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茜话中带刺，米拉顾不上回应她的负面情绪，赶忙将社会学理论说了下去：“有各种情况：在成长中的某个阶段，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人，而是男人或女人，这种区别从那时起支配了他们生活要做的大部分事情，它会控制你说话的方式，控制你怎么坐，怎么走，怎么跑，玩什么游戏，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所有这些与性别相关的行为都是生物编写在我们的基因里的，那么我从一出生开始就会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因此社会学通常会倾向于认为，所有人都有成为男人或者女人的可能性。”
“你是说雌雄同体？”图妮问道。安娜躺在角落的椅子里被逗得笑个不停。
米拉说，研究已经证明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有一个明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或她会根据性别区分别人，并开始觉醒，意识到自己是个男孩或者女孩。这个阶段所发生具体的时段会因文化和社会的不同而不同。接着，在青春期前后，通常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仪式，象征男孩成年，有时候女孩也是一样。图妮像是发现了这条社会学进路的薄弱之处，抢着反驳：“你说青春期，那不正好就是生物学发挥作用的时候？我看社会只是对荷尔蒙萌发的开始和从那一刻起它让男女产生的一切差异大惊小怪。这是写在他们基因里的，从那一刻起，基因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罢了。”
米拉说，试图将社会影响从生物性的自然天性中分离出来是困难的，或许也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彼此相互塑造。
图妮指出米拉一直在说女孩可能是这样，男孩可能是那样，米拉对此解释道，不同文化对女孩和男孩的期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期待总是被人们用来暗指哪些行为适合男性或者女性，而且它们总是……你猜怎么说……社会建构的。这种解释往往过分夸大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忽略了一个基本要点：尽管角色和功能可能不同，大多数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标准和评价都有着各自的看法。很少有哪些复杂社会中的男女有着相同的生活方式。对此置若罔闻并非一个好的选择。
米拉接着说，社会学普遍认为，男性和女性由两个不同的方面共同构成：性（sex）与性别（gender）。性是指生物性与生理性的两性区别。而性别则是用于描述男人或女人的后天习得特性的术语：即男性和女性沿用的社会定义和心理行为。遗传学的一些新兴研究证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和稳定的区分，社会学的研究显示我们的“性别”并不是一种人人都会采用并试图融入的一成不变的身份认同。性别是流动的，且产生于我们的日常邂逅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成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表演。你不是就抱怨过我吗，图妮？你不是总说我做女人做得很失败，表现得不像个女孩子，所以你才问我是不是女性主义者。”
图妮打包票，在艺术和设计领域不是这样的：
“在我今后想工作的那个领域，你希望人们怎么对待你，人们就会怎么对待你。自我感觉更加女性化的男生在外表上也不会违背自己内心的直觉。我相信人们会自己选择外显的某种样子。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即使他们不喜欢，还是会学着喝那些让人难以下咽的酒，或者忍受朋友带来的痛苦。成为男人或者女人并非一种强制性的压迫，而是我们自愿的选择。”
的确，米拉说道，性别控制和约束着你的行为，但同时你的行为也在重复确认着性别，重塑并重新生产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别观念。米拉认为很多社会学家忽略个体向往并努力实现女性化或男性化的能动性。“你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男人或是女人。这或许是真的：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中，尤其是青春期，我们花了很多努力来培养习惯，规范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同龄人眼中的男人或者女人。因此说，成为一个男人或女人不只是我们想要做的事，也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这样看就不像基因指令的结果了，对吧？”
米拉真不想辩论。她只是小心翼翼地从论据出发，尽可能诚恳地得到最符合逻辑的结果。但她希望这是一场友好的交谈，而非争辩，所以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尽最大努力恢复到先前的那种谈话基调上去：“我不是很擅长做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图妮，你刚刚说，女性主义者全都在讨论这是一个由男人还是女人主宰的世界。然后瑟茜，你刚才说，女性主义者总是认为性别比什么都重要。社会学中确实提到了与之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就姑妄言之了。”米拉边说边拿出妈妈寄给她的包裹中的两张照片。八岁时的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看起来活脱脱像个男孩子。她的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不显身形的裤子和上衣，戴着比现在脸上的这一副更加不入时的眼镜，看起来十分轻松和快乐。另一张照片是几年后，大概是十三岁的时候拍的。她端庄地坐在镜头前，头发和衣服都干净利落，她没有戴眼镜，脸上挂着合适的微笑。
米拉的母亲在寄给她这些照片时可能有意传达一个信息—看看你，小时候还是一团糟，再看看后来，女大十八变了吧。或许曾经，米拉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可如今她再看这些照片，却萌生出一种不同的感觉。她看到了一个快乐的孩子，和一个竭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年轻女人但神情中透露着紧张的女孩。米拉想罢，说道：
“在人生的某个点上，你会意识到自己是个男人或者女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女孩，你会意识到自己不属于任一类别。”
接着米拉试图解释“弗兰肯斯坦”中提到的另一个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她认为性别实则是一种演绎。米拉想到一个关于有罪判决的暗喻，内心还是紧张了一下，为了掩饰这种畏缩，她用一种颇为挑衅的语气说道：“我宣布，图妮和其他变装皇后一样，都只是在扮演着女性角色。”
男人和女人都由权力构成。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天性都根植于他们的身体，其发展是个一成不变的过程。巴特勒认为，正是这种先验的本质主义才使男人和女人成为某种固定的存在。性别是被表演出来的—就像在即将开始比赛时说了“预备，开始！”一样，又或者像是要将某人投入监狱时说的那句“有罪”。巴特勒意欲搞砸这种表演。她认为所谓的‘变装’—男人装扮成女人或者女人装扮成男人—是一种用来摧毁性别秩序的方式。巴特勒认为，女性主义不应将女性视为一个单一的类别—更不应该以此将所有人混在一起。若将女性视为男性的“他者”—有权势的人也用“他者”来定义被自己压迫的无权者—她认为上述方式可以用于狠狠地戳破男性或者女性的伪装。她希望我们去分割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话，就不存在“男性”以及他们试图区隔的“女性”了。她鼓励我们击碎自我的身份，从而击碎这链条中的每一个点，制造“性别麻烦”。
图妮还是很困惑：“你的意思是，不画眼线就是恪守‘夫’道咯？”
“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米拉回答道。对于米拉来说，这种说法颇具实验性。许多社会学家在自己的作品里都畅想着某种理想社会，在那里，尽管男女仍在有些方面保持不同，但基本上是一样的（面对同样的工作、家务、照顾孩子）。好吧，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无聊且不大可能。巴特勒就此似乎提出了一种改变现状的方法，即打破性别秩序所依赖的二元论。
“还记得你方才说的，男女有时甚至讲着不同的语言。我对此也有些异议。”图妮说道。
“嗯，女性主义里有一个分支，认为语言实际上是父权制的，是由男人建构的。女性必须将自己的思想转换成这种父权语言，再翻译过来，周而复始。正是因此，只有女性主义下的女人才能真正了解女人的经历。”
“好吧，我看她们真的是疯了，一群极端女权。告诉我她们叫什么名字，这样我以后就可以离她们远一点了。”
然后，终于，安娜说话了。她的声音太轻，连在一旁说笑的瑟茜和图妮都没有听到。但是米拉听清了安娜说的话，于是请她重复一遍。安娜淡然地说：
“你们刚才说的这些，都少了一样东西：男人。”
米拉思考了片刻，摇了摇头：“女性主义者总是说，在女性主义出现之前，涉及这些全部内容的就是社会学。但社会学中只有一小部分研究提及女性，而且都是赤裸裸的男性视角。剩下的那些社会学研究则全部是由男性社会和男性行为构成的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社会学家将男人一概视为那种有男人味、阳刚的男人……”安娜说道。
这下子米拉明白她的意思了。
“哦哦，这样，我好像知道新近有一些社会学家做了这方面研究，但你说得对，安娜，我之前学社会学的时候确实没怎么听说过这个领域。即便是女性主义者也总是将男性气概或者说男性气质看作是一种既定的东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成不变的，甚至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似乎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构成什么问题，只是为了让他们去压迫女人。但是时过境迁，女性主义也在进步。他们会考虑到女人和男人的生活都在发生着变化。做女人，意味着生活在某种矛盾之中。我们都希望在大学毕业后能找到符合我们能力的工作。至少我知道，你是不会为五斗米折腰的，图妮。我们喜欢打扮和炫耀，也希望能拥有完美的恋爱、和睦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
“但就是有些人既不想做男人也不想做女人呀……”瑟茜插话，安娜没有理会她。
“若是想要了解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难道社会学家不需要同时检验这个等式的两端吗？”安娜问，米拉认为安娜这回问到点子上了。研究者一直以一种理所应当的态度处理男性气质着实令人惊讶，然而“弗兰肯斯坦”中提到，这一点正在悄然改变。
米拉感觉话题的发展已经快要突破她的知识边界了，但她还是试图向朋友们解释，男性气质同女性气质一样，都是从男人和女人的行为表现之中创造出来的。认为只有男性才会影响男性气质，或者男性气质的产生和维持，是一种相当片面且狭隘的观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与男女关系、男男关系和女女关系都是密切相关的。否定一个，就是在否定另一个，二者缺一不可：改变了一个，也就改变了另一个，“也就是说，这里面很多内容都建立在男女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比如男人如何定义自己是哪一类型的男性，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男性，也不是女人”。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一些社会学家开始研究男性气质，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这种情况的发生也许是因为男性开始逐渐被女性所取代，尤其是在一些领域里，女性拥有了一些十分显著的权利。比如说，男人不得不去适应失业所带来的种种境况，而在此之前，他们意识到自己男性身份主要来源于家庭的工作者和负担者角色。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都不单单是一套无论怎样都保持不变的行为和身份。不同的男性气质是存在的。男人必须采纳并适应其中一种或者几种，慢慢地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某些男性气质已经过时了，就必须要采用新的气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
瑟茜听得有些火大了：“到底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别总拿男女说事？大多数人都应该去了解一些比单纯从男女视角出发来区别世界更好的方法。生而为人，一部分义务就是应该努力让自己完成对性别期待和性别意识的超越。”
米拉徐徐点头，她说在很多现代思想中有一种趋势，不单单是社会学，都发现男性和女性作为某种群体时，其内部的异质性很小，故认为某些假设适用于每一个个体。塔尔科特·帕森斯这样的功能主义者就会说，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将情感性工作和工具性工作分离开来可以带来共同的利益。而女性主义者就会说，这是因为男人发现剥削女性可能获利。这次安娜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愠怒：“那男女之间的感情呢？你对男女之间的快乐和浪漫关系可是一字未提。”
米拉说，她可以理解安娜的不悦，帕森斯和女性主义的追随者们确实观察到了情感，并随即承认了这些情感，但他们只是将其视作维护社会秩序的某种工具。比如说，女性主义者认为，正是权利的不平等才使得男女之间诸如婚姻之类的关系变得对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女性在事业和其他方面上都受到重重制约，所以婚姻对女性来说也像是某种事业：“女性主义者争论道，男人在这些方面有着不可思议的巨大权利，因此他们可以为这些浪漫关系定规立法，其中甚至包括性行为的准则。在很多地方，与很多男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甚至仅仅因为不是处女，都要受到歧视甚至迫害，而与很多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则会被接受，甚至被赞美。”
大家此刻思维都变得很活跃，新朋友之间的那种拘谨和束缚已经被打开了，米拉犹豫要不要接着说下去。瑟斯和图妮问米拉，说了这么多，她自己到底对这些有什么想法。米拉说道，虽然似乎每个人都已经习惯将过火的和不受控制的情绪视为大敌，但她有时候会怀疑，情绪有没有可能是社会的隐形之手，探入我们每个人的小宇宙中，（在大部分时间里）让我们平稳地运转并阻止我们摧毁彼此。男人和女人都是集感性和理性于一身的动物。也许当两性在一起工作时，男女关系会处于最佳状态，而在分开时，其关系会变得更加神秘而让人向往？
“我真搞不明白你，但是，请你继续你的表演，”图妮说着，看了看她的表，“派对都已经开始了。”
四人稍作打扮就出发了。她们沿着街慢慢地走着，米拉挽过图妮的手臂。当她们等红绿灯时，听到路过的车上飘来一段音乐。那是一首老歌，歌词写了虚伪的男人离开女主人公去唱蓝调的故事。她们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在她俩身后，安娜跟瑟茜说像她们这样在大街上唱歌惹人注意实在是太让人难为情了。而且早些时候米拉和图妮为女性主义而针锋相对的时候，两个人都手舞足蹈，连声音都忍不住高了八度。安娜说她自己可做不到，然后她淘气地笑着对瑟茜说，米拉和图妮最后“表现得跟男孩子一样”。
晚些时候，米拉躺在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将这一晚视为对社会学思想的诠释。直至今晚，她才意识到女性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学的思想。
社会性别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以说明社会学如何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我们做任何决定看似自由而实则不然；或者，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我们看似有机会说“不”，却感觉到自己被裹挟。今天的对谈也反映出社会学是多么容易陷入所有人都在以某种特定的模式行事的假定，或沉溺于每个人都只是服从于机器的平庸化陷阱。生活中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了作为个体的饮食男女，其表现往往并不同于传统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所要求的那样。当他们这样做时，小小的变化也会得到巨大的反响，从而得到一种全新的东西：一个让男人和女人都因为自己是男人或女人而倍感自豪，且彼此之间和睦相处的社会。至少米拉是如此期盼的。
1.性别似乎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件事实了，人被区分为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任务、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生活期待。社会学的性别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其实是一种人为划分的类别，这种类别影响着很多与其生理性别并无关联的事情。一个常用的公式是，性（sex）是指生物学上的本性，而性别（gender）则是一种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身份和自我认知。性别的力量渗透在工作场所、家庭、公众以及目力能及的各个领域。
2.那些认为性别并不重要或者不应该重要的人所面临的困惑，恰巧解释了为什么在法律和形式上的机会平等之外，在性别之间还存在着实际上的不平等。一个女人能在全体女性都面临着不平等的社会中受到公平的待遇吗？
3.一个性别分割的社会有无数种不易被发觉的办法将重担置于女性的肩上，其中一种就是劳动分工。这个术语用于指代社会工作中的劳工分配和所得。劳动分配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有偿劳动。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让我们了解到，无偿的工作与有偿的工作同等重要—这类工作总是由女性完成的。照顾孩子以及家务劳动正是女性“两班倒”的工作内容—这项任务被藏匿起来，而且女人从未获得薪酬。
4.这些有着重要影响的研究仍建立在一种性别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件生活事实的假设之上，因为这是基于生物学上的区分。酷儿理论（queertheory）认为这是一条错误的进路，他们认为性别是一种表演，而不存在前面说到的那种基础性的区别要素。性别角色和身份是社会化的、同样也是被演绎的，因此我们永远也不会清晰地知道如何变得更加阴柔或是阳刚，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断地重新创造着这些身份。每种身份都是一个本不存在原件的副本。性别角色在仪式中、习惯中、对话中以及许许多多的社会现实中被演绎，而这并不需要任何的生物学事实作为基础。朱迪斯·巴特勒将变装，即性别反串，作为制造性别麻烦的一个例子，以个体表达性别的方式突出说明了性别的可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