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米拉起床后看见门口的垫子上躺着一个别人寄给她的巨大包裹。她拿起包裹摇了一摇，猜不到里面装着什么。这让她有点心烦意乱，但她还是先忙活起了早餐，把包裹留在卧室里。过了一会儿，她一手拿着早饭，用另一只手剥下包裹外的牛皮纸。包裹里面是一个纸盒，装着已经发黄的纸。妈妈在上面留了张便条，写着：“亲爱的，我知道我们最近的生活很艰难。这是一件小礼物，希望它能让你想起那些快乐的日子。”
米拉翻了翻盒子里的纸。有之前的成绩单、用蜡笔画的自画像、一篇题为“我的假期生活”的小文章、一幅名为“我的一家”的画，还有她在学校里收集的一些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的照片。米拉心想，如果她之前还能想起这些旧物，那它们现在肯定已经躺在垃圾桶里了。她将这些东西放在一旁就前往教室了，课上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做着白日梦，想着晚上要去的派对。等她晚上回来的时候，几乎已经忘了还有包裹这么一回事了。她干脆把盒子里面的东西都倒在床上。
她从里面翻到了一篇在之前学校的社会学课上手写的文章，内容是关于女性主义的。她和其他这个年纪的女孩一样，认为女性主义跟她没什么关系。毕竟她生长在一个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可以成为政治家、军人、教授，可以自我独立的环境中。她们过着女性主义者们期待的生活，这也意味着女性主义对她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这篇文章让她想起，当时教授这门课的老师非常热衷于女性主义。
在文章中，米拉讨论了社会学家所说的劳动性别分工，也就是女人和男人在家庭内外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女性更倾向于在家中做一些护理方面的工作，当她们发展出自己的事业，其工作内容也通常包括将这些工作延展到家庭之外。尽管她在文章中表示，这种理论已经过时，是时候接受批判了，她的老师还是为她介绍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一些理论。这个人认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角色“相互补充”，社会才得以建立一个稳定的系统。比如，女性承担家庭护理的角色，男性承担养家糊口的角色，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都做了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女性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因为是她们生了孩子，因此她们照顾孩子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一个家庭内男人的“工具性”功能和女人的“表达性”功能合理区分，整个家庭会运转得很好。男人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了一整天重要的工具性作用之后，女性在私人生活中的表达性功能为其提供了所需要的援助。
米拉学到，帕森斯描述的这种简单化的环境对于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不尽真实，并很快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挑战，他们并不认为生物学能决定我们的命运。米拉在文章中写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社会结构本身是中立的，但是性别歧视阻碍了女人进入社会顶层的道路。歧视是旧时代非理性因素的残留。他们也发现，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男女不同的态度和期待，以及阻碍女性登峰造极的法律和制度障碍。
像艾玛姨妈这样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关注点包括消除歧视，通过对女性进行专业培训来提供帮助，提高她们对生活的期待。他们认为，追求平等意味着要让女性对自己能胜任政治家、商业领袖或其他任何职业的能力树立信心。她曾经听艾玛姨妈谈起自己的学生时代。艾玛送给米拉一本自己小时候的儿童读物，试图显示自己小时候的品位与众不同。书名是《莎莉和萨米》。在艾玛姨妈的这本书里，有两个年轻鲜活的角色，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米拉读到“莎莉帮妈咪刷盘子”“萨米独自玩他的化学仪器”。艾玛的老师们认为，这种社会化的角色完全妥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这种认识是可以被扭转的，只有改变教育，女孩子和年轻女性才能认识到自己其实可以想要更多，而不局限于洗盘子和玩洋娃娃。
米拉的旧文下面是一个笔记本，宽幅的横格纸用蓝色的卡纸外壳装订着。她打开笔记本，看到仿佛另一个人的笔迹，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顿时消失了。扉页上写着“我的妈妈和爸爸”和年龄“7岁零3个月”“我的妈妈在化妆”“爸爸在车库里忙活”。下面配着两个简笔画人物，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穿着裙子。事实上，她的父亲从不戴帽子，也不喜欢和机械打交道；她的母亲大部分时间都穿着长裤套装，但在这里，他们都被转换成了普通的男性和女性形象。米拉心想，那时候的自己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微妙的性别刻板印象。尽管在她小时候，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希冀的很多目标已经实现了，也没有《莎莉和萨米》强迫她，她还是不自觉地习得了这种性别期待。这可能意味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任务远比他们一开始所以为的更加艰巨，而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远比人们所以为的更加根深蒂固。
米拉想起了老师说过的话：这种假设恰恰证明了女性主义的观点，即女性哪怕参加了工作，身上仍肩负着双重的责任。她还记得，父母曾经雇了一名清洁女工来帮衬家务，那个女人自儿时起视力就严重受损。即使一部分女人取得了事业成功，她们还是不得不依靠其他女人来完成全部工作。这些“其他女人”通常是移民，薪水很低。家务劳动的重担只是被转移了，而非被消除。
在米拉的人生经历中，没有男人阻碍她做任何事情。不像她的社会学老师那样，米拉的母亲算不上女性主义者，但她总是鼓励米拉在她选择的任何事情上都做到出类拔萃，也从来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她对米拉的期待比对她哥哥的期望要低。尽管米拉在成长过程中很少见到父亲，但她也丝毫不记得爸爸对女儿表露出不同于儿子的期待。她的哥哥，肯定曾经因为她是女孩而欺负过她，就因为她更小而欺负她一样，但米拉心知肚明，这只不过是兄妹竞争惯用的小伎俩。米拉还没有遇到任何重要的人（比如她的姨妈），因为米拉是个女孩子，就给她丝毫她要被不同的规则玩弄、被不同的规则评判的暗示。
尤其是艾玛姨妈，她认为自己在商界成功的好处之一就是能为米拉提供一个坚强的女性榜样。在米拉儿时的记忆中，姨妈是最早的女性主义者之一，但女性主义有许多种。并且，有很多女性主义者，还有更多的女性，她们同样在生活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却从来不为什么是女性主义而烦恼。
就算米拉曾听别人暗示过，生活可能有另外一重面貌，那也通常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比如之前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嘲笑她进大学钓金龟婿的同学加里森。米拉不得不承认，挑衅着实起到了作用，她甚至意识到自己可能与教授女性主义的社会学老师有比想象中更多的共同点。之所以会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表述感到震惊，也许是因为她曾经一直与女性主义所要对抗的一切隔绝开来，对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无动于衷。
“弗兰肯斯坦”里提到，一些社会学家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满，因为它要求女性同男性一样。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平等机会只会让少数较为富庶的女性受益，且受益程度也十分有限。为了将关注点放在个人身上，他们最终会去责备那些受到伤害的个体自己没有努力去做出改变。不然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消除了法律的阻碍、公共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男女平等的情况下，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正当米拉在努力回忆这个观点的名字时，室友瑟茜和安娜来敲门。
“你在干吗呀？”瑟茜一边问，一边栽倒在自己床上。安娜则一如往常地走到房间角落里的椅子上坐下。米拉拿起自己的成绩单，翻过去，藏好自己的名字，大声读道：“她是个很聪明的小孩，但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求太苛刻了。可能是因为父母工作都太忙了，不能从家里得到足够的关注。”
米拉知道女性主义者会怎么解读这一点。“弗兰肯斯坦”里提到，有些女性主义流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努力研究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的根源。作为母亲和持家的人，妇女在家中的工作都是无偿的。多亏了自由平等的发展，她们也得以在外面工作。她们实行着两班倒的工作，为资本主义提供“再生产”（培养未来的工人），同时让女性与男性一道通过工作支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对于这类女性主义者来说，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妇女们应该积极推翻资本主义，从而意味着消灭男性占领统治地位的父权制。
另一群女性主义者，即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样则使男人摆脱了困境。在其看来，父权制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资本主义只是其最新的表现形式。男性通过强奸和家庭暴力一类的暴力和暴力威慑来控制女性。女性苦于承担被强加的女性角色的限制，逐渐趋于癫狂—精神错乱在某种程度上被定义为拒绝接受女性角色的表现。
“你读的高中怎么样？”瑟茜问道，“我上的是女校。”安娜什么都没说。看上去她在学校所经历的事情给她带来了彻底的精神创伤，但她看起来总是有点忧伤，一贯如此。
“我上的是男女同校啦。”米拉回答。说完她才意识到，这对像瑟茜这样的人来说是多么奇怪。“弗兰肯斯坦”中提到了瑞文·康奈尔（raewynconnell），她的作品中提到每个社会都会产生一种“性别秩序”。在每一个教室、学校操场、街道和工作场所中都存在一套人们期待的男女关系，以及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因此人们认为，在操场上，男孩要玩得野、互相推搡、扯女孩子的头发；女孩应该成群结队地站在一旁聊八卦。师生都遵循着这种秩序。
米拉给瑟茜和安娜讲起自己在十来岁的时候经常和班上的男孩们一起踢足球。当时，她因此被老师和妈妈狠狠地说了一顿，因为踢球搞得身上沾满了泥巴和草渍。但是，似乎没人在意男孩身上是不是也脏兮兮的。一想到自己当时只是为了更讨男生喜欢才和他们一起去踢球，她的脸“唰”的一下红了。
“我们学校里的一切就平静多了，”瑟茜说，“直到我们认识了男生。大家就纷纷化起妆，还在背地里议论别人。如果你和白人男生走得太近，白人女生就会扯你的头发。”
瑟茜所谈论的情况既有种族秩序，又有性别秩序在里面。米拉想起了她曾经读到的种族女性主义的相关内容：很多黑人女性或亚裔女性作家认为白人女性主义者似乎没有把她们当作女人。许多白人中产的女性主义者说自己为“女性”发声，乍听之下好像所有女人都是一样的，都有着同样的诉求和经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内容通常只是白人中产女性的诉求和经历。她们在性别歧视之外，不必经历种族歧视和贫困的干扰，却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推广到所有女性身上去。这些中产妇女的自由是靠非裔、菲律宾裔、波兰裔和墨西哥裔妇女提供的廉价保育和家务劳动获得的。
美国非裔女性主义者在写书时沿袭了黑人女性活动家们在反对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和性别歧视上的悠久传统。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truth）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农奴家庭。她在1851年的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上发表了题为“难道我不是女人吗？”的著名演讲。根据白人男性对女性气质的构想，他们从未将她视为女人来对待。她说，从来没有人，为她开门或将她置于第一位，她在田地里工作，努力又勤奋，比任何男人都强。她亲眼证实了不同形式的压迫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剥夺了黑人女性的人性，贬低了她们身为女人的身份。
图妮敲了敲米拉的门，把头探了进来问：“你今晚打算穿什么呀？”她的语气仿佛探访一个身患绝症的亲戚。尽管她们才认识了几个星期而已，米拉深知，无论她现在从自己的衣橱里扯出来哪件衣服，图妮都会迅速把刚才说的话改成“你这穿的是什么鬼？”。米拉比划了一下，表示她此时身上穿的牛仔裤和t恤就足够了。图妮安静地翻了一个白眼。
“我只能猜想因为你是个女性主义者，所以就不在意这些了。社会学家都是女性主义者，对吧，米拉？”
“是的，我们都是一群不在乎外表的书呆子。”
图妮笑着补充道：“你又不化妆，还戴着这么难看的眼镜，留着这么好笑的发型，完全不知道怎么搭配衣服。但是宝贝，你稍微打扮一下一定可以闪瞎所有人的眼。”每次米拉听到有人想要说她的脸很眼熟时，她都会拼尽全力地迅速转移话题。
“那，你的意思是那些每天不花上几个小时在镜子前的人都是女权咯？”米拉戏谑。图妮则一本正经地回应：
“女性主义者不赞成在外表上花时间。她们觉得这样做就相当于被男人支配。这是无稽之谈！我关注自己的外表才不是为了男人：我独自美丽。我喜欢看到自己美美的，这有什么错？”
米拉不确定是不是女性主义者都不注重外表，但她有理由怀疑图妮过分注重外表，一部分也是为了要和她时尚设计专业的同学保持一致。但她不会冒着让图妮生气的风险把这个猜测说出来。既然图妮提到了女性主义，至少给了米拉和瑟茜一些话题，也许没有什么话题能把安娜也吸引进来。或许是因为看到另外两人被困在她提出的问题里，图妮这回为了自己方便，而精心设计了这个话题。也许之后米拉会对女性主义侃侃而谈。
米拉还在犹豫，倒不是因为对这个话题无话可说（毕竟，她还是在相关课程上拿过一些不错的分数），而是因为不希望踩到别人的雷区。到目前为止，大家看起来还是其乐融融，但这个话题说下去八成会令人愤怒。米拉决定谨慎行事，于是采用了一种介于中立和略带自嘲之间的语气。她先是做铺垫，告诉她们，社会学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环境因素，可能会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瑟茜听了立刻回应道：“绝对的。你光是看我们平时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大家都能谈论的话题就知道了。”
大家和乐融融，除了安娜，她看起来似乎有点紧张，或者是对整个环境都感到不太舒服，所以根本笑不出来。米拉对她们说，要是贾丝明也在这儿，她们就可以问问她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了。其实在此之前，她们对彼此都不是很熟，图妮甚至不知道贾丝明是外国人。瑟茜不觉得只有外国人才能理解米拉所说的文化差异。毕竟她和安娜所修的都是语言类项目，学语言的学生难以避免地要接触异域文化。她们半数以上的课程都是在讲关于艺术或者政治以及媒体方面的不同表达形式，“人们说不同的语言，使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描述世界。不同的习俗和行为习惯，说明他们与世界的关联可能也截然不同。就拿电影来说吧。有些国家在地缘上很接近，但你还是能从他们的电影中发现很多差异化的文化表达”。
提到了电影，图妮忍不住开始谈论起电影设计里的文化差异，很快又谈到了不同的时尚风格。瑟茜和米拉交换了一个眼神，米拉接过话柄：
“是的，你说得对。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但是男人和女人明明过着同样的生活，住在同样的房子里，在同样的办公室里工作，你又怎么解释男人和女人思维和行为之间的差异呢？你可能会说他们从生理上来说完全两样，或者你可能会说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像是文化之类的东西。人们看似在共享一切，实则却彼此分离、产生差异。”
图妮直接盖棺定论：
“我觉得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的，生而不同。两类人在同一时间里共享着同一空间，除非他们是真的不同，不然他们怎么会看起来像是占据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呢？而且我很享受这种差异。我可不想做男人，我喜欢自己是女孩子。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就会变得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而且男人根本生不了孩子。”瑟茜补充道。
“所以他们不显老啊！”图妮吐槽。
“是的，”瑟茜承认这一点，随之淘气地笑着，“但是他们死得早。”对此图妮礼貌地回复，如果自己的脸看起来像个旧手提包一样，活得再久也没有意义了。她们同时爆发一阵欢笑。当她们止住笑时，图妮说道，女性主义可不认为女人同男人之间的差异是因为自然或者文化因素。
“而是因为我究竟是住在一个男性世界里，还是女性世界里。”图妮认为这种观点根本讲不通，因为在时尚界，只要你有才华，无论是男是女都会取得成功。近一个世纪以来，在高级时装界一直都是这样的。
瑟茜对此表示同意，说道，女性主义者看待男人和女人的方式着实令人厌烦。“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比我生活中的其他事实更重要。事实上这一点根本不重要，但是女性主义者就站在糟糕的另一边，认为性别是一切的开始和终结。”
米拉听到这话惊呆了，这个话题引起了如此激烈的对话，她担心这场谈话很容易走向恶性的争吵。她在字斟句酌后慢慢开口：“你说社会学家都是女性主义者。好吧，社会学确实指出了男人和女人在应对相同环境或特定情况时的表现有巨大差异。社会学家也指出了男人和女人对于世界有着不同的信仰和观点，这一点尽人皆知。他们有时连用语习惯都不相同。比如说，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某些词语，而且常常因此让对方难以理解。对此我们的理解，要么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他们生活在一起只是因为很快乐或者很方便，要么就是我们的行为的确会根据性别表现得有所不同。”
图妮重申：“因为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就不同呀—你就想想我们的样子，那么我们表现和思考出来的肯定也不一样。但我知道你肯定一会儿又要跟我们说，男人和女人其实只是社会建构的现实。”
“好吧，社会学确实会这么说。”米拉回应。然后她从自身的观察开始转述“弗兰肯斯坦”中的一些讨论，即为什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男人或者女人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谓“成年”，通常被理解为成为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无论男女，我们仍保持着与男孩或女孩时期相同的生物学特征，因此显然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是一种社会创造出来的身份，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生物学和生理上的影响。我们通过身体与世界产生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学从不小看生物学差异。我们身体上的男性或者女性性征是我们男女身份标识的一部分。社会学认为这些生理属性与我们自身的社会自我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双向关系：我们必须产生的、赖以生存并说服他人相信的男女身份是一种真实的、可靠的且可接受的行为方式。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没有将原本简单的问题解释得复杂化了。”米拉小声地说。瑟茜回答：“还可以，我们跟得上。那么社会学什么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性别是存在的呢？我的意思是，社会学什么时候才说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