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和他儿子们的故事算是讲完了，最后再交代一下开篇两个小人物的结局。
话说岳钟琪将曾静、张熙的底细摸清后，不觉哑然失笑。原来，曾静和张熙都是来自于湖南某偏僻之乡的读书人，前者为准备科举考试，当年曾读过浙江人吕留良所编的科考辅导书——《时文评选》——就是那种把历年写得很好的八股文搜集起来进行点评的书，以帮助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可划入“考试秘笈”之类。
由于所处之地乃湖南的穷乡僻壤，文化落后，无书可读，曾静便在雍正五年（1727年）时派自己的高足张熙去浙江买点参考书回来。曾静对《时文评选》印象很深，临行前特意叮嘱张熙到了浙江后去吕留良家访书。当时吕留良早已过世，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和他的学生严鸿逵及徒孙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热情接待了他。这几个读书人见张熙不远千里来到浙江专访，心里很是感动，于是便把吕留良的遗稿包括《备忘录》、《吕子文集》等都送了一份给他。
再说曾静，他在看到这些书稿后，一时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特别读到吕留良关于“华夷之辨”的论述后，更是醍醐灌顶，一语惊醒梦中人。到这时他才明白，他们和周围的人之所以困窘不堪，原因就在于满洲贵族的统治。
读完吕著后，曾静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说：“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
从此以后，吕留良也就成了曾静、张熙两人的精神导师，他们也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清思想，并进而付诸行动，这就是开篇所发生的投书事件。当然，曾静、张熙的行为也不是完全没有缘由的，在雍正初年，民间关于雍正实系篡位的流言传播甚广，加之雍正即位后用法严苛，社会上也的确是怨言四起，政局颇为动荡。
但是，张熙投书之时已是雍正六年（1728年），此时非但年羹尧、隆科多等强势人物被先后铲除，就连允禩、允禵等皇族内的异己势力也已被收拾殆尽。唯有曾静、张熙等人因消息闭塞，浑然不知政局的变化，却自以为获得了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等“十大罪状”的确凿证据，又创造性地联想到川陕总督岳钟琪乃岳飞之后，反清的条件、时机都已成熟，所缺的不过是振臂一呼，天下群起响应。殊不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们的鲁莽行为，却给其他本不相干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人言可畏，雍正从曾静、张熙的投书中似乎也意识到民间流言的可怕性，所以，他第一件事情是要追查这听起来言之凿凿的“十大罪状”究竟从何而来。经过一番严厉的拷打之后，曾静称自己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而何立忠和陈象侯又说自己是听茶陵州的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陈帝锡被逮住了，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便支支吾吾地说自己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的。
如此一来，侦察人员便顺藤摸瓜，经过辗转查访，最终查出是允禟等人被流放的太监和党羽在发配路上做了“宣传队”。他们“沿途称冤，逢人讪谤”，每到市集便高声吆喝，招引众人来听故事，这才使得这些宫廷秘闻散布于沿途各地，随后更是一传十、十传百，流言遍天下。这些人的下场在史料中不得而知，但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想必是人头落地，锉骨扬灰。
雍正知道，对付那些家奴容易，但像吕留良这样的思想犯既危险，也难对付得多。吕留良（163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吕少年时博览群书，曾在顺治十年（1653年）考中秀才，后不知何故，思想大变，极为悔恨自己猎取清朝功名的行为——正如其别号“耻翁”。
康熙五年（1666年）后，吕留良决心不再参加清朝科考，也决不做清廷官吏。从此后，他便隐逸山村，以著书授徒为生。为迎合当时考试经济的需要，吕留良曾选评了历代科举中的优秀八股文，编辑成册，即前面提到的《时文评选》，这本参考书刊刻发行后，流行甚广，这使得吕留良获得了“东海夫子”的称誉。康熙十八年（1679年）时，当地官员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康熙特设的考试，由各地官员推举本地公认有学识、有名望的名士前来参考）的考试，但被他坚决拒绝。第二年当地政府又以“山林隐逸”的名义举荐他，他居然当着别人的面自残，“吐血满地”。后来他干脆削了头发，出家当和尚，以表示他誓不仕清的决心。
吕留良病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的后人和学生将他的遗作汇集成册，并刊刻发行，包括《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等，在江浙一带流传甚广。吕留良的基本理论，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他秉承了黄宗羲等人的激进思想，反对君尊臣卑，提倡民权。对于清朝政权，吕留良也是极为蔑视，他在文中从不称“大清”或者“圣朝”，却用“燕”、“北”来代替，以表示他不承认清王朝。
对于雍正来说，吕留良的言论当然是异端邪说，极其叛逆。因此，雍正对吕留良这一干人等的处理也是十分残酷。当时尽管吕留良已经死了四十多年，他的长子吕葆中（曾中进士）也早已去世，但也难逃刨棺戮尸的厄运。曾静、张熙案审结后，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和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
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当时也已去世，但仍旧被戮尸枭示，其孙辈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有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结果被认为是存心不良，判斩立决。自称严鸿逵私淑门人的黄补庵，作诗曰“闻说山中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被认定为荒唐狂悖，判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两千里。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判斩监候。孙用克，阴相援结，判斩监候。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判斩监候。
另外，这些人的门徒和相关人等也遭到严惩，如房明畴、金子尚被革去生员的功名，杖责一百，与其妻儿一起流放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被革去相应的教谕、举人、监生、生员功名，杖责一百，判三年徒刑。严鸿逵的门徒朱霞山、朱芷年和沈在宽的门徒张圣范、朱羽采等人因从学时年纪尚小，不予论罪。
值得一提的是车鼎丰、车鼎贲两兄弟。现在知之甚广的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即出自车鼎丰的名下。当时还有个传闻，说某日车鼎丰与弟弟车鼎贲一起喝酒，当时用的酒盅是明朝时生产的瓷器，盅底还有“成化年造”的字样。车鼎丰喝完杯中酒，倒翻其杯，戏曰：“大明天子今重见。”车鼎贲瞧见酒杯底，便给哥哥斟满酒，把壶放在一旁，说：“且把壶儿搁半边。”“壶”、“胡”同音，意思是把满洲贵族建立的大清搁在一边。吕留良案发后，两人都被牵连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