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拉在咖啡馆等餐，听到远处有人在叫她。两个高年级的男生邀请她一同就餐。
米拉之前跟他们打过照面。壮的那个叫加里森，经济学硕士在读，很是聒噪，是个“杠精”。帅的那个叫阿伦。似乎加里森邀请米拉就是为了和她秀自己的经济学专业能让他在能源业找到一份多棒的工作（他的原话是“在能源业名声大噪”）。他根本不关心米拉毕业之后会找什么样的工作—事实上她不喜欢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在这儿学习还不就是为了钓个金龟婿？”他看上去就是想激怒她。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不只有你是这样，”他补充道，“每个人都在待价而沽。你们女人知道，上了大学，遇到‘潜力股’的概率更高。这就是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学生时代不能去赚钱虽然会损失一点，但长期来看，以后多赚点就回本了。你都不太需要卖力学习和工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学社会学的吧？那样的话，你在遇见你未来老公的路上甚至不太需要学习。”
米拉翻了个白眼，反问：“你是不是在挑战我的耐性？”
“所以社会学到底是学什么？社会学家总是说人们‘被剥削’‘被压迫’，生活得水深火热？说得好像我们应该可怜那些又懒又笨的失败者一样。”
米拉并不是很想在此展开学术讨论。她还没有什么成形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她还没傻到会接受加里森这种人的论断。阿伦则揶揄他的朋友，试图打圆场。加里森身上有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格特质—好斗、自恋—这些特质总是给他惹事。阿伦说：“这小子应该是小时候吃错药，长歪了！心理学和社会学都会认同这一点。”米拉开始隐约感觉到一种不安。凡是让她联想起父母的事都会让她感到焦虑，而这个话题听起来尤其危险。
阿伦补充道：“这种心理学观点已经过时了—婴儿期的心理剧（psychodrama）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前沿心理学则认为，教养方式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甚微，还是那些大脑自带的构造和大脑的化学信号处理方式决定了人和人的不同。如果社会学研究的都是后天与先天的对抗，那么这门学科很可能也快要过时了。”
米拉问：“那心理学家是怎么知道人的大脑是如何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运作的？”阿伦回答，心理学家会扫描大脑活动，得到结果，观察大脑的不同区域在不同情况下的活跃度。
“事实上，找到各种行为所对应的大脑区域，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说将大脑功能的变化当作养育活动的结果是不合理的。大多数人的生命尺度都太短了。你如果想了解人类行为的变化过程，应该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观察人类大脑形状的变化。进化对我们的思维模式的塑造因此是心理学最有意思的地方。进化研究的时间尺度是正确的—几万年，几十万年；而不是一个人从幼稚到成熟的十几二十年。”
米拉明白他的意思，尽管心理学的尺度肯定不像贾丝明描述恒星诞生和死亡时所用的宇宙尺度那么长，但和社会学的操作尺度也迥然不同。
“那么心理学是如何解释代际之间，甚至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行为变化的呢？”她问道。阿伦回答：“随着大脑逐渐成熟，神经网络会按照基因蓝图的指示发展，这也就解释了人一生中的变化。代际之间嘛，没有什么变化，至少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化。”
米拉提出：“那么我们实际上在什么是‘重要的’这个问题上就有分歧。你的意思是，明天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太阳还是会东升西落，但我想知道天气的变化，会下雨还是会刮台风。我认为，对每个人来说，天气情况都是重要的。社会学家在更小的时间尺度上，关注的就是这种‘天气’，因为它确实是重要的。
“况且社会学也不止于所谓的养育决定论。如果只是如此，一个人一辈子也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教养模式很重要，但社会学更关注的是所谓正确养育孩子的方法是如何变化的。心理学可以告诉你一套养育方法培养出一种人，而另一种方法培养出另一种人。社会学可以帮助你理解这些方法最开始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都是米拉在专业课上和教科书上学到的，她已经将这些内容熟稔于心。但在此之前，她还没有如此深刻的体会。个中因果其实显而易见，但不知怎么，她直到刚刚才开窍。
加里森一直饶有兴味地听她努力为社会学辩护，洋洋得意地笑着。米拉心里一阵不安，感觉自己还没说出口的话已经被猜到了，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让她紧张得近乎胃绞痛。
“那你怎么解释那些罪犯和‘寄生虫’？既然不是他们父母的养育方式出了问题，也不是脑子里的化学信号素有问题。那我知道了，都是社会的锅！这就是社会学家的陈词滥调：个体永远没有错—无论是个体的养育方式还是某个坏蛋的经历—都是其他人的错。是社会将这些错误的观念强加于个体的脑中，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米拉差点就乱了阵脚。他说的话简直像是直接引用了报刊专栏作家谴责她父亲时说的话，特别是一些在判决刚下达不久时刊登的文章，他们将所有可能用于辩护和减轻罪行的论点一一驳倒，只为揭露她父亲是个贪婪、唯利是图的人。她整理好情绪，决定反驳。
“是的，你说得对，”她说道，“承认社会在影响人类行为的方面有着巨大作用，确实是社会学里最基本的理论。至少我在这周要交的论文里是这么写的。”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理性人的行为和逻辑就是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为什么还要提出其他理论呢？知道人们的计算都是基于经济利益就已经足够了，你所谓的社会不过是一种错觉。”
加里森提到的“利益最大化”“计算经济利益”一直在刺激米拉想到自己的父亲。但是仔细想想，他应该只是在就事论事，而不是在含沙射影，米拉自我安慰。她决定，如果自己的真实身份被曝光，就矢口否认。
阿伦请米拉给他们讲讲她的论文—毕竟他们俩都是研究生，可以给她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她完善一下。米拉班上的很多助教也是研究生，所以他们应该能帮到她。这是她在大学里要交的第一篇论文，她可能对一些要求不知情。学校特意叮嘱助教不要给予学生任何特别的论文指导，这样才能展示学生的真实水平，但是他们俩又不是她的助教，所以阿伦告诉米拉大可放心，这么做没有违背任何校规。
几周前，米拉在课上学到，“社会”这个概念在现代性出现之前并不存在。在十九世纪，人们用这个词指代他们周围看到的、受变化影响的事物：不单单是政治观念（民主），或生产商品（如机器），或聚居方式（如城市），而是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服饰文化、宗教和性等）。这些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你不能把它们总结成一个词，又怎么能去研究它呢？
就像天文学中需要黑洞和白矮星，社会学里也需要用于研究的主体，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社会。但是同现代性一样，这个研究对象也被包裹在一套理论里。社会是一种理论标签，这种标签有可能解释性很强，也有可能相反。简单地说，这个理论正像这个经济学专业学生概括的：社会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和行动。
米拉开始讲解自己的论文：“我们每个个体都在被某种超出自身的力量所塑造，这种力量就是社会，而社会学也正是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两百年前，一个叫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的法国人开创了‘社会学’这个术语，从此，这个理论就落地生根了。”
米拉娓娓道来，介绍孔德所说的这些话如何逐渐成为社会学家们的信条：社会学家务必将人看作社会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在孔德的时代，很多人不相信有社会这种实体存在。在英国，后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社会学在之后的一百余年中没有流行起来。相反，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和实用主义者认为，个体是依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进行决策的。
情况在法国颇有不同，在孔德之后，另外一个法国人，埃米尔·涂尔干（Émiledurkheim）延续了孔德的思想。他并未一味消解英国人的思想，只是认为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如果你了解十九世纪英国法国这些工业国家的国情有多复杂，那么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仅仅用一句“人是自私、理性的”根本无法解释这种复杂性。对此，加里森似乎也心领神会（此刻话题的重点更多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而不是她的父亲，所以也许谈谈论文能让对话往正常的方向发展）。
“怎么就说不通呢？人们慢慢就发现了，谋生手段专门化（你做这个，我做那个，大家各司其职）是很有用的，大家彼此之间互相合作可以让所有人赚得更多、过得更好。如果每个人都对所有事亲力亲为，就像那些贫困村镇现在仍保持的那样，那么每个人都富不起来。你看看这家咖啡馆：如果他们只卖自己种的咖啡豆或者自己生产的杯子，那我们也没什么可选了。他们从专事生产的人那里购买商品，这样我们才能喝得更好。”
“也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些观点吧。”阿伦打断加里森，眯眼笑着，观察还一口都没吃的米拉。加里森直接无视阿伦的问题，接着说了下去。
“有些人就发现，他们可以帮别人做衣服赚钱，另一些人也发现自己不用再费心自己做衣服了。他们可以好好种地，生产足够用的食物，剩下的拿去卖掉，卖来的钱用来买衣服和他们需要的其他任何东西。大家都很清楚，这种专门化和市场化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买卖商品。”
“但这不是也需要合作吗？”米拉反问。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解释新型工业国家的内涵不止于个体在制衣或其他方面的专门化。裁缝也不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其历史要更长一些。工业化的意义在于，工厂里有各种从事不同分工的人聚在一起，生产纺织品一类的商品。市场需要合作。有时你必须相信其他人会为你未来的生活提供所需物品，有时候人们交货的时候，不能即时收到货款。他们必须相信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涂尔干认为，对于那些精于计算成本和收益的人来说，专门化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这意味着他们要将自己的未来交到其他人手中，而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要相信专门化、相信其他人会选择合作（这种合作是通过考量自身利益而实现的），这一切能行得通吗？米拉解释道，涂尔干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相反，他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不存在按照自己利益行动的孤立个体。专门化的分工并不是孤立个体的产物，而是由那些已经习惯一种无私的思维方式的人们所创造的。变幻莫测的工业社会中的信任与合作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人们在此前已经感受到了与他人的一种连结。换言之，用涂尔干的话来说，他们生成了社会。他指涉的是，人们相信自己属于某个思维模式相似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大家共享某些感受和信仰。自私的个人行为—比如表现得似乎不与其他任何人产生关系，凡事都顺着“自己”的想法来之类的—会破坏社会，因为这会打破人与人彼此连结的纽带。
“那照你这么说，在劳动分工出现之前，自私自利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咯？”阿伦问。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吧，大概，”米拉有点儿犹豫，“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重要理论的开端，社会学认为，社会是解释变化发生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你仔细想想劳动分工，就会意识到，社会对于信任与合作来说是必要的，没有它就不会有现代工业化社会！”
社会学解释了当下这种人情淡薄的生活方式的来源。传统的乡村中，环境十分闭塞，人们对彼此了如指掌。我们现在习惯了在生活中与人保持一臂之远的舒适距离，但这正是因为在某种层面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共同体，属于某种我们承认比自身更为重要的东西。
“那么除了专门化和合作之外，社会还做了什么呢？”阿伦追问。
米拉熟练地回答：“社会影响着我们的感觉。”她边说边想：“至少我现在感觉有点压抑”。此刻她确实不再因为怕被嘲笑而感到焦虑了，但是话说出口的一瞬间，还是怕被怼回来。
加里森笑了：“你看你又来了。感觉这个东西真的只是脑中的化学反应啊。”
她说，涂尔干同时代的人们认为，感觉是一种本能反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射。如果试图补充其他东西，那么也得说我们的感觉受到周围发生的好事或者坏事影响。但是涂尔干认为事实不止于此：人不仅仅是一种服从于本能的动物。将人区别于动物的正是人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本能扮演的角色愈来愈少，感觉也愈来愈受到信仰和我们被灌输的思想的影响。
米拉解释道，若想证明这一点很简单。涂尔干让我们想一想在不同地方长大的人。米拉丝毫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这番话会给自己“挖坑”。刚走进咖啡馆的那个米拉看到此情此景一定会冲她大吼：你干吗要像以前那个还戴这副眼镜的小女孩一样炫耀个不停呢？但是，现在米拉根本停不下来，全然不顾即将步入泥淖。她讲到涂尔干的论证，在某些社会群体中，孩子们在小小年纪就被带离双亲身边，这种孩子和父母之间就没有特别的情感纽带。而在其他地方，家长爱护自己的孩子则是天经地义。这种区别并不是根植于本能—或者大脑的化学反应—而是人们恰巧在这种社会中生活。
“你可能会告诉我，是脑中的神经递质让人们产生了感觉，但是社会学家认为这不是真正的起源。这些责任与义务最初来源于社会，被我们的头脑所接受，促使我们最终付诸行动。这也再次加深了社会烙在我们身上的印记。比如说，在这个咖啡馆里，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把用过的脏盘子放到后面的那个架子上。我们感觉到我们应该这样做，然后按照感觉去执行。那么别人进来用餐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们把脏盘子放回去了，也就知道了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这样下来，它就变成了一个人人喜爱的干净漂亮的咖啡馆。”
“我看你可不是，”加里森鄙夷道，“你还吃吗？你要是一直说，我就帮你吃了，而且还不帮你把餐盘送回去。反正我是从来不自己送餐盘。那些服务员拿了薪水就要做事，好吗？”
米拉把自己的餐盘向他那边推了推，继续说：“如果涂尔干在这儿，他会说你还没有学会如何成为社会的一员，而且没有什么道德感。”
“哈哈，我看这是真的，”阿伦在一旁幸灾乐祸，“他这人根本没什么公德心。”
“涂尔干指的不是你说的那种公德心，至少不完全是。对他来说，这种道德感意味着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能是该戴哪顶帽子，或者是不该杀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所有你觉得应该或不应该做的事，哪怕是我们穿哪件衣服、铺哪张床单。”
他俩同时会心一笑，看她拼命从危险的话题中挣扎出来。
“好吧，我知道你们男孩子可能不太在意这类事情。我的姨妈说男生根本没有嗅觉，这当然不是真的。只是男生觉得他们的标准不同于女生—卫生标准不必像女生一样严格。但在有些方面，对待男生的标准也比女生要高得多。”
“比如呢？”
“就比如人们觉得自己被羞辱的时候，”米拉回答道，“男人的感受通常比女人的感受更强烈。这也是同一个道理—在这个情境中，道德感的意义更为宽泛：你应该有的感觉，你应该如何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