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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的结局出人意表(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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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静其实是老实人,最终被整得跪地求饶,服服帖帖,连扇自己耳光。在供述中,曾静连称自己是“弥天重犯”,说自己“空有一副人脸,但连匪类也不如;听了皇上的道理后,如坠深渊,极为的痛苦和悔恨,就算死一万次也赎不了自己的罪过;从长沙押到京师的路上,看到的都是盛世景象,听到的也都是万民对皇上的赞誉声;弥天重犯自小长在山沟里,不知道仁圣天子体察百姓的疾苦和艰辛,竟然关怀到我这个罪大恶极、万死不赦的重犯。弥天重犯即使是如同草木一般没有知觉,如同顽石一般没有头脑,也应被感化悔悟。当今皇上圣明天纵,皇恩包容天地,弥天重犯万万次叩首,望皇上发哀怜之心,体恤我们这些无知之人”。

皇帝出马,一个顶一万。经过雍正的一番亲自“训导”,曾静果然判若两人。唉,中国的读书人!

正当大家认为曾静、张熙这两个案件直接当事人必死无疑时,雍正却一反常例,竟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大臣们对此非常不满,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张熙等人凌迟处死,雍正颇为不耐烦地说:“这事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事,谁要是再上奏本,朕也不再看了。”

不仅如此,雍正还特别下旨,“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以求保住曾静、张熙的性命。这桩清朝最大的文字狱案,雍正在其中的表演花样百出,令人大跌眼镜。

死罪已免,活罪难逃。雍正随后又给了曾静和张熙一个政治任务,那就是把他们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让他们去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借以戴罪立功。所谓“观风整俗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吕留良案引起。雍正认为浙江这个地方“风俗浇漓,甚于他省”,“恩威所不能感化,狼子野心聚与一方”,于是他派了官员前去整顿其风俗,还一度停止了浙江的乡试,断绝那些士人们的科举求身之道,以示惩罚。

曾静回到湖南后,长沙城内便出现了传单,说是要抓住曾静投入深潭,淹死这个罪人。这传单究竟是对曾静的悖逆不满呢,还是对曾静的变节愤怒?无从而知。不过,曾静由反清转向奉旨吹捧雍正和朝廷,这个华丽转身也未免过于滑稽。曾静被派往湖南进行宣讲时,雍正特令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不能对之蔑视讥讽。

雍正还觉得不过瘾,他随后又将此案的全部谕旨和审讯记录,加上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汇编成书,名曰《大义觉迷录》,发往全国各地,“每学宫各贮一册”。雍正还说,各学宫“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如此一来,《大义觉迷录》风行天下,以至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作为雍正的得意之作,《大义觉迷录》刊印数量之多,在雍正年间据说是第一名。

不过,乾隆一上台,便立即推翻雍正对曾静、张熙免予追究的遗命,并下令“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更要紧的是,乾隆以最快的速度将雍正精心编撰并已刊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要求立即停止刊刻和发行,凡是有这本书的,统统上缴收回并统一销毁,若有私藏,依法严惩。由此,《大义觉迷录》便成为“老子编来儿子禁”的天下第一禁书,在乾隆朝后难得一见,这也大大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滑稽的是,《大义觉迷录》作为雍正朝的御制国书,它的发行量之大,读书人中间可谓是人手一本,怎么禁止得了?

乾隆之所以要火速将这本书禁掉,原因是这本书不但没有出现雍正希望的效果,反而让皇宫里的丑闻秘事、皇子间的尔虞我诈等“皇家重大机密”外泄,这些老百姓对赞扬大清没什么兴趣,却对雍正的“十大罪状”,特别是“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这些秘闻津津乐道,茶余饭后地说个没完,严重损害了雍正的光辉形象。如此一来,不但没有起到“觉迷”的效果,反而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笑料,让全国人看大清皇帝一家子的笑话,这还了得?

有鉴于此,乾隆登基之前就早已羞得满面通红了!

乾隆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多事情本就是“不说倒罢,越抹越黑”,当时也不知道雍正是怎么想的,居然要和全国人民争辩自己是清白的、正确的。他这样做,等于是把自己推向了审判台,让全国的人来评判,但问题是,当时人的思想觉悟能达到那个程度吗?这就害得儿子乾隆一上台就要去给他“擦屁股”了。

经过慎重考虑后,乾隆觉得哪怕是冒着违犯父皇遗命的罪名,也要把曾静和张熙这两个“反面教员”给杀了,以绝后患。他降旨说:“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于是他一改雍正的“攻心”政策,直截了当地采取“灭身”之举,以肃清其流毒。

实事求是地说,乾隆的手段不过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和他父亲的手段相比,着实要拙劣许多。至少,雍正还敢公开整个案件的情节(包括诋毁自己的内容),敢于进行批判和辩论,甚至还敢于赦免曾静和张熙这两个“弥天重犯”,让他们改过自新,充当反面教员,这种勇气和做法,在历代皇帝里面是绝无仅有的。

清朝的文字狱屡见不鲜,但雍正年间的曾静、吕留良案却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此案株连规模之广,诛戮惩处之严酷,外加雍正处置方法的出人意料,都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的诸多故事,也是人们为之记忆犹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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