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胤禟的“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和胤禩的“院外倚柱，独立凝思”倒是真实反映了当时他们内心的失望和茫然，这种真实而自然的内心反射，恐怕不是一般笔法所能捏造的。但是，事起突然，当时他们毫无准备，也无从准备，即使有胤禩和胤禟的反抗，也只能如此而已。
当时有能力向胤禛提出质疑的，除胤禩、胤禟外，还有三阿哥胤祉和十四阿哥胤禵。但胤祉胆小怕事，他首先向雍正叩首跪拜，主动承认了遗诏和雍正继位的合法性。作为当时年龄最大且在康熙晚年得到重用的阿哥，胤祉的主动表态对其他阿哥显然起到了示范作用。
至于康熙晚年继位呼声很高的十四阿哥胤禵，他虽然手握重兵，但当时却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尽管胤禵在离京前一再对胤禟说，万一父皇有什么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他。但雍正在隆科多的支持下，很快就采取了非常措施，关闭京城九门，断绝内外信息。
正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朝鲜使臣回国报告康熙凶耗和雍正即位之事时说的：“或称秘不发丧，或称矫诏袭位。内间事秘，莫测端倪。而至于矫诏，则似是实状。”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胤禩、胤禟等人当时有再大的本领，也无从集结组织，甚至连讯息都传不出去。他们唯一能做的，不过是扼腕叹息，听天由命。在京城里，胤禩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大都是些手无寸铁的文官，并无一甲一兵，即使雍正是篡位上台，他们也只能承认事实，想要反抗，必然是一败涂地。
不错，正在西北用兵的十四阿哥胤禵是有兵权的，但等他得知父皇噩耗的消息时，雍正让他回京奔丧的命令也到了。即使胤禵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阴谋，但他能怎么办？抗命吗？就算胤禵想带兵回京，他能做到吗？雍正死党年羹尧的大军，就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胤禵所能做的，就是乖乖地回京奔丧。
最可疑的是，雍正命胤禵立刻来京奔丧的同时，又封了胤禵手下的都统延信为贝子，令其赴甘州接掌胤禵的事务。其中，雍正还特别给延信发了一道密旨，说：“你到了那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大将军王的所有奏折和朱批谕旨全部收缴，封存好，然后尽快送到京师。要是大将军王要亲自带来，你要从速开列缘由，并在他赶至京城之前送到。你要是手软疏怠，使得大将军王检阅处理后，没能使全部的奏折和朱批谕旨交上来，朕就要生你的气了。另外，本谕旨不得泄露给大将军王，切切！”
由此或许可以推断出，雍正当时非常担心康熙曾经有过传位于胤禵的谕旨或暗示之类的，他自己也说：“皇父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谕旨，妄行指称，为生事证据。”雍正下令收回康熙所有的朱批谕旨，并称“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发现断不宽恕，定从重治罪”，这显然为雍正后来毁灭证据提供了帮助，这和康熙朝的实录为何每年只有区区五卷似可对应。
按雍正自己的说法，康熙驾崩之时，他和“八人同受遗诏”，这是否真实呢？《大义觉迷录》里说的八人，是七个阿哥（胤祉、胤祐、胤禩、胤禟、胤礻我、胤祹、胤祥）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其他几个年纪小的阿哥（胤禄、胤礼、胤禑、胤祎）是在寝宫外等候的。但可疑的是，《大义觉迷录》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发布的，当时亲历此事的人或者已经死去（胤禩、胤禟），或者备受打击（胤祉、胤礻我、胤祹），或者明哲保身（胤祐），或者正受到雍正的重用（胤祥）。如果“八人同受遗诏”是捏造的话，那雍正说胤禩和胤禟当时的无理和失态，也许只是为给这两兄弟捏造罪名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八人同受遗诏”一说毕竟牵涉的人太多，不太可能是雍正的凭空想象，应该有一定的真实性。何况，当时胤禩和胤禟已死，雍正也没必要再给他们增加罪名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八人”，而在于隆科多所传的遗诏，到底是真是假？这才是受到质疑最多的问题。
雍正自己说，他从斋所赶到康熙寝宫时，康熙并没有和他谈到嗣位问题，直到康熙死后，才由隆科多宣布他继位。如此说来，隆科多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简直就是“口衔天宪”，怪不得雍正后来要叫他“舅舅”了。
当然，按辈分的话，雍正的确要称隆科多为“舅舅”。隆科多是国舅佟国维的第三子，他的姑姑孝章皇后是康熙的生母（由此，隆科多是康熙的表弟）。另外，隆科多的姐姐佟佳氏又是康熙的皇后，因此他又是康熙的内弟，雍正叫他一声舅舅也是理所当然（何况当年雍正是由佟佳氏带养长大的）。
正因为隆科多和康熙的特殊关系，这才被委任了负责京城安全的步军统领一职，由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康熙遗诏的宣读人。只是，在民间的野史传闻里，隆科多所宣读的遗诏显然是“问题”遗诏。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康熙临死前的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也就是传位于十四阿哥胤禵，但雍正偷偷把遗诏给改了。
改诏书的说法有三个变种。第一种是说雍正把“十”改成了“于”字，结果变成“传位于四子”，这种改法比较简单，不过把“十”字上面加一横，下面加个钩，就像现在小朋友因怕挨骂而偷改试卷分数一样。第二种是把“十”字改为“第”字，这个改法似乎有点复杂。第三种是改两个字，那就是把“传位十四子胤祯”改为“传位于四子胤禛”，这个难度就更大了，不但要把“十”改成了“于”字，还要改“祯”字（康熙封胤禵为贝子时称其为胤祯，后来雍正即位后，又把他的名字改回了胤禵这个原来的名字）。如此一来，老母鸡变鸭，四阿哥胤禛便抢了弟弟十四阿哥胤禵的位子。
这三个说法听起来都有点道理，但仔细推敲，却都站不住脚。首先，清代关于皇子的称呼，前面必须有一个“皇”字，比如皇长子、皇太子或者皇四子，如果简单把“十”改成了“于”字的话，整个句子就读不通顺了，本是“传位皇十四子”，改成了“传位皇于四子”，这显然语法不通。其次，清代的书写习惯一般不用“于”字，而用“於”字，如果说“十”改“于”、“十”改“第”、“祯”改“禛”还有点相似的话，“于”和“於”这两个字相差太大，根本没法改。第三，如此改法的前提是汉文诏书，但当时朝廷诏书一般是要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汉文可以改，满文怎么改？
民间传闻辩驳起来不难，那人们要问，雍正当时到底有没有遗诏呢？答案是有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收藏了一道“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日期署的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康熙驾崩的那天。但问题是，这道遗诏在十六日才公布，而且里面有一处错字，四处涂抹，与人们想象中的正式遗诏大相径庭。很显然，这个所谓的“康熙遗诏”是雍正的仓促之作，而绝非康熙的亲笔。不过这不要紧，既然雍正做了皇帝，他想要怎么样的遗诏那都是办得到的，只是不能证明他是合法继位而已。
既然雍正没有遗诏，那怎么来证明自己是合法继位的呢？《朝鲜李朝实录》里记载说，康熙临终时，拿下身上所挂的念珠给胤禛说：“此乃是顺治皇帝临终时赠给我的东西，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你好好保存。”《永宪录》里也有类似的记载，“上（康熙）大渐，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由此看来，雍正在康熙临终前已得到了传位信物。
这种描述似乎有点过头。康熙在弥留之际还能记得六十多年前的事情，这点颇为可疑。而雍正已经知道传位给他了，但后来听到隆科多传诏时又“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也太夸张了。对于此事，野史传闻里却作了个反证。《清朝野史大观》卷一中说，康熙临死前，曾经手书遗诏传位十四皇子。胤禛得知遗诏所在后，将“十”字改为“第”字，然后屏退各位兄弟，一人入畅春园侍疾，其他人均不许入内。据说康熙当时已经昏迷，醒来后突然发现只有胤禛一人在侧，知道被其欺骗，大怒，用枕头和念珠投击胤禛而不中，胤禛则跪而谢罪。不多久，康熙撒手人寰，而胤禛持念珠和遗诏出来，并宣布自己继位。这样看来，康熙临终前授予雍正念珠，似乎确有其事。但很奇怪的是，雍正在位期间，却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如果雍正真有念珠——这个如此有利之信物的话，他怎会不大讲特讲呢？所以“念珠”一说，也只能存疑。
雍正篡位传闻里有一个很有力的质疑，就是雍正后来“生不住畅春园，死不葬清东陵”。畅春园是当时规模最大、最漂亮的皇家园林，也是康熙经常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但雍正即位后弃之不用，却另外拨款扩建圆明园，作为自己的居住、办公之所。另外，雍正即位后，对于康熙最喜欢去的热河避暑山庄，一次也没有去过。最为奇怪的是，雍正生前选定自己死后安葬的陵区时，没有在祖父顺治、父亲康熙所葬之地清东陵，却选择了数百里以外的易县（后称清西陵）。这是为什么？难道雍正是在有意避开自己的父亲康熙吗？{1}
雍正是信鬼的。他曾说：“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朕于天人感应之间，信之甚笃，知之甚明。”雍正的“生不住畅春园，死不葬清东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做了“谋父篡位”的亏心事而心中不安，以至于不愿去康熙当年待过的地方，甚至死后的地方也不敢去，因为他害怕面对父亲的亡魂。也有人说，雍正后来的早逝，其实就是这个心病埋下了病根。
限于材料的不足，目前对雍正即位的官方说法也只能提出质疑而难有确凿的证据，这也是“雍正即位”成为谜案的原因了。或许，康熙的确是打算传位给雍正的，这从雍正在康熙死前几年办理的事务和相关记载可以看出一点迹象，毕竟综合分析下来，雍正继位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事实上，雍正的麻烦其实是康熙所导致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留下书面的遗诏，二是没有在康熙在世时公布其口头遗诏。换句话来说，唯一能证明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其实就是隆科多的口头传诏。从隆科多（或者还有马齐）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是忠实执行了康熙的遗诏，而不太可能去有意篡改——这是最善意的解释，而悲哀的是，或许这就是人们苦苦追求的所谓“真相”。毕竟，以隆科多的身份和地位，无论哪位皇子上台，他都是朝廷重臣，似乎没有必要去冒着风险帮雍正篡位。
康熙之所以让隆科多在他死后传遗诏，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愿意遗诏在自己生前公布，这从他十几年来对建储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不愿意看见自己儿子们的反应，这对他是一种伤害）。另外，从清朝前几次传位的情况来看，也都没有书面的遗诏（并没有这个传统），皇太极和顺治继位都是王公推选的形式，康熙继位虽由顺治临终前指定，但孝庄太后的威信和能力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局面，问题也不大。
康熙开始本想学习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但被证明失败了，但王公推选制在康熙几十年集权专制的打击下，早已失去了群体认同。由此看来，康熙对传位的考虑有些时代错位，甚至徘徊不定，无从选择——他最终采用了通过自己最信任的人去宣布遗诏，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康熙的问题解决了，但雍正的麻烦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