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末，胤禵寻访到青海塔尔寺青年喇嘛格桑嘉措作为七世达赖，康熙随后册封了金印和金册（分别重达一百三十两和一百五十两）。随后，胤禵坐镇西宁，派兵护送格桑嘉措前往拉萨，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在布达拉宫行坐床礼，西藏的局势这才稳定下来，胤禵也圆满完成了平定西藏的任务。后来，康熙还在西藏立碑纪念，颂扬此次功绩。可惜雍正上台后，硬说碑文“并不颂扬皇考，惟称赞大将军胤禵”，下令将碑毁掉，改撰新文。
再说胤禵，西藏平定后的任务就是厉兵秣马，筹备粮饷，准备来年进剿准噶尔，彻底消灭策妄阿喇布坦势力。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康熙将胤禵召回京师，面授用兵方略。胤禵到京城时，康熙特命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率领京内大臣前往城外迎接，仪式颇为隆重。由于担心康熙不再让胤禵回军中立功了，九阿哥胤禟还私下抱怨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然而，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月，康熙仍让胤禵回到军中。
早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以前，胤禵已经表现出对储位的兴趣了。他曾经接见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待以高坐，呼以先生”，和当年八阿哥胤禩“礼贤下士”颇有几分相像。胤禵第一次离京时，曾特意叮嘱胤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息。”怕胤禟听不懂，胤禵又特意补充道：“若圣祖皇帝但有欠安，就早早带一个信。”
醉翁之意不在酒，胤禵关心的不仅仅是老爸的健康，着重点其实是落在“皇父年高”这句话上，其中含义昭然若揭。胤禵在西北时，继续招贤纳士，很关心自己的前途。当时有个叫张恺的算命人，故意奉承他说：“大将军的命是元（玄）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胤禵听了十分开心，称他“说得很是”，这人也由此骗得大把银子。
但很奇怪的是，胤禵虽然表面风光，但在出征已近四年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得到封王，依旧是贝子的身份。虽然他行文时都用“大将军王”的字样，但毕竟还不是正式的封王。很多人认为康熙之所以要让胤禵出征，目的就是要让他立功，然后顺理成章地接替皇位。
后来，雍正（即四阿哥胤禛）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在他钦定的《大义觉迷录》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胤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必知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胤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这段话，前面说得还颇有道理，毕竟康熙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身体每况愈下，随时都可能倒下。按理说，要真是想传位胤禵，象征性的立点功回来就可以了，为何要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将之派遣出去呢？这说明胤禵在康熙的眼中，似乎只是一个武将的定位。
当然，也不排除第二种可能性，那就是康熙在五十七年（1718年）时确实有意培养、锻炼胤禵并准备让他接班，但经过后来几年的观察，发现胤禵也不是合适的人选，最终还是将他放弃，否则就不会再派他出征了。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康熙也许认为胤禵的功劳还不够，想让他彻底平定准噶尔部，一旦建此奇功，让他接班，大家也就无话可说了。当然，前提得是康熙认为自己的身体撑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大了。也就是说，后面关于雍正“谋杀父皇、篡改遗诏”的传闻，也就具备了相当的可能性。
雍正说父亲命胤禵远征西北，是因为胤禵在京毫无用处，而且“秉性愚悍，素不安静”，所以要把他赶得远远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当时西北的军情不容乐观，胜败未可逆料，不可能会派这样一个“愚悍”之人去做大将军，毕竟打仗不是儿戏。若真要将胤禵驱远，又怎能让他带兵呢？雍正的说法显然是胡乱猜测。
也许是雍正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之后他又引用了康熙对乌雅氏（雍正和胤禵的生母）说的一段闲话：“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雍正说，这话宫里人都知道，以此来证明康熙素来鄙贱胤禵，殊为可笑。康熙和乌雅氏本是夫妻，夫妻间的闲谈，焉能当真？《大义觉迷录》将这种琐屑的话也刊印进去，实在是有点猥琐荒唐。
也有人说，康熙把胤禵派在外面，是为保护胤禵免受储位斗争的伤害，就像春秋时期“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1}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外也未必安全，譬如当年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即使握有兵权也同样被杀。
不管怎么说，当时的胤禵正处于上升期，还是有机会继承皇位的，至少在当时有很多人这么认为。也许，怪只能怪胤禵生晚了点，没来得及在老头子生前建功立业，又不曾料到后来会奇变突生，自己出征在外，内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已不是他所能够了解和掌控的了。
由此，也就又引出了后来到底是传位于四阿哥还是十四阿哥的一段公案，后叙。