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不得不同时扮演两种矛盾的角色。如果两个角色能彼此互不干扰，那还算好。但如果不能，那你就要去决定自己到底要扮演哪种角色：你就要‘背叛’其中一个来证明，他们所了解的那个你并不是真正的你。”
听到这里，眼泪从安娜的脸颊上滑落，她也顾不上擦掉眼泪了，泪珠顺着她的鼻子慢慢滑落到嘴角。米拉甚至能清晰地看到大颗的泪珠从她的两颊垂下、打湿了枕头。当泪痕滑落到脖子上时，安娜清了清嗓子，说：“我总是试着让我的角色彼此分离。但在没有形成稳定人格的情况下，这样做简直是疯了，不是吗？如果你逼着自己一分为二，那肯定会疯掉的。”
“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将自己看作一幢有着很多房间可供人参观的房子，这样就不会疯掉了。你的父母看到一个房间，朋友们看到另一个房间。极少有人能看到房子里的所有房间。”
这也是“弗兰肯斯坦”里的内容，这回安娜不介意多说两句。
“你肯定不会想看我这幢房子里的所有房间的，米拉。有些房间特别阴暗，堆满了可怕的垃圾，连我都不想多看一眼。”
这难道不是可以继续聊下去的信号吗？安娜不肯给她眼神交流，米拉的直觉判断几乎起不到作用，只能搏一搏了。米拉知道自己在冒巨大的风险，她也知道这是在要求安娜比她自己一直以来表现得更加诚实。米拉感觉自己像是在没有系安全带，也没有安全网的情况下，踩在一根高得让人心生畏惧的钢丝上。她知道自己并没有权利呼吸屋外的新鲜空气，假装自己是个睿智的成年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不相信友谊，也就是说，安娜，你这样想是因为你觉得如果我们看到了别的房间，就不愿意和你做朋友了？”
“是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中的其他人可能也掩藏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冒个小风险，你可以继续锁住别的房间，但让我参观其中的一个，看看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继续做朋友呢？”
安娜毫无征兆地说起话来，直勾勾地盯着对面一堵白墙，墙上只装饰了一张宣传医院卫生的旧海报。
“我讨厌学校。但大学不太一样，因为别人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之前在学校里一直很孤单，我的父母和别人的不一样。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是同一个教派的成员。我们这个教派没有自己的独立学校，所以所有的小孩必须和其他人一起上学，但是因为各种教派的教规，总是特别出挑。教规不仅在着装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甚至事无巨细地安排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微小举动。我在还很小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什么，但到了十来岁，每个人都会发现我和其他人不一样，然后找我的麻烦。”
米拉相信她们之间的共同点，比安娜想象的更多。为了遏制住自己想把一切说出来的冲动，米拉将要说的内容转向了社会学。她对安娜讲述人们是如何被迫通过印象管理来应付日常生活的，又提到戈夫曼试图以此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当人们不能实现印象管理时会发生的事情上。
“你父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强迫你也来适应这个角色。你得到的待遇和那些外貌或者种族背景与众不同的小孩一样。任何让你看起来不一样的标志都会成为你在学校被霸凌的原因。”
安娜又澄清了一遍，以防米拉不理解她说的话。在学校里，她看到有些孩子会因为长得太高、太矮、太瘦，或者戴眼镜、太丑、太笨、太聪明、反应太慢等各种成长时要经历的“意外”被人找麻烦。她甚至见过因为穿错袜子而被欺负的孩子。她看到很多孩子被欺负、被羞辱、被推搡、被辱骂、被殴打，被赶来赶去、出尽洋相，但没有什么情况像她这样糟糕，至少其他人还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在别的情况下，总有些孩子能适应（强壮的孩子能打回去，“书呆子”总能讲出有趣的笑话），但对安娜来说这一切都不可能，因为她的父母根本不给她任何回旋的余地。这让她完全成了学校里的“弃儿”。
米拉有点理解了。在成长过程中，安娜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得到自己所期待的身份，而且“受损的身份”（spoiledidentity）使得她，正如戈夫曼所说的，“丢脸”（discredit）了。而且对于安娜来说，她没有机会通过更加合群来管理受损的身份，因为她的父母不会给她这样做的机会。所以这些孩子便不可能给她一个不同但至少可以接受的身份，因为在大家眼中她根本不像同学，而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存在。所以她一直丢脸，承受污名。
虽然感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那天早上米拉在“弗兰肯斯坦”上读到的关于污名（stigma）的内容现在看来非常应景。她想到自己，因为父亲的原因，也不得不承受污名，她说服自己，这是抵御这场道德审判的最佳方式。其他人对父亲的谴责或多或少都无异于让她蒙上污名，戈夫曼在作品中则展示了这种行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我觉得这是因为人们不理解污名的含义，所以大家根本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戈夫曼说，由于不能实现管理别人对自己印象而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往往会受到污名的侵扰。当学校出台关于霸凌的相关政策时，他们总是将污名当成一种既定事实来处理。所以他们考虑的要么是让那些已经被污名化的人改变自己背负污名的生活，要么对那些正在承受污名的人下手。人们总是鼓励受害者更宽容一点，或者让受害者正视‘他们的问题’；而对于那些霸凌者，只是劝他们友善一些。无论是在哪种情形中，污名都是作为一种实在、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存在的。你很胖，所以你就要承受一项污名；你有某种缺陷，所以你也要承受一项污名。但是戈夫曼教育我们，污名化行为是一种选择。如果人们发现需要自身付出代价，或许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
安娜还是没有看她。米拉拼命地想要说些什么让安娜好受一点，但她已经是四面楚歌。
“虽然我没有过和你相同的经历，但是我真的很努力地想要去了解你。我理解，当你知道自己的某些事情可能会被别人当作一种污名时，想要拼命掩藏的感觉。戈夫曼说，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处理方式，叫作‘冒充’（passing）。就像过去很多黑人刚到美国时做的那样，他们把自己的皮肤弄得浅一些，假装成白人。但是在他们把自己伪装成白人时，他们已经成了种族隔离体制的一部分。”
她强迫自己重新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是的，米拉身体里的社会学家说道，污名来自社会本身，在一个遍地都是完美人类的社会中，仍然能找到一些东西来创造污名。“弗兰肯斯坦”中提到，戈夫曼同意涂尔干的一个说法，即社会在某个层面上需要犯罪活动，如果社会不存在这种活动，社会便会自己创造出罪犯来。社会会将原本正常的边界下调，重新定义所有行为，从而让原本可以接受的行为变成犯罪行为。然后米拉又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她的父亲、审判和报纸。安娜在说些什么，但是米拉的脑袋已经累得“宕机”了。在米拉看来，如果犯罪是由重新划定边界所导致的，那应该是正常的，如此一来她最终可能会找到一条理想的途径，重新审视父亲的行为。若想在社会中定义何为正常，必然要定义何者为不正常，并对其施加污名。也就是说，不仅她自己正在蒙受污名，父亲很可能也深受污名之苦。
安娜对米拉讲述过去：有些小孩坐在她的位子上，然后走到她面前，死死地盯着她。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来嘲笑她，只会一直盯着她看，仿佛她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怪物。“你简直不能想象，他们觉得我身上穿的宗教服装看起来是多么奇怪。这对他们来说新奇得不得了。”
米拉也知道自己很肤浅，但确实松了一口气。因为安娜说的话恰恰证明了她对报纸以及报纸上对父亲的案子翻来覆去的报道的看法是正确的。她觉得安娜说的话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污名和犯罪是一样的。人们震慑于犯罪的恐怖，想要遏制住它，便将其同社会上他们自认为正常或符合法律的部分隔离起来。然而，人们常常也对安娜描述的那种污名和父亲所犯下的那种罪行有一种病态的迷恋。报纸对父亲的报道无异于马戏团里展示人类异常身体部位的“畸形秀”。在过去，我们将那些身体部位异常的人们称为“变态”，而现在则为那些在其他方面被我们认为不正常的人们蒙上污名。坚持“正常”的部分原因或许让人着迷，但也包括对于“不正常”的事物所感到的恐惧，米拉想。
米拉后知后觉地发现，安娜此刻正盯着她等待回应，但她刚才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以至于现在不知所措。米拉想到刚才安娜似乎谈到有些孩子因为肥胖而被欺负，她终于有话可说。米拉认为戈夫曼关于污名的研究正好提醒了我们，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规范是如何构建的，也告诉了我们这种“规范”缘何与社会中个体的实际平均水平并不关联。也就是说，在很多社会中，体重是一种衡量正常的工具，但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比这个“正常”标准更重或者更轻。“弗兰肯斯坦”写道，随着“瘦”成为标准，减肥产品的广泛普及，肥胖症的发病率和体重超标的人数都在上升。或者可能恰好相反，米拉怀疑：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超重，人们才开始迷恋瘦？米拉告诉安娜，就她的观察，当社会学家在提到“规范”这个词时，几乎不是指那种在实际生活中适用于大多数人的东西。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人们对于生活的感觉塑造了正常的表象吗？戈夫曼认为这种感觉是现代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征，或许，对某些人施加污名，将他们划拨为不正常，终归是帮助我们确认自己是正常的一种方式。你懂的，他们经常说霸凌者是一群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家伙，没准这是真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潜在的霸凌者吗？”安娜问道。
就在刚才安娜侃侃而谈时，米拉的思绪已经游离了，所以她这番话又给自己惹上了麻烦。米拉现在累得不行，或许是因为她还不习惯真正付出努力去好好聆听他人。米拉觉得安娜的意思应该不是想表明她刚说的那番话太过麻木不仁，但现在事态确实变得更糟了。她只好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为制造污名负责，那么我们就都可以决定去做点什么。如果甄别正常的规则是在个体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被强化的，那么我们也就有能力在行动中改变它。学校不能总做甩手掌柜，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完全可以在霸凌发生之前就采取预防措施。戈夫曼认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所有的权力与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米拉坚定地说。
“我觉得学校的反霸凌政策根本没有用，因为学校总是欺瞒和掩盖孩子们的不当行为，以维持学校在行为规范方面的良好形象：所有人都彬彬有礼，每个人都懂得对共同体承担责任，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地汲取学校教给他们的知识。应对校园霸凌，迫使学校改变了对于‘正常’的定义。”
米拉以为自己将社会学知识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安娜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米拉只是在将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进行意义最小化—明明是米拉哄骗她说出这一切，尽管这种痛苦无异于揭开自己的伤疤，但她还是这样做了。但想到米拉方才说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施暴者，而且发生在安娜身上的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就掌握在她自己手中。所以即便是现在，安娜还是设法遏制住了自己的脾气和常识。
“但是或许学校根本承担不起实施别的措施的后果。如果他们承认了事实，家长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政府甚至可能会派人关停学校。”
“是的，但是学校确实控制住了一些行为，不是吗？他们确实试图保证了在一部分时间里，学生的行为都是他们应该做的。霸凌行为总是在下课后悄悄发生，所以学生选择视而不见。但一个连苍蝇都不忍心伤害的孩子如果说了一些在别人看来可能挑战老师权威的话，就肯定要受到羞辱。”
对于米拉来说，这是佐证戈夫曼所说的，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无法建构自身形象、无法管理自己的另一个例子。这一般会突然发生在两种情况下：当人们蒙受污名或当他们处于一个机构中时。这两者在学校中都有发生，但是还存在对个人有着更大权力的其他机构。戈夫曼在作品中说明了这些机构是如何通过阻止个体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来破坏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个人在实践自己的公共关系时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和那个让她脑海里警笛嗡鸣的例子一样，戈夫曼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关于精神病院的，在那里，病人所期望的亲密空间、自我意识，以一种常规的、世俗的方式被侵犯和贬低。据戈夫曼的描述，医院不允许病人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去厕所、以什么方式同管事的人说话，等等。米拉也读到，这些机构通过控制个体的自我实践以维护自身的力量，并确保个体的归顺与服从。
已经疲惫不堪的米拉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麻木。米拉知道，安娜可能以为自己是在贬低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但不管怎么说，米拉并不认为她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医院与戈夫曼描述的医院完全一样。在这里，医院在控制个体上付出的努力相当随意，而且总是出于对安娜生命安全的最佳考虑。这一切似乎更像是一种善意的忽视，而不是一种自发的退化。但“弗兰肯斯坦”中提到戈夫曼列举过诸多关于“全控机构”（totalinstitutions）的例子，在这些机构中，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控制—如军事训练营、海军舰艇、寄宿学校和监狱—米拉对安娜介绍了戈夫曼对它们的描述。
她又提到其他很多机构都与全控机构有着部分相同的组成要素，比如全日制学校、一些工作场所还有一些政党。但在真正的全控机构中，工作、娱乐和休息浑然一体。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别人的密切陪伴下进行，每个人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被要求一起做相同的事情，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处在同一个权威之下，每件事都要按照权威严格执行，无论做什么都有着数不清的规则。这时，安娜打断了她。
“我家里就有很多规则。事实上就跟你说的那种全控机构差不多。我在家里从来没有过半点隐私。我没有自己的空间，也没有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信仰，爸妈总是非常严格地控制我，保证我每时每刻都思考着正确的事。如果我表现出一丝一毫忤逆的意思，他们就会把我所剩的最后一丝自由和私人空间也夺走。之前有一次……”
安娜此刻完全被挫败感击溃了，甚至痛苦得说不出话来。她深吸了口气，最后一次试图让朋友了解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
“有一次他们发现了一本我正在读的闲书。除了课本之外，我是不能带任何书回家的，只要提到这些，他们就破口大骂，说这些书都是垃圾。反正就是有一天，他们在我的床下发现了这本书。那是我的第一本言情小说，我简直爱惨了它，因为这本书太新鲜了，和我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都不一样。他们发现了之后，逼我在他们面前撕掉这本书，接着又要我在教会上自我批评，所有人都歇斯底里地冲我大喊大叫。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们都看着我—我父母，还有别的小孩—感觉在他们看来我根本不配活着。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人跟我说话。”
安娜的声音逐渐喑哑起来，当她说出“撕掉这本书”时，米拉才真的设身处地地明白了安娜的处境。至少在那一瞬间，她终于将自己从她的思绪中抽离了出来。米拉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但动作和表情都发生了变化。她把手搭在安娜的肩上，轻轻地安抚她，示意她接着说，尽管不发一言，安娜能感觉到米拉对她的情绪有了一丝共鸣，喉头不能控制地溢出苦涩之声。
她对米拉倾诉说自己是多么想要逃离像监狱一样的教会，逃离父母。米拉想起戈夫曼曾经说的“在那些没有人违法的机构中，你会发现一种监狱”，但她只是按住安娜的肩膀，点点头鼓励她。然后安娜告诉米拉，长成了青少年后，父母仍然拒绝为她改变这些规则。她还是没有任何隐私，在浴室里也没有，他们甚至不允许她在早上上学之前匆忙地在镜子里检查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安娜说到这里，已经停不下来了。
“在学校，我总是挨欺负，但每天总会有那么一分钟，也许还不到一分钟，我感觉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安娜，不是这个谨守规则的安娜。但当我回到家里，那种感觉就没有栖身之所了。慢慢地，我感觉自己要疯掉了。”
米拉想起了“弗兰肯斯坦”里提到戈夫曼认为精神病院也有同样的影响力。病人会发现“自己突然之间获得的‘病人’身份的符号意义与其先前的自我概念有着戏剧性的反差”。安娜似乎还有更多的话想说。
“我被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洗脑，甚至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方式，以至于在离开他们之后我一时无法适应崭新的生活。我不习惯用自己的梳子和镜子，还是会在外出的时候借用商店橱窗和车上的镜子整理仪表。有时候会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一下子没有什么规矩来束缚我了—一下子有太多选择了—忽然之间我不知道安娜想要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安娜是谁了。”
这听起来很像“弗兰肯斯坦”里提到的“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事实上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变化。他们在无法逃离也不能拒绝的情况下习得了规则。官方制定规则的理由是，它们的存在会让机构运行得更加顺畅，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规则是一个机构的核心和灵魂所在。了解规则并且学会遵守规则，是人们在任何机构中能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如果你将这一步做得太彻底了，就会被“机构化”，从而很难在机构以外的地方生存。米拉好奇这种情况有多普遍，以及她父亲是不是也会受此影响。她必须再次确认，哪怕要冒着让朋友沮丧的风险（但针对这个问题，谁又会比安娜更有发言权呢？）。于是她开口问道：
“我听说有一些服刑很久的罪犯在被释放后会故意再次犯罪，好让自己重新回到监狱。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制度赋予他们的意义和结构了，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在没有意义和结构的条件下生活下去是非常困难的。你觉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人们要在一个机构里待多久才会变成那样呢？”
安娜瞪大眼睛，半晌过后，她坚定地说道：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再回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我的父母见面，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事实上，教会也不会允许他们联系我的。我本来应当嫁给教友会里的另一个成员，但是我拒绝了。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拒绝的。我这个举动在他们眼里已经不配为人了，在我父母眼里也是一样。如果教友会发现他们偷偷联系我，那么他们也会被赶出去。”
“你是怎么成功拒绝的，安娜？我是说你受了这么久的虐待，怎么重新找回自己的力量？”
“有一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我不是有意的，但表现得有点异常，有个老师发现了之后马上叫来管事的人帮我联系了医生。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不是综合医院，而是那种专门治疗我这种毛病的医院。我确实想在那里逃避一些问题，但是那段时间里我崩溃了。有一半的时间我一直跟他们说我想回家。当时我一定给医生和护士们惹了不少麻烦，但是好在有药物。我不愿意跟别人说起这件事，因为，嗯……谁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精神出过问题。不管怎么说，去接受精神治疗确实是我逃离这一切的方法。”
安娜说完，不可思议地笑了出来。笑声很平常，没有丝毫疯狂的迹象。她只是很享受她刚刚给米拉讲述的一切经历中的讽刺之处。米拉没有发现任何笑点，只是在想，她是否怂恿了安娜去冒她自己都不愿冒的险。安娜向自己坦诚秘密，自己却没有给予恰当和合适的关注，实在太缺乏同理心和直觉，这样辜负了安娜。
米拉还没有准备好应付成年人的生活，发自内心地想要逃避这个真实的、令人悲伤的世界—在这里，你的朋友们有着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很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安娜紧紧地挽着米拉的手臂说：“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要发疯才能上得了大学的人。其他人只要通过考试就行。”
这回米拉听懂了她的笑话，她接道：“但是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安娜？”
“我估计我只是不小心遗失了幽默感。”米拉担心地看着她。“不仅如此，我又一次遗失了我的‘安娜感’。”
“但是现在一切都回来了。”
“是呀，回来了。”
1.社会生活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由他人对我们产生的印象。欧文·戈夫曼对此进行了研究，将人们对此的维持方式称为“印象管理”。他使用了剧场的类比，在剧场里人们在前台表演自己的角色，并在后台进行准备。人们在自己的前台都下了不少功夫，在后台精心准备自我呈现。然后人们便开始了表演—他们传递出各种信号，做出各种行动，表现得仿佛这就是他们自己一样。
2.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无法如愿呈现自己，或者这种呈现被系统地打断了。戈夫曼将其称为“全控机构”，在这里，囚徒们的性格完全根据机构的需要来定义。这里的人们被完全地暴露在权力和机构的凝视之下—这也是为何他们往往会特别沉迷于保护他们所拥有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隐私和自由。
3.囚徒往往会受到机构挥之不去的影响。他们可能会采纳机构的观点和价值判断，最终会更倾向于依赖准确性和可预测性，从而选择在机构内部而非机构外生存下去。这个过程就叫作机构化。
4.污名是另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贬损自我的情况。当某个人的部分特征不足以让他们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成员时，人们往往用污名来标记这种情况。污名常被用在那些有着身体残疾、精神问题，以及具有一些种族特征和其他“残缺特征”的人身上，他们在自己眼中的自我与从带有敌意的人们眼中读到的自我中间，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