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我朋友给了我一点药，我觉得好多了，没事了。”医生扬了扬眉毛，表示十分惊讶和不满。“我只是需要给老师交个假条，解释一下我上节课缺席的原因。”说到这，医生似乎更生气了。
“我不能给每个到我这儿来的学生都开假条。我忙得很。你要是感冒了，我也没什么能做的，所以你也不需要从我这儿拿什么证明。你还有别的事吗？”
米拉摇了摇头，嘀咕了一句“那麻烦你了”，然后离开了诊室。她拖着沉重的步子和贾丝明一起回到宿舍，开始用一些她本来能在医生面前为自己辩护的话来折磨自己。回到房间后，米拉读到“弗兰肯斯坦”中对帕森斯关于“病患角色”（thesickrole）的讨论时，还是感到无比懊恼。
鉴于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应该对其进行研究。这是帕森斯的作品中最经久不衰的内容之一，同时充分显示了他这条分析进路的活力。他坚定地将疾痛经验、病人与医务人员的角色看作社会经验与社会角色。疾病与健康同是现代社会建构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社会的生理现象。生病是一种社会性的经验，而药物是一种道德的、受到价值影响的关怀。疾病面向个体，在表达上符合道德的需求，也意味着这是关乎社会续存的基础。帕森斯不是从表面上看待疾病，而是试图通过允许一组人为另一组人定义疾病或健康来找出社会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医学就像是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这与它在神学中的作用毫无关系。医学为帕森斯揭露了现代社会，就像图腾宗教为涂尔干揭露了原始社会一样。
米拉很高兴，自己对医学与新教伦理之间存在关系的猜测竟然是正确的。最后她马上将这句话从脑子里赶了出去—这毕竟只是一个侥幸的猜测—然后又接着回想了一下这段话里的其他内容。医生的一张假条有权让她免除学校的功课，但出自她哥哥或瑟斯的假条则没有此功效。这种文件本身就负载着书写者的权力—或许不是他们的权力，而是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权力。她想到了她和医生所扮演的角色。医生有权力向她提问，即便没有问题，她也必须回答。
病人的角色已经被呈现出来了，米拉想。一开始是因为她不能工作，然后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整天躺在床上）。不能工作、不能同他人正常互动、白天躺在床上，都是对正常社会角色的侵犯。（要贾丝明说，她大概会说社会学学生的角色就是一天到晚都在床上待着。）为了融入病人的角色，她必须表现出知道自己病了，知道自己为什么病，以及希望自己有所好转的样子。米拉尝试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将自己的身体疾病直接呈现给医生—但这样做毫无意义。除非得到医生的接受和确认，不然这些关乎其内在状态的报告就没有任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