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过后，安娜回家了。生活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恢复了平静，但是米拉仍然对此心怀感激。她意识到，与其说是倾听安娜讲述她可怕的父母和被霸凌的经历让她心烦意乱，不如说整件事更使她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一份责任感。她并不介意倾听安娜的过往，她在意的是不知何时，自己被期待着像个成年人一样表现了。她要尽可能理性地做出回应，并对自己的言行所产生的影响负责。
似乎成长有时也意味着要控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当你哄骗别人说出他们本不会说出的话时，你不能假装自己没有能力负责并承担结果。你既然控制了他们的一部分生活，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到底。不仅仅是和安娜在一起的那一天：在米拉的心灵深处，还有别的事情也触碰到了她最敏感的那根神经。那天夜里，看到街上的女人正在被袭击，她为什么不要求司机马上停车？这是成年人应该有的反应吗？还有她的父亲：一个成年人会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做何反应？
现在米拉发现了，她有权利或者说有责任做出那些实际上可能会影响他人，甚至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的决定，她之前对此缺乏信念。她迟早会明白，她对于控制别人的部分人生责无旁贷。必须长大，必须参与其中，承担起自己那份控制的责任，这一次，她在社会学的课堂上明白了这一点。
为了配合社会学理论课，米拉需要参加一个研讨小组，学校要求学生利用这个小组进行讨论，让助教了解学生对课上的所学知识和对教材阅读的理解程度。研讨小组的指导助教大多数都是研究生，他们会耐心引导或者激发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这样导师就可以对此进行评价了。有些导师会循循善诱而不是刺激学生，但米拉的导师显然不是。
导师名字公开后，米拉发现她的导师是伯特兰，他以极具煽动性和古怪的风格而出名。一半的学生都听说他总是喜欢打扮得像个出挑的斗牛士，虽然没有斗牛士的身材。其他人则觉得他有点可怕，一个同学甚至告诉她，先前他似乎因为某项罪名而接受了调查，估计是与性有关。抛开这些流言蜚语不谈，米拉知道伯特兰刚刚凭借关于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的研究拿到博士学位，因此不管他们课上在讨论什么，最后都会绕回福柯身上。但在这周关于戈夫曼的研讨会上，伯特兰真的放飞自我了。
伯特兰本应该从小组表现中了解大家对戈夫曼的印象管理思想的掌握程度。不出所料，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做什么准备，或许是因为感觉伯特兰很粗俗，所以只想在整个研讨过程中保持沉默。只有一个非常严肃又积极的女孩科妮，像往常一样揽下了回答导师提问的重任。
米拉有时觉得实在对不住她，也会参与进去，但是科妮这次则单枪匹马地挑战了伯特兰：“当我采用所有这些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面具时，哪一个才是真的我？”
伯特兰打了个哈欠。他就是控制不住这种表现欲，尤其是当他发现大家的想法都非常幼稚、无聊时，这种欲望尤其强烈，通常他对这类发言的回复也是相当恶毒。
“这还用说吗，你是你所思考的、所讲的，以及最重要的，你所做的一切的结合体。戈夫曼的这些玩意就很琐碎—只是那些缺少人生经历的小年轻的文字游戏罢了。实质内容一概没有，只有满口的我、我、我。”
伯特兰居高临下地向四下睥睨研讨会众人，米拉惊讶于同学们受到这种对待，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点儿什么。她认为戈夫曼在其研究中谈论过一些严肃的议题，比如那些受到侮辱与伤害的人们。伯特兰毒辣的评论让她想起了自己与安娜共情失败所触发的困惑与羞愧。就这样轻视戈夫曼的理论，只会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所以，就算料到伯特兰会对她恶言相向，她还是要为自己发声。
“戈夫曼的理论不只是印象管理吧。他将这个概念置于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机构或者社会期待的权力语境中。他的《收容所》（citeasylums/cite）一书细致地考察了当时精神病院利用种种规章制度一步步地将人塑造成一个囚犯。”
她还没说完，伯特兰就以一种掩饰不住的讽刺语气截停了她。
“是啊，我们知道，‘见微知著’，真了不起啊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说戈夫曼强调的自我意识恰恰指向了福柯的全景敞视理论。我们表现出仿佛有人在监视着我们的样子，但实际上没有。我们想象外部存在一系列对我们的评价，有人观察着我们并为我们的行动打分。但是福柯对这一切的解释好多了。”
科妮也加入了米拉这一边。“在《污名》（citestigma/cite）里，戈夫曼将个人身份同国家监控联系在了一起。在他那个时候，人们关于这类议题的讨论还不流行，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我们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监控，不仅如此，我们的个人史、品位、需求及各种想法都会被记录于各类数据库中。”
其他同学听了纷纷点头，他们很欣赏科妮让伯特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做法。其中一个人说道：“一旦你在商店办了张会员卡，这个店可能就比你自己还了解你的每周购物习惯。你在网上就再也不是匿名状态了。我们的这些信息都会被更新到他们的数据库里。”
这已经有点偏离米拉想表达的意思了。这些说法太过琐碎了，而且遗失了她所认为的戈夫曼理论中的重点：他帮助我们去理解那些感觉自身价值被贬低和边缘化的人。她希望小组以及伯特兰，能明白她想表达的这一点。“科妮说得对。戈夫曼关于污名的研究被忽略了，这不公平。这个研究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以及实际生活中任何形式的社会排斥和歧视都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对那些因为穿着、长相或身份而感到出格或失序的人来说，社会规范的发展和社会对这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歧视是分不开的。”
米拉没有想到别人以为她是在别有用心地嘲讽伯特兰的奇装异服。即便你只是想说明有人因为自己的穿着而受到歧视这一点，伯特兰无疑是这种出格穿搭的完美案例（他真的不该试图将自己宽大的身躯挤进那件小夹克里）。组里的大多数人都觉得米拉话里有话，他们只是努力不笑出声。米拉其实完全没有想要揶揄导师的意思，她只是想表达自己对于失调和失序的感觉和看法。阵阵窸窣的笑声让她纳闷了一会儿（“难道我说了什么蠢话吗？”），然后，伴随着一阵尴尬，她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说的那番话是多么容易被误会。她只好接着说点补救的话，好让这个话题显得不那么具有私人针对性，回到那个更加公共的议题上去。“关于印象管理，戈夫曼提到了有关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这一基本内容。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和许多陌生人互动，所以不得不重视第一印象。我们早已不再生活于那种彼此熟识、团结紧密的共同体中了。每个人都是陌生人，且必须要在会面的几分钟或者几秒钟之内就对别人得出一个初步的判断。难道面试的过程不就是要双方在仅仅半个多小时里对即将共事多年的人相互评估吗？你要是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其实真的很奇怪。”
科妮很快在里面补充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戈夫曼的理论观察适用于那种表象比实体更重要的世界。难道后现代主义者不是接受了他的观点，并用知觉取代了实体吗？”科妮对此解释说，在这个观点下，表象与现实之间不再存在对立与区分，也就是说除了表象之外，一切都不复存在，这种说法下所谓“在你投射的外表下还存在一个真实的你”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伯特兰身体不自觉地向科妮的方向前倾，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赋予了我们极大的自由，让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你也认为我们应该大言不惭地接纳戈夫曼所认同的呈现论，因为你觉得这很有意思？”
这回换成米拉回应了：“戈夫曼的理论不仅仅说明社会让我们通过为他人着想来收获良好的自我感觉。”她说戈夫曼想警示我们的是，身份与自我和社会紧密相连并被社会建构，以及社会出于控制的目的如何侵犯这些自我。
伯特兰嘲笑说：“戈夫曼并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控制的概念。我们或许认为自己拥有自由，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我们每时每刻都被规训着。福柯指出，不是收容所或者监狱在对我们进行规训。而是我们—我们自己在对自己进行规训。”
显然伯特兰觉得对戈夫曼讨论得够多了，于是他又滔滔不绝地开始谈论米歇尔·福柯。他的态度从一种目空一切的厌倦转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而骇人的狂热。他对大家说，现代世界看起来充满了自由与选择—性解放、自我治疗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但事实不是这样。伯特兰本人并不觉得现代社会足够自由，他相信大多数同学一定也有相同的感受。“但是我们能只做我们想做的事吗？为什么处于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由之中，我们却不能体会到自由？为什么大量的选择实际上让人们感到越来越压抑？会不会是当代生活中的个人自由正以某种方式被压抑着？有没有可能我们正在被迫以某种方式行事而浑然不知？”
伯特兰在说这番话时试图同每个人轮流进行眼神交流，他斜倚着桌子，身体前倾，语速非常快。他接着说了下去，让人怀疑他需不需要换气。“我们必须从拆分这个问题开始—‘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吗？’：什么是‘我’，以及什么是‘想’？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简单和精确的事实，实则不然。福柯关心的是权力（power）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做某些事而不是另一些事，为什么他们要服从于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以及为什么他们在某些时刻表现出这种样子，而在另一些时刻表现出另一种样子？”
说到这，他突然跳了起来，在房间角落里的白板上写起了字，让同学们把这句话记下来。米拉越过他的肩膀，只见他以非常潦草的字迹写道：
性与身体
如何解释许多社会对外表的痴迷？
几个学生似乎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性”字吓了一跳。米拉应该不是在场唯一一个听说过伯特兰接受调查的传言的人。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他到底要给大家讲些什么呢？起初伯特兰表现得还颇为谨慎。他对大家说，所有人（尤其是女人）每天都在接受各种建议和指导信息的狂轰滥炸，这些信息意在指导他们成为某种人—如何变瘦、如何节食、如何看起来拥有良好的状态、如何拥有无瑕的肌肤、如何找到男人、如何变漂亮。
“福柯则提醒我们，人是精神和躯体的统一体。在躯体的内部和周边发生的事情同影响精神的事情一样，都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权力对两者的改变都发挥着作用。好吧，这听起来可能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但是福柯认为当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核心方式就是将我们当作个体来管理我们的身体。没人强迫你去遵循这些变美的建议，然而，这确乎已经成为数百万人的困扰了。”
米拉觉得他说得平平无奇，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她在上大学之前的社会学课上就听老师讲过这些。接着，伯特兰开始讨论性了。
“性是权力运作如何让个体自我管理他们身体的最好的一个例子。福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提出，在十九世纪，人们对性的态度显然更加保守，却谈论了更多有关性的话题。事实上，当时的人们痴迷于此，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性的医学论文。还有一些专门写给家长的小册子，教他们如何控制孩子的性行为，包括抓到孩子自慰后的建议。”
然后他短暂停顿，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应。事实上，全场只有米拉旁边的那个同学在她耳边悄悄地调侃了一句：“你觉不觉得他才是那个痴迷于性的人？”
伯特兰继续说了下去，仿佛大家的举动为他注入了自信。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事实就是这样的，欧洲的性道德会控制性的某些方面，甚至会控制某些社会成员，尤其是女人和工人阶层的性，但是，“它并不是要笼统的‘镇压’—而是利用性科学（scientiasexualis）对性进行培养和指导。只有‘过剩的’或者无用的欲望需要接受谴责—比如自慰。一系列关于性的话语和与性相关的技术被生产了出来。它们共同构成了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bio-power），通过将人们物质的、生物性的躯体作为‘身体’加以约束和管理”。
伯特兰告诉大家，福柯认为欧洲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性解放同他们的前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事情并无什么差别。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都热衷于谈论性：数以千计的杂志文章和电视节目纷纷讨论什么是好的性，什么是坏的性，以及如何拥有前者并主动减少后者。福柯指出这并不是自由的标志。我们对性谈论得越多，实际上就越是在努力地重新生产一种主流的图式，这个图式会告诉我们，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谈起话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行动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思考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人们认为在十九世纪甚至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性都处于一种被压抑和被过分规矩的状态。而且我们对性的选择也同样受着限制。福柯将约束我们的权力称为“权力—知识的话语”（discourseofpower-knowledge），也就是说，我们谈论和归类事物的方式会最终形成我们行动的框架。
根据福柯的观点，性欲并非一口井，它既没有被打开也没有被阻塞，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进行平衡或压抑。性在生命权力之内，并由其构建。性要被测量、检查、研究、讨论和剖析。生命权力网络的产物之一就是忏悔室，在忏悔室中，个体得以将其最内在的欲望倾诉给一个客观、有距离感的专业人士。社会为这类情绪官僚创立了一个阶层（包括医生、治疗师、牧师和教师，他们都可以胜任这个角色）。伯特兰在这里则补充了他自己的观点：“二十世纪末期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公共忏悔室于美国起源，并逐渐传播到全世界。你们知道的，一些倒霉鬼会在电视节目里向全世界讲述他们的经历。福柯将这种过度曝光的色情视为极权主义‘生命权力话语’的一部分，在这种话语中，个体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被公开和曝光，并接受一个自封为公民陪审团的群体审判。这也是我正在写的一篇论文的主题。”
伯特兰停了一下，似乎是在等着大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又或者只是想停下来欣赏一下观众们的窃窃私语，但由于没得到任何回应，他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对大家谈起福柯对性的研究起始于古希腊的性规范，这导致同性恋在后来的社会中不但被接受，甚至还被当作一种理想之爱的形式推广于特权阶层的男性群体中。希腊人没有压抑这部分的性欲，但福柯从中挖掘出了一个更为有趣的故事。男男之爱是青年男子成长的一部分：通常年长的导师会收养一位年轻男子，并向他传播自己的智慧，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涉及性。尽管可以得到宽恕，但当这种爱让一方变得柔弱时，希腊人则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种爱。也就是说，希腊人只允许这种爱作为男性气质发展的一部分。
“现如今一些纯男性团体仍将同性恋作为入会或团结仪式的一部分。但重点在于，这里不存在区分‘不正常’个体的严格界线。事实上，这种区分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在欧洲。在古希腊，自由公民有自己的选择避免过度或者过于被动的情况。但无论如何，人们必须要‘正确地爱’。”
组里的一个男同学，帕洛，出人意料地发言了。他语速很慢，似乎在向一个小孩子或者智力低于常人水平的人解释一件很简单的事。“但如果男性公民都互相发生了性关系，那么他们就不正常，他们是同性恋。字面意思就是这样。”
伯特兰宽和地笑道：“福柯强调，性（sex）和性存在（sexuality）是非常不同的概念。与同性发生性关系不会使一个人成为同性恋。就像‘疯癫’一样，这是一个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出现的类别。”
帕洛回应：“福柯这个人对我来说就挺疯狂了。”但是伯特兰没有理会他。他说福柯认为关于性的科学的发展与关于疯癫的科学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于是他又起了一行，在白板上写下了另一个标题和问题：
疯癫
古代人是否对疯癫更加宽容？
显然，不止戈夫曼一个人研究过精神病院。福柯通过研究社会如何区分疯子和正常人来开启他的疯癫研究。就拿一些现在被认为是精神错乱的历史例子来说—第欧根尼在公共场合手淫，耶稣从人们身上驱除“恶魔”—这些行为在后世会让人得到某种形式的照顾或监护，而在过去则受到了非常不同的对待。难道这只是因为过去的人们更加包容疯狂举动吗？福柯说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情况是，现代社会中的机构创造了一门规制行为的科学。在这门科学中，个体被要求成为熟练的专家。伯特兰又飞速地写下了一个题目和两个问题：
权力
谁对谁做了什么，又是谁告诉别人要去做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被要求做一些事情，
尽管他们没有必要去做？
他补充道：“我是一个成年人，没有人拿枪抵着我的头。为什么我还是会做那些别人让我做的事呢？”场面一度安静得十分尴尬，直到另一个学生，之前已经发过言的科妮，打破了这片沉寂。
“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也认为规则分很多种吗？”她接着说，人们遵守某些特定的规则—如禁止行窃—是担心会被抓起来。我们遵循其他规则—如依交通灯指示过马路—是为了安全，因为乱穿马路可能会被车撞死。还有其他类型的规则—像是按时按要求纳税—我们之所以遵守它，是因为我们相信，社会和公共服务需要大家来买单。
这一次，伯特兰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赞赏的神色。
“说得很好，福柯认为在权力研究中有一个巨大的沟壑有待填平。在过往的，比如马克思、韦伯等人的权力研究中，他们都认为权力总是用来强迫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权力强迫女人扮演着屈从的角色。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权力强迫工人阶级为资本家政客递上选票。而在福柯之前的大多数权力理论，以及之后的许多理论，都认为权力是某种存在于个人之外的东西，是一层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有形实体，它就像一个恶霸或者一位独裁专制的父亲，指引我们去做那些我们本不会做的事情。总的来说就是，福柯认为权力并不是让人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相反，它总是通过让人们去做他们确实想做的事来发挥作用。或者换句话来说，他们的需求、他们对权力的反抗、他们的欲望都是权力的一部分。权力的结构更像是一张铺开的网，而不是金字塔。”
米拉在脑海里反复咀嚼伯特兰刚说的话，思考她父亲是否也让她做过那种以为是顺应自己的想法去做的事。信息量实在太大了，米拉脑子里一片混乱，环顾周围，其他人应该也有差不多的感受。尽管伯特兰非常乐意大谈特谈福柯的理论，但他注意到，一下子说太多了，同学们根本没法吸收，于是他停下来讲了一个例子。他让同学们回忆回忆他们在刚开始讨论这个话题时，谈到的那些杂志和电视节目，它们会告诉人们如何成就自己的理想，并为他们提供建议来获取这些为大家渴望的东西—拥有完美的身材、事业等。这个产业会问：你想要什么，以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福柯会说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的欲望，性欲—都是由权力的话语—知识，所建构的。权力并不是一群人占有而另一群人所没有的资源。这也意味着“它不可能被夺取、粉碎、推翻、冲击或者击溃，因为权力不存在于某个上锁的保险柜里”。
科妮说：“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没有权力。我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做出自己的决定。”没毛病，米拉想，我可以为自己做出决定，我又不想代表别人做出任何决定。但是伯特兰告诉科妮，她做出的这些决定都是在“权力—知识的话语”和“自我技术”的约束下完成的，这些约束会促使人们在管理自己和自己的身体时发挥积极的作用。
“感觉上好像是我们自己在掌控这一切，但实际上我们都被束缚在一条特定的道路上。福柯想让我们明白，权力是实践的、局部的、网状的、点对点的。它不是一群同质的人—男人、中产阶级、资本家、白人—将权力行使在另一群同质的人—女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身上。福柯的权力比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权力要更强大、更脆弱，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权力是一种脆弱的东西，它耸立在社会的支配群体上，等待着被粉碎和推翻。”
“那怎么才能做出改变呢？”科妮问道。
“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福柯对社会的构想太过悲观，因为在福柯的理论中，个人与权力统治的过程联系得非常紧密，以至于人们做什么都没有用，或者做了更糟，他们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只会起到巩固现状的效果。但福柯强烈认为自己的权力理论不应当让人们变得悲观，尤其不应当成为他们拒绝支持政治进步的理由。事实上，他的观点与女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截然相反。”
从伯特兰开始这场福柯的即兴演讲到现在，米拉才总算醒悟。可能是他刚刚说的那番话触动了她的某条神经，她心里则产生了一个问题：“你是说，人们没有夺取权力，而是别人拱手让给他们？”
“是的，社会学家总是喜欢遵循马克思等人对权力‘自上而下’的解读，因为这种说法让我们相信，当掌权者—政客、官僚或者其他人—让我们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时，这不是我们的错。而福柯说，这不是事实运作的方式，我们对此感到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