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后一周的课上，米拉正好坐在科妮旁边。授课老师迟到了，她俩就互相讲伯特兰的恐怖小故事来打发时间。坐在她们前面的一个学生转过来说，她最开始也被分到了不喜欢的助教那里，后来她就换了一个组。等到上完课她们一起走出教室时，科妮和米拉也决定尝试一下这个办法。
米拉和科妮很幸运地发现，有个叫达莉娜的新老师也开了一门研讨课，而且还有空余的位置。米拉能感觉到那里的氛围完全不一样。在伯特兰的研讨会上，学生们都尽量不和他进行眼神交流，没人想要参与进去。从米拉所观察到的同学们的笔记上来看，也没有人为了参与讨论去进行大量的文献阅读。这个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唯一的贡献就是在私下里取笑伯特兰。伯特兰则以一种宽容、轻蔑和讥讽的态度对此进行了报复。
米拉能看出达莉娜小组里所有的同学都做了大量而充分的课前准备，因为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摞密密麻麻的笔记。在研讨会开始之前会有四到五人的动态小组讨论。话题内容与社会学全无关系，但这至少说明，他们不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假装沉默。过了一会儿，达莉娜用一种巧妙而幽默的方式让大家安静下来，虽然这安静只持续了几分钟。达莉娜问大家，组里有没有人经常使用西医不认可的治疗方法。如果这个问题是伯特兰问的，畏于随后劈天盖地的嘲讽，不会有人敢应声，但达莉娜的小组显然对她十分信任，好几只手“唰唰”地举了起来。
达莉娜点了一名叫莉安的学生回答问题，莉安解释说，她之前服用过一种草药来缓解考前压力，提高记忆力。这种替代疗法在一个以长寿闻名的村庄里已经惠及了好几代人，现在则出售给那些从事高压职业或攻读学位的人。达莉娜问大家有没有人想要评论这件事，米拉随即悄悄地把椅子向外移了移，或许是希望其他同学不要注意到她的存在。
其他同学让莉安解释为什么把钱“浪费”在这种疗法上。“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反对。你们只是选择性地忽略掉了在你们身边有数百年历史的知识罢了。”她淡淡地说道。
一位名叫劲松的学生对她说，如果这种疗法不管用，那他很容易就可以无视掉这种“知识”：“因为那就说明这种知识根本没用。”米拉从其他学生对他发言的反应猜测，劲松应该是这个小组里的发言达人。
莉安回应劲松：“你怎么知道不管用呢？很多人都用过，而且说这种疗法确实有效。这可绝不是迷信。”
“许多人还说太阳是他们的圣人在早上托起来的呢，不然太阳就不会升起。但后来他们就会发现，不管有没有圣人，太阳都会东升西落。没有资料能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这种疗法是有效的。”
“呵！但也没有资料能从科学的角度上证明这是无效的呀，况且我知道它对我有效。而且，不管你怎么说，成千上万的人都用了这种疗法，他们也觉得管用。”
“安慰剂效应可谓妙哉。”
“安什么？”
米拉好奇莉安会不会生气了（她看上去确实有点不舒服），就在这时，达莉娜又靠回了桌子边，和莉安交换了一下眼神。米拉可以看出来她正在努力减少交流中的火药味，但达莉娜也在试图利用这机会教他们一些东西。她说道：“所谓的安慰剂效应（placeboeffect）说的是一种治疗方法在临床特性和实际疗效之间的差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美国的医生在吗啡匮乏的条件下，绝望地为伤兵注射了盐水。这盐水居然发挥作用了。有时候人们以为自己吃的是止痛药，感觉疼痛减缓了。这也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用科学试验来测试药物：为一组人提供药物治疗，为另一组人提供安慰剂，最后一组什么都不提供。然后去观察结果，看看真正接受治疗的人是否比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和服用安慰剂的人身上产生的效果更好。”
劲松显然将这个修辞意义上的概念当成一个真的问题来理解了，便继续对莉安发动进攻，但达莉娜看着莉安，鼓励她大胆回击。莉安回应道：“是的，但你怎么解释有很多人用了这个方子，而且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好的这个事实，不管它背后有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撑。”
达莉娜环顾教室，鼓励剩下的同学也参与进来。米拉突然意识到达莉娜正在微笑地看着她。这足以让米拉明白，想在这个小组里保持被动姿态的人是绝对混不下去的。
“但你也得考虑到我们有那种关注积极的例子而忽略消极例子的倾向啊。”米拉说。
这时，坐在米拉身边的科妮估计下一个就要轮到她了，所以她决定在导师转向她之前就开口。“而且也存在我们在事先就相信某事是真实的情况。比如说，我个人就不相信星座和占星术，但占星术专栏里的话有时候往往准得可怕。”
达莉娜回应说：“是的，这就是弗瑞尔效应（forereffect）。心理学家b.r.弗瑞尔曾经让他的学生完成一项性格测试。然后他没有去分析他们的答案，而是给了每个人一份‘结果’—其实是一本流行杂志占星术专栏里的一段话。”
说着，看到科妮开始在包里翻钢笔或铅笔，米拉才发现所有人都在记笔记。达莉娜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也没有在白板上潦草地写下要点，但大家都在笔记上写写画画。
达莉娜说，弗瑞尔的学生都认为这些结论都非常准确、很符合他们的情况。这就是“主观验证效应”（subjectivevalidationeffect）。当结果对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信仰有好处时，我们就会抛弃那些不合适的，转而投向合适的描述。所以，我们就会去寻找那些支持我们决定的成功治疗案例，而主动忽略那些不成功的案例。这就是为什么临床试验必须被设计为盲法试验—参与试验的人都不知道谁拿到了真正的药。因此，莉安的疗法奏效可能只是因为有些用了这种方法的人第二天就死了，但报告可不会把他们也加进去。整个小组，包括莉安，都一起笑了起来。随后，达莉娜转向那个给了莉安很大压力的劲松同学。她希望他能给大家再讲一讲安慰剂和医学试验的内容，达莉娜尤其想让他总结一下在这次会前布置给他们阅读的一篇关于心理治疗的文章。
劲松说道，现在已经有很多试验证明心理治疗是不起作用的。它不仅不起作用，接受治疗的人的情况可能会比以前还要糟。在那些使用安慰剂的试验小组中，受试者与大学教授而不是治疗师进行了一小时的对话。结果显示，与教授交谈一小时的人比接受真正治疗的那组人表现更好。这让很多非心理治疗师都禁不住沾沾自喜，但这并没有让心理治疗师失去市场。他们认为，这些试验都太过草率，或许根本没有检测出正确的结果。达莉娜说：“你说得对，事实上很多医学干预措施都没有通过双盲实验的证实。有些措施无法通过这些试验，有些通过了，但结果不够清晰稳定。当然莉安不会接受那种会害死很多人的东西。因为她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采取了这种疗法，而且她不认为这里面有人因为该治疗遭遇不幸。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轻信别人的说法，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在医学试验上取得了什么成功，而只是因为某个身穿白大褂的人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然后科妮又回到了讨论中。她说继续推广一种在科学上尚未能证明成功的疗法，一定是糟糕无比的科学做法。她这么快就适应了，米拉暗暗地想。科妮补充说：“这个过程足以告诉别人他们在做的是否有效—收获不到任何效果就应该立刻停止。”
一位名叫乌班瓦的女孩马上对此进行了回应：“是的，但那只是因为他们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他们不会因为一篇论文说他们的工作进行得不是很好，就放弃自己的工作和教职，就像政客不会因为经济下行就引咎辞职一样。他们只会去找其他人来承担责任。”
达莉娜还停留在劲松刚说的话题上。她想知道劲松对乌班瓦刚说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好—按理说情况应该那样发展，但事实常与之背道而驰，”劲松承认，“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学教授发现自己对于社会阶层或性别等主题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会怎么做呢？难道他会辞掉工作，然后立刻开始从事园艺吗？”
“在没有实现所有事情都可以一键操作和‘小白’也能摆弄明白昂贵机器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但我认为在社会理论中，你永远无法证明什么东西是错误的。”达莉娜笑着说。
劲松忍不住坏笑着说：“莉安真是在痴人说梦。”
“我看你是不会承认任何不是在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东西吧。反正我下周有个考试，只要能提高成绩，我什么都愿意试试。”莉安回嘴说。
“你觉得他是不是应该替我去考试呀？”莉安问达莉娜，大家都忍不住笑了，但是劲松找到了下一个靶子。
“不过你对社会理论的说法是对的。图书馆里总能找到一百本书与你刚读到的那一本里的内容截然相反。那你怎么才能说明你的意见比别人的要更好呢？或者说，你怎么知道它是对的？”
“那你说，所谓的真实又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才能真正地知道某件事？”莉安说，“我不是问我们是否只是别人脑中的幻觉，也不是问我怎么知道我从这个房间出去之后它是否还存在。我想问的是，社会学如何证明观点是否正确；抑或是只能通过谁的观点最受欢迎来进行判断？这就是我不喜欢社会学理论的地方。每一个结论似乎都是对的。你总是从一个自己偏爱的理论入手，然后找到更多契合这个理论的例子。没人能真的证明什么，这其中实在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这个说法立刻敲响了米拉脑子里的警钟。这是贾丝明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强调的观点。贾丝明总是想证明，社会学是一门“低等学科”，配不上“正统学科”的名头。她毫不客气地将其称为“引用学”，她说米拉所做的只是引用某本书来说明一件事，然后引用其他的书来反驳这本书，再引用别的书去反驳反驳别的书的那本书。一切要么是关于书，要么是关于书的书，要么是关于书的书的书。有时候作者们似乎陷入了某种殊死搏斗，这种战役一打就是好几年，每个人都会召唤一些已经死去的德国人或者法国人的英灵来支持自己。但没有办法以任何方式解决这些争论—因为你没法证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多亏如此，所有人都能前赴后继地负重前行。对于米拉来说，临床试验似乎不失为检验一些结论，得出最终答案的一种好方法—尽管科学家可能没有拿出端正的态度去重视它们。或许类似这样的进路也适用于社会学呢？
达莉娜说道：“劲松，我想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点欠考虑了。如果你问我社会学理论是否像科学理论一样，我会说不是。因为它研究对象的性质—社会中的人—以及我们建立理论所依据的原始数据就已经决定了一切。”
“你是说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读到的人，他们的理论中包含了事实？”劲松不可置信地问。
“数据，不总是事实。我们的原始数据就是所谓‘常识’，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信念。在理想状态下，社会学的出发点应该是人们如何生活—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如何理解他们做了什么，也就是他们的常识。常识是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知识形式—一系列未说出口的假设、过去的经历、与他人分享的知识—用于指导我们的行为、做出选择以及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思考。这是一种非系统的、非学术性的知识。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忽略了它。”
达莉娜接着说，社会学与常识之间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它既是社会学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需要被超越的点。社会学经常会显示出，常识，即“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其实是错误的。这可能意味着，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事实，或者作为一组客观的事实，它是错误的，但在日常生活中，它不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在过去曾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社会学之所以不同于哲学、经济学等，就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常识。达莉娜总结道：“社会学和常识的基本区别在于，常识的描述通常都是正义式常识。我选择一种行为，然后用常识来证明它。而社会学则是提供一种解释，一种客观的解释，它包含了人们经常提出的与他们所做之事互相矛盾的理由。它也试着解释人们做过的许多事情，那些因为人们没有仔细考虑过，所以还没找到理由的事。”
科妮使劲地点了点头：“所以你的意思是，社会学注定与自然科学不同，因为物理和化学根本不涉及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经历。自然科学的原材料同人们的经历并不相关，这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会使得它们的目标更清晰，甚至操作起来更容易。”
说到这米拉也忍不住参与了进来。她和贾丝明就这个话题已经排练过无数次了，但是刚刚的讨论让她有了新的想法。“真的是这样吗，科妮？我们刚还在说当科学家们在试验中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时，他们要么忽略结果，要么用一些贴近常识或者用得上的知识来解释这些。当他们觉得这些结果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无益时，往往就选择无视，这难道不是在对知识进行自我辩护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科学知识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知识呢？”
达莉娜告诉大家，讨论一定要以一些关于知识的基本假设作为出发点。她还提醒大家，在阅读材料的哪些部分里能找到这些材料。这时，大多数学生都开始快速翻阅自己的笔记。达莉娜说，第一个也最重要的一个假设是，知识是人类的创造物。说一个最基本层面的事实：我们学习解释自己的感官数据—婴儿学会区分形状、声音，等等。有些能力是遗传的，随之在不同的环境中发展。
在其中的一篇阅读材料里，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认为，儿童天生就有一些理解基本语言规则的能力。在一番筛选查看之后，组员们终于从自己的笔记中找到了乔姆斯基。达莉娜说，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我们生来就伴随着一种由某种假设或学习偏置（learningbiases）构成的普遍语法，在这种语法的指导下，我们才能习得语言。这些偏置让我们在习得语言时相对更容易些—比如，不必了解语言的明确规则。达莉娜邀请科妮解释一下其中分类学的假设。科妮愉快地答应了。
“当我的小妹妹指着一匹黑色的马时我说：‘马。’她知道我所指的是一类的事物，而不是单独的那只动物，或者那匹马的某个特殊属性—她不会觉得我是在说所有黑色的动物都是马。”
达莉娜顺着她的例子接着说了下去：“很好。现在，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术语，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用来收集数据的方法，都是人类的创造物。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必须反映或者体现其创造者。比如说，数字0并不一直存在。它直到中世纪早期才在印度数学中存在，之后才在阿拉伯数字中出现。”
“是的，但这也不能说明0在此之前不存在呀，”劲松说，“它不是人们发明出来的。数学是自然的法则，0是被发现的，而非被发明。”
“但问题是发现的东西是什么。也就是说，知识不会像躺在河床里的金块，等待着被淘金者从淤泥中将它筛出来，”导师说道，“我们知道我们寻找的东西具有什么要素，我们该如何寻找它，以及当我们找到它时如何对它进行分类，这一部分是基于我们所知道的或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是认识论（epistemology）—即获取和评估知识的方式。也就是你用来评估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或者不同方式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尽管不了解知识论但是无疑都具有认识论，就像科妮举例用来解释分类学假设的黑马的例子。”
“自然科学有着绝佳的认识论：实验观察、结果比较、重复实验。”劲松说，“拿这些和社会学比较起来，社会学又有什么呢？人们挖出同样的尸体，用电流对它们进行电击，看它们能否行走。社会学只关心人们想什么而不是人们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