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莉娜问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就阅读的内容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另一名叫山姆的同学说：“我觉得……嗯，难道社会对理性主义和客观性的普遍态度以及科学是如何适应这种态度上，没有别的看法了吗？”他扫了眼他的笔记，接着说，“有些女性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主张科学要对文化差异具有敏感性，要有环保意识，还要反对性别歧视。难道他们所做的不是在呼吁科学家们放弃坚持所谓的客观性、放弃关于外部世界的物质事实是通过调查收集而来的观点吗？”
另一个学生，阿桑普塔忍不住插了一嘴。“是的，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说，然后照着她的笔记读道，“他们认为，科学和任何真理一样，都是社会的建构。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界限并不比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社会建构痕迹更少。显然，我们不应该全盘接受科学的权威性，就像我们不应该接受学校老师对文学的评价一样。”
山姆补充道：“就我看到的一些摘录，劲松对社会学的很多批评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同样存在，包括来自权威的争论、根据期望对发现进行分类、抛弃不想要的结果，等等。”
“是的，但只是因为科学本身做得不好。”劲松回应道。
“这让我感觉，”莉安补充道，“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也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那些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学科，比如医学。科学会问，我们知道什么？认识论会问，我们如何知道？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呢？”
“这样就巧妙地把知识本身塑造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达莉娜咯咯地笑着，“我们可能都忘了，这才是今天研讨会的重点！我花了好大工夫才讲到这里啊，怎么就让你们带跑题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说到这里了。那下面谁来跟我们说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两个视角，弱纲领（weakprogramme）和强纲领（strongprogramme）？”
乌班纳照着笔记开始解释，在弱纲领中，社会在数量上塑造了科学知识。科学家也是人，他们对激励的反应同其他人是一样的。比如，某些科学分支比其他分支进步得更快，是因为它们更时髦、更划算，或者有着更高的回报，总之它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更好的科学家。因此，某些领域的研究工作会比其他领域的进展更快，此外，尽管孤独的天才们可能会坚守在那些不时髦的领域进行研究，但贫乏的资源也会起到限制作用。在一些国家，政府会因为伦理问题、意识形态、道德教化或者宗教原因而限制某些研究的内容。比如，在医学研究中，回报率最高的药物大概就是调整情绪或治疗阳痿的改善生活类药物。这些产品拥有最具消费潜力的消费群体，市场优势会让其非常有利可图。迄今为止，在这些药物产品的研发上投入的精力，要远远超过那些消费者普遍收入低下的抗疟疾类药物。
达莉娜叫停了乌班纳，以便阿桑普塔发言。
“劲松刚才说，当科学家们丢弃他们不想要的结果或者做了其他什么事时，说明这是一门糟糕的科学，但其实这样做还受一些其他因素影响，而绝不仅仅是做得不好这么简单。”说着，阿桑普塔低头看看笔记。
“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可识别的制度与文化的约束和压力。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抽屉效应’的现象，在其影响下，那些不能为某物提供证明的研究往往不会被发表，因此，研究往往倾向于显示积极的结果，而非那些什么都不显示的结果。没有人愿意花时间读一篇枯燥而且什么结论都没有得出的学术论文。”
“顺便提一句，这个解释在社会学里也是行得通的，”达莉娜说，“科学史会告诉我们，科学往往不止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进行工作，但它有一条指导原则，即我们正在走向一种形式上更优的科学，所以像上述的这些问题会被视为次要问题或短暂的停滞。大卫·布洛（davidbloor）曾经说过，我们不应该只去解释知识为什么会出错，而应该去解释它是如何变得‘正确’的。”
达莉娜说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一部分，并请乌班纳接着为大家解释。她说道，强纲领也可以被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或建构主义，该观点认为社会在内容上塑造了科学知识，这一观点依赖于“认知相对主义”（epistemicrelativism）。
在弱纲领中，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个理性发现的内部过程，这一过程有时会被社会力量引导或扭曲，甚至被阻碍（就像过去的天文学家常常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一样）。强纲领会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即目的论（teleology），因为它接受了所谓科学的发展路径与其他形式的知识不同的说法。组里的几个成员都对“认知相对主义”这个概念不太理解，其中科妮具体询问了这个概念的意思以及它与其他内容有何相关。
乌班纳又翻了翻自己的笔记，给大家读了这样一段话：“相对于当地文化，并相对于它发展所依存的社会、亚文化或亚群体。与其认为科学十分紧密地反映了某些潜在的真理，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权威的真理游戏。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所宣称的那种作为启蒙运动一部分的权威性，是通过科学家们建立知识统治而实现的。社会所建构的不仅仅是知识的限制和边界，也包括知识的内容。”
这时劲松插话说，他能理解将科学家、不同科学学派或支持对立理论的人们之间的辩论看作一场真理游戏的观点。科学是一种人类活动，人们本不应该对它感到太过惊奇—尽管这里的人们似乎也无时无刻不为其感到震惊—其实它同别的事情一样，无非都只是筑起高楼、互相诽谤、建立帝国、接收传播、溜须拍马，这些东西在所有最终要为事情盖棺定论的领域中都能看到。
“宗教、政治、艺术，哪个领域都是这样。但后现代主义将科学视为真理游戏，将理性也视为众多话语中的一种，这种观点存在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劲松说，你不能简单地将科学当作一种文化话语，因为现实总会让你失望。如果你同汉朝的皇帝一样相信食玉粉便能长生不老，那么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错的。“如果你认为不存在什么最终真理，那我们还不如讨论讨论流行风尚和时尚技巧呢！”
“科学家怎么看待这些理论呢？他们了解吗？”米拉问道。
“在那些接受的人中，大多数科学家都部分或者全盘接受弱纲领，”达莉娜回答说，“毕竟，他们在工作中能接触到这些东西。至少可以说，他们对强纲领并不买账。”
“这也是合理的。如果他们认可强纲领，就该卷铺盖回家了，”山姆说道，“这其中又涉及组织利益—他们不接受强纲领，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但或许他们应该放弃然后转行干别的，”劲松紧随其后，“如果你说科学思想是在社会力量的客观作用下发展起来的，那他们确实可以收拾收拾走人，然后等着社会力量发挥作用。你说科学同神秘主义一样没有提供真理，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神秘主义者呢？这样你只需要一盏熏香和一块水晶，而不是实验室和图书馆。或者，你甚至可以去做一名科学社会学家，这样连熏香的钱都省了。”
米拉对劲松如此频繁和迅速地将自己的观点用语言表达出来（甚至都不怎么参考他的笔记）感到有些恼火。她压抑住不满，说道：“显然，科学的进步是需要一些人实打实地去做一些事的。”
劲松冲她摇了摇手指：“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必须要承认思想是从某个地方介入其中的。刚才那个利益集团理论的论证是双向的。而这也一定同样适用于社会学家。”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社会学家会认为这种观点具有吸引力。这点是很难反驳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反驳就包含在我们开始说的那条最初论点中，即没有人能够对权威和真理下定论。但所有这些科学批评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局限性缺乏安全感。他们认为—不管他们在书中和文章中怎么说—科学确实比社会科学更具真理和客观性。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们明明从科学的方法和科学产品中获益了，还总想着将科学基本假设的遮羞布扯下来。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难道社会建构主义者从来都不用电灯，也不看电视的吗？
达莉娜夸赞这个角度很聪明。“倘若一个人正在电脑上敲入自己的大部头新作，结果电脑死机了，你觉得他是会给it专家打电话呢，还是给通灵师打电话？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tallis）就说过，思想家总是言行不一，其行动方式和理论相差甚远。”
米拉不得不承认，劲松关于社会学家缺乏安全感的观点确实切中要害，准确地总结了每次她同贾丝明讨论科学时的感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听到这，感到有些恼火。她鲁莽地说：“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学家保持着一种自卑感是对的—毕竟他们不懂任何科学，或者至少不太懂。也许科学知识是一种更加重要的知识类型。我想这就是劲松道破的事实—这是社会学家自卑的根源。”
然后米拉略带犹豫地说，这或许会对社会学家研究科学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事实甚至可能与你想象的截然相反。既然社会学家对科学本身知之甚少，那么他们就没有资格对真理做出任何判断。如果社会学要讨论的是科学如何产生，首先它必须要避免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才能被接受。
米拉认为，对于那些想要书写科学是如何对其内容进行组合选择或遗弃的社会学家来说，认定所有真理主张所依据的事物都不存在，并假装自然地接受这一观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是在假装自己比科学家懂得更多—不是懂更多的社会学，而是懂更多的科学。正是因为这样，社会学家不得不表现出一副好像并不存在什么需要被衡量的真实世界的样子，也因此不得不成为相对主义者。他们应该关注—也有资格去关注—科学家如何根据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提供自己的同意或反对意见。
米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她就一个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问题洋洋洒洒地说了这么多。她连劲松都不如，她的话乍听之下很有道理，其实全是胡说八道。然而，达莉娜听了之后似乎很高兴。
“很好，从论点到结论之间还是有一些东西值得说的。拒绝将自然界当作等式的一部分来行事的观点出现在哈里·科林斯（harrycollins）的著作中，他将方法论相对主义应用于科学研究。”
劲松对此不以为意：“但这是一种误导。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界是这个等式的一部分。无论怎么解释它，或通过何种范式理解它，自然界都独立于人类活动。比如，物理学中的理论说明，可以利用裂变反应来制造核弹。核弹被建造出来，通过测试，然后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这些理论一开始就是错的，那么不管当地的物理学文化怎么宣扬它会生效，原子弹也不会成功。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二战的历史将完全被改写。”
米拉觉得，他说的这些与社会学家怎么研究原子弹制造史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去观察科学如何与科学家对其实验所做出的决定联系在一起，或他们如何评判实验的好坏，但你不能说某个理论被否定是因为它是错的。但米拉什么也没说。刚才说的那一大段话就足够多了，她可不想再那么鲁莽，但达莉娜面带微笑地看着她。
“时间快结束啦，”导师说道，“有没有人想总结一下？你读到了哪些权力与知识的内容？”
阿桑普塔将自己笔记里高亮的地方读了出来：“在我们的社会里，知识是被权力塑造的。科学既是这种权力的结果，也是这种权力的原因。”但是，大家闭着眼也能猜到，劲松可不打算将总结陈词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
他对大家说，为了权力而争论则意味着你排除了思想的空间。那些执行强硬计划的人似乎相信，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都是未经思考就得出结论的。思想和精神事件是由“权力代理人派出的猴子燃放的烟花。若是说思想在科学理论中没有发挥作用—即使认为权力发挥了作用—那也简直是疯了”。
让米拉惊讶的是，科妮又参与了进去。“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猴子。但科学话语留下的素材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无论这种改变是好是坏—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也就可以选择放弃它。你可以放弃在城市你死我活的竞争，回归乡村住在一个与羊为伴、一百英里内没有汽车的小岛上，但你不能否认内燃机的发明和它造成的污染。”
当他们纷纷收拾起自己的书和笔记本时，米拉重新整理自己刚才因为害怕再发表一次冗长的演讲而放弃的台词。首先，有些坚持强纲领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科学知识是一种文化建构，但它很特别，不仅仅是因为科学所拥有的权威，而且因为知识独立于我们的方式，它既镌刻在社会的结构上，也烙印在物质世界里，其效果不是总能达到我们的预期。
社会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区别在于，一些科学知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影响，这个时间跨度可能是几百年或几千年。它可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其持久性与人类是否意识到这种知识无关。这可以说是科学知识的独特性之一，也许会使你偶尔庆幸自己是个社会学家。
后来，在与科妮的交流中，米拉发现她们都从研讨会中学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伯特兰在研讨会上总是打击大家，让大家失去了发言的信心，不愿意发言。而达莉娜恰好相反，但团队的活跃度仍然存在问题。回答问题的环境太过随意，造成一两个学生主导交流的情况。科妮和米拉知道，达莉娜试图阻止这种倾向，但不怎么有用。显然，想要做好一个助教，单纯靠好的人品是不够的。科妮说，她可能会向劲松推荐伯特兰的课，那里非常有趣、刺激：也许他会去伯特兰的研讨小组试一试？听着米拉打了个喷嚏。
“我觉得，光是听听那些有关安慰剂疗法的说法就足以让我感冒了。”
1.信息或知识经济主导社会时，知识很容易受到认可，人们都认同，要从不可靠的陈述中筛选出更好的知识。但在如何做到，甚至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上，人们存在许多困惑和分歧。
2.安慰剂效应表明，一种药物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它的预期，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关于社会的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否具有相同的地位？关于社会的知识同样可靠又富有活力吗？它应该看起来像科学知识，并尝试去做自然科学所做的—发展能够预测发现的理论吗？科学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吗？
3.这些都是认识论的问题—你如何发现和评估知识，以及你是否应该用一个单一的描述对某个经历或事件盖棺定论。比如，乔姆斯基提出，人类共享构成语言习得习惯的深层语言结构。其中的一个就是“分类学假设”，我们正是通过这个假设将名词同物体的类别联系在一起。这是关于共享认识论的一例。另一方面，相对主义者总是认为对于同一件事情存在多种解释和说明，并认为在其间做选择势必会导致错误。
4.社会学家通过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弱”和“强”的进路，不同程度地考察了社会力量对于自然科学的影响。这种观点有益之处在于，它解释了为什么某些研究领域比其他研究领域要发达许多—它们在政治上有捷径可走，在社会上更加有利可图。但这确实是从“什么都不可能最终被确切地知道”到“什么都不可能被知道”的一个飞跃。英国社会学家，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是科技研究领域发展的重要推动人物。
英国哲学家、诗人、小说家、文化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